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儒家可以彌補自由主義的缺陷

【文匯學人訪談錄】

貝淡寧：

人們在社會關係中擔當責任才是首要的（之二）

本報記者 李純一

文匯報：學界常常有人批評說，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往往只是抽象的道理，很難落實為具體可操作的社會改革的規範性方案。牟宗三先生的《政道與治道》也談到，儒家重在內聖，而外王不是很強，中國傳統上只強調政道而不是治道，在制度制定和落實方面總是比較弱。您同意這樣的觀點麼？

貝淡寧：20世紀港臺學者主要強調儒家的教育學說，或者說強調儒家的“內聖”思想，不大重視儒家的“外王”思想。在這方面，我比較贊同大陸學者蔣慶的看法，他認為儒家也有自己的“外王”傳統，荀子、黃宗羲等諸多儒家學者也探討政治制度以及教育對政治的意義問題。

大陸學者這些年思想比較開放，他們認為，如果說自由主義價值觀同儒家價值觀有衝突的話，也可以用儒家的價值觀來彌補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不足。比如，大家都同意領導人要為人民服務，但是誰是人民？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就是投票者，應該用一人一票制來選領導人，理想的狀況就是領導人能為投票者服務。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國家尤其是大國，其政策也會影響非投票人的利益，比方子孫後代和外國人。如果只用一人一票制，就沒有人會代表那些非投票人的利益，沒有人會代表子孫後代的利益，甚至用儒家的話來說，也就沒有人會代表“天下”的利益。就此而言，儒家可以彌補自由主義的缺陷。

文匯報：港臺不少學者在西方也有一定影響，其中也有用新儒家來自稱、或希望用西方理論來重新詮釋儒家傳統的。您和他們之間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貝淡寧：儒家傳統一直在學習別的思想，先後受到道家、法家、佛教等學說的影響，現在當然也在學習西方價值觀中的合理內容。儘管如此，儒家還是應該保留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就此而言，我覺得港臺學者總體來說同大陸學者包括我自己，是有所區別的。港臺學者似乎更倚重西方自由主義的框架。

文匯報：您最先是受到社群主義的吸引，認同社群主義對共同體和公共秩序的維護。在您看來，社群主義同個人主義之間是否就是截然對立的，還是說其間有可以溝通的空間？

貝淡寧：西方的社群主義並不反對個人主義，它其實是在自由主義的框架裡來考慮問題的。社群主義認為國家應該為個人服務。他們想對太過分的個人主義加以糾偏。比如離婚問題，自由主義者會認為那是個人的決定，國家不應干涉；但在社群主義者看來，離婚固然是一個人自己的決定，可是不應該馬上就離，而是可以在兩年後，在此期間應首先思考家庭責任等問題。社群主義倡導對個人選擇加以限制，當然，他們並不反對自由主義所認同的那些最基本的原則。

與此相比，儒家則能夠從不同的價值觀來考慮問題。儒家強調，社會關係才是最重要的。西方社群主義的理路就是先有個人主義的文化，然後再用社群主義來修正一些問題；而儒家的文化則是首先強調社會關係，然後再考慮以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來修正一些問題。

我同情儒家價值觀，因為在我看來，如果沒有家庭、朋友，沒有城市、國家和天下，那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要優先考慮社會關係，考慮如何對這些社會關係加以排序，如何解決個人選擇過程中出現的矛盾。重要的是要強調人們在社會關係中所應該擔當的責任，隨後才可以考慮別的東西。

刊《文匯報》2011.11.07

責任編輯：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