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慘敗之後，中國的文化自信開始崩潰，而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在西方西學面前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我錯了”。經濟強勢崛起之後，重建文化自信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其實建設文化自信就是要擺脫“我錯了”思維，而建立“你錯誤”了的新思維。
要想治病，必須搞清病因。要想消除“我錯了”思維，消除文化自卑，就必須弄清其來龍去脈。本文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文化自卑不是直接在本土產生的，而是從外部引入的，是從日本引入的外來思想。二是，中國的文化自信的消失，文化自卑的形成，主要是在學術界，並通過學術界向實踐界擴散，實踐界並未完全接受學術界的影響，而是採用“理論聯繫實際”對其進行排斥和過濾。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我錯了”思維並非出現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而是出現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我錯了”不是被英國人打出來的，也不是被其他歐美國家打出來的，而是被日本打出來的。中國在文化上不是被歐美西方國家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
中國被日本打服，甲午戰陣本身的失敗僅僅是個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此前中日兩國不同的軍備準備過程。
甲午之前，中國的軍備準備過程叫“洋務運動”，而日本的則叫“明治維新”，兩者都是從1860年代開始。儘管都主張向西方學習，但是，兩者的基本指導原則卻截然不同。
“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 “明治維新”的指導原則則是“脫亞入歐”。“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簡稱，“中學”的核心是儒學，因此也可說是“儒體西用”。 “脫亞入歐”的實質是“脫中入歐”，脫中主要是脫儒，因此，“脫亞入歐”也可以說是“脫儒入歐”。“脫儒”就是反儒、罵儒。
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目標是在文化上徹底西化、入歐，但是又是建立在“脫儒”、反儒的基礎之上，對儒學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當時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們，認為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讓日本陷入了落後，阻礙了日本的進步。日本的反儒者，以被稱為近代日本最偉大啟蒙教育家的福澤諭吉（1835年-1901）為首，其生命年代與張之洞（1837—1909）相當。
甲午海戰慘敗之後，中國的文化自信開始崩潰，而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在西方西學面前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我錯了”。經濟強勢崛起之後，重建文化自信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其實建設文化自信就是要擺脫“我錯了”思維，而建立“你錯誤”了的新思維。
要想治病，必須搞清病因。要想消除“我錯了”思維，消除文化自卑，就必須弄清其來龍去脈。本文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文化自卑不是直接在本土產生的，而是從外部引入的，是從日本引入的外來思想。二是，中國的文化自信的消失，文化自卑的形成，主要是在學術界，並通過學術界向實踐界擴散，實踐界並未完全接受學術界的影響，而是採用“理論聯繫實際”對其進行排斥和過濾。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我錯了”思維並非出現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而是出現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我錯了”不是被英國人打出來的，也不是被其他歐美國家打出來的，而是被日本打出來的。中國在文化上不是被歐美西方國家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
中國被日本打服，甲午戰陣本身的失敗僅僅是個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此前中日兩國不同的軍備準備過程。
甲午之前，中國的軍備準備過程叫“洋務運動”，而日本的則叫“明治維新”，兩者都是從1860年代開始。儘管都主張向西方學習，但是，兩者的基本指導原則卻截然不同。
“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 “明治維新”的指導原則則是“脫亞入歐”。“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簡稱，“中學”的核心是儒學，因此也可說是“儒體西用”。 “脫亞入歐”的實質是“脫中入歐”，脫中主要是脫儒，因此，“脫亞入歐”也可以說是“脫儒入歐”。“脫儒”就是反儒、罵儒。
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目標是在文化上徹底西化、入歐，但是又是建立在“脫儒”、反儒的基礎之上，對儒學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當時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們，認為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讓日本陷入了落後，阻礙了日本的進步。日本的反儒者，以被稱為近代日本最偉大啟蒙教育家的福澤諭吉（1835年-1901）為首，其生命年代與張之洞（1837—1909）相當。
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一文，寫道：“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沒有新水注入，也沒有水流出，有風吹來的時候，整個的池水被吹得渾濁，風止的時候池水又復歸平靜”。他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
福澤諭吉批評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事依賴他人，那麼全國都是些信賴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這就好比盲人行列裡沒有帶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會上有一千個瞎子和一千個明眼人，認為只要智者在上統治人民，人民服從政府的意志就行。這種議論雖然出自孔子，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福澤諭吉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專制因素：“政府的專制是怎樣來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質裡本來就存在著專制的因素，但促進這個因素的發展，並加以粉飾的，難道不是儒者的學術嗎？自古以來，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幹的人物，就是最巧於弄權柄和最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漢儒是老師。”
福澤諭吉說：“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就要變成了禽獸世界……。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敗之流毒以至於危害國家則決不可饒恕。我輩所以極力排斥而毫不假貸也。”
他在《自傳》中稱自己是一個“讀過大量漢文書的人，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是一個極惡的邪道。”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這樣說：“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於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在他眼裡，現在的儒家較之西方文化，就是毫無價值的“破席”和“糠麩”。
日本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位處儒家文明的邊緣，歷史上也長期受儒家的影響。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對唐朝文化和制度直接引入的結果，甚至包括科舉考試。即便從那時算起，日本受中國的影響也已有1000多年了。
儘管科舉考試在日本早已夭折，但是日本卻將以儒家為核心的學術系統很好地繼承下來。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學術，象中國一樣，也是儒家學術。福澤諭吉就出生在一個儒學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熟讀儒家經典。
但是，由於遠離中國大陸，遠離中國實際的文化實踐，日本對儒家的學習，僅僅停留在表層，從未領略其真精神。只學到儒學之用，而未曾學到儒學之體。同時，日本也一直以儒學為外來的，來自中國的，而非自家的。
一旦看到在經濟和武器上遠比中國更強大西方文明，只得儒家之用，而不得儒家之體的日本，馬上感到西方文化是比儒家文化遠遠先進的文化，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就是垃圾。於是日本的學術界就開始徹底否定儒家，並亟亟與中國撇開關係，提出了所謂的“脫亞入歐”。
甲午海戰慘敗之後，中國的文化自信開始崩潰，而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在西方西學面前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我錯了”。經濟強勢崛起之後，重建文化自信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其實建設文化自信就是要擺脫“我錯了”思維，而建立“你錯誤”了的新思維。
要想治病，必須搞清病因。要想消除“我錯了”思維，消除文化自卑，就必須弄清其來龍去脈。本文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文化自卑不是直接在本土產生的，而是從外部引入的，是從日本引入的外來思想。二是，中國的文化自信的消失，文化自卑的形成，主要是在學術界，並通過學術界向實踐界擴散，實踐界並未完全接受學術界的影響，而是採用“理論聯繫實際”對其進行排斥和過濾。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我錯了”思維並非出現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而是出現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我錯了”不是被英國人打出來的，也不是被其他歐美國家打出來的，而是被日本打出來的。中國在文化上不是被歐美西方國家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
中國被日本打服，甲午戰陣本身的失敗僅僅是個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此前中日兩國不同的軍備準備過程。
甲午之前，中國的軍備準備過程叫“洋務運動”，而日本的則叫“明治維新”，兩者都是從1860年代開始。儘管都主張向西方學習，但是，兩者的基本指導原則卻截然不同。
“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 “明治維新”的指導原則則是“脫亞入歐”。“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簡稱，“中學”的核心是儒學，因此也可說是“儒體西用”。 “脫亞入歐”的實質是“脫中入歐”，脫中主要是脫儒，因此，“脫亞入歐”也可以說是“脫儒入歐”。“脫儒”就是反儒、罵儒。
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目標是在文化上徹底西化、入歐，但是又是建立在“脫儒”、反儒的基礎之上，對儒學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當時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們，認為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讓日本陷入了落後，阻礙了日本的進步。日本的反儒者，以被稱為近代日本最偉大啟蒙教育家的福澤諭吉（1835年-1901）為首，其生命年代與張之洞（1837—1909）相當。
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一文，寫道：“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沒有新水注入，也沒有水流出，有風吹來的時候，整個的池水被吹得渾濁，風止的時候池水又復歸平靜”。他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
福澤諭吉批評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事依賴他人，那麼全國都是些信賴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這就好比盲人行列裡沒有帶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會上有一千個瞎子和一千個明眼人，認為只要智者在上統治人民，人民服從政府的意志就行。這種議論雖然出自孔子，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福澤諭吉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專制因素：“政府的專制是怎樣來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質裡本來就存在著專制的因素，但促進這個因素的發展，並加以粉飾的，難道不是儒者的學術嗎？自古以來，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幹的人物，就是最巧於弄權柄和最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漢儒是老師。”
福澤諭吉說：“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就要變成了禽獸世界……。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敗之流毒以至於危害國家則決不可饒恕。我輩所以極力排斥而毫不假貸也。”
他在《自傳》中稱自己是一個“讀過大量漢文書的人，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是一個極惡的邪道。”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這樣說：“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於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在他眼裡，現在的儒家較之西方文化，就是毫無價值的“破席”和“糠麩”。
日本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位處儒家文明的邊緣，歷史上也長期受儒家的影響。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對唐朝文化和制度直接引入的結果，甚至包括科舉考試。即便從那時算起，日本受中國的影響也已有1000多年了。
儘管科舉考試在日本早已夭折，但是日本卻將以儒家為核心的學術系統很好地繼承下來。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學術，象中國一樣，也是儒家學術。福澤諭吉就出生在一個儒學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熟讀儒家經典。
但是，由於遠離中國大陸，遠離中國實際的文化實踐，日本對儒家的學習，僅僅停留在表層，從未領略其真精神。只學到儒學之用，而未曾學到儒學之體。同時，日本也一直以儒學為外來的，來自中國的，而非自家的。
一旦看到在經濟和武器上遠比中國更強大西方文明，只得儒家之用，而不得儒家之體的日本，馬上感到西方文化是比儒家文化遠遠先進的文化，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就是垃圾。於是日本的學術界就開始徹底否定儒家，並亟亟與中國撇開關係，提出了所謂的“脫亞入歐”。
儒家對中國而言不僅是自家的東西，而且中國對儒家的理解不僅知用，更是知其體。儒家的傳承實際是通過兩個路線，一個是學術線，通過讀書做學問，另一個則是實踐線，通過家庭教育以及實際生產生活實踐活動的薰染。在日本學習儒學，僅僅能通過死的書本，而無法通過活的實踐。
因此，當中國面對西方的入侵時，首先的反應不是象日本一樣一心想著如何否定和拋棄儒家，而是一心想著如何保護她。所以，當日本進行“脫儒入歐”時，中國卻提出了“儒體西用”，企圖引入西學之用，去保護儒學之體。
其實甲午海戰不過僅僅一場戰爭而已，但是遺憾地是，這次戰敗被當時處於特殊背景下的中國人，做了過度的放大和過度的解讀。戰爭的結果，被認為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之間優劣勝負的評判標準。
甲午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本身的徹底慘敗，包括其“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基本精神。相對應，日本的大勝，則是被認為是明治維新的完勝，包括其“脫儒入歐”的基本精神。
於是，甲午之後，中國開始自發地出現向日本的留學潮，學習日本先進的西化經驗。此時他們尚不知道，作為他們的派出方的政府和家庭更不知道，等待這些大量中國年輕留學生的，不過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是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和惡毒攻擊。
這批學生似乎學的不錯，當他們學成歸國後，中國就隨之進入一個“革命時代”，不僅有對中國2000年來政治形態的革命，而且更有對中國文化的徹底革命。“革命”其實就是否定，否定中國的制度，否定中國的文化，總之否定中國的一切。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不僅讓清政府倒臺，更是推翻了在中國存在了近4000年的國家首腦世襲制。孫中山的南京政府一成立，其教育總長蔡元培就迫不及待地宣佈廢止讀經。
當蔡元培1916年到北大當校長時，“新文化運動”就隨之開始。所謂的“新文化”，不過是從日本直接搬運來的“脫儒入歐”文化，這些文化搬運者正是由蔡元培召集到北大的那些年輕的留日歸國人員，著名者有：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虞、李大釗等。蔡元培本人也有旅日經歷，胡適是留美的。
因此，新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有兩點，一是對儒家對中國歷史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中國歷史就倆字“吃人”，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之類偏激而無知的觀點。第二點就是全盤西化，以陳獨秀的“德”、“賽”二先生為中心。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進而倡導“脫儒入馬”，從此中國出現兩大流派。一個流派是“脫儒入歐”，一個流派是“脫儒入馬”。
堅持“脫儒入歐”的是國民黨，其主要領導人大都都有留日經歷。堅持“脫儒入馬”的是共產黨，其主要領導人中，唯一一個有留日經歷的是陳獨秀，後來還被開出黨籍。其他的有留蘇的、也有留歐的，唯獨沒有留日的。後人成為其最主要領導人的毛主席，壓根就沒有任何留學經歷，正是他提出了“理論聯繫實際”，對中國實際的重要超過任何的外來理論。
甲午海戰慘敗之後，中國的文化自信開始崩潰，而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在西方西學面前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勢：“我錯了”。經濟強勢崛起之後，重建文化自信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其實建設文化自信就是要擺脫“我錯了”思維，而建立“你錯誤”了的新思維。
要想治病，必須搞清病因。要想消除“我錯了”思維，消除文化自卑，就必須弄清其來龍去脈。本文是想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文化自卑不是直接在本土產生的，而是從外部引入的，是從日本引入的外來思想。二是，中國的文化自信的消失，文化自卑的形成，主要是在學術界，並通過學術界向實踐界擴散，實踐界並未完全接受學術界的影響，而是採用“理論聯繫實際”對其進行排斥和過濾。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我錯了”思維並非出現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而是出現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我錯了”不是被英國人打出來的，也不是被其他歐美國家打出來的，而是被日本打出來的。中國在文化上不是被歐美西方國家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
中國被日本打服，甲午戰陣本身的失敗僅僅是個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此前中日兩國不同的軍備準備過程。
甲午之前，中國的軍備準備過程叫“洋務運動”，而日本的則叫“明治維新”，兩者都是從1860年代開始。儘管都主張向西方學習，但是，兩者的基本指導原則卻截然不同。
“洋務運動”的基本指導原則是“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 “明治維新”的指導原則則是“脫亞入歐”。“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簡稱，“中學”的核心是儒學，因此也可說是“儒體西用”。 “脫亞入歐”的實質是“脫中入歐”，脫中主要是脫儒，因此，“脫亞入歐”也可以說是“脫儒入歐”。“脫儒”就是反儒、罵儒。
日本的“明治維新”根本目標是在文化上徹底西化、入歐，但是又是建立在“脫儒”、反儒的基礎之上，對儒學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當時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們，認為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讓日本陷入了落後，阻礙了日本的進步。日本的反儒者，以被稱為近代日本最偉大啟蒙教育家的福澤諭吉（1835年-1901）為首，其生命年代與張之洞（1837—1909）相當。
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一文，寫道：“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支韓更為相似，此兩國的共同之處就是不知國家改進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現世中對文明事物也並非沒有見聞，但卻視而不見，不為心動，戀戀於古風舊習，與千百年前的古代無異。”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國社會比做“一潭死水”，“沒有新水注入，也沒有水流出，有風吹來的時候，整個的池水被吹得渾濁，風止的時候池水又復歸平靜”。他斷定中國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實在是無有其類”。
福澤諭吉批評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沒有獨立之心，專事依賴他人，那麼全國都是些信賴人的人，沒有人來負責，這就好比盲人行列裡沒有帶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會上有一千個瞎子和一千個明眼人，認為只要智者在上統治人民，人民服從政府的意志就行。這種議論雖然出自孔子，其實是大謬不然的。”
福澤諭吉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專制因素：“政府的專制是怎樣來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質裡本來就存在著專制的因素，但促進這個因素的發展，並加以粉飾的，難道不是儒者的學術嗎？自古以來，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幹的人物，就是最巧於弄權柄和最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漢儒是老師。”
福澤諭吉說：“儒教在後世愈傳愈壞，逐漸降低了人的智德，惡人和愚者越來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傳到末世的今天，這樣發展下去簡直就要變成了禽獸世界……。幸而人類智慧進步的規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決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樣，不斷湧現勝於古人的人物，促進了文明的進步，推翻了儒者的設想。這是我們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敗之流毒以至於危害國家則決不可饒恕。我輩所以極力排斥而毫不假貸也。”
他在《自傳》中稱自己是一個“讀過大量漢文書的人，卻屢次抓住漢學的要害，不管在講話或寫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擊，這就是所謂的‘恩將仇報’。對漢學來說，我確實是一個極惡的邪道。”
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這樣說：“在西洋所謂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進於文雅這一方面，儒學的功德的確不小。不過，它只是在古時有貢獻，時至今日已經不起作用了。當物資缺乏時，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麩也可以抵食糧，更何況儒學呢？”在他眼裡，現在的儒家較之西方文化，就是毫無價值的“破席”和“糠麩”。
日本與中國大陸一衣帶水，位處儒家文明的邊緣，歷史上也長期受儒家的影響。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對唐朝文化和制度直接引入的結果，甚至包括科舉考試。即便從那時算起，日本受中國的影響也已有1000多年了。
儘管科舉考試在日本早已夭折，但是日本卻將以儒家為核心的學術系統很好地繼承下來。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學術，象中國一樣，也是儒家學術。福澤諭吉就出生在一個儒學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熟讀儒家經典。
但是，由於遠離中國大陸，遠離中國實際的文化實踐，日本對儒家的學習，僅僅停留在表層，從未領略其真精神。只學到儒學之用，而未曾學到儒學之體。同時，日本也一直以儒學為外來的，來自中國的，而非自家的。
一旦看到在經濟和武器上遠比中國更強大西方文明，只得儒家之用，而不得儒家之體的日本，馬上感到西方文化是比儒家文化遠遠先進的文化，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就是垃圾。於是日本的學術界就開始徹底否定儒家，並亟亟與中國撇開關係，提出了所謂的“脫亞入歐”。
儒家對中國而言不僅是自家的東西，而且中國對儒家的理解不僅知用，更是知其體。儒家的傳承實際是通過兩個路線，一個是學術線，通過讀書做學問，另一個則是實踐線，通過家庭教育以及實際生產生活實踐活動的薰染。在日本學習儒學，僅僅能通過死的書本，而無法通過活的實踐。
因此，當中國面對西方的入侵時，首先的反應不是象日本一樣一心想著如何否定和拋棄儒家，而是一心想著如何保護她。所以，當日本進行“脫儒入歐”時，中國卻提出了“儒體西用”，企圖引入西學之用，去保護儒學之體。
其實甲午海戰不過僅僅一場戰爭而已，但是遺憾地是，這次戰敗被當時處於特殊背景下的中國人，做了過度的放大和過度的解讀。戰爭的結果，被認為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之間優劣勝負的評判標準。
甲午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本身的徹底慘敗，包括其“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基本精神。相對應，日本的大勝，則是被認為是明治維新的完勝，包括其“脫儒入歐”的基本精神。
於是，甲午之後，中國開始自發地出現向日本的留學潮，學習日本先進的西化經驗。此時他們尚不知道，作為他們的派出方的政府和家庭更不知道，等待這些大量中國年輕留學生的，不過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是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和惡毒攻擊。
這批學生似乎學的不錯，當他們學成歸國後，中國就隨之進入一個“革命時代”，不僅有對中國2000年來政治形態的革命，而且更有對中國文化的徹底革命。“革命”其實就是否定，否定中國的制度，否定中國的文化，總之否定中國的一切。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不僅讓清政府倒臺，更是推翻了在中國存在了近4000年的國家首腦世襲制。孫中山的南京政府一成立，其教育總長蔡元培就迫不及待地宣佈廢止讀經。
當蔡元培1916年到北大當校長時，“新文化運動”就隨之開始。所謂的“新文化”，不過是從日本直接搬運來的“脫儒入歐”文化，這些文化搬運者正是由蔡元培召集到北大的那些年輕的留日歸國人員，著名者有：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吳虞、李大釗等。蔡元培本人也有旅日經歷，胡適是留美的。
因此，新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有兩點，一是對儒家對中國歷史進行徹底否定和惡毒咒罵，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中國歷史就倆字“吃人”，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之類偏激而無知的觀點。第二點就是全盤西化，以陳獨秀的“德”、“賽”二先生為中心。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被馬克思主義所吸引，進而倡導“脫儒入馬”，從此中國出現兩大流派。一個流派是“脫儒入歐”，一個流派是“脫儒入馬”。
堅持“脫儒入歐”的是國民黨，其主要領導人大都都有留日經歷。堅持“脫儒入馬”的是共產黨，其主要領導人中，唯一一個有留日經歷的是陳獨秀，後來還被開出黨籍。其他的有留蘇的、也有留歐的，唯獨沒有留日的。後人成為其最主要領導人的毛主席，壓根就沒有任何留學經歷，正是他提出了“理論聯繫實際”，對中國實際的重要超過任何的外來理論。
在日本，“脫儒入歐”的思想是先由學術界提出，而後向實踐界滲透。在中國，“脫儒入歐”、“脫儒儒馬”的“新文化”，也是首先由學術界引入，並逐漸影響實踐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自卑的始作俑者是學術界，文化自卑的重災區也是學術界。
甲午海戰之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實踐，從整體上、根本上而言，是毛主席所說的“理論聯繫實際”的，也是洋務運動所倡導的“中體西用”的。“理論聯繫實際”實際就是對“中體西用”的實踐、落實。
在“理論聯繫實際”中，更加強調的是實際，而非理論，可以說是“實際為體，以理論為用”。“實際”是中國之“實際”，“理論”則是西方之“理論”。中國“實際”就是以儒家為核心為文化傳統，更簡約地說，就是儒家文化，就是“中學”。西方之“理論”，就是“西學”。所以，“實際為體，理論為用”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中體西用”。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中國的自信也在迅速回升，這種自信是基於實踐的：政治和經濟實踐，是一種實踐的自信。但是，學術界依然堅持新文化思維，也是文化自卑思維，依然是沒有自信的。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自信中，實際上是包括著文化自信的，因為實踐中的“實際”，其主體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學術界卻把這一層給遮蔽了，讓世人無法看到。
學術界的理論是西方之理論、西學之理論，對中國的實際是視而不見的，是瞪眼瞎。對中國實踐中所積累的自信是視而不見的，對中國實踐中所包含的中國傳統文化更是視而不見。而是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發展的主要動因是外來的理論，而非中國的實際。
因此，當今中國最大矛盾是，學術界和實踐界的脫節。實踐界說：“中國很行”，學術界依然在堅持新文化思維說：“不，中國依然不行”。要真正認知中國之“中體西用”之現狀，要真正建立文化自信，非得對學術界進行一次系統性、範式性革命不可。
中國的文化自卑，是學術界從日本引入的，要消除文化自卑，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須做好兩個方面的清理：對學術界的清理，對外來思想的清理。
當然，這並非徹底否定學術界所引入的外來理論的作用，它們是有作用的，但是一定要清楚，這些作用是在“用”上，而非在“體”上。在“體”上起作用的是中國固有傳統，是儒家文化。
也就是說，在對學術界所引入的外來文化，以及對中國自身文化做評判、評價時，一定要正確區分“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