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培養了北宋掘墓人
文/李之亮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禍，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朝廷內部的腐敗所致，也就是俗話說的“奸臣當道”。難怪金兵打過黃河之後，國人呼喊最強烈的口號是誅滅國賊。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陳東為首的一群太學生伏闕上書，請求宋徽宗誅殺以蔡京為首的“六賊”，說他們“欺君罔上，蠹國害民，賣官鬻爵，奸贓狼藉”。可惜為時已晚，金人絕不會放棄偌大一塊被宋朝自己人蛀酸了的蛋糕！不單是當時朝野上下對這些奸臣恨入骨髓，就是在今天，人們說到那段辛酸歷史，也會為堂堂大宋毀在徽宗和幾個奸臣之手感到扼腕憤慨。然而人們大概不會想到，這些北宋王朝的掘墓人，竟大都出自名臣的舉薦和提拔，才一步步爬到了權力的巔峰。為首的蔡京，發跡之奇更耐人尋味。
蔡京是誰們打造出來的呢？這還要從他中進士說起。此人是福建仙遊人，神宗熙寧三年（1070），他和弟弟蔡卞同榜登科。這一榜的考官，乃大名鼎鼎的大學士王珪。王珪是個既有原則性又踏實本分的大好人，他做學士官寫聖旨，一干就是18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這在整個封建時代裡，也是絕無僅有的。歐陽修曾在仁宗面前說他“真學士也”，這不僅僅是對他文章的誇讚，也是對他道德人格的充分肯定。
熙寧三年會試，王珪擔任大主考，一眼就相中了蔡氏兄弟，並對他們的才華嘖嘖讚賞。這些話傳到了參知政事王安石耳朵裡，他正有個老閨女想趕緊嫁出去，於是很快將蔡卞收為東床快婿。當時的王安石雖然還不是正宰相，但因為主持變法，大權獨握，首相曾公亮反倒要看著他的臉色行事兒。給這麼一位老爺子當女婿，能沒有好果子吃嗎？不單是蔡卞一腳踩上了登雲天梯，他哥哥蔡京也無疑是鴻運照到腦門兒了！當然，王安石還是很講“原則”的，他假迷三道地對二蔡說：“你們別想借我的地位撈取高官，都給我下到基層好好鍛鍊去！”所以王安石在位那幾年，二蔡的確奔走於州縣之間，沒得到很高的官位。
歷史有時候很會開玩笑，正因為如此，王安石被迫卸任後，大臣們反而誇讚二蔡有操守，淡泊名利，和靠巴結王安石飛黃騰達的呂惠卿之流不可同日而語。神宗大喜，讓蔡卞做了起居舍人，蔡京做了中書舍人！幾年後，蔡京被任命為開封府尹，終於跨進了朝廷重臣的行列。說到這兒我們明白了：給蔡京第一桶金的是名臣王珪，給他第二桶金的，則是名臣王安石。
不久神宗辭世，高太后垂簾聽政，很快將閒置了15年的錚臣司馬光從洛陽召回汴京，任命為門下侍郎，主持國政。司馬光的主張和王安石一直是針尖對麥芒兒，所以他上臺之後，立即全面徹底堅決乾脆地廢除新法，所有王安石訂立的條條框框，不管有道理沒道理，一律全盤否定。
當時很多大臣對司馬光廢除青苗、保甲、保馬、農田水利、均輸、手實等弊法都拍手稱快，但對個別的法令，卻存在著不同看法，簡單來說，就是一些有識之士認為熙寧新法並非全無是處，比如免役法，就比熙寧變法前施行的助役法更有利於民——免役法改變了原來家家戶戶都要出勞役、凡有損失自行賠償的舊規，規定農戶可以出錢代役，使勞役範圍大大縮小，而且誰佔有的土地資源多，誰就要多負擔役錢，這對囤積土地的大戶們有著較強的鉗制作用，理應保持下去，以避免出現熙寧以前許多農戶因差役閃失而傾家蕩產的慘劇。司馬光卻固執地下令：五天之內，必須廢除免役，恢復助役。
司馬光最好的兩個朋友範純仁和蘇軾率先站出來反對。範純仁說得比較溫和，他建議差役一法應當緩行，不妨先在一路試點，觀其究竟。司馬光卻“持之益堅”，害得範純仁慨然長嘆：“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貴哉？”蘇軾是個炮筒子，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馬光大為不悅。蘇軾又追進政事堂，這一回司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識眉眼高低的蘇軾又講了半天，還是打動不了司馬光，出了政事堂氣得大叫：“司馬牛！司馬牛！”宋朝人罵街是相當有水平的，蘇軾是借孔子弟子司馬牛來指責司馬光倔得像頭牛，令人無法接受。
而與此同時，身為開封府尹的蔡京卻奇蹟般地在五天之內廢除了府界十多個縣的免役法。當他興沖沖地向司馬光彙報時，司馬光拍案讚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就這樣，狡黠善變的蔡京在新任宰相司馬光眼裡，一下子又成了最乖覺最聽話最善解人意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兒。其實蔡京心裡明鏡兒一般：對付司馬光這樣的大傻瓜，最好的辦法就是為他的錯誤決策推波助瀾。說到這兒，給蔡京第三桶金的人又出現了——司馬光，又是一位名臣。
司馬光去世後，蔡京因反覆多變受到諫官們的強力彈劾，倒了幾年黴。或許是老天眷顧，徽宗崇寧元年（1102），宰相曾布和韓忠彥鬧得不可開交，於是韓忠彥想到了在定州當知州的蔡京有大本事，急忙把他調進翰林院，作為自己的得力助手。第二年曾布和韓忠彥兩敗俱傷，蔡京坐收漁翁之利，很快頂掉韓忠彥，自己坐上了參知政事的寶座。這還沒完，不久曾布也罷了官，蔡京再次躥高，當上了正宰相。很明顯，這第四桶金的贈予者是韓忠彥。
從此以後，蔡京和他胞弟蔡卞把攬了朝廷大權，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把好端端一個大宋王朝當成了老蔡家的錢糧庫，並最終變成了金人的饕餮大餐。
《楞嚴經》介紹：
《楞嚴經》石刻由四石組成，高皆39釐米。第一石寬163釐米，刻偈詞41行，滿行10字；第二石寬147釐米，刻偈語39行，滿行10字；第三石寬158釐米，刻偈語42行，滿行10字；第四石寬149釐米，刻偈語、題跋、題款36行，滿行10字。凡刻文158行，字徑皆3釐米，均為行書。其中最末4行題款為正書，字徑約1．5釐米。
《楞嚴經》石刻，嵌在泰山靈巖寺御書閣下門洞外左右壁上。《靈巖志》稱此石刻為“圓通經”，但據泰山碑刻專家姜豐榮考證，此石刻的內容為《首楞嚴經》中之部分偈語，是佛經中的頌詞，以三言至七言以至多言為句。
《楞嚴經》石刻，首段偈語從“覺海性澄圓”始，至“真實心如是”止，書於宋元符二年(1099)，錄自《首楞嚴經義海》第十八卷。第二段偈語自“妙湛總持不動尊”始，至“爍伽羅心不動轉”止，書於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錄自《首楞嚴經義海》第十卷。
書者蔡卞(1058-1117)，字元度，蔡京弟，王安石婿，興化仙遊(今屬福建省)人。熙寧三年(1070)與蔡京同登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檢校少保。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紹聖四年拜尚書左丞；徽宗即位，黜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一年後，又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
此石刻前段偈語書於元符二年，正是蔡卞官尚書左丞之時，後段偈語書於建中靖國元年，正是蔡卞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之時。一年後，即崇寧元年將此二段偈語刻於靈巖，此時蔡卞已知樞密院。未見史料記載蔡卞到過靈巖，他與靈巖寺住持仁欽也毫無關係，那麼此石刻形成的實際情況如何，其中又有什麼故事，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史稱蔡卞人品低下，但歷代對其書法卻多有好評。宋《宣和書譜》稱：“卞自少喜學書，初顏行，筆勢飄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長於大字。晚年高位，不倦書寫，稍親厚者必自書簡牘。”以書名自負的米芾對有宋一代諸多書家多有微詞，對上謂“蔡京不得筆，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臣刷字”，而獨尊蔡卞“得筆”(見《海岳名言》)。而明安世鳳步米芾後塵，在《墨林快事》中稱：“卞勝於京，京又勝於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他把蔡卞推到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之上。蔡氏兄弟政聲不佳，史稱蔡卞上欺天子，下脅同列，中傷善類，其奸惡過章淳。但明王世貞則稱“其書圓健遒美，有兼人之力，而時以已意參之，蓋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廢也”，肯定了其學養與書品的關係。方豪以《斷碑集》名世。嘉靖元年(1522)三月六日，他見此碑發出了“方豪再觀，嗚呼!君子何以人廢書乎”的慨嘆。
由此可知，蔡卞“自成—家”得力於“得筆”。而米芾是書法史上第一個提出“得筆”概念的人。得筆就是得筆法、守筆法。米芾在《群玉堂米帖》中還說：“得筆則細如髭發亦圓，不得筆雖精如椽亦扁。”這裡“圓”、“扁”即指線條質量，“圓”即圓勁，指線條有立體感，“扁”即扁薄，指線條飄浮。“得筆”是書法線條的重要技術標準。初學行書，以蔡卞《楞嚴經》為範本也不失為正途。清王昶《金石萃編》稱此石刻“所書瀏漓頓挫，行法不減(米)元章，且通體完善，臨池家可以模仿也”。
此石刻已收入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華瑰寶·泰山碑刻經典》。
蔡卞《楞嚴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