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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先漢民族史》系列
NO.58 堯舜傳說的歷史原型
文|寒山憶雪
圖|寒山憶雪 輯|寒山憶雪
話接上回。古東夷人在洪災中衰落之後，夷羌聯盟的霸權移交到了東羌族群中，首先取得霸權的是臨汾盆地的古唐國。
古唐國之所以可以在「東羌四族」中率先崛起，與一項新的技術有很大的關係。
在仰韶溫暖期內，北方地區溫暖而多雨，農作物可以無需灌溉而正常生長，一些短小的河流水量充沛，村社可以在遠離大河的地方建立。
而堯舜小冰期到來後，北方變得乾冷，黃河與其他河流的支流水量減少甚至乾涸，村社只能傍河而建，農作物在遠離河流的地方只會因為旱災而減產，甚至絕收。
在這種情況下，處在黃河下游低窪區，接近水域的古東夷人，可以種植的農作物無論是面積還是產量，都超過了居住在黃土高原洛陽盆地等高地的東羌人，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在人力貴於一切的上古時代，擁有更多人口的古東夷人，自然可以率先取得夷羌聯盟的霸權。
不過古唐人掌握了一項可以應對旱災的技術，那就是打井技術。
4300年前左右，臨汾盆地的古唐人掌握了打井技術，他們的水井深度可以超過10米，而且分佈密度很高。在某些遺址中，一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出現了三口古井的遺址。
率先發明打井技術後，古唐人的村社和農田，可以開拓到遠離汾河干支流的地方，利用地下水資源對抗乾冷的氣候。
而東羌人其他部族，要到200多年之後，才開始逐漸普及打井技術。因此，率先獲得這一技術的古唐人，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飼養更多的家畜，從而支持繁衍更多的人口，領先其他族群。在古夷人因洪災而衰落之後，古唐人自然率先獲得夷羌聯盟的霸權。
4200年前左右，古唐國的君主成為聯盟的霸主，在後世春秋時代的傳說中，他們被稱作「帝堯」。「堯」在甲骨文中是一個人託著陶胚的形象，或者在一個高臺上放置陶胚的形象，應該指的是善於製陶的人。而「唐」字的本意，也是製陶取土後形成的土坑，是塘的本字。
因此，「唐」這個國名，應該是其他方國對這個擅長製陶的方國的專稱，而「堯」這個君主的稱謂則是這個製陶技術高超的方國君主的專稱，而不是某個人的名字。唐、堯合稱，便類似於「楚王」「齊侯」「周伯」的效果。
唐國率先稱霸，除了自身實力決定以外，與其他方國群的關係疏密也很有聯繫。
古唐國位於臨汾盆地，是夷羌聯盟中位置比較偏邊緣的，與有扈氏類似。無論是與中原的先夏人、河北古夷人、山東的古東夷人進行和平交流，還是刀兵相見，向東翻越「上黨高原」和險峻的太行山都比較困難，而且充滿危險。而向南，經過運城盆地東部的太行古道——軹關徑，進入河內，或者向南經過陝原盆地的崤函走廊進入中原，都要安全而且更容易行走。
所以，與運城陝原兩盆地中的首領方國——古虞國處理好關係，就非常重要了。
古唐國也恰恰是這麼做的，唐虞兩國以及各自代表的方國群，相互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通婚關係。在後世的傳說中，「唐堯」將女兒嫁給古虞國的君主「舜」，正是對唐虞這段聯姻史的記憶。
通過聯姻關係，唐虞兩個方國群形成共同體。以唐虞兩國為首的聯軍，經過崤函走廊，向西可以震懾「有扈氏」，向東可以征服先夏、古夷人各個族群，使得古唐國坐穩霸主之位。
但也正是這樣的聯姻，給了古虞國壯大的機會。古唐人的打井技術傳入運城盆地、陝原盆地之後，古虞國的人口也開始增加，逐漸追平甚至超過古唐國。
和之前的己姓方國取代嬴姓方國、風姓方國取代己姓方國的過程一樣，姚姓古虞國取代祁姓古唐國，也需要合適的契機。
通常來說，這樣的契機無非兩種。
一種是外部戰爭，後起者可以藉此贏得足夠的威望，順理成章的成為新的霸主。另一種是內部變亂，使得前霸主實力衰落，後起者可以通過武力對決奪取霸權。
前一種情況，比如春秋首霸——齊國，在尊王攘夷抵抗戎狄的一系列戰爭中，威望逐漸如日中天，在沒有與之前的「小霸」鄭國交戰的情況下，成為當之無愧的霸主。
後一種情況，比如吳國，通過正面硬槓——以武力擊敗春秋中期二霸之一的楚國，奪取了新霸主之位。
古虞國取代古唐國，似乎兩種情況都有。
外部戰爭方面，和之前的己姓風姓方國一樣，古虞國領銜抵抗南陽盆地三苗部族的北伐，甚至可能進入南陽盆地，打敗三苗部族，迫使一部分古苗人遷離故土。
春秋時期的傳說記載，有虞氏的君主「舜」打敗共工氏，並「躥三苗於三危」。也就是說，如果傳說屬實，那麼就有一部分古苗人被迫遷徙到了「三危」。
有說法認為，「三危」位於隴西高原，遷到「三危」的古苗人與古西戎人融合成了氐羌先民。如果以地緣視角來看的話，南陽盆地的古苗人戰敗後，沿盆地西部的漢江往上游遷徙，是可以抵達隴西的。
不過我們的重點並非去考證「三危」在哪裡，而是關注古虞國領銜打敗三苗後，聲望增加，已經成為事實上的霸主。此時的虞國君主「虞伯」，恰如尊王攘夷成功後的齊桓公。
不過古虞國比後世的齊國更進一步，直接向前霸主古唐國發起了武力戰爭。
戰爭的結果，古唐國戰敗，唐國君主可能被囚禁，也有可能被流放，唐國的都邑也被古虞國佔領。
在考古上，陶寺文化中唯一的大型城址——陶寺遺址，就出現了類似的異變。在4300-4100年前之間的早期階段，陶寺遺址中的城邑稱作早期小城。小城南北長一公里，東西寬560米，總面積約56萬平方米，相當於四分之三個故宮的大小，是風姓方國古辛國都邑——平糧臺古城的14倍。
在這個時期，小城外的貴族墓葬裡，出現十幾個大型的貴族墓葬，可見這個時期的古唐國，經歷了十幾位部族首領的統治。這也佐證了「堯」並非是人名，而更有可能是部族首領的稱號。
而到了4100年前左右，早期小城被人為譭棄，城牆也被推倒，小城的西側則新建了一座中期大城，面積200萬平方米，是小城面積將近4倍。除此以外，小城早期的配套貴族墓地也被譭棄，大城的南側重新修建了的新的墓地和祭祀場所。
這一變化，與竹書紀年中記載的，舜取代堯並流放唐堯之子丹朱的傳說大體吻合。
這也佐證了上古的「禪讓制」的虛假。「禪讓制」很大的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儒家杜撰出來的，順帶迎合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政治需要。真實的上古時代，部族林立，秩序不存，一切靠拳頭說話，血腥暴力才是當時的主色調，溫情脈脈的讓位於賢德之人，只怕更多是後人對上古的美好想象。
古虞國之所以能打敗古唐國，除了自身實力的增強，征討「三苗」積累的威望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既是古虞國成為霸主的條件之一，也為古虞國後來霸權失落埋下了種子。
究竟是另外一個什麼樣的原因呢？下節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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