唐朝不遠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人。時間比我們想象的要快得多，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李白和杜甫離我們很遠，但有時候會發現他們的思想狀態，他們對文學的態度，特別是他們進入寫作時，面對讀者、社會、廟堂，和今天的讀書人寫作人是非常相似的。人性總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時間很快，唐朝不遠。

在現在這個網絡時代，他們對語言的苛刻，嚴謹的寫作態度，沉醉於自己的作品當中，沉醉於中國的山河之美當中，對當下的寫作都有很大的啟發。他們和現在的差異很大，共同點也很多。在這個時候，我們更需要嚴苛地對待語言，特別需要有一點杜甫所說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所以我們在今天讀李白和杜甫就非常有意義。

作者和讀者的三個關係

古代的書中，作者和大自然的關係與今天是不一樣的。我們不如古人和外國人。

今天的寫作者和讀者更要解決好三個關係：第一是人和冥冥中某種決定力的關係，或許我們不必輕易使用“神”這個概念，因為我們不是基督教國家，但那種關係仍然還是存在的；第二是人和自我的關係，人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力，即怎樣面對自己，這是很重要的關係；最後一個是人和大自然的關係，大自然是我們生命活動最基本也是最大的背景，如果忽略了這個背景，只關注人和社會的關係，我們的世界就會比較渺小。

李白和杜甫一生不停地在大自然中穿梭奔走，展現的是一個自然世界，連帶產生一些形而上的思考。今天的寫作者和讀者應該更多地思考人和自然的關係。我剛剛說的這三個關係，現在是稍微忽略了一點，特別是人和自然的關係，從李白和杜甫身上會受到很大的啟發。

知識人的獨立

李白和杜甫一輩子追求做官，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施展自己的抱負。當年的知識分子和今天不同，不是一個很獨立的階層，比如說他們不能以寫作為生，也不能到大學裡教書，他們好像讀了書就是要做官，如此才能釋放自己的生命力，才會有所作為，這是他們的要求。還有一部分因素是和今天的人相似的，就是對官場的嚮往，對權力的迷信，這些肯定還是有的。他們身上機會主義的東西還是有的，不能說做官都是像孔夫子那樣，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李白和杜甫都熱衷於做官。他們兩個人有很多不同，但也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兩個都巴結權貴，都寫了一些令自己覺得羞愧的文字。在那個時候，有的知識分子不覺得用文字去巴結權貴是恥辱，但是李白和杜甫，他們兩個人在冷靜下來的時候還是非常羞愧的，這在詩句和文章中都留下了大量的記錄，總之感到不安、慚愧、反省的文字很多。

真正引起知識人反省的還是宋代，宋代的知識分子強調獨立、氣節。出於對兩個偉大詩人的景仰，我們對他們的原諒很多，批評稍微少了一些。我覺得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每個人面對李白和杜甫都應該具有的深刻反省，都要強調的個人的獨立見解，對治理社會、安頓民眾生活要有獨立的見解。這才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所在。有時候我們只能感受李白和杜甫的強烈光芒，在光芒之下，對他們的瑕疵缺乏認識力。我在書中，力圖做一點真實的探究。

李白和杜甫沒有非常清晰、具體的政治設計，但他們的政治抱負、良好的願望比一般的官吏都要好，他們非常純粹。我們說“自古文人多良吏”，那是因為科舉制度的擇優選拔，文人要讀很多的書，受到更多的文明的薰陶，文明對人性的約束力是很強的。有句俗語叫“百無一用是書生”，其實“書生”才是做官的基礎，書生的用處太大了。當然並不是說不是“書生”就做不好各種事情，但“書生”更有可能做好各種事情。一方面他們知道得更多，另一方面好書也會遏制人性中不好的一面。所以我們強調閱讀，離開了閱讀的社會就不會是一個有希望的社會。

關於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

從學術上講，為了把問題說清楚，使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這個沒有問題。但是從作家的體驗和實踐的角度來看，又似乎沒有什麼“現實主義”。非常刻板地再現客觀現實的文字，不可能是好的文學寫作。只要是文學，它就是變形、誇張，就像飛機起飛的過程一樣，先是貼緊地表滑行，到了一定速度還是要起飛的，要到高處。

李白和杜甫的性格不同，但他們都是傑出詩人，從本質上講都是浪漫主義的。他們只是性格不同。所以總體上去讀他們的詩，杜甫最好的作品仍然是很浪漫的，稍微差一點的、文學含量低一些的，就是那些所謂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一個寫作者對客觀現實簡單地再現，就像是飛機的滑行助跑階段，當到了一定速度的時候，仍然會起飛的。

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沒有什麼“現實主義”，而只有“浪漫主義”，不浪漫不會是傑出的作家，不會是詩人。比如說巴爾扎克，一直被說成“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但他的作品是何等的誇張、浪漫，他的作品是高度浪漫的。不能因為他寫的是競爭社會、利益社會，像一部百科全書，那就一定是“現實主義”的。那不過是像飛機起飛前一定要先滑行一樣，只是一個開始。他的藝術思維，激烈的想象，思想各個方面的運動達到一定速度的時候，一定會騰空而起。這就意味著浪漫、想象、幻想，它已經離開了地面。

而杜甫作為詩人，他的性格和李白相比就顯得規矩一點，稍微保守一點、老實一點，於是就被很多研究者定義為“現實主義”的代表。其實每個人的性格和生命色彩都不一樣，不能因為性格不同、色彩不同，就把他的藝術品質給扭曲了。書中有一句話：李白是從天空直接降臨，杜甫是自地面向上攀登——攀登到個人的浪漫、幻想、誇張的藝術高度。藝術家的性格、風格、觀感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從藝術本質來說，他們都是浪漫的。

個人的角落

李白和杜甫只能產生在唐代，只有唐代才會有李白和杜甫。現在如果說還有大詩人，他們也不會是李白和杜甫式的。我們這個時代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礙，對創作的障礙。當然也不完全是負面的，也有好的方面。

網絡時代是一把雙刃劍，兩面都割，不能簡單化地貶損網絡時代，說得一無是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對創作造成的一些傷害是不可逆轉的。比如說人和自然的關係，比如說一個讀者、一個寫作者，再也找不到一種孤獨的個人的角落。空氣裡面都堆積了各種各樣的信息，不出門也要被包圍，很難安靜下來。

文學寫作離開這種孤獨、寂寞、獨自徘徊、危機感，甚至是非常尷尬苦澀的個人環境，不可能出現卓異的、與眾不同的思維。一個當代的讀者也好，作者也好，他可以熱鬧，這個沒有問題；他可以和喧囂攪在一起，卻不應該是常態，如果成為常態還可以寫出傑作，那就奇怪了。一個作者要和一個“遙遠的我”對話，最終有一個讀者，那就是他自己；但是那個“自己”是一個“遙遠的我”，“高處的我”，要那個遙遠和高處的“我”滿意、滿足，就是他個人寫作的最大光榮，有時候是這樣的。

時代的文學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自己的作家。這個作家正因為處於這個時代，才有可能回答和這個時代有關的各種問題。對一個好的作家來講，不應該怨天尤人，說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如此倒黴，處在這樣的一個網絡時代。任何一個作家，他所處的時代就是他個人的“黃金時代”，他的黃金時代就在當下、在眼前，因為他無法選擇。

當然有很大不同了。不要和李白、杜甫比，就是和19世紀前後的作家比，單講文學寫作來說，他們書的內容、節奏，個人表述包括面對讀者的姿態都大為不同。這不是刻意追求的，而是時代所塑造的。現在的作家不可能像19世紀的作家那麼緩慢地敘事，不能那麼寬容自己的文字，而是對自己的文字更為苛刻。用那麼多的文字表達常常是有問題的，因為使用那麼多的文字就需要更多的理由。所以要儘可能地壓縮自己的文字，不可以過分地放縱自己的文字。《你在高原》寫了五百一十萬字，出版時壓縮了六十萬字，變成四百五十萬字。寫了二十二年。

讀者太多，國家太大，各種可能性都有，作者找到一種讀者，為他寫作就很欣慰了。所以一個寫作者要為更高更遠的那個“我”去工作，但也極有可能遇到一個大讀者，他在一個角落裡等待著，這就是精神的相通。

文化的層次

文學是文化傳承中、結構中的核心部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多通過經典作品得到了保存和延續，得到了普及，變得深入人心。為什麼要分層次？因為文化不能搞成平面化，它是有縱深的、是立體的。

文化當中有一些晦澀的部分，有一些很高深的部分，必須要有一小部分人，比如說書齋裡的人、大學裡的人、寂寞的學者，由他們來保留和維護。有一部分是需要一些個人做出獨有的解析，權利在他們那裡。另有一些人做下一層的工作，比如說推廣和普及。無論是真理、藝術、思想，都有很深很高的部分，都處於一個幽深的層面。如果說把這些不同的東西攪在一起，弄得似是而非，讓每個人都可以懂，就可能變得淺薄，真正深刻的思想一定傳承不下來。

網絡時代很容易就把文化應該存在的層次給抹平了，因為大眾傳媒一定是放大通俗的聲音。現在最需要做的一個良性的工作，有意義的工作，不是這樣的。要回到高層和深層去挖掘和固守，把一個民族文化的層次給予充分的保留和展示。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娛樂的時代，商業的時代，物質的時代，很容易把文化搞得淺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