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沈嘉祿。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閱讀提示：在那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5次列車，這趟車與56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主筆：沈嘉祿
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沈嘉祿。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閱讀提示：在那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5次列車，這趟車與56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主筆：沈嘉祿
買站臺票也是一門技術活
王安憶在她的早期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中寫到陳信在返城途中，聽到車廂內響起列車廣播員的報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車終點站——上海……”，於是擁擠的車廂內頓時喧騰起來，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脫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旅客則相約出站後先洗個澡，再去吃頓西餐……
吃西餐是外地客人來上海的一個隆重節目，上海知青其實也有這個念想，但歸心似箭的他們，在彼時有著太多的麻煩事情要應付。
這裡不妨將鏡頭拉回至上世紀70年代，某一年的春節前，每列從上海出發或以上海為終點的列車——都是現如今淘汰出局的綠皮火車——早已被擠得水洩不通。後來作家們喜歡用“沙丁魚罐頭”來形容狹小空間內的擁塞情景，但這個形容詞尚不能表達知青們的真切感受，因為除了前胸貼後背的擠壓和推搡，還比如那些半途陸續上車而沒有座位的乘客，要麼只能像猴子那樣佝僂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蹲在廁所旁，或者像一隻可憐的寄居蟹一樣縮在椅子下面過夜，最尷尬時，連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可以站人，因為上面的空間有限，而且列車在行進途中晃動厲害，他必須佝僂著身子並牢牢抓住行李架的邊緣才不至於被甩下來。
而且，我要說到與沙丁魚罐頭的不同之處，罐頭食品尚有標準化的香味，而身處如此密集嘈雜的車廂內，在被蒸汽機車頭一路喘氣地拖行了兩三天後，空氣就會變得汙濁不堪，大蒜味、飯菜味、燒酒味、香菸味、臭腳丫子味、焦糊味、廁所外洩的無孔不入的尿糞味……還要加上壯碩的、柔軟的肉體們好幾天沒清洗的那股“肉格氣”，融合混雜在一起然後隨著列車的顛動不時湧動，簡直令人嘔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種略帶誇張的方言和暴力傾向明顯的咒罵與恫嚇，以知青為主體的旅客情緒此時會下降到最低限度。此時，終點就意味著解放，意味著苦難歷程的終結，誰還有興致去懷念紅房子的法式洋蔥湯呢？
在那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5次列車，這趟車與56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我五哥當年是咬破手指寫下血書報名去黑龍江農場的，每次回滬我都要去車站接他。
那個時候去上海火車站（俗稱北站）接客送客應該算門技術活，首先要掐準時間，但那時列車晚點是常態，對於一輛嚴重超員的列車來說，能安全駛到終點，晚個一兩小時實在算不了什麼。然後需要獲得一張站臺票，這需要手持知青發回來的電報，才能到指定窗口購買。沒有電報的人只能憑自己眼光捕捉準備進站的某位旅客，而他身邊又沒有送客的人，那麼上前打個招呼，借用他的車票去買一張送客票也能混進去。當時的人們都比較善良，一聽接知青回家，都能幫你。
在西北風呼呼吹的站臺上焦灼地等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略帶弧形的鐵軌上終於出現了黑沉沉的車頭，並射來一束光柱，寒冷而刺眼的車前燈似乎要將接客的人們射穿。列車經過長途跋涉，像一頭遍體鱗傷的巨型怪獸，喘著粗氣進站了，熱乎乎的氣息似乎要將我融化。
沒等它停穩，被水蒸氣淹沒的站臺上已經大呼小叫起來，看到站臺上親友的知青們開始從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橫七豎八地捆著彩色的繩子，裝滿了東北的土特產：黃豆、玉米、番薯幹、木耳、榛蘑、綿白糖等等。有一次我登上車廂接五哥，就差點被那股濃烈刺鼻的氣味薰倒。知青們的臉上寫著灰暗的疲倦，佈滿血絲的眼睛裡卻閃爍著興奮，但肯定不是期待牛排和羅宋湯的興奮，而是別的。等知青們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車廂內的情景，滿地的垃圾堆得一層又一層，乾的溼的都有，像一場殘酷巷戰後的街區。
站臺上哭聲掀棚
通常情況下，五哥先是與同場知青趕到北安縣城，再搭乘貨運卡車或拖拉機甚至馬車。來到三棵樹站，在車站要等一兩天，如果還沒有買到火車票，那麼只能與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車，在車上補票，當然沒有座位。有一次他一直站到濟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腦子活絡，天生是跑江湖的料，乾脆一路逃票到上海。有一次五哥也壯著膽子逃票，結果車到瀋陽來了查票的，同行的知青都躲過去了，他人老實，看到列車員逼近就慌了神色，結果被揪了出來，在瀋陽下一個小站趕下去。在車站，孤苦伶仃的他用身上最後一點錢發了份電報到家裡，父親馬上匯錢過去，三天後他才補了票回到上海。
知青們一路風塵終於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們披著軍大衣，頭戴海夫絨帽子，也有的穿老農民一樣的藍布老棉襖，腰間再扎一根繩子，臃腫而且骯髒，浩浩蕩蕩地出了車站，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們的臉蛋，汗珠從他們額頭成串地滾下來，在昏暗的廣場燈照射下，構成了奇特的景觀。然後，他們在接客親友的引導下，或者坐上借來的黃魚車，或者在廣場裡叫一輛“烏龜殼”，那是一種包了鐵皮外殼的三輪摩托車，一路上噗噗作響，花五角錢就可以從北站送你到徐家彙。
那就是上世紀70年代春節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場景，是那個時候的“春運”。因為鐵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網絡有限，車皮船隻有限，運能嚴重不足，加上當時政策只允許知青每隔四年或兩年回家探親一次，所以每個知青的探親之路異常艱難，是今天的春運不可同日而語的，知青們在路途中飽嘗的各種各樣的苦，也勝過今天的農民工。
春節過去了，元宵節也過去了，知青們一拖再拖，終於到了該回去的時候。父母在他們的行李袋裡塞進了剛剛在上海灘流行開來的衣服和各種吃食，還有日用品和香菸。送知青回農場的情景也是同樣壯觀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簇擁著煥然一新的知青進了站。
56次列車十幾節車廂已經在站臺上停妥，加足了水，裝滿了煤。人們在站臺上集合，以家庭為單位圍作一團，衣襟拉拉直，領角翻翻平，道別時說得都是家常話，而且都是陳穀子爛芝麻，但話語殷殷，強作歡顏，一堆一堆，都是相似的表情與姿勢。高音喇叭一陣陣催促乘客上車，知青們極不情願地上了車，找到座位，在車窗撲出小半個身子，繼續與親人翻來覆去地嘮嗑。
車廂突然一陣顛抖，車頭與車廂咬上了鉤，站臺上下頓時一片哭聲，那股瞬間迸發的聲浪簡直要將站臺上的天棚掀翻！像我這種不大懂事的孩子也難免眼眶潮熱。兩年一次、四年一次的探親，多麼遙遠！在這漫長的日子裡，又會發生多少不可預測的變故！
知青回去了，他們帶去了什麼？是的，以上海之大，他們行囊裡的物品應該很豐富。但生活的真實往往出乎我們的想象，這裡我只舉一個例子，上海作家孫建成在一篇小說裡的這樣描寫：有一女知青家境貧困，回滬探親時帶了一袋她自己晒制的番薯幹，春節後她返回安徽農村時，她繼母讓她帶走的是一袋用鹽炒得金燦燦香噴噴的薯片。
更堅強的新疆知青
但是黑龍江知青的探親之旅，與新疆知青相比，又算幸運的！
首先，新疆知青每隔四年才獲得一次探親假，新疆的路途更加遙遠，各方面的條件更加艱苦，而假期控制更嚴，這顯然不合理，但新疆知青年齡要大幾歲，讀的書多，人也老實得多。我二哥是新疆知青，在阿克蘇，農一師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一部，革命傳統一路傳承。每次探親，絕對是一次不確定的冒險。先是從場部出來，搭乘拖拉機或馬車，一路顛簸到阿克蘇，再伺機搭上貨運卡車到烏魯木齊以南的大河沿車站。這個過程就要花上三四天，假如一時買不到車票，只得在師部設在那裡的招待所裡呆上幾天。
搭卡車是需要施展小計謀的，男知青要與女知青“狼狽為奸”方能成功，男知青先躲藏在公路旁邊的旱溝下面，女知青在路邊攔車，卡車司機看到女知青揚招，又是一個人，比較容易憐香惜玉，就一個剎車停下讓她上車，但車門一開，男知青如土撥鼠一般先從溝裡躥出來，上車貼緊司機，遞上兩包香菸，外加好話一串。司機自知上當，罵個一兩句，凜然地抬下下巴。副駕駛照例可坐兩人，男知青得識相，坐外側，他與司機之間的位置留給女知青，這也是規矩。如果搭車的人多，那隻能坐在車斗上了，與棉花包、玉米包、木材等在一起，在公路上顛簸三四天才能到達火車站，一路上對司機要照顧得非常好，遞煙，敬酒，只差端洗腳水了，總之絕對不能叫他生氣。到了大河沿，兩兩相望，一個個灰頭土臉，回家的期盼已經大打折扣。
從大河沿駛往上海的列車雖然不像“強盜車”或“垃圾車”，但也要開足四天三夜，也要躺在座位底下，也要站在椅背上，也要躲在廁所裡，也要為一缸開水起口角甚至動粗，在擁擠和汙濁程度上堪與東北來的那趟專列有一拼。我每次去北站接二哥，發現車廂內的秩序明顯要好一些，但知青們臉上的表情則更加倦怠，更加無奈，更加宿命，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更加鎮定，更加從容。
就這樣，從新疆回上海探親，在路上花費的單程時間就在一週甚至十天以上。
新疆物產豐富，還是八類地區，知青的工資要比黑龍江知青高一些，但那個時候新疆知青能帶回來的土特產並不多，也就是一些哈密瓜幹、杏幹、葡萄乾，但他們回去時帶走的東西卻不少，比如醬油膏、味精、熟豬油、牛肉乾、肉鬆、白糖、糖果、護膚用品、衣服、皮鞋等，由此可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副食品供應比較差而勞動強度高。而且，來一次上海太不容易了，大上海在新疆又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上海知青回去時攜帶的物品中，大半是戰友託帶的。像我二哥每來一次，差不多就要花光家裡的布票和紡織品專用券，兩面穿茄克衫、滌卡中山裝、的確涼襯衫之類的時髦貨，都是採購單上的“大宗”！
送別的情景也是相似的，但是新疆知青畢竟鑽過地窩子，啃過窩窩頭，在戈壁灘上滾過……車頭與車廂咬住的那一刻，親屬們哭聲震天，要死要活，知青們卻噙著眼淚，咬破嘴脣不肯出聲。四年啊，365天乘以4，他們知道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哭是沒用的……
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原創：沈嘉祿。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閱讀提示：在那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5次列車，這趟車與56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主筆：沈嘉祿
買站臺票也是一門技術活
王安憶在她的早期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中寫到陳信在返城途中，聽到車廂內響起列車廣播員的報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車終點站——上海……”，於是擁擠的車廂內頓時喧騰起來，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脫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旅客則相約出站後先洗個澡，再去吃頓西餐……
吃西餐是外地客人來上海的一個隆重節目，上海知青其實也有這個念想，但歸心似箭的他們，在彼時有著太多的麻煩事情要應付。
這裡不妨將鏡頭拉回至上世紀70年代，某一年的春節前，每列從上海出發或以上海為終點的列車——都是現如今淘汰出局的綠皮火車——早已被擠得水洩不通。後來作家們喜歡用“沙丁魚罐頭”來形容狹小空間內的擁塞情景，但這個形容詞尚不能表達知青們的真切感受，因為除了前胸貼後背的擠壓和推搡，還比如那些半途陸續上車而沒有座位的乘客，要麼只能像猴子那樣佝僂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蹲在廁所旁，或者像一隻可憐的寄居蟹一樣縮在椅子下面過夜，最尷尬時，連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可以站人，因為上面的空間有限，而且列車在行進途中晃動厲害，他必須佝僂著身子並牢牢抓住行李架的邊緣才不至於被甩下來。
而且，我要說到與沙丁魚罐頭的不同之處，罐頭食品尚有標準化的香味，而身處如此密集嘈雜的車廂內，在被蒸汽機車頭一路喘氣地拖行了兩三天後，空氣就會變得汙濁不堪，大蒜味、飯菜味、燒酒味、香菸味、臭腳丫子味、焦糊味、廁所外洩的無孔不入的尿糞味……還要加上壯碩的、柔軟的肉體們好幾天沒清洗的那股“肉格氣”，融合混雜在一起然後隨著列車的顛動不時湧動，簡直令人嘔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種略帶誇張的方言和暴力傾向明顯的咒罵與恫嚇，以知青為主體的旅客情緒此時會下降到最低限度。此時，終點就意味著解放，意味著苦難歷程的終結，誰還有興致去懷念紅房子的法式洋蔥湯呢？
在那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5次列車，這趟車與56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我五哥當年是咬破手指寫下血書報名去黑龍江農場的，每次回滬我都要去車站接他。
那個時候去上海火車站（俗稱北站）接客送客應該算門技術活，首先要掐準時間，但那時列車晚點是常態，對於一輛嚴重超員的列車來說，能安全駛到終點，晚個一兩小時實在算不了什麼。然後需要獲得一張站臺票，這需要手持知青發回來的電報，才能到指定窗口購買。沒有電報的人只能憑自己眼光捕捉準備進站的某位旅客，而他身邊又沒有送客的人，那麼上前打個招呼，借用他的車票去買一張送客票也能混進去。當時的人們都比較善良，一聽接知青回家，都能幫你。
在西北風呼呼吹的站臺上焦灼地等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略帶弧形的鐵軌上終於出現了黑沉沉的車頭，並射來一束光柱，寒冷而刺眼的車前燈似乎要將接客的人們射穿。列車經過長途跋涉，像一頭遍體鱗傷的巨型怪獸，喘著粗氣進站了，熱乎乎的氣息似乎要將我融化。
沒等它停穩，被水蒸氣淹沒的站臺上已經大呼小叫起來，看到站臺上親友的知青們開始從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橫七豎八地捆著彩色的繩子，裝滿了東北的土特產：黃豆、玉米、番薯幹、木耳、榛蘑、綿白糖等等。有一次我登上車廂接五哥，就差點被那股濃烈刺鼻的氣味薰倒。知青們的臉上寫著灰暗的疲倦，佈滿血絲的眼睛裡卻閃爍著興奮，但肯定不是期待牛排和羅宋湯的興奮，而是別的。等知青們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車廂內的情景，滿地的垃圾堆得一層又一層，乾的溼的都有，像一場殘酷巷戰後的街區。
站臺上哭聲掀棚
通常情況下，五哥先是與同場知青趕到北安縣城，再搭乘貨運卡車或拖拉機甚至馬車。來到三棵樹站，在車站要等一兩天，如果還沒有買到火車票，那麼只能與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車，在車上補票，當然沒有座位。有一次他一直站到濟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腦子活絡，天生是跑江湖的料，乾脆一路逃票到上海。有一次五哥也壯著膽子逃票，結果車到瀋陽來了查票的，同行的知青都躲過去了，他人老實，看到列車員逼近就慌了神色，結果被揪了出來，在瀋陽下一個小站趕下去。在車站，孤苦伶仃的他用身上最後一點錢發了份電報到家裡，父親馬上匯錢過去，三天後他才補了票回到上海。
知青們一路風塵終於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們披著軍大衣，頭戴海夫絨帽子，也有的穿老農民一樣的藍布老棉襖，腰間再扎一根繩子，臃腫而且骯髒，浩浩蕩蕩地出了車站，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們的臉蛋，汗珠從他們額頭成串地滾下來，在昏暗的廣場燈照射下，構成了奇特的景觀。然後，他們在接客親友的引導下，或者坐上借來的黃魚車，或者在廣場裡叫一輛“烏龜殼”，那是一種包了鐵皮外殼的三輪摩托車，一路上噗噗作響，花五角錢就可以從北站送你到徐家彙。
那就是上世紀70年代春節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場景，是那個時候的“春運”。因為鐵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網絡有限，車皮船隻有限，運能嚴重不足，加上當時政策只允許知青每隔四年或兩年回家探親一次，所以每個知青的探親之路異常艱難，是今天的春運不可同日而語的，知青們在路途中飽嘗的各種各樣的苦，也勝過今天的農民工。
春節過去了，元宵節也過去了，知青們一拖再拖，終於到了該回去的時候。父母在他們的行李袋裡塞進了剛剛在上海灘流行開來的衣服和各種吃食，還有日用品和香菸。送知青回農場的情景也是同樣壯觀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簇擁著煥然一新的知青進了站。
56次列車十幾節車廂已經在站臺上停妥，加足了水，裝滿了煤。人們在站臺上集合，以家庭為單位圍作一團，衣襟拉拉直，領角翻翻平，道別時說得都是家常話，而且都是陳穀子爛芝麻，但話語殷殷，強作歡顏，一堆一堆，都是相似的表情與姿勢。高音喇叭一陣陣催促乘客上車，知青們極不情願地上了車，找到座位，在車窗撲出小半個身子，繼續與親人翻來覆去地嘮嗑。
車廂突然一陣顛抖，車頭與車廂咬上了鉤，站臺上下頓時一片哭聲，那股瞬間迸發的聲浪簡直要將站臺上的天棚掀翻！像我這種不大懂事的孩子也難免眼眶潮熱。兩年一次、四年一次的探親，多麼遙遠！在這漫長的日子裡，又會發生多少不可預測的變故！
知青回去了，他們帶去了什麼？是的，以上海之大，他們行囊裡的物品應該很豐富。但生活的真實往往出乎我們的想象，這裡我只舉一個例子，上海作家孫建成在一篇小說裡的這樣描寫：有一女知青家境貧困，回滬探親時帶了一袋她自己晒制的番薯幹，春節後她返回安徽農村時，她繼母讓她帶走的是一袋用鹽炒得金燦燦香噴噴的薯片。
更堅強的新疆知青
但是黑龍江知青的探親之旅，與新疆知青相比，又算幸運的！
首先，新疆知青每隔四年才獲得一次探親假，新疆的路途更加遙遠，各方面的條件更加艱苦，而假期控制更嚴，這顯然不合理，但新疆知青年齡要大幾歲，讀的書多，人也老實得多。我二哥是新疆知青，在阿克蘇，農一師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一部，革命傳統一路傳承。每次探親，絕對是一次不確定的冒險。先是從場部出來，搭乘拖拉機或馬車，一路顛簸到阿克蘇，再伺機搭上貨運卡車到烏魯木齊以南的大河沿車站。這個過程就要花上三四天，假如一時買不到車票，只得在師部設在那裡的招待所裡呆上幾天。
搭卡車是需要施展小計謀的，男知青要與女知青“狼狽為奸”方能成功，男知青先躲藏在公路旁邊的旱溝下面，女知青在路邊攔車，卡車司機看到女知青揚招，又是一個人，比較容易憐香惜玉，就一個剎車停下讓她上車，但車門一開，男知青如土撥鼠一般先從溝裡躥出來，上車貼緊司機，遞上兩包香菸，外加好話一串。司機自知上當，罵個一兩句，凜然地抬下下巴。副駕駛照例可坐兩人，男知青得識相，坐外側，他與司機之間的位置留給女知青，這也是規矩。如果搭車的人多，那隻能坐在車斗上了，與棉花包、玉米包、木材等在一起，在公路上顛簸三四天才能到達火車站，一路上對司機要照顧得非常好，遞煙，敬酒，只差端洗腳水了，總之絕對不能叫他生氣。到了大河沿，兩兩相望，一個個灰頭土臉，回家的期盼已經大打折扣。
從大河沿駛往上海的列車雖然不像“強盜車”或“垃圾車”，但也要開足四天三夜，也要躺在座位底下，也要站在椅背上，也要躲在廁所裡，也要為一缸開水起口角甚至動粗，在擁擠和汙濁程度上堪與東北來的那趟專列有一拼。我每次去北站接二哥，發現車廂內的秩序明顯要好一些，但知青們臉上的表情則更加倦怠，更加無奈，更加宿命，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更加鎮定，更加從容。
就這樣，從新疆回上海探親，在路上花費的單程時間就在一週甚至十天以上。
新疆物產豐富，還是八類地區，知青的工資要比黑龍江知青高一些，但那個時候新疆知青能帶回來的土特產並不多，也就是一些哈密瓜幹、杏幹、葡萄乾，但他們回去時帶走的東西卻不少，比如醬油膏、味精、熟豬油、牛肉乾、肉鬆、白糖、糖果、護膚用品、衣服、皮鞋等，由此可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副食品供應比較差而勞動強度高。而且，來一次上海太不容易了，大上海在新疆又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上海知青回去時攜帶的物品中，大半是戰友託帶的。像我二哥每來一次，差不多就要花光家裡的布票和紡織品專用券，兩面穿茄克衫、滌卡中山裝、的確涼襯衫之類的時髦貨，都是採購單上的“大宗”！
送別的情景也是相似的，但是新疆知青畢竟鑽過地窩子，啃過窩窩頭，在戈壁灘上滾過……車頭與車廂咬住的那一刻，親屬們哭聲震天，要死要活，知青們卻噙著眼淚，咬破嘴脣不肯出聲。四年啊，365天乘以4，他們知道這一切都是命中註定的，哭是沒用的……
那個時候，我每年要去北站迎來送往，除了自家二哥五哥，還有多位表哥表姐，他們在陝西、在吉林、在貴州，所以這樣的場面我見慣了。有時我也很疲累，也很厭倦，但又想正是幾位兄長去了外地，我才能按照政策留在上海工作，我出點力氣也算一種小小的報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