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文明和安諾石印驚現古“漢字”！試談甲骨文形成的歷史邏輯'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圖源：harappa）
在這種交流互動過程中，印章充當起了商品和財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貝則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等價物。海貝屬於暖水種生物，主要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國最早使用海貝的地方為馬家窯文化，後盛行於青銅時代。馬家窯文化地處西北腹地，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經西北與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
有商品貿易活動，自然就有從事這一活動的族群。從先秦文獻來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從考古材料來看，殷墟婦好墓大量使用了來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馬車也是源於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認為，較大規模的貿易是通行文字（即狹義文字）形成的原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為文字創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實證夏朝之惑：為什麼創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創制者為什麼是商不是夏？
筆者在《沒有共時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實錘？論夏代文明研究的一個誤區》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沒有創制文字，並因此提出了在沒有夏人自證性文字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夏研究突圍的問題。這篇文章發佈後，有讀者向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創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這個提問非常好，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下面，筆者就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
印章是貿易活動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營商文化傳統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實上，殷墟遺址確實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後出土過三枚青銅印章，具體可參閱《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載的相關簡報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國時期黃濬所輯《鄴中片羽》也曾著錄“安陽三璽”（如下圖），李學勤先生認為，安陽三璽均為商代文字印。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圖源：harappa）
在這種交流互動過程中，印章充當起了商品和財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貝則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等價物。海貝屬於暖水種生物，主要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國最早使用海貝的地方為馬家窯文化，後盛行於青銅時代。馬家窯文化地處西北腹地，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經西北與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
有商品貿易活動，自然就有從事這一活動的族群。從先秦文獻來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從考古材料來看，殷墟婦好墓大量使用了來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馬車也是源於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認為，較大規模的貿易是通行文字（即狹義文字）形成的原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為文字創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實證夏朝之惑：為什麼創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創制者為什麼是商不是夏？
筆者在《沒有共時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實錘？論夏代文明研究的一個誤區》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沒有創制文字，並因此提出了在沒有夏人自證性文字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夏研究突圍的問題。這篇文章發佈後，有讀者向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創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這個提問非常好，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下面，筆者就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
印章是貿易活動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營商文化傳統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實上，殷墟遺址確實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後出土過三枚青銅印章，具體可參閱《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載的相關簡報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國時期黃濬所輯《鄴中片羽》也曾著錄“安陽三璽”（如下圖），李學勤先生認為，安陽三璽均為商代文字印。
安陽三璽（原錄於《鄴中片羽》）
另外，1976年，殷墟婦好墓曾出土一件所謂的“龍紐石器蓋”，經李零教授研究，該物實為圖形章（如圖）。 在殷商崛起之前，印章在商品貿易活動中起著標誌器主以明所有權的作用；而在殷商崛起後，印章開始步入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並逐漸轉變為一種權力象徵。這種印章文化的形成，從源頭上講顯然也可以溯及殷商民族的文化傳統。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圖源：harappa）
在這種交流互動過程中，印章充當起了商品和財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貝則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等價物。海貝屬於暖水種生物，主要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國最早使用海貝的地方為馬家窯文化，後盛行於青銅時代。馬家窯文化地處西北腹地，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經西北與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
有商品貿易活動，自然就有從事這一活動的族群。從先秦文獻來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從考古材料來看，殷墟婦好墓大量使用了來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馬車也是源於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認為，較大規模的貿易是通行文字（即狹義文字）形成的原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為文字創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實證夏朝之惑：為什麼創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創制者為什麼是商不是夏？
筆者在《沒有共時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實錘？論夏代文明研究的一個誤區》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沒有創制文字，並因此提出了在沒有夏人自證性文字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夏研究突圍的問題。這篇文章發佈後，有讀者向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創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這個提問非常好，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下面，筆者就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
印章是貿易活動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營商文化傳統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實上，殷墟遺址確實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後出土過三枚青銅印章，具體可參閱《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載的相關簡報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國時期黃濬所輯《鄴中片羽》也曾著錄“安陽三璽”（如下圖），李學勤先生認為，安陽三璽均為商代文字印。
安陽三璽（原錄於《鄴中片羽》）
另外，1976年，殷墟婦好墓曾出土一件所謂的“龍紐石器蓋”，經李零教授研究，該物實為圖形章（如圖）。 在殷商崛起之前，印章在商品貿易活動中起著標誌器主以明所有權的作用；而在殷商崛起後，印章開始步入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並逐漸轉變為一種權力象徵。這種印章文化的形成，從源頭上講顯然也可以溯及殷商民族的文化傳統。
婦好墓出土圖形章（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再來看三星堆遺址。毫無疑問，三星堆文明與當時的印度河地區甚至中亞、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關係的。三星堆出土陶器殘片上的七個刻符，在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多有發現與之相似者，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遺址並沒有出土印章。有關於這方面的內容，2016年還曾發生過一件趣聞。當時，87版《紅樓夢》賈寶玉的扮演者歐陽奮強先生自稱獲得了一枚古蜀印章，引起了社會關注。沒料到，三星堆博物館很快對此進行了澄清，指出“古蜀文化沒有印章也沒有文字”。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圖源：harappa）
在這種交流互動過程中，印章充當起了商品和財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貝則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等價物。海貝屬於暖水種生物，主要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國最早使用海貝的地方為馬家窯文化，後盛行於青銅時代。馬家窯文化地處西北腹地，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經西北與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
有商品貿易活動，自然就有從事這一活動的族群。從先秦文獻來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從考古材料來看，殷墟婦好墓大量使用了來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馬車也是源於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認為，較大規模的貿易是通行文字（即狹義文字）形成的原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為文字創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實證夏朝之惑：為什麼創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創制者為什麼是商不是夏？
筆者在《沒有共時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實錘？論夏代文明研究的一個誤區》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沒有創制文字，並因此提出了在沒有夏人自證性文字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夏研究突圍的問題。這篇文章發佈後，有讀者向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創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這個提問非常好，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下面，筆者就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
印章是貿易活動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營商文化傳統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實上，殷墟遺址確實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後出土過三枚青銅印章，具體可參閱《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載的相關簡報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國時期黃濬所輯《鄴中片羽》也曾著錄“安陽三璽”（如下圖），李學勤先生認為，安陽三璽均為商代文字印。
安陽三璽（原錄於《鄴中片羽》）
另外，1976年，殷墟婦好墓曾出土一件所謂的“龍紐石器蓋”，經李零教授研究，該物實為圖形章（如圖）。 在殷商崛起之前，印章在商品貿易活動中起著標誌器主以明所有權的作用；而在殷商崛起後，印章開始步入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並逐漸轉變為一種權力象徵。這種印章文化的形成，從源頭上講顯然也可以溯及殷商民族的文化傳統。
婦好墓出土圖形章（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再來看三星堆遺址。毫無疑問，三星堆文明與當時的印度河地區甚至中亞、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關係的。三星堆出土陶器殘片上的七個刻符，在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多有發現與之相似者，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遺址並沒有出土印章。有關於這方面的內容，2016年還曾發生過一件趣聞。當時，87版《紅樓夢》賈寶玉的扮演者歐陽奮強先生自稱獲得了一枚古蜀印章，引起了社會關注。沒料到，三星堆博物館很快對此進行了澄清，指出“古蜀文化沒有印章也沒有文字”。
三星堆博物館對“印章”事件的迴應（截自新浪微博頁面）
三星堆文明存在對外的貿易活動，但卻沒有印章出土。這種情況表明，在三星堆文明中，從事貿易活動的族群並沒有進入虞夏聯盟的權力中樞。從整個先秦史體系來看，上文提到月氏、有辛氏、殷商等諸族其實都是虞族集團成員（另文說），這種情況再次表明在虞夏聯盟中，夏族是居於統攝地位的。
2）在夏商二代的政治運行機制中，夏人通過神像來與鬼神溝通，殷人則通過文字來實現這一功能。
殷人毀滅三星堆王朝之後，如何表明自己擁有繼承虞夏王統的合法性，對於殷商人來說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三星堆文化和殷墟文化都有濃厚的原始宗教氣息。在那樣一個時代，如何塑造自身與天地鬼神的溝通能力事關整個政權的統治基礎。
在三星堆時代，夏人與天地溝通是通過鑄造神像、神樹、太陽形器、神鳥、神獸等器物來實現的。如果殷商人完全照搬夏人的文化模式，則顯示不出其具有繼承王統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基於殷商民族自身的文化傳統，通過創造成體系的文字來實現與神靈的溝通，對殷商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個極佳選擇。《淮南子》說“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這條記載看似不經，實則說明了文字創制具有神聖特徵，這與古埃及把文字稱為”神的語言“是相似的。
（2）甲骨文的體系化，為什麼是在武丁時期，而不是盤庚、小辛、小乙時期？
1）依照“夏與商周並行論”的觀點，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完成體系化創制與三星堆青銅文明的毀滅事件有關。筆者已在多篇文章中點明，這一毀滅事件即《左傳》中的“后羿代夏”，《竹書紀年》中的“益幹啟位”。伯益猶言后羿，後、伯均取王義。益為影母錫部字，羿為影母質部，益、羿二字雙聲對轉，古音極近。
在先秦史研究中，有許多重大問題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其中，關於漢字形成的研究即為一例。在正式行文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下文字的定義。
一、文字的定義
裘錫圭教授《文字學概要》說：“在文字定義問題上，語言文字學者分狹義和廣義兩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大致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稱為文字。”
根據這種定義，狹義的文字是與特定語言聯繫在一起的，並且其擁有成體系的記錄符號，具備通過組織不同的符號以構成句子來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能力。廣義的文字實際上是把狹義文字形成前的那些具備形、義要素但難以與語言單位相對應的早期刻劃符號也納入了文字範疇，學術界一般稱這類刻符為“原始文字”，或者叫“史前文字”等。
半坡陶器上的刻符（圖源：《西安半坡》）
按照廣義文字的定義，像諸如西安半坡所見的陶器刻符，以及安徽雙墩、浙江良渚、青海柳灣等遺址發現的刻符都可稱為文字。然而，由於這類刻符數量稀少，實際上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句子以表達完整意思的能力。因此，目前學術界主要使用的是狹義的文字概念。按照狹義文字的定義，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漢文字形成的標誌是殷墟甲骨文的出現。
甲骨文標誌漢字的形成（圖源：中國文字博物館）
二、殷墟甲骨文突然崛起之謎
殷墟甲骨文為什麼會在武丁時期突然出現，至今仍是一個謎。由李學勤、彭裕商二位學者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指出：
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確切判定年代的，都以武丁時期為最早。迄今為止，還未找出確切屬於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辭。……就目前所發現的殷墟甲骨刻辭來說，可以斷言，其中即使有武丁以前的，那也只是鳳毛麟角，絕無形成一類而總結出稱謂系統的可能，更不可能討論其與其它卜辭之間的各種內部聯繫。
殷墟甲骨窖穴（圖源：中國青年網）
整個殷墟時期，計有八代十二商王。其中，武丁為第四王。武丁之前還有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為什麼成熟的甲骨文字會突然出現在武丁時期？在武丁之前甚至說在殷墟之前，我們還有沒有可能發掘到成熟的文字材料？
這些問題，看上去要通過考古才能解決。然而，筆者在進行夏代實證化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走向成熟，其實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骨文的突然出現呢？現在，讓我們先從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談起。
三、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和安諾石印之謎
印度河古文明是著名的古代文明之一，因地處印度河流域而得名，其代表性遺址有摩亨佐·達羅（Mohenjo daro）和哈拉巴（Harappa）等。該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之前的一個古文化，年代大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之間。
印度河人像及印章（圖源：新浪/高關中博客）
印度河谷出土了大量的帶有類似文字符號性質的印章，學者們大多把這種字符稱為印度河谷文字，或者稱為印章文字、圖形文字等。據統計，這類印章文字共有400餘個，大多具有象形文字的特徵。關於這些文字的來源，國外學者有達羅毗荼人起源說、蘇美爾或埃及起源說、本地起源說等幾種觀點。當然，這些都並非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印度河谷文字與漢字起源的關係。
印度河谷印章（圖源：harappa）
1952年，美國學者蓋布（I. J. Gelb）在其新出版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中國文字起源於印度。此說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不少市場，影響至今。
1982年，饒宗頤教授《選堂集林·史林》在香港出版，書中收錄的《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列舉了二十多個單字，認為“印度河谷文字的構造方法跟漢字的關係應該很密切”。但是，饒宗頤教授使用的材料既有比印度河文明晚的，如二里頭、殷墟、四川漢墓的材料，也有與印度河文明時間相當的馬廠文化材料，還有時代上遠早於印度河文明的半坡刻符。這樣，整個情況一下變得複雜了起來。
2011年，四川大學何崝教授的《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出版。書中把印度河谷文字與中國各個時期所見的文字、刻符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比較，結果表明，印度河文字與商代以前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有32個，與中國南方地區所見刻符相同相似者也有32個，與殷墟甲骨文字相同或相似者更達57個。除去重複的，中印兩地所見字符相同或相近者合計達89個。這種情況是偶然的嗎？
印度河文字之謎尚未解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01年7月31日，《紐約時報》第1版發佈一則消息，介紹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 T. 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安諾遺址發現的一枚石印。這枚石印為黑玉料，印面刻有4或5個字符號，筆跡內有紅色。
安諾石印（來自網絡）
印章的發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印章上的字符太像漢字了！然而，據與石印共存的炭測定，該印的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當時，漢字並沒有形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由此提出：“安諾印章迫使我們重新用一種根本不同的方式考慮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
李學勤教授在對安諾石印研究後則指出，安諾石印上的字符均可以從中國史前陶器符號中找到，但他又認為安諾石印和中國境內的仰韶等文化沒有什麼直接聯繫。
四、始於新石器時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
實際上，如果我們把考察的時間範圍拉長、空間範圍擴大，就會發現印度河谷文字和安諾石印出現與中國史前刻符相近甚至相同的情況其實並不奇怪。
從考古資料來看，東西文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發生，並且直到先秦時代就沒有停止過。在這一交流過程中，東西方的產品、技術都在不停地雙向流動。比如，水稻、黍、彩陶、絲綢等就有一個由東往西傳播的過程，而小麥、馬、權杖文化、青銅技術等則有一個由西往東傳播的過程。
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圖源：harappa）
在這種交流互動過程中，印章充當起了商品和財物印信的功用，而海貝則逐漸轉化為一種商品等價物。海貝屬於暖水種生物，主要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從考古材料來看，我國最早使用海貝的地方為馬家窯文化，後盛行於青銅時代。馬家窯文化地處西北腹地，這一事實再次證明中國經西北與域外的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
有商品貿易活動，自然就有從事這一活動的族群。從先秦文獻來看，月氏、有辛氏、殷商等族群均有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從考古材料來看，殷墟婦好墓大量使用了來自今新疆和田的玉料，殷人使用的馬車也是源於域外文化。何崝教授認為，較大規模的貿易是通行文字（即狹義文字）形成的原動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殷商人先天就具有成為文字創制者的文化基因。
五、實證夏朝之惑：為什麼創制甲骨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
（1）甲骨文創制者為什麼是商不是夏？
筆者在《沒有共時的文字材料，夏朝如何實錘？論夏代文明研究的一個誤區》中提到，殷商之前的夏人沒有創制文字，並因此提出了在沒有夏人自證性文字的情況下如何實現夏研究突圍的問題。這篇文章發佈後，有讀者向筆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創制文字的是殷人而不是夏人？”這個提問非常好，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下面，筆者就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
1）殷商民族比夏民族具有更加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
印章是貿易活動中的信物。由殷商民族具有營商文化傳統可知，殷墟必有印信出土。事實上，殷墟遺址確實在1998年、2009年、2010年先後出土過三枚青銅印章，具體可參閱《考古》2012年第12期刊載的相關簡報及研究文章。此外，民國時期黃濬所輯《鄴中片羽》也曾著錄“安陽三璽”（如下圖），李學勤先生認為，安陽三璽均為商代文字印。
安陽三璽（原錄於《鄴中片羽》）
另外，1976年，殷墟婦好墓曾出土一件所謂的“龍紐石器蓋”，經李零教授研究，該物實為圖形章（如圖）。 在殷商崛起之前，印章在商品貿易活動中起著標誌器主以明所有權的作用；而在殷商崛起後，印章開始步入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並逐漸轉變為一種權力象徵。這種印章文化的形成，從源頭上講顯然也可以溯及殷商民族的文化傳統。
婦好墓出土圖形章（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再來看三星堆遺址。毫無疑問，三星堆文明與當時的印度河地區甚至中亞、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關係的。三星堆出土陶器殘片上的七個刻符，在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多有發現與之相似者，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遺址並沒有出土印章。有關於這方面的內容，2016年還曾發生過一件趣聞。當時，87版《紅樓夢》賈寶玉的扮演者歐陽奮強先生自稱獲得了一枚古蜀印章，引起了社會關注。沒料到，三星堆博物館很快對此進行了澄清，指出“古蜀文化沒有印章也沒有文字”。
三星堆博物館對“印章”事件的迴應（截自新浪微博頁面）
三星堆文明存在對外的貿易活動，但卻沒有印章出土。這種情況表明，在三星堆文明中，從事貿易活動的族群並沒有進入虞夏聯盟的權力中樞。從整個先秦史體系來看，上文提到月氏、有辛氏、殷商等諸族其實都是虞族集團成員（另文說），這種情況再次表明在虞夏聯盟中，夏族是居於統攝地位的。
2）在夏商二代的政治運行機制中，夏人通過神像來與鬼神溝通，殷人則通過文字來實現這一功能。
殷人毀滅三星堆王朝之後，如何表明自己擁有繼承虞夏王統的合法性，對於殷商人來說是頭等重要的大事。三星堆文化和殷墟文化都有濃厚的原始宗教氣息。在那樣一個時代，如何塑造自身與天地鬼神的溝通能力事關整個政權的統治基礎。
在三星堆時代，夏人與天地溝通是通過鑄造神像、神樹、太陽形器、神鳥、神獸等器物來實現的。如果殷商人完全照搬夏人的文化模式，則顯示不出其具有繼承王統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基於殷商民族自身的文化傳統，通過創造成體系的文字來實現與神靈的溝通，對殷商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個極佳選擇。《淮南子》說“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這條記載看似不經，實則說明了文字創制具有神聖特徵，這與古埃及把文字稱為”神的語言“是相似的。
（2）甲骨文的體系化，為什麼是在武丁時期，而不是盤庚、小辛、小乙時期？
1）依照“夏與商周並行論”的觀點，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完成體系化創制與三星堆青銅文明的毀滅事件有關。筆者已在多篇文章中點明，這一毀滅事件即《左傳》中的“后羿代夏”，《竹書紀年》中的“益幹啟位”。伯益猶言后羿，後、伯均取王義。益為影母錫部字，羿為影母質部，益、羿二字雙聲對轉，古音極近。
武丁時期的甲骨文
據測年數據，三星堆青銅文明毀滅於約公元前1260年。從殷商世系表來看，這一時期在位的商王為小乙。乙、羿二字上古音為雙聲迭韻，發音相同。小乙之後，商王為武丁。從殷墟卜辭一期的記載可知，當時殷商西部戰事尤其頻繁而慘烈，這說明夏商之爭從小乙時期一直延續到了武丁時期，甚至直到金沙文明重新崛起也沒有停止。從這個角度來說，后羿代夏、益幹啟位和商滅鬼方之戰完全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記錄。對於這一重大事件，筆者曾經利用三星堆青銅神樹的毀滅、竹瓦街青銅器銘文來進行說明，今從甲骨文的崛起而言，是又增一證。殷人本屬於虞族集團的成員，卻滅掉了代表著虞夏聯盟的三星堆文明。從虞人角度來看，三星堆文明的毀滅事件與“商均叛舜”的記載也是相呼應的。
2）從甲骨材料來看，商王武丁為甲骨文的創制做過大量工作，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武丁時期存在一個龐大的卜人集團。據統計，從武丁到帝辛時期的殷代卜人總數為117個，其中僅武丁時期就達70人，超過其他八代商王時期的總和。卜人數量的龐大，為甲骨文的創制提供了充分條件，也為武丁時代加強神權提供了重要支持。
六、結論：甲骨文字形成的歷史邏輯
綜上可知，作為一種成體系的文字，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出現，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文化層面來看，我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出現了大量具有記事性質的刻劃符號，這是甲骨文能夠產生的社會土壤。從經濟層面來看，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出現的遠距離商品和技術交流活動，在促進記事符號的進一步使用的同時，也促成了月氏、殷商等這些具有營商文化傳統的族群的形成。從政治層面來看，殷商民族在取得政權後，創造一種全新的、能夠實現與鬼神溝通的神聖工具，是為了證明其王統具有神聖性的必然要求，而這一點也正是甲骨文之所以會在武丁時期出現的根本原因。
過去，學者們在研究文字起源時，要麼注意到了經濟層面的因素，要麼注意到了文化層面的因素，但對政治層面的因素則往往關注不夠，甚至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課題應該放到整個歷史年代框架中來思考，而這一點正是甲骨文形成之謎長期不能被破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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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3、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何崝：《中國文字起源研究》，巴蜀書社，2011年版。
5、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出版社，2004年版。
6、何毓靈，嶽佔偉：《論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銅印章及相關問題》，《考古》2012年第12期。
7、李零：《婦好墓“龍紐石器蓋”、九溝西周墓“龍紐玉印”及其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