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廷中歷來不乏能臣、名臣或者說是賢臣而寇準“必將”是“最值得”銘記的那一個。
如果說鄭成功的出生是以收復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為使命的話,那麼寇準的出生,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屬於他的使命!
而說起寇準的這個“使命”就不得不談及其所屬北宋王朝的某些“特點”。
北宋朝廷中歷來不乏能臣、名臣或者說是賢臣而寇準“必將”是“最值得”銘記的那一個。
如果說鄭成功的出生是以收復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為使命的話,那麼寇準的出生,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屬於他的使命!
而說起寇準的這個“使命”就不得不談及其所屬北宋王朝的某些“特點”。
北宋太祖皇帝趙匡胤雖自身屬於“武將”且又因為“武人團體”的擁護而“發家”,但他對“武人集團”包括武將都是持“防備”、“猜疑”加“限制”態度的。
因為他經歷過“五代時期”那個有兵有將就可以“稱王稱霸”的年代,也明白他的“武人”兄弟們今天能把他推到皇帝位置上來,同樣也可以把別人甚至是他們自己推舉到皇帝這個位置上來。
遠的不說,他所曾經“效忠”過的後周太祖郭威不就是這樣的嗎?他自己不就是這樣的嗎?
為了自家能夠“穩坐”天下,也為了自己趙氏家族能夠長久“血食”下去,他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等到北宋建國以後,仗也打的差不多的時候,他開始“削減”起了武將們的“兵權”,導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把戲”。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趙匡胤還是比較“厚道”的,他沒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也沒有像其後世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為了自家天下的永固而對曾經的“兄弟們”大開殺戒以至於讓他的“兄弟們”血流成河。
趙匡胤畢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他明白把“兵權”收歸己手,畢竟還不算穩妥。於是他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並給予“文官們”更高規格的待遇,甚至有傳言他留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無論傳言中的這個所謂“祖宗家法”可信與否,但有一個事實卻不得不承認“兩宋”期間,因獲罪而被殺的“士大夫”與其他各朝相比確實要少的多得多,甚至某個時期可謂屈指可數。
當然“不殺士大夫”或者說“不輕易殺士大夫”這個“潛規則”的存在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討論,但在這一系列“操作”過後,武將的地位下降的著實厲害,即便是同等級的文武官員相見,武官自覺低人一等,且武官相比文官還更容易動輒得咎。
關於北宋文臣、武將之間巨大“差異化”的“待遇”體現,最典型的例子可參看北宋名將狄青一例。
狄青為北宋名將其於“宋夏戰爭”中屢立戰功,令西夏人聞風喪膽,最後官拜樞密副使(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軍委副主席)。可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京城突然發了大水,狄青帶領家人搬到了當時的相國寺大殿上避水患,因為當時他穿著一身黃衣服在殿上指揮兵士忙活,京城馬上就有人傳言“皇帝坐殿了”。
文臣如歐陽修、文彥博等則大肆渲染其事,暗指狄青有“謀反、篡位”之嫌。當時的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剛開始是不信這些話的,並說狄青是個“忠臣”,誰料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來了句:“我朝太祖還是忠臣呢?”。
這句話的意思不言而喻,也極具殺傷力。皇帝當即免去了狄青的樞密副使一職,並將其流放到了陳州,最後狄青抑鬱而終。
狄青作為北宋難得的名將尚且如此“境遇”,其他武將可想而知!一個文臣的一句話,就能讓一個戰功赫赫、奮死拼殺於疆場的將軍“死無葬身之地”而且過程中不要說“還手之力”了,就連“還口之力”都沒有。
不得不說宋太祖趙匡胤所定下來的“重文輕武”的“國策”還是有用的,北宋包括南宋無一例外的都沒有因“內憂”而亡了國,都是亡在了“外患”上。
就像一個“桃子”一樣,它不是“爛”在“外面”就是“爛”在“裡面”。趙匡胤雖然阻止了它“爛”在“裡面”卻沒有能阻止它爛在“外面”。而且這“爛”在“裡面”也似乎沒有比“爛”在“外面”好多少。
可以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對這一過分“重文輕武”國策的最好“回擊”也是最響亮的一記“耳光”。可惜,後來的“南宋朝廷”還是沒有能從沉睡中“醒來”依舊是在“重蹈覆轍”中。
無怪乎“燕雲十六州”在整個“宋”的時代,無有收復,無怪乎宋初的高梁河(9 79年) 、岐溝關(98 6)之戰接連“敗北”,無怪乎整個宋的時代對外戰爭方面總是“敗多勝少”。
宋朝的統治者們一方面需要武將們為其拼命打仗一方面又猜疑並極力“鉗制”他們。宋朝的軍事怎麼能強大起來?宋朝的軍隊怎麼不會連連打敗仗?
而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受“重文輕武”國策下的軍隊連連打敗仗,一方面軍隊連連打敗使宋朝君臣對於其軍隊的戰鬥力徹底喪失信心(尤其是在對外戰爭方面),以至於有“外敵”入侵宋朝君臣往往抱著“消極逃避的態度”即所謂“能不打就不打”、“能花錢免災就花錢免災”實在不行了“還可以跑”的“靈活應變方針”。
以此為背景,我們來揭開今天的“主題事件”——“澶淵之盟”,以及寇準於此發揮的重要作用。
宋朝軍事上的“頹勢”從太祖、太宗以至於其子孫一直都在持續甚至加劇惡化著。
“澶淵之盟”發生在一個叫做“澶州”的地方。
北宋朝廷中歷來不乏能臣、名臣或者說是賢臣而寇準“必將”是“最值得”銘記的那一個。
如果說鄭成功的出生是以收復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為使命的話,那麼寇準的出生,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屬於他的使命!
而說起寇準的這個“使命”就不得不談及其所屬北宋王朝的某些“特點”。
北宋太祖皇帝趙匡胤雖自身屬於“武將”且又因為“武人團體”的擁護而“發家”,但他對“武人集團”包括武將都是持“防備”、“猜疑”加“限制”態度的。
因為他經歷過“五代時期”那個有兵有將就可以“稱王稱霸”的年代,也明白他的“武人”兄弟們今天能把他推到皇帝位置上來,同樣也可以把別人甚至是他們自己推舉到皇帝這個位置上來。
遠的不說,他所曾經“效忠”過的後周太祖郭威不就是這樣的嗎?他自己不就是這樣的嗎?
為了自家能夠“穩坐”天下,也為了自己趙氏家族能夠長久“血食”下去,他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等到北宋建國以後,仗也打的差不多的時候,他開始“削減”起了武將們的“兵權”,導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把戲”。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趙匡胤還是比較“厚道”的,他沒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也沒有像其後世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為了自家天下的永固而對曾經的“兄弟們”大開殺戒以至於讓他的“兄弟們”血流成河。
趙匡胤畢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他明白把“兵權”收歸己手,畢竟還不算穩妥。於是他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並給予“文官們”更高規格的待遇,甚至有傳言他留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無論傳言中的這個所謂“祖宗家法”可信與否,但有一個事實卻不得不承認“兩宋”期間,因獲罪而被殺的“士大夫”與其他各朝相比確實要少的多得多,甚至某個時期可謂屈指可數。
當然“不殺士大夫”或者說“不輕易殺士大夫”這個“潛規則”的存在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討論,但在這一系列“操作”過後,武將的地位下降的著實厲害,即便是同等級的文武官員相見,武官自覺低人一等,且武官相比文官還更容易動輒得咎。
關於北宋文臣、武將之間巨大“差異化”的“待遇”體現,最典型的例子可參看北宋名將狄青一例。
狄青為北宋名將其於“宋夏戰爭”中屢立戰功,令西夏人聞風喪膽,最後官拜樞密副使(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軍委副主席)。可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京城突然發了大水,狄青帶領家人搬到了當時的相國寺大殿上避水患,因為當時他穿著一身黃衣服在殿上指揮兵士忙活,京城馬上就有人傳言“皇帝坐殿了”。
文臣如歐陽修、文彥博等則大肆渲染其事,暗指狄青有“謀反、篡位”之嫌。當時的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剛開始是不信這些話的,並說狄青是個“忠臣”,誰料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來了句:“我朝太祖還是忠臣呢?”。
這句話的意思不言而喻,也極具殺傷力。皇帝當即免去了狄青的樞密副使一職,並將其流放到了陳州,最後狄青抑鬱而終。
狄青作為北宋難得的名將尚且如此“境遇”,其他武將可想而知!一個文臣的一句話,就能讓一個戰功赫赫、奮死拼殺於疆場的將軍“死無葬身之地”而且過程中不要說“還手之力”了,就連“還口之力”都沒有。
不得不說宋太祖趙匡胤所定下來的“重文輕武”的“國策”還是有用的,北宋包括南宋無一例外的都沒有因“內憂”而亡了國,都是亡在了“外患”上。
就像一個“桃子”一樣,它不是“爛”在“外面”就是“爛”在“裡面”。趙匡胤雖然阻止了它“爛”在“裡面”卻沒有能阻止它爛在“外面”。而且這“爛”在“裡面”也似乎沒有比“爛”在“外面”好多少。
可以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對這一過分“重文輕武”國策的最好“回擊”也是最響亮的一記“耳光”。可惜,後來的“南宋朝廷”還是沒有能從沉睡中“醒來”依舊是在“重蹈覆轍”中。
無怪乎“燕雲十六州”在整個“宋”的時代,無有收復,無怪乎宋初的高梁河(9 79年) 、岐溝關(98 6)之戰接連“敗北”,無怪乎整個宋的時代對外戰爭方面總是“敗多勝少”。
宋朝的統治者們一方面需要武將們為其拼命打仗一方面又猜疑並極力“鉗制”他們。宋朝的軍事怎麼能強大起來?宋朝的軍隊怎麼不會連連打敗仗?
而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受“重文輕武”國策下的軍隊連連打敗仗,一方面軍隊連連打敗使宋朝君臣對於其軍隊的戰鬥力徹底喪失信心(尤其是在對外戰爭方面),以至於有“外敵”入侵宋朝君臣往往抱著“消極逃避的態度”即所謂“能不打就不打”、“能花錢免災就花錢免災”實在不行了“還可以跑”的“靈活應變方針”。
以此為背景,我們來揭開今天的“主題事件”——“澶淵之盟”,以及寇準於此發揮的重要作用。
宋朝軍事上的“頹勢”從太祖、太宗以至於其子孫一直都在持續甚至加劇惡化著。
“澶淵之盟”發生在一個叫做“澶州”的地方。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遼國皇帝耶律隆緒與實權人物蕭太后率契丹鐵騎20萬來犯。
這時候面對勢如破竹、來勢洶洶的契丹人,宋朝君臣明顯是“萎了”。有的主張“談判”、有的主張“避風頭”、更有的主張遷都“南逃”,大家莫衷一是、吵作一團兒。
真宗皇帝這時候也是慌作一團兒,他其實也認同某些大臣“南逃”的意見,因為他確信自家的軍隊“打不過人家”。與其留下來做“俘虜”,不如先“逃跑再說”。
前面我們也大致說到了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如何,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主要原因。
就當宋真宗與大部分大臣就要實行逃跑政策的時候,是寇準力排眾議堅持主戰,並請真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的。
在畢沅《續資治通鑑》中可找到寇準應答真宗問詢的相關記載:
“群臣怯懦無知, 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
“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
從以上寇準所說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也可一窺寇準當時主戰的態度。
在真宗聽從了寇準“御駕親征”的建議後,到達“澶州”南城的時候,真宗皇帝又發生了動搖,這時候寇準再次挺身而出,向真宗勸諫,畢沅《續資治通鑑》載其原話為:
“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徵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
這才又一次堅定了真宗的渡河抗“遼”之心。宋真宗的到來客觀上的確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加之“契丹兵”是“勞師”來攻,宋軍一度佔了上風。這才為後來的“澶淵之盟”打下了良好的談判基礎。
北宋朝廷中歷來不乏能臣、名臣或者說是賢臣而寇準“必將”是“最值得”銘記的那一個。
如果說鄭成功的出生是以收復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為使命的話,那麼寇準的出生,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屬於他的使命!
而說起寇準的這個“使命”就不得不談及其所屬北宋王朝的某些“特點”。
北宋太祖皇帝趙匡胤雖自身屬於“武將”且又因為“武人團體”的擁護而“發家”,但他對“武人集團”包括武將都是持“防備”、“猜疑”加“限制”態度的。
因為他經歷過“五代時期”那個有兵有將就可以“稱王稱霸”的年代,也明白他的“武人”兄弟們今天能把他推到皇帝位置上來,同樣也可以把別人甚至是他們自己推舉到皇帝這個位置上來。
遠的不說,他所曾經“效忠”過的後周太祖郭威不就是這樣的嗎?他自己不就是這樣的嗎?
為了自家能夠“穩坐”天下,也為了自己趙氏家族能夠長久“血食”下去,他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等到北宋建國以後,仗也打的差不多的時候,他開始“削減”起了武將們的“兵權”,導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把戲”。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趙匡胤還是比較“厚道”的,他沒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也沒有像其後世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為了自家天下的永固而對曾經的“兄弟們”大開殺戒以至於讓他的“兄弟們”血流成河。
趙匡胤畢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他明白把“兵權”收歸己手,畢竟還不算穩妥。於是他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並給予“文官們”更高規格的待遇,甚至有傳言他留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無論傳言中的這個所謂“祖宗家法”可信與否,但有一個事實卻不得不承認“兩宋”期間,因獲罪而被殺的“士大夫”與其他各朝相比確實要少的多得多,甚至某個時期可謂屈指可數。
當然“不殺士大夫”或者說“不輕易殺士大夫”這個“潛規則”的存在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討論,但在這一系列“操作”過後,武將的地位下降的著實厲害,即便是同等級的文武官員相見,武官自覺低人一等,且武官相比文官還更容易動輒得咎。
關於北宋文臣、武將之間巨大“差異化”的“待遇”體現,最典型的例子可參看北宋名將狄青一例。
狄青為北宋名將其於“宋夏戰爭”中屢立戰功,令西夏人聞風喪膽,最後官拜樞密副使(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軍委副主席)。可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京城突然發了大水,狄青帶領家人搬到了當時的相國寺大殿上避水患,因為當時他穿著一身黃衣服在殿上指揮兵士忙活,京城馬上就有人傳言“皇帝坐殿了”。
文臣如歐陽修、文彥博等則大肆渲染其事,暗指狄青有“謀反、篡位”之嫌。當時的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剛開始是不信這些話的,並說狄青是個“忠臣”,誰料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來了句:“我朝太祖還是忠臣呢?”。
這句話的意思不言而喻,也極具殺傷力。皇帝當即免去了狄青的樞密副使一職,並將其流放到了陳州,最後狄青抑鬱而終。
狄青作為北宋難得的名將尚且如此“境遇”,其他武將可想而知!一個文臣的一句話,就能讓一個戰功赫赫、奮死拼殺於疆場的將軍“死無葬身之地”而且過程中不要說“還手之力”了,就連“還口之力”都沒有。
不得不說宋太祖趙匡胤所定下來的“重文輕武”的“國策”還是有用的,北宋包括南宋無一例外的都沒有因“內憂”而亡了國,都是亡在了“外患”上。
就像一個“桃子”一樣,它不是“爛”在“外面”就是“爛”在“裡面”。趙匡胤雖然阻止了它“爛”在“裡面”卻沒有能阻止它爛在“外面”。而且這“爛”在“裡面”也似乎沒有比“爛”在“外面”好多少。
可以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對這一過分“重文輕武”國策的最好“回擊”也是最響亮的一記“耳光”。可惜,後來的“南宋朝廷”還是沒有能從沉睡中“醒來”依舊是在“重蹈覆轍”中。
無怪乎“燕雲十六州”在整個“宋”的時代,無有收復,無怪乎宋初的高梁河(9 79年) 、岐溝關(98 6)之戰接連“敗北”,無怪乎整個宋的時代對外戰爭方面總是“敗多勝少”。
宋朝的統治者們一方面需要武將們為其拼命打仗一方面又猜疑並極力“鉗制”他們。宋朝的軍事怎麼能強大起來?宋朝的軍隊怎麼不會連連打敗仗?
而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受“重文輕武”國策下的軍隊連連打敗仗,一方面軍隊連連打敗使宋朝君臣對於其軍隊的戰鬥力徹底喪失信心(尤其是在對外戰爭方面),以至於有“外敵”入侵宋朝君臣往往抱著“消極逃避的態度”即所謂“能不打就不打”、“能花錢免災就花錢免災”實在不行了“還可以跑”的“靈活應變方針”。
以此為背景,我們來揭開今天的“主題事件”——“澶淵之盟”,以及寇準於此發揮的重要作用。
宋朝軍事上的“頹勢”從太祖、太宗以至於其子孫一直都在持續甚至加劇惡化著。
“澶淵之盟”發生在一個叫做“澶州”的地方。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遼國皇帝耶律隆緒與實權人物蕭太后率契丹鐵騎20萬來犯。
這時候面對勢如破竹、來勢洶洶的契丹人,宋朝君臣明顯是“萎了”。有的主張“談判”、有的主張“避風頭”、更有的主張遷都“南逃”,大家莫衷一是、吵作一團兒。
真宗皇帝這時候也是慌作一團兒,他其實也認同某些大臣“南逃”的意見,因為他確信自家的軍隊“打不過人家”。與其留下來做“俘虜”,不如先“逃跑再說”。
前面我們也大致說到了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如何,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主要原因。
就當宋真宗與大部分大臣就要實行逃跑政策的時候,是寇準力排眾議堅持主戰,並請真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的。
在畢沅《續資治通鑑》中可找到寇準應答真宗問詢的相關記載:
“群臣怯懦無知, 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
“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
從以上寇準所說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也可一窺寇準當時主戰的態度。
在真宗聽從了寇準“御駕親征”的建議後,到達“澶州”南城的時候,真宗皇帝又發生了動搖,這時候寇準再次挺身而出,向真宗勸諫,畢沅《續資治通鑑》載其原話為:
“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徵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
這才又一次堅定了真宗的渡河抗“遼”之心。宋真宗的到來客觀上的確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加之“契丹兵”是“勞師”來攻,宋軍一度佔了上風。這才為後來的“澶淵之盟”打下了良好的談判基礎。
其實“澶淵之盟”並非寇準之本意,寇準本想借宋軍乘勝之機向契丹要回幽、薊之地 。但奈何真宗實在是被契丹打怕了,加之他素知自家軍隊之“德行”想要“見好就收”,遂主張了“和議”並於公元1005年與遼國達成了“澶淵之盟”。
即便是如此寇準依舊功不可沒,畢竟如果沒有寇準的“堅持”也許北宋真的會提前變成南宋那樣的“半壁江山”,再者“澶淵之盟”總體來說在當時條件下算是一個宋、遼兩國之間“互相妥協”的結果,雖然說北宋每年要因此拿出不少錢來“買平安”(其實“澶淵之盟”之前北宋也沒少拿錢“買平安”)但畢竟為北宋帶來了長達120年的和平,還是利大於弊的。
不過作為“功臣”的寇準,在“澶淵之盟”後不久就被人陷害。
而陷害寇準的兩人人,一個叫作王欽若,一個叫作丁謂。
而這個王欽若就是當年極力主張真宗“南逃”的幾個主要大臣之一,當年寇準極力主張“應戰”並且成功促成了“澶淵之盟”,這使王欽若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地“刺激”,於是開始對寇準銜恨之,所以他極力在真宗面前詆譭寇準與已經成為了事實的“澶淵之盟”。
他曾經對真宗這樣說道:“契丹人都打到家門口了,我們被逼著簽訂了“城下之盟”這是連春秋時的小國都不屑於乾的事兒!皇上乃堂堂一國之君,竟然親自跑到澶州讓人堵著把盟約給簽了,這不是“城下之盟”是什麼?還有比這更丟人的事兒嗎?”
王欽若也是個察言觀色的好手,他看到真宗有點為所動的樣子,於是又緊接著說道:“皇上聽說過賭徒吧?賭徒一旦在賭桌上輸紅了眼,就會“孤注一擲”的把全部身家壓上,而寇準逼著皇上您出征,可不就是把您當做了“孤注”了嗎?”
這位王欽若可謂“巧舌如簧”,可問題是當年你怎麼不把這話說出來呢?也好顯示出你的“忠君愛國之心”!且如果當年聽了你王欽若的話,這“都城”還在不在?這大宋王朝還在不在都兩說呢?
可無奈,這話宋真宗還真聽進去了,看來真宗皇帝也是個“吃飽了罵廚子的主兒”,且不說當年寇準是否“有功”,這“澶淵之盟”可是你自己牽頭籤的啊!如今危險過去了倒把以前的事情甩了個一乾二淨!
不管怎樣,最後寇準還是被罷免了“宰相”職務。
北宋朝廷中歷來不乏能臣、名臣或者說是賢臣而寇準“必將”是“最值得”銘記的那一個。
如果說鄭成功的出生是以收復被荷蘭人佔領的臺灣為使命的話,那麼寇準的出生,似乎也存在著一個屬於他的使命!
而說起寇準的這個“使命”就不得不談及其所屬北宋王朝的某些“特點”。
北宋太祖皇帝趙匡胤雖自身屬於“武將”且又因為“武人團體”的擁護而“發家”,但他對“武人集團”包括武將都是持“防備”、“猜疑”加“限制”態度的。
因為他經歷過“五代時期”那個有兵有將就可以“稱王稱霸”的年代,也明白他的“武人”兄弟們今天能把他推到皇帝位置上來,同樣也可以把別人甚至是他們自己推舉到皇帝這個位置上來。
遠的不說,他所曾經“效忠”過的後周太祖郭威不就是這樣的嗎?他自己不就是這樣的嗎?
為了自家能夠“穩坐”天下,也為了自己趙氏家族能夠長久“血食”下去,他必須要採取行動了。
等到北宋建國以後,仗也打的差不多的時候,他開始“削減”起了武將們的“兵權”,導演出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把戲”。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趙匡胤還是比較“厚道”的,他沒有像漢高祖劉邦那樣也沒有像其後世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為了自家天下的永固而對曾經的“兄弟們”大開殺戒以至於讓他的“兄弟們”血流成河。
趙匡胤畢竟還是比較有頭腦的,他明白把“兵權”收歸己手,畢竟還不算穩妥。於是他定下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並給予“文官們”更高規格的待遇,甚至有傳言他留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無論傳言中的這個所謂“祖宗家法”可信與否,但有一個事實卻不得不承認“兩宋”期間,因獲罪而被殺的“士大夫”與其他各朝相比確實要少的多得多,甚至某個時期可謂屈指可數。
當然“不殺士大夫”或者說“不輕易殺士大夫”這個“潛規則”的存在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討論,但在這一系列“操作”過後,武將的地位下降的著實厲害,即便是同等級的文武官員相見,武官自覺低人一等,且武官相比文官還更容易動輒得咎。
關於北宋文臣、武將之間巨大“差異化”的“待遇”體現,最典型的例子可參看北宋名將狄青一例。
狄青為北宋名將其於“宋夏戰爭”中屢立戰功,令西夏人聞風喪膽,最後官拜樞密副使(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軍委副主席)。可他的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京城突然發了大水,狄青帶領家人搬到了當時的相國寺大殿上避水患,因為當時他穿著一身黃衣服在殿上指揮兵士忙活,京城馬上就有人傳言“皇帝坐殿了”。
文臣如歐陽修、文彥博等則大肆渲染其事,暗指狄青有“謀反、篡位”之嫌。當時的皇帝是宋仁宗,宋仁宗剛開始是不信這些話的,並說狄青是個“忠臣”,誰料當時的宰相文彥博來了句:“我朝太祖還是忠臣呢?”。
這句話的意思不言而喻,也極具殺傷力。皇帝當即免去了狄青的樞密副使一職,並將其流放到了陳州,最後狄青抑鬱而終。
狄青作為北宋難得的名將尚且如此“境遇”,其他武將可想而知!一個文臣的一句話,就能讓一個戰功赫赫、奮死拼殺於疆場的將軍“死無葬身之地”而且過程中不要說“還手之力”了,就連“還口之力”都沒有。
不得不說宋太祖趙匡胤所定下來的“重文輕武”的“國策”還是有用的,北宋包括南宋無一例外的都沒有因“內憂”而亡了國,都是亡在了“外患”上。
就像一個“桃子”一樣,它不是“爛”在“外面”就是“爛”在“裡面”。趙匡胤雖然阻止了它“爛”在“裡面”卻沒有能阻止它爛在“外面”。而且這“爛”在“裡面”也似乎沒有比“爛”在“外面”好多少。
可以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變”是對這一過分“重文輕武”國策的最好“回擊”也是最響亮的一記“耳光”。可惜,後來的“南宋朝廷”還是沒有能從沉睡中“醒來”依舊是在“重蹈覆轍”中。
無怪乎“燕雲十六州”在整個“宋”的時代,無有收復,無怪乎宋初的高梁河(9 79年) 、岐溝關(98 6)之戰接連“敗北”,無怪乎整個宋的時代對外戰爭方面總是“敗多勝少”。
宋朝的統治者們一方面需要武將們為其拼命打仗一方面又猜疑並極力“鉗制”他們。宋朝的軍事怎麼能強大起來?宋朝的軍隊怎麼不會連連打敗仗?
而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受“重文輕武”國策下的軍隊連連打敗仗,一方面軍隊連連打敗使宋朝君臣對於其軍隊的戰鬥力徹底喪失信心(尤其是在對外戰爭方面),以至於有“外敵”入侵宋朝君臣往往抱著“消極逃避的態度”即所謂“能不打就不打”、“能花錢免災就花錢免災”實在不行了“還可以跑”的“靈活應變方針”。
以此為背景,我們來揭開今天的“主題事件”——“澶淵之盟”,以及寇準於此發揮的重要作用。
宋朝軍事上的“頹勢”從太祖、太宗以至於其子孫一直都在持續甚至加劇惡化著。
“澶淵之盟”發生在一個叫做“澶州”的地方。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遼國皇帝耶律隆緒與實權人物蕭太后率契丹鐵騎20萬來犯。
這時候面對勢如破竹、來勢洶洶的契丹人,宋朝君臣明顯是“萎了”。有的主張“談判”、有的主張“避風頭”、更有的主張遷都“南逃”,大家莫衷一是、吵作一團兒。
真宗皇帝這時候也是慌作一團兒,他其實也認同某些大臣“南逃”的意見,因為他確信自家的軍隊“打不過人家”。與其留下來做“俘虜”,不如先“逃跑再說”。
前面我們也大致說到了宋朝軍隊的戰鬥力如何,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主要原因。
就當宋真宗與大部分大臣就要實行逃跑政策的時候,是寇準力排眾議堅持主戰,並請真宗“御駕親征”鼓舞士氣的。
在畢沅《續資治通鑑》中可找到寇準應答真宗問詢的相關記載:
“群臣怯懦無知, 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
“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
從以上寇準所說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也可一窺寇準當時主戰的態度。
在真宗聽從了寇準“御駕親征”的建議後,到達“澶州”南城的時候,真宗皇帝又發生了動搖,這時候寇準再次挺身而出,向真宗勸諫,畢沅《續資治通鑑》載其原話為:
“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徵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
這才又一次堅定了真宗的渡河抗“遼”之心。宋真宗的到來客觀上的確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加之“契丹兵”是“勞師”來攻,宋軍一度佔了上風。這才為後來的“澶淵之盟”打下了良好的談判基礎。
其實“澶淵之盟”並非寇準之本意,寇準本想借宋軍乘勝之機向契丹要回幽、薊之地 。但奈何真宗實在是被契丹打怕了,加之他素知自家軍隊之“德行”想要“見好就收”,遂主張了“和議”並於公元1005年與遼國達成了“澶淵之盟”。
即便是如此寇準依舊功不可沒,畢竟如果沒有寇準的“堅持”也許北宋真的會提前變成南宋那樣的“半壁江山”,再者“澶淵之盟”總體來說在當時條件下算是一個宋、遼兩國之間“互相妥協”的結果,雖然說北宋每年要因此拿出不少錢來“買平安”(其實“澶淵之盟”之前北宋也沒少拿錢“買平安”)但畢竟為北宋帶來了長達120年的和平,還是利大於弊的。
不過作為“功臣”的寇準,在“澶淵之盟”後不久就被人陷害。
而陷害寇準的兩人人,一個叫作王欽若,一個叫作丁謂。
而這個王欽若就是當年極力主張真宗“南逃”的幾個主要大臣之一,當年寇準極力主張“應戰”並且成功促成了“澶淵之盟”,這使王欽若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地“刺激”,於是開始對寇準銜恨之,所以他極力在真宗面前詆譭寇準與已經成為了事實的“澶淵之盟”。
他曾經對真宗這樣說道:“契丹人都打到家門口了,我們被逼著簽訂了“城下之盟”這是連春秋時的小國都不屑於乾的事兒!皇上乃堂堂一國之君,竟然親自跑到澶州讓人堵著把盟約給簽了,這不是“城下之盟”是什麼?還有比這更丟人的事兒嗎?”
王欽若也是個察言觀色的好手,他看到真宗有點為所動的樣子,於是又緊接著說道:“皇上聽說過賭徒吧?賭徒一旦在賭桌上輸紅了眼,就會“孤注一擲”的把全部身家壓上,而寇準逼著皇上您出征,可不就是把您當做了“孤注”了嗎?”
這位王欽若可謂“巧舌如簧”,可問題是當年你怎麼不把這話說出來呢?也好顯示出你的“忠君愛國之心”!且如果當年聽了你王欽若的話,這“都城”還在不在?這大宋王朝還在不在都兩說呢?
可無奈,這話宋真宗還真聽進去了,看來真宗皇帝也是個“吃飽了罵廚子的主兒”,且不說當年寇準是否“有功”,這“澶淵之盟”可是你自己牽頭籤的啊!如今危險過去了倒把以前的事情甩了個一乾二淨!
不管怎樣,最後寇準還是被罷免了“宰相”職務。
再說說丁謂與寇準的恩怨。
寇準與丁謂本來兩人關係還挺好的,只是在一次中樞會議後,身為內閣成員的寇準、丁謂二 人都參加了宴會。
當時宴會期間,寇準的鬍鬚上沾了一些米粒,也不知當時的丁謂是出於什麼目的,是關心?還是拍馬屁?
反正是他立馬起身用自己的袖子替寇準擦拭了鬍鬚,誰料剛直的寇準來了這麼一句:“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意思是你丁謂作為國家的副宰相,怎麼可以為人擦鬍子呢?
其實這麼一句話,說大也不大,可關鍵是當時是眾目睽睽之下呀,丁謂被弄得頗下不下來臺兒!
從此兩人不僅分道揚鑣而且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當然這件事兒很明顯寇準存在過錯,可這也不能成為你丁謂把人家寇準往死裡整的原因啊?況且寇準這個脾氣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他犯起“倔脾氣來”連皇帝都敢“懟”!
後來丁謂遂“誣告”寇準謀反,也許是真宗還顧念寇準的恩情也許是那傳說中“永不殺士大夫”的潛規則使然,總而言之寇準沒被定為“死罪”。
可死罪可免,活罪難饒,他再一次被罷免了“宰相”的職務,並被流放出了京城,後來更是被髮配到了“雷州”。
這個所謂的“雷州”就在今天的海南島那塊兒,你可別以為發配到海南那塊挺好的還有個景區叫“天涯海角”的,沒事兒旅旅遊也挺舒服的,那你就想錯了?
那時候的海南島那有什麼旅遊景區還屬於“煙瘴地面兒”,更何況你是去受罰的哪有福可享。
插一句話,提起這“煙瘴地面兒”我就想起一個人朱元璋,他的聖旨中就經常出現“煙瘴地面兒”這個詞。在老朱眼裡,你不聽話,就把你發配到“煙瘴地面兒”受罰,老朱罰人有多狠,想必大家心裡有數,可見這被稱為“煙瘴地面兒”的地方環境有多惡劣?
可憐,一代名臣兼挽救了整個王朝的功臣寇準,最終就鬱鬱寡歡死在了哪裡。
說起寇準之死,王欽若、丁謂有責任,但宋真宗呢?有人說寇準被流放時真宗正在生病期間不知道此事,那請問難道真宗一直在生病嗎?抑或是一直被矇在鼓裡嗎?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寇準之死,真宗也有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