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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
（美）譚凱 (Nicolas Tackett) 著
胡耀飛 謝宇榮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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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
⊙林 頤
就論述中國史骨架即時代劃分這一問題，日本知名學者內藤湖南提出過有名的“三分法”：古代（或稱上古）=太古至秦漢，中世（或稱中古）=後漢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後。內藤先生的史學研究關注中國內部的階層變遷，重點分析在政治、社會上中古貴族勢力何以衰落，庶民力量何以上升，以及貴族文化的沒落與以新興的庶民階層為主導的新文化(300336,股吧)的蓬勃。
內藤的“三分法”自然多有爭議，而擁躉者也不少。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學者譚凱 (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就是在內藤“三分法”的框架基礎之上，聚焦中世向近世轉變的關鍵時點，探析中古門閥士族消亡原因的著述。
從漢到宋，門閥大族上千年門第不衰。比較著名的世家大族，如北方的范陽盧氏、清河崔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江南的陸氏、張氏、顧氏、周氏，南渡的王謝何庾等。這些家族，一般都有著名人物，如陸氏的陸遜、陸抗、陸機、陸雲、陸贄、陸游、陸秀夫等。
門閥大族的衰落是從社會的流動加快，主要士族群體的流動加快開始的。士族流動加快的原因，一是來自社會動盪對士族的打擊；二是來自士族內部不同區域集團和新舊勢力的矛盾及爭鬥。東晉孫恩盧循之亂、蕭樑侯景之亂和北魏河陰之亂等，無不嚴重打擊了當時的江南士族和代北虜姓這些政治上顯赫的宗族。在隋末農民戰爭期間，以社會底層的庶民及佃戶、部曲、奴僕半賤民為主的農民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唐朝統一政權建立之後，經歷多輪洗牌的士族結構變動必然帶來多重矛盾和衝突。比如，關隴士族雖然處於上層核心地位，但因文化相對落後，其威望就遠不如以崔、盧、李、鄭等為代表的舊族。
譚凱的研究有個巧妙的切入點，即圍繞唐代的墓誌銘展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巫鴻在《黃泉下的美術》中曾論述過墓誌傳記的起源，認為這與三、四世紀魏晉時期的一個法令有關。當時的朝廷禁止在墓地中豎立石碑，於是人們只好將石碑轉移到地下，將其和死者一起埋在墓中。這些墓誌因此保存得相當完好。墓誌銘通常開篇追溯死者家族的歷史，隨後敘述墓主人的生平，主要聚焦他的仕宦生涯和公共形象，以華麗的駢體文稱頌其品德和成就，最後以押韻的誄文概述死者功德，表達生者哀思。通過對墓誌銘的歷史研究，譚凱不但可以獲取以上多重信息，還可以通過數據分析的方式，利用數學工具和分佈圖，分析各地的人口結構，包括成婚年齡和死亡年齡、子女數量和遷移信息，並由此推展至精英階層的地理分佈，家族和婚姻網絡等情況。
通過典型樣本，比如柳宗元的遠親柳內則的墓誌的分析，譚凱剖析了唐朝的門閥觀念。例如河東柳氏，表示來自河東的柳氏家族，並不意味著他卜居於茲，而是表達一種久遠的家族身份的認同。郡望是社會意義上的而非地理意義上的概念。博陵崔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郡望意味著“精英家族祖籍所在的郡”，意味著大族崇高地位的持續不衰。這些大族通過聯姻，構建了牢固的人際網絡，“外人”很難打進他們那個封閉的圈子。《新唐書》記載，唐文宗欲嫁真源、臨真兩公主於士族，不意應徵者寥寥。文宗大為感嘆：“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由此可見，在影響士族地位變化的要素中，崇尚郡望、婚姻的意識觀念變化最慢。
在解釋歷史上那些聲威顯赫的大族失勢的原因時，學者普遍認為是科舉制度興起所致。譚凱反駁了這種觀點。據他的分析，唐代仕途蔭舉與科舉雙途並進，門閥大族嚴密地把持了前者，即便是後者，因為士族向來有文化教育的傳統，庶族通常也是很難躋身其中的。根據陸威儀在《哈佛中國史》中的研究，唐朝時僅有10%的官員是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譚凱的數據收集，官職的鏈條式圖樣，更加直觀地確認了仕宦與身份之間的聯繫。武則天為了與反對她的高門大族的力量抗衡，設置了大量新官職，並且運用進士科考試作為獲得高官的特許途徑。曾經一度改變了士庶的力量對比，但這並沒能動搖門閥的力量。很快，門閥士族就隨著李氏王族的統治而回歸。譚凱認為，被視為歷史轉折點的“安史之亂”實際上也沒能撼動士族，因為後來軍權藩鎮仍控制在大族手中。只是在唐末的黃巢起義摧枯拉朽、風捲殘雲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之後，才使得整個精英網絡肉體上被消滅，由此徹底刨掉了大族的根系，原有的文化世界相應崩潰。
我國古代的門閥大族自後漢時興起，經過三國六朝，一直到唐末，幾百年盤根錯節，從興起、發展到消亡，必然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譚凱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屢次提到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漢學家姜士彬（David G. Johnson）的《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筆者參閱該書，發現姜士彬對門閥大族的發展也有數據統計。姜士彬推論，東晉時期最高級官員出自大族所佔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5%，西晉、南朝和隋代最高時則接近74%，而北魏、西魏和北周都超過了75%，東魏北齊的比例則在60%左右，唐朝初期降至56.4%，後期則為62.3%。而在北宋的第一個世紀裡，宰相來自這個大族群體的比例只有大概2.5%，宋代的40名宰相，有22名明確和唐代大族毫無關係。顯然，唐、宋之間統治階層在這方面的確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譚凱的研究和姜士彬異曲同工，在史學的承襲上則為內藤湖南的“三分法”提供了依據。不過，筆者認為譚凱的論證仍存在一些解釋不周之處。
譚凱在第二章“權力的地理”中，通過分析“洛陽或長安精英在地方的住宅分佈圖”和葬地分佈圖等，肯定了國家精英、高官權臣雲聚京城的情況，也談到了因此帶來的房產價格上升而導致的周邊衛星城的興起，以及由京城向任命地持續而緩慢的遷徙。但他對另外幾種形式的人口流動的論述不足。比如，唐代的科舉僅在京城舉行，士族子弟欲為官者，只能集中在京城以求發展。《通典》曰：“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這正說明了科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它首先是在士族內部的上、下階層中引發了流動，繼而擴展，終使人們意識到打破階層固化，以及超越門第聲望的賢能政治的好處。人口聚居的後果，迫使那些財力不足的京城世家不得不遷出京城，促進了地域間的家族流動。當時還出現了高等士族嫁女賣婚的現象。《唐會要卷》記載唐太宗言：“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託富貴，是無恥也。”所以，士族的家庭、婚姻網絡並不像譚凱所說的那麼嚴密。墓誌銘的一大問題，就是諛辭滿篇而絕不提半點醜話、壞話，這是研究者必須萬分小心的，因此，某些論斷還需要別的材料佐證。
另外，唐玄宗天寶年間就暴露了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安史之亂”則進一步造成流民的泛濫，譚凱看到了軍權的更迭，但對流民現象卻一筆帶過。世家大族遷徙奔逃，重建秩序，軍事力量興起，加劇了唐末的社會動盪，失去土地的農民流居他鄉，宗族組織的凝聚力必然大大削弱。安史之亂後，唐德宗推行兩稅法以代替均田制和租庸調製，規定“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實質上就是以貧富差別取代門第差別，這促使了大家族的瓦解和宗族成員以小家庭為單位的遷徙。唐末農民起義其實就是這些社會危機積累、爆發的後果。黃巢的最後一擊，“凌辱衣冠，屠殘士庶”，燒燬了作為憑證的官私譜牒，終致士庶界限泯滅。
歐陽修撰《新唐書》，對士族衰落的過程有過總結。歐陽修從“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談到門閥制度的弊病，接著說到唐朝時的情形，“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然後舉例大族的社會地位之崇高，“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感嘆其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這段論述可謂十分恰當。譚凱分析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時，注意了墓葬資料的靜態顯示，但動態趨勢觀察似乎不夠。無疑，他提供的方法論是有價值的。正文之後附錄了“配套數據庫的使用方法”、“估算晚唐京城精英的總量”、“九世紀出土墓誌的來源”等數據資料，這是他對中古歷史的重要貢獻，或能開拓學界更有深度、廣度的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