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講，“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為政於天下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讀書即是立德”，說的都是這個道理。傳統文化中，讀書、修身、立德，不僅是立身之本，更是從政之基。
《楚辭》是漢代劉向所編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辭》包括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後代人悲憫和模擬屈原的作品。從寬泛的意義說，把《楚辭》理解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說錯。《隋書·經籍志》指出：“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緻清遠，後之文人，鹹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創作出不朽的詩篇；屈原的作品體現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為不可企及的典範。
一
30多年前，我從國學大師吳林伯先生問學。吳先生早年親炙大宗師馬一浮先生。吳先生嘗從容談及馬一浮先生主張治學應以經學為核心，出入諸子史記，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時間去讀那些無意義的書籍。馬先生命吳先生以《文心雕龍》為一生治學重點，並說集部也只有《楚辭》與《文心雕龍》等少數幾部著作值得學者以畢生精力去鑽研。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說《楚辭》情兼雅怨，文極聲貌，影響深遠，並對歷代讀《楚辭》人的境界做了分類：“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這是說讀者如果僅僅從《楚辭》中學到豔辭、山川、香草之“奇”之“華”，這不過是掌握了《楚辭》之末，而《楚辭》之本在於“鴻裁”，即其“貞（正）”與“實”。《楚辭》忠實地繼承了《詩經》的風雅傳統，表現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懷，是屈原及《楚辭》價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辭》才有彌久常新的生命力。
讀《楚辭》，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沒有屈原，就沒有《離騷》這樣的作品。而《離騷》在楚辭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後代有人把《離騷》稱為《離騷經》，其他作品都稱為《離騷經》之傳。如果從《楚辭》中其他作品都體現瞭如《離騷》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價值而言，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適發表了《讀楚辭》一文，他認為，《楚辭》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傳說，進而才能推翻《楚辭》作為“一部忠臣教科書”的陳見，然後可以“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胡適意欲把《楚辭》停留在“文學興味”的審美化和藝術化的層面，顯然是受來自於西洋的“文學”學科概念的影響。如果以此觀念閱讀《楚辭》，《楚辭》就只剩下劉勰所批評的豔辭、山川、香草之“奇”“華”了。相對而言，梁啟超先生對屈原的理解，對我們認識屈原和閱讀《楚辭》可能更具有指導意義。1922年11月3日，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文哲學會上發表了題為《屈原研究》的講演，梁啟超認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熱情，又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他以其堅守，表現出對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而又不願意向黑暗勢力妥協的決心，因此，屈原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啟超強調屈原作品中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這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價值取向的觀點。
二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政治家，對屈原的把握，離不開屈原的政治活動。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動軌跡，才能準確把握屈原作品的內涵。屈原的價值，體現為他的文學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結合。屈原的作品，表現的內容是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所帶來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與沮喪，希望與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我們又是通過屈原的作品瞭解的。如果沒有屈原的作品，我們就無法瞭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沒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會創作這些作品；即使創作了作品，也可能沒有機會流傳下來；即使僥倖流傳下來，也可能不會有這麼久遠的生命力。
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盪的時代。隨著晉國的分裂，楚國的衰落，春秋時的晉、楚兩極世界變成了秦國獨大的一極世界。《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山東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秦國的強勢，以及楚國的羸弱，決定了戰國時期的楚國處在一個不可能有大作為的時代。
戰國時期，如何適應社會的鉅變，是時代弄潮兒們追逐的目標，那些成功的政治家無不體現這個特點。法家、縱橫家的成功，在於他們放棄自己的堅守。而屈原的經歷和作品，體現了他堅守底線的人生境界。
孔子與他的弟子是春秋戰國時期有堅守的政治家的樣板。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謀得官職，而是為了傳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對諸侯權臣的邀請，不為其所動，《論語·陽貨》載因孔子不願出來工作，陽貨攻擊孔子“懷其寶而迷其邦”是“不仁”，“好從事而亟失時”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國，在亂世求富貴，必然會成為壞人幫凶。因此，孔子的堅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體現。《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戰國時期“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與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認為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不過，司馬遷理解儒家的堅守，他說：“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三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求見秦孝公，先說帝道，再說王道，三說霸道，四說“以強國之術”。帝道指五帝時代的“天下為公”和“大同”價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為標誌的夏、商、週三代的德治價值觀，霸道指春秋時期的仁政理想，強國之術指戰國時期的弱肉強食。《韓非子·五蠹》所謂“當今爭於氣力”，《史記·天官書》所謂“順之勝，逆之敗”。《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出道後，先赴秦國，以連橫為說，推介統一之主張。秦不用蘇秦，蘇秦於是東赴燕國，以合縱為說，推介反統一的政治策略。《史記·張儀列傳》說張儀先赴燕國找蘇秦合縱，蘇秦不用張儀，張儀只好西至秦國，投身連橫事業中，從事統一活動。蘇秦、張儀等，不能說他們心中沒有理想和是非觀，但是，他們不能“知止”“慎獨”，把個人的飛黃騰達放在第一位。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從而把“做正確的事”作為人生的底線來堅守。
屈原是有堅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堅守，就在於他是一個深沉的思考者，一個關心楚國命運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國的指導原則，思考歷史與現實、自然與社會的有關問題。屈原在思考楚國的現實困境的時候，提出瞭解決楚國政治困境的方法，這就是要實現堯、舜、禹、湯、文武之“美政”。因此，與其說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寧說他是一個堅守傳統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價值，不在於他在戰國時期體現了怎樣的改革意識，而在於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迴歸“選賢與能”的美政。這就使他與同時代的勢利之徒劃清了界限。
自漢代以來，人們從屈原的經歷和作品中就發現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認為屈原具有“愛國”情懷。屈原希望在楚國有公平和正義，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視，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拋棄，但是楚國的現實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強烈的不滿。屈原的“愛國”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礎上，因而是有正義性的，所以是有價值的。
四
屈原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真實的人，同時也是經過歷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斷詮釋的文化符號，我們既要還原歷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後代人對屈原的詮釋。既要注意對屈原正面的詮釋，也要注意批評者的文化立場。總而言之，在中國文化史上，無論是讚揚屈原還是批評屈原，他們都是把屈原當作一個有價值的樣本，體現他們對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還原歷史，就有了科學的立場。
屈原是積極倡導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並執著地追尋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的偉大詩人。《楚辭》的價值正在於完整地表現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尋。曾經一度，由於孔子受到錯誤的批判，有人認為屈原比孔子更偉大，雖然屈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更偉大的地位。孔子是個胸懷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是他同時代和以後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
因此，古代人關於孔子是“聖人”，屈原是“賢人”的定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自司馬遷、劉勰以來，中國古代文人肯定《楚辭》為“奇文”的同時，又積極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載的人生理想和文化價值，這個傳統，對正確把握屈原及《楚辭》的價值，是有建設性意義的。讀《楚辭》，不僅僅是為了“酌奇”與“玩華”，更是為了學習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堅守。
（方銘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