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之先 四堂之上
文/王本興
孫詒讓（1848－1908）
一提到甲骨文，人們就首先想到“甲骨四堂”(雪堂羅振玉、觀堂王國維、彥堂董作賓、鼎堂郭沫若)。再說其他人物似乎就不那麼熟悉和認真了。而對清末經學家、文字學家、甲骨文研究的開山鼻祖孫詒讓先生卻提及較少，知之者亦相對不多。甚至有一些大型的辭典工具書在論述書法史、藝術史的甲骨文部分時，連孫詒讓先生的名字亦不曾提及。這確實令人遺憾和惋惜。不錯，孫詒讓先生(1848一1908)在世只有短暫的60個年頭，他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讀書和研究，整理古籍。他生性善良，是一個真正做學問的“書呆子”。他著作等身，學術成就宏富，在經學禮制、文獻校勘、典籍訓詁、國學教育諸領域裡建樹卓越。特別是在甲骨文領域裡，他撰著了我國第一部考釋甲骨文的專著《契文舉例》，可謂披荊斬棘、篳路藍縷，是立下了開山之功的第一大功臣。所以章太炎先生稱他是：“三百年絕等雙”。予以為在甲骨文領域裡，可以用八個字來給孫先生定位，那就是：“甲骨之先，四堂之上”。
孫詒讓墓（1848－1908）
眾所周知，能稱得上“甲骨之先”的人，應有三位，第一位當是王懿榮先生(1845一1900)，他首先在1899年發現了甲骨文，並確定其為殷商文物。然而，他還沒有來得及對甲骨文進行進一步研究探討時，即在發現甲骨文的第二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他就為國殉難。故而王懿榮先生是最先發現甲骨文的學者。第二位系劉鶚先生(1857一1909)，字鐵雲。他從所藏5000多片甲骨文中，選拓了1058片。1903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甲骨著作《鐵雲藏龜》，讓世界第一次見到了甲骨文的模樣，並第一次向世人提出甲骨文“為殷人的刀筆文字”。他在《鐵雲藏龜》序文中確認了55個卜文單字(其中錯釋了13個)。由於卜文字體特異，無法辨別其義。6年後，即1909年7月，他貧病交加，卒於新疆迪化。劉鶚也就成為最先拓印甲骨文的學者。第三位就是孫詒讓先生，孫字仲容，一作仲頌，號籀廎，又作籀膏，一名徴君，晚號越東逸民。浙江瑞安人，同治時舉人，曾報捐刑部主事。前後五次應禮部屢試不第，遂引疾而歸。從此他無意仕途，隨父親孫依言居江寧布政使任所。晚年主溫州師範學堂暨浙江教育會長。1903年，《鐵雲藏龜》影印出版不久，孫詒讓先生就獲得此書，愛不釋手。第二年，即1904年初冬(光緒三十年甲辰十一月)，就完成了這部《契文舉例》，成為甲骨史上第一部發凡起例，考釋甲骨文的開創性著作。實際上《契文舉例》只用了二個月的時間，據傳在此二個月期間，孫詒讓先生把自己關在樓上的書房裡，足不出門，從早到晚一直伏案撰著。面對《鐵雲藏龜》中印刷並不清晰的甲骨拓片，憑藉自己對彝器古文字學的淵博知識，對卜文進行考釋，完成了五萬字的《契文舉例》。全書上下兩卷，上卷為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等八篇，下卷為文字、雜例兩篇。其中正確釋讀出：貞、秉、射、羌、去、省、若、亙、兆、禽、周、毋、惠、設、復、易等難度很大的甲骨文字。全書考釋了約有334個卜文，其中正確的約有185個。書稿撰著完成後，照原稿抄寫了至少五份，分別寄給了羅振玉、劉鶚、端方等人，但一直沒有出版。後來，這些稿本不知了下落。1908年，孫詒讓先生去世，直到《契文舉例》的一份手稿，在上海被王國維發現。1917年，羅振玉遂不惜花費數百金，將其出版發行，此時，離開孫詒讓先生去世已九個年頭了。
孫詒讓先生開創之功的不朽功績及他的《契文舉例》，為何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推介呢？予以為其主要原因有：
其一，孫詒讓先生《契文舉例》完稿後，自己沒有將書稿及時交付印刷出版，而是將手抄本分發交託給了別人。而四年後他又離開了人世。當時，能知道甲骨文的學者還很少很少，因而是歷史和時間埋沒耽誤了他的功績與著錄。
其二，孫詒讓先生《契文舉例》手抄稿，1904年完稿時已是仲冬11月，給了劉、羅、端方等人，5年後即1909年劉客死他鄉。7年後即1911年端方被眾兵殺死於軍中。而羅對此稿本曾說他讀完以後，認為他“未能洞悉奧隱”(《殷墟貞卜文字考》序文)；又說“未能闡發宏旨”(《殷墟書契》序文)。對此稿本以後的下落再也未提及。他們手中的稿本流落何處，無人知曉。沉沒了12年後(1916年)王國維在上海又得孫氏手稿《契文舉例》，第二年(1917年)羅振玉遂出資出版。儘管如此，羅對此稿本並不看好，又認為“得者什一而失者什九”；王國維亦不屑此稿本謂其：“其書實不可取。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絕無條理，又多因所誤釋之字立說，遂覺全無是處”(《王國維全集.書信》164頁)。由此可知，社會動盪、稿本失落、識者稀少、兩堂貶低、後起學者的苛求，造成了一定的誤導和負面性的不良影響。
其三，孫詒讓先生在《契文舉例》完稿後，雖有《名原》問世，但對甲骨文的研究隨著他生命的結束而突然終止，沒有能持續發展下去，沒有能持續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後起的甲骨四堂在甲骨領域裡，不斷有所深入、有所創新與突破，許多開拓性的成果使甲骨文研究不斷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與孫氏也就有了落差感，甚至淡忘了孫氏的功績。
然而，在考釋甲骨文字的領域裡，孫詒讓先生無愧為“甲骨之先”，篳路藍縷的開山之創，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與成就。
關於“四堂之上”一說，予還言猶未盡，現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其一，《契文舉例》是孫詒讓先生晚年的甲骨著述，在他之前還不曾有人做過對甲骨文字考釋與研究的工作，這是一個不爭的公認的事實。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雖然對他的《契文舉例》評價不高，但也不得不承認有“篳路雄輪”之功。隨著歲月的流逝，後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契文舉例》的重大價值，而後人的一些研究和著述，明顯的可以看到，亦或多或少帶有孫詒讓先生著述的影響和痕跡。邵子風先生《甲骨書錄解題》撰文雲：“草創條例，審釋殷文，在殷契著述中首具披荊斬棘之功，後賢有作皆此書所啟導也。”又謂：“自殷契出土以來，此中國學術史上別創領域，其有禆於殷墟文字之學，尤未可估量也。”錢南揚先生《孫詒讓傳》有文雲：“近世甲骨之學從此始，其創闢之功大矣。”從上述“羅王”的讚歎，到後賢學者“甲骨從此始”、皆此書所啟導”之說，足可證明功在四堂之上。
其二，陳夢家先生認為“羅王”不免苛刻了一點”。孫詒讓先生是“有開山之功”的。“初步的較有系統的認識甲骨文字的第一人”。1964年郭沫若先生在孫詒讓家鄉浙江瑞安，參觀孫氏的藏書樓(玉海樓)時，題詞謂：“甲骨文字之學，創始於孫詒讓，繼之者為王觀堂、飲水思源，二君殊可紀念”(洪煥椿《浙江文獻叢考》)。郭沫若先生為甲骨四堂之一，他說這些話時已距《契文舉例》60年。“飲水思源”，語重心長，推崇孫詒讓先生為“創始人”，連王觀堂也只能作“後繼者”。可見孫氏應在四堂之上矣。
最後，我想引用裘錫圭先生和姚孝遂先生對孫詒讓先生的評語作為本文的結束。裘錫圭先生《古文字論集》336頁撰文雲：《契文舉例》“在釋字方面的貢獻應該說是相當大的”，“是甲骨文研究方面一部有重要價值的開創性著作。關於此書的評價，不但王國維說的‘實無可取’‘全無是處’明顯不合事實，就是羅振玉所說的‘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也是不夠公允的。考慮到孫氏寫書時在資料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他所作出的那些貢獻就更加值得後人珍視了。孫氏在古文字和文獻方面的學歷決不在‘羅王’之下”。姚孝遂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字學史》325頁有文雲：“孫氏提出的研究古文字的思路，如今還是人們普遍應用的科學途徑”。
“有些事歷史是會永遠銘記的”這是我信奉的一句話，孫詒讓先生心胸善良，默默無聞，謙虛謹慎，把智慧和學養留給了後人，王本興在此向你鞠躬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