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外科醫生心中都有一塊墓地'

亨利.馬什、倫敦聖喬治醫學院高級顧問 、皇家外科學院前研究員

每個醫生心中都有一塊墓地

只剩最後一塊腫瘤了，亨利·馬什鬆了口氣。已是午夜，這位英國神經外科醫生不時停下來，去休息室裡吃點東西，再抽上一支菸。為了打破沉悶，手術室裡播放著他精心挑選的音樂，有巴赫的進行曲，還有提神的非洲旋律。手術快結束時，搖滾樂或藍調音樂將響起，節奏輕鬆明快，宣佈大戰告捷。

臺上躺著一位60多歲的男教師。一顆罕見的巨大腫瘤侵佔了他的大腦，不斷擠壓著腦幹和五六條重要的神經。如果能完整切除腫瘤，成為顧問醫生才4年的馬什，很可能躋身外科專家之列。他拿起泛著金屬光澤的手術刀，小心對準了最後一塊腫瘤。

瞬間，大頭針粗細的基底動脈破了，鮮紅的血液噴湧而出。這位教師成了植物人。馬什最後一次見到他時，這個曾經思維敏捷的男人，面無表情地躺在一家療養院裡，穿著灰色條紋病服，身子像蝦米一樣蜷縮著。

“我當時真的應該停下來。”20多年後，馬什在回憶錄《醫生的抉擇》中懊惱地寫道。早已成為知名神經外科醫生的他，對那次失誤始終無法忘懷。越是接近職業終點，懺悔和反思越是啃噬著他。他引用一位法國醫生的話說：“每個醫生心中都有一塊墓地。”

年輕時，馬什自視甚高。對他來說，看似神祕莫測的生命，不過是身體內的電化學震顫。腦科手術彷彿血腥的狩獵，無比危險卻又精緻優雅。馬什享受這個過程——鑽開病人的頭顱，穿越蒼白柔軟的白質，然後幹掉討厭的腫瘤。他渴望像一名船長那樣，確保甲板上井井有條，接著在航行中掌控一切。

但風暴總是猝不及防。術中靜脈突然破裂，暗紫色的血快速淹沒傷口，在幾毫米的操作空間裡，他會像“迷失在雲層中的飛行員”，只能憑感覺駕駛。還有些時候，他自以為手術很成功，病人卻再也沒有醒來，或者醒來後，發現一側身體完全癱瘓，右臂毫無生氣地耷拉在病床上。

馬什至今難以描述那種挫敗感。當他去看望受傷的病人時，推門那一瞬間彷彿門灌了鉛。因事故被起訴時，他感覺在參加自己的葬禮。他逐漸明白，不管多麼優秀的外科醫生，“一生中總會經歷幾次絕望”。

除了醫生的雙手，似乎還有一隻無法掌控的上帝之手，主宰著病人的命運。在一場場結果難卜的手術中，醫生不僅要經受嚴苛的技術考驗，還要冷靜地同“魔鬼”擲骰子。任何一丁點判斷失誤、操作偏差，都可能讓病人墜入地獄。

在美國醫生保羅·卡拉尼什看來，醫生真正的形象，是“在鮮血和沮喪中極富英雄主義精神的責任感”。他們是“拿著止血鉗的掘墓人”，在死亡的荊棘叢中拼盡全力，為病人殺出一條血路。但大部分時候，他們不得不面對無力感和徹頭徹尾的失敗。

醫生必須學著同自己和解，同死亡和解。一切生物終有一死。無論是金魚、滿臉褶子的老人還是尚在襁褓中的嬰兒。4年前的某一天，卡拉尼什瀏覽著一張陰影遍佈的肺部CT片，這無疑是癌症，作為住院醫生，他早已看過幾十套這樣的片子。只不過，這次的患者是他自己。在遺作《當呼吸化為空氣》中，他平靜地寫道，醫生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和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馬什逐漸習慣，在手術室裡，生與死的交替再平常不過。同一天，他為即將生產的孕婦開顱，為另一個病人切了惡性腦瘤。一邊的家屬抱著新生兒笑著向他致謝，另一邊的家屬守著瞳孔擴散的親人在他面前抱頭痛哭。

人們把醫生看作罪人還是英雄？有時，不過是一例手術的差別。3歲的兒子患上腦瘤時，還只是一位實習醫生的馬什，尚不理解這種偶然性。他在心中暗暗發誓，要是兒子出現不測，他一定會把做手術的醫院告上法庭。好在，兒子的手術相當成功。幾年後，馬什變成了這家醫院的醫生，他親眼目睹另一個孩子，因為失血過多死在了同一張手術檯上。主刀醫生，還是當年那個大夫。

馬什不再認為死亡是“可選擇的”。對大腦瞭解得越多，他就越清楚地意識到，對於皮肉包裹下的化學反應，對於生命的脆弱，他理解的不過是皮毛而已。

許多病人痊癒後，給馬什送來禮物，寄來賀卡，稱他是“大英雄”，甚至叫他“上帝”。但馬什清楚地知道，他們能恢復得這麼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幸運。

在那些艱險無比的手術中，天堂和地獄曾“近在咫尺”。他心中有一塊永久的保留地，安放著那些從未甦醒的患者。

《醫生的抉擇》；2017.6；湖南科技出版社

作者：亨利.馬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