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一個武裝集團，或一個政權，乃至一家企業，不同時期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人。如果把《水滸傳》中的水泊梁山比擬成一個小國，在梁山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宋江成為領導人可以說是必然的。但當時的情勢，以及梁山團隊自身的侷限，決定著梁山國很難超越第二個階段，突破瓶頸，“梁山國”只有被招安一條路。

王倫和陳勝的角色庶幾相近

中國數千年來，一次次江山鼎革，朝代更替。最終在群雄逐鹿中勝出的，一定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做對了的，這種正確的行為，質言之就是迎合了時勢，所謂“時勢造英雄”也。羅隱在嘆息諸葛亮北伐失敗的詩《籌筆驛》中言：“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任何一個“創業者”，順時勢之潮流則成，逆時勢之潮流必敗。而在創業的不同時期，則需要創業者有不同謀略、管理模式和行動方案。一個創業者能根據時勢升級，則不會被淘汰；如果還囿於昨日的經驗，很可能昨日之妙藥成今日之砒霜。事後人們評論在混沌中一步步走向成功並獲得政權的人，古代曰他得了“天命”，置換成現代語言這是“歷史的選擇”。

以梁山和秦末漢初群雄並起來比較，可能看得更清楚。

在舊的格局沒有完全被打破，也就是說某個新興產業創業潮最開始的階段，需要創業者的膽量，再加上在舊秩序中的地位。秦末因暴政而民不聊生，在萬馬齊喑的時代，誰能不怕死，勇敢地站出來振臂一呼，他就是英雄，一定是應者雲集。在秦末這個角色是陳勝和吳廣。歷史把他偶然推到了前臺。如《史記·陳涉世家》所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

陳勝、吳廣因大雨困在大澤鄉，如果沒有“失期，法皆斬”殘酷刑罰，他們未必願意揭竿而起，拼死一搏。這種首義者往往是逼出來的，因一個偶然事件引發。陳勝、吳廣也並非全無計謀之人，他們明白自己只是一個戍卒的頭，在舊秩序中地位低微，無以號令天下，於是借用舊秩序中兩個大人物的名號：一是帝國層面的，即秦始皇的長公子扶蘇；二是地方層面的，大澤鄉在今安徽宿州，秦滅六國之前是楚地，所以借楚國大將項燕之名。

在梁山泊中，王倫和陳勝的角色庶幾相近。小旋風柴進建議走投無路的林沖上梁山落草時，如此說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 蓼兒窪。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裡紮寨，為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著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裡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彌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裡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

這落第秀才王倫是犯事了，不得不上山為寇。但他嫉賢妒能，沒有將梁山事業做大做強的志向，僅僅想苟全性命於亂世，所以先刁難前來投奔的林沖，打小算盤：“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著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後又拒絕晁蓋一夥，他被火拼——即被殘酷的歷史潮流淘汰，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陳勝也差不多是這個下場。當年他耕田時對同伴說過“苟富貴勿相忘”的話，可當他富貴後，這些當年的夥伴來找他，結果是什麼呢？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

這比王倫還過分，王倫至少不敢把前來投奔的林沖殺掉。陳勝後來被自己的車伕莊賈殺掉，腦袋成了降秦的禮物，一點也不奇怪。因此太史公如此評價他：“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賞罰全由個人好惡，沒有建立一種相對公平的激勵機制，當反秦大業風起雲湧之時，各路英雄紛紛入場，陳勝的敗亡是必然的。

宋江上梁山的時機恰到火候

如果說王倫可比之陳勝，那麼晁蓋就是項羽。晁蓋在舊秩序中的地位比王倫高，有著相當的人格魅力和江湖威望。《水滸傳》說他：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

所以在智取生辰綱的小團體中，他是當之無愧的首領，吳用、公孫勝這種自己不可能出頭只能依人成事的“軍師”，願意輔佐他。而且他搶得了樑中書送蔡太師的金銀珠寶，解決了上梁山初期的經費問題，他代替王倫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晁天王和力能扛鼎的楚霸王項羽一樣，有英雄的豪氣，卻長期搞粗放型經營，走到哪算哪，對人才培養、軍事路線、後勤保障以及內部管理，一直沒有上軌道。如果不是宋江的及時入夥，通過合縱連橫，擴大梁山的規模，並讓梁山諸種制度上軌道，晁天王領導的梁山不過比王倫的梁山規模稍微大一些而已，不可能有大的作為。

宋江畢竟在體制內浸染多年，雖然只是鄆城縣押司，但由於朝廷命官是流官，大多數是外地人，能幹的胥吏是本地人，熟悉當地社會情況，能夠形成一股外來流官也無可奈何的勢力。宋江就是這樣一位“地方勢力”的代表，雖身份為小吏，能量不小。他心細，有權謀，善文墨，懂相關的法律政策，交際廣。金聖嘆說宋江的長處只是會“使錢”，無論廟堂或江湖，會“使錢”那可是最大的長處，江湖英雄落魄，幾兩銀子的雪中送炭就能讓人感恩戴德，他幾兩銀子買定了李逵，即是得意之筆。他的“及時雨”之諢名，亦是靠他利用官家的權力送人情以及會使銀子得來的。無疑，他在整合資源方面，比晁蓋更具優勢。

宋江駕馭群雄、審時度勢，遠非晁蓋可比。宋江廣收天下英雄，積累了雄厚的人脈關係，最後因為潯陽江頭題寫了反詩，在法場上被眾兄弟劫了，終於決心上梁山。此時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殺了閻婆惜就上梁山，他無非是林沖那樣避禍上山，雖然有大恩於晁蓋，但終不免寄人籬下的味道。等到白龍廟小聚義時，再上梁山，自己一路收羅的人馬已經超過晁蓋的舊部，此時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兩支部隊在江西的九江勝利會師。宋江被晁蓋等人救出後，對晁蓋的表白：“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卻也結識得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共生。”他這話首先表明自己的功勞，並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於梁山，其次再撕掉當初滿口忠孝，不反官府不違父命、不從草寇的面紗，表達了鐵心從寇的決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盧俊義那樣，梁山事業進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機的嫌疑，而且無尺寸之功，甭說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眾人都不會服氣。

在一個武裝集團創業的時期，績效決定著民意。誰能帶領大家打勝仗，得好處，廣大將士就擁護他，這就是民意。如果做不到這點，哪怕口含天憲，由更高的權威為之背書，一線將士也不認賬，也就沒有民意。

估值最高的時候讓大公司收購

當晁蓋沒死之前，事實上已經退到第二線，成為“董事長”，宋江則成了帶領眾弟兄開疆拓土的“總經理”，每次下山籌集糧草，宋江親率人馬下山，讓晁蓋留在山上守寨。而且他利用“一線總指揮”的身份，不斷從官府挖人，他的同盟者越來越多，梁山的後勤保障、經營模式、人員使用都在他掌控之下。他取代晁蓋只是時間問題，晁蓋如果不中箭而亡，也難保沒有火拼一幕，如在梁山內部來一次“劉邦項羽爭天下”。

劉邦的出身和宋江差不多，當過亭長，也算秦王朝基層小吏。劉邦的計謀和格局也和宋江相近。但劉邦比宋江更具當大哥的膽氣，他身上兼具陳勝之不怕死的勁頭和宋江的精細與多謀。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時，劉邦率先在沛縣造反，《史記·高祖本紀》載：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儘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

劉邦這是擔著被滅族的風險進行“創業”，他當帶頭大哥是理所當然的。劉邦最大的優點和宋江一樣，善於“將將”，如他自己所誇耀的那樣：“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在建立大漢王朝的過程中，他一方面發揮各種人才的特長，另一方面則是糾錯能力極強，當順風順水時，極力擴大戰果；一旦時運不濟，能夠及時止損，改變方略。秦朝那隻鹿，最後讓不事產業的劉季捉刀，豈是偶然？

可宋江面臨的情勢與劉邦在秦末的情勢不一樣。秦朝搞得天怒人怨，短命而亡是必然的，天下英雄所比拼的是誰能接盤。但《水滸傳》所描寫的北宋末年，王朝主要壓力是遼、金等外部勢力，雖然“花石綱”等苛政害人匪淺，總體說來官府與百姓的矛盾在整個帝制時代，算是比較緩和的。宋代大規模的起義並不多，宋朝的軍隊對外戰爭不行，而平定王朝內部的造反，卻效率不低，效果很好。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中期的廣西南部少數民族首領儂智高造反，以及南宋洞庭湖流域的楊么起義，都只波及一隅，沒能產生大範圍的影響，而且很快被官軍撲滅。康王南渡後，還能在杭州建都並享國150年，說明大宋境內無秦末、隋末那種遍地狼煙的群眾基礎，而多是梁山這樣的佔據一地而不能席捲全國的反叛者。

歷史上的宋江等人的起義就是小規模的。南宋龔開《宋江三十六人贊》說：

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疏一篇，陳“制賊之計”雲：“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

宋江的活動區域是宋、遼以及宋與西夏對峙的前線，官軍主要的精力用在防範北部的勁敵。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說明是一支流動的武裝集團，可能連《水滸傳》中梁山水泊那樣的根據地也沒有。這種漂移不定的小團伙武裝，剿滅起來不容易，但也掀不起大浪。《水滸傳》中描寫的也是這樣。晁、宋領導梁山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禦戰，是不得已的“反圍剿”，很少有主動的進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為了救人而採取的偷襲。斷送一個王朝的起義必須有大規模反攻，難道梁山人就不想取而代之？如李逵所說那樣“打進東京城，奪下皇帝的鳥位”。是歷史沒有給他們這個條件，非不為也，乃不能也。宋江等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以招安為目標，以“忠義”為旗號，這是種現實的選擇。所樹的忠義大旗，只是一個logo，哪個時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義？

宋江在“三山聚義打青州 眾虎同心歸水泊”後，又打了幾場勝仗，才開始重點推進“招安”大策，先施美男計，派“第一間諜”燕青去親近李師師，然後宋江在元宵節時親自上東京拜見李師師，尋找受招安的門路，無非是想短時間把本公司的業績做大，在被原來的競爭對手收購時，提高議價能力。

在《水滸傳》裡諸多人物中，雖然吳用最有智謀，林沖武藝高強，柴進出身高貴，晁蓋的“革命資格”老，但論整合資源能力，沒誰超過宋江，宋江做梁山的老大，也是“歷史的選擇”，就如劉邦可以統帥蕭何、張良、韓信諸人一樣。但趙宋沒有像秦朝那樣“失其鹿”，梁山無法繼續做大，直至吞併趙宋，壟斷市場。梁山很快遇到了創業的天花板，繼續撐下去，很快就會走下坡路了，會被趙宋滅掉。那麼，不如在小公司估值最高的時候，讓大公司收購。揆理度勢，宋江不能不那麼做。

不是宋江不想做劉邦，是時與勢決定他做不了劉邦。可見，創業看準風口是多麼的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