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濟川( 1859—1928)，字秋航，孝義石像村人，自號石像山人。馮濟川一生博覽群書，筆耕不止，憂國憂民，堅持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並行醫濟世，是三晉傑出的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藏書家，對山西近代工業的興辦卓有貢獻，愛國民主人士。
馮濟川
善學敬師
馮濟川自幼聰穎好學，七歲入私塾，清光緒六年( 1880)，到汾陽師從馬鳴訴。光緒七年，進張之洞創設的令德堂（令德書院）學習。其間，曾師從楊深秀（號儀村、漪村，山西聞喜儀張村人，“戊戌六君子”之一）。一年後，入汾陽西河書院。光緒十六年春，入晉陽書院，師從李菊圃。光緒二十年正月，師從屠仁守，中甲午科舉人，年36歲。光緒三十年，馮濟川赴日留學，所見所聞讓其感慨“今日學問，須合世界，而觀其通，不可執一以自隘”，於是向山西當局提交了《擬上張中丞（山西巡撫張曾敭）再派遊學書》。不久，當局派第二批留學生。至此，山西出國留學者日漸增多。
馮濟川一生輾轉各地求學，從師甚多，他對為其“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也始終心懷感激。馮濟川少時讀私塾，曾受業於碾頭村馬存善先生，後又輾轉師從他人，但馮濟川每年要看望馬先生一回，臨進村時必定下車步行，以示尊敬。光緒二十三年（1897），恩師李菊圃病重之時，在汾陽的馮濟川聽消息後，急趕省城太原，原只是想看望一下，但看恩師病重，不忍離去，一直陪住了近三個月，後因事不得已才離開。李菊圃去世後，馮濟川寫了《李菊圃先生傳》以作紀念，並遵師囑託將其平生著述、日記、批牘等整理刊行，出版《李菊圃先生遺文》，宣揚先生學說。其尊師之情可見一斑。
石像山人墓誌銘
興學重教
馮濟川認為，“國家之治，由於人才，人才之成，本於學校”，“要想讓國之興旺，必先讓國人有學識”，興辦學堂是培養國家人才的好事善事。馮濟川一生以興學為己任，在其自撰的墓誌銘中自我描述為“兵戰商戰，不如以學，海外歸來，育英是樂”，被譽為“山西興新學之先聲”。
馮濟川早年即在家鄉設書館教親屬子弟讀書識字，但那時規模很小。在去日本留學前兩年，即光緒二十八年( 1902)，為了讓鄉里更多的子弟讀書，創辦輔仁文社。除了自己親自講學，還請了當地幾位有聲望的老師講課。而之所以取名輔仁，意在希望學子將來能成為愛國愛民的仁人志士。
光緒二十九年(1903)，馮濟川任職平遙超山書院，就有創辦公立中學的想法。東瀛之行，更讓他感慨良多。日本區區一小島國，明治維新後以培養教員為先務，學校如林，人才輩出，國勢蒸蒸日上，日俄一戰大勝之後，一躍成為世界強國，而我泱泱五千年文明大國，卻備受日本及其他國家蹂躪，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讓馮濟川認識到富國強民的重要和人才培養的迫切性，辦學之心愈強。他在日記中寫到：“中日之盛衰，無往不見端息，我如若不再醒悟奮起，任權者爭利，民者爭食，時日一長，國將何存？富國強民，基石就在興教，教育興，人才出，人才濟濟，國力何愁不強？”
馮濟川自日本歸來後便四處活動遊說，聯絡同仁好友商議辦學堂之事。他利用和冀寧道道臺丁寶銓（字衡甫）的關係，獲丁資助1200兩白銀，又召集孟元文、劉懋賞、徐一清等十人每人各出300兩（共籌3000兩白銀），作為開辦費，並親自執筆起草文書呈稟撫學兩憲：“竊維晉省以四千年前文明最古之城，變而為數百年未進化最滯之鄉，又趨而為二十世紀內外交涉最繁之場所，礦路複雜，時事交迫，非人人具有普通學識，不足以其衝。自岑撫奏辦大學堂，歷經撫學憲加意整頓，並派學生東遊，文明內輸，而士子向學之心一振，然學務雖有起色，而教育殊難普及，至各府州庭縣之學堂，以僻處偏遠，教授管理，均難合法。惟於省城風氣先開之地，設立中學堂……”這一善舉得到了撫學兩憲的同意。光緒三十二年（1906），山西省城太原第一所公立中學——全晉公立中學堂（今太原五中前身），經山西巡撫張曾敭、學政寶熙的核準，正式創立，馮濟川被公推為教務長（校長）。
此外，馮濟川還倡辦汾州府西河中學堂、孝義縣兌鎮高等小學堂，並積極倡導女子入學，與人創辦了公立女子學堂和私立光華女子學校。因其興教辦學成績突出，巡撫以“明經行修、勇於任事”上奏於朝，奉旨授馮濟川翰林院典簿。宣統三年(1911)，馮濟川任中央教育會議員，山西僅其一人。
太原五中
保礦興業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國列強開始掠奪山西的煤炭資源。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設立晉豐公司，準備開採山西盂縣、平定、澤州等地煤礦。之後，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開採權。光緒三十一年，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山西人民的極大憤慨，三晉大地風起雲湧。
馮濟川與晉紳渠本翹、劉篤敬等人積極投入到保礦運動中。英國福公司發現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索賠，最後索賠贖礦銀275萬兩。馮濟川與解藏紉、劉懋賞等四處活動，費盡周折，籌款之事終有著落，由祁縣商人渠本翹出面與省內各票號籌款，並以全省畝捐40萬作抵，籌足銀款。至時，簽約結事，共賠款銀275萬兩，先交百萬，餘三期分交，福公司退出，贖回礦權，並組建山西商辦全省保晉礦務有限公司（簡稱保晉公司）取而代之。
這就是山西近代史上著名的廢約贖礦保礦運動。從此，山西出現了第一個初具規模的煤礦開採公司，煤礦業告別了人工挖煤的歷史，走上了半機械化、大規模開採的道路，山西產業結構也由以票號業、貿易業等為主轉為採礦業、冶煉業為主。馮濟川、渠本翹等對山西近代工業的興辦卓有貢獻。
陽泉保晉文化園
憂國憂民
馮濟川一生曾短暫步入仕途，堅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並矢志不移。義和團運動平息後，馮濟川被委派參與開倉分谷救濟災民，因賑災成績突出，被懸掛“急公好義”匾。後又被委任汾州、隰州等12縣禁菸委員。任職期內，秉公執法，成績斐然，汾、介、孝、平一帶當年無一農戶種植罌粟。民國年間，作為議員的他，針對社會腐敗現象，秉筆抒懷，寫了廣求賢才治國與嚴懲議員賄選的建議書，在那個內亂紛紛的時代，他寫的這些建議書根本無人問津。閒暇之餘，和友人談起政事，他常常感傷地說：“吾有挽救中國之策，上書數次，卻如石沉大海，謹有治國良策，也無可與言者。今老矣！”不過，從其所寫的建議書中，亦可看出一箇舊知識分子在國家動盪之中一心企盼能國泰民安的願望。
行醫濟世
馮濟川所居鄉野，山多路曲，偏僻封閉，農家子弟除了讀書條件差外，還飽受缺醫少藥之苦，一些藥行奸商往往將藥以次充好，坑害百姓。馮濟川想到，父親、叔叔和弟妹等人也多是因這些原因延誤病情，過早離世，而自己一生盡心為國，卻無力改變官場腐敗、民生艱難的現狀。人云：不為良相，便從良醫。自己仕途上無大為，雖不是醫生，但辦藥鋪也算濟世之舉。便在花甲慶壽那年與同鄉楊同聲等人開設了“體仁堂”藥鋪，並與同仁約定，藥必真，價必廉，濟世救人，講究信用。
剛開始，藥鋪的經營還能按馮濟川所約，時日一長，便不再遵守。馮濟川很是失望，他在日記中寫道：“嗚呼，生逢末世，即求以醫藥濟人而不得也，可慨也夫。”憤然退出，從此一心撲在白馬溝書館，專心講學著述。
《馮濟川文集》
著述藏書
馮濟川酷愛讀書，凡應用之書，無不購而讀之，藏書頗多，僅民國27年（1938）馮濟川后人就向克俄、碾頭村的民主政府捐書24馱，其藏書總量可想而知。且著述等身，著有：《李菊圃先生遺文》2卷、《國文一貫》10卷、《馮氏宗譜》2卷、《今文尚書》6卷、《毛詩故訓傳》30卷、《禮記菁華錄》12卷、《教育叢書》15種26卷、《山西風土誌》1卷、《西河雜誌》1卷；重纂《孝義縣誌》3卷，《馮氏別錄》2卷、《家乘》2卷、《文鈔》32卷、《詩草》4卷等，並批註《爾雅》《周易》等，成為山西境內現代著述最豐者之一。
責編：彥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