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給了“民國大師”們勇氣和念頭去徹底否定儒家，這個問題很複雜'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我此前反覆強調這一點，中國開始全盤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並非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而是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強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而丟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發跡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脫亞入歐”新文化的影響而丟掉的。
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入侵，而且當時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學術上，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
中國的反應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本原則，進行“洋務運動”。依然堅持歷史傳統，以西方為蠻夷，認為其強僅僅強在技術上、經濟上。“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保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時期，儘管面對西方遭遇了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中國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學為體”，就是以儒家為體。
但日本的反應則與中國截然相反，他們搞 “明治維新”，其基本指導原則是“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響已經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為日本學術的中心，日本的學術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後，日本卻立即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投機、投降主義者，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認為是儒家思想導致了日本的落後和專制，西方文化將是日本的救世主。
於是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對儒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否定，甚至惡毒辱罵。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我此前反覆強調這一點，中國開始全盤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並非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而是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強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而丟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發跡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脫亞入歐”新文化的影響而丟掉的。
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入侵，而且當時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學術上，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
中國的反應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本原則，進行“洋務運動”。依然堅持歷史傳統，以西方為蠻夷，認為其強僅僅強在技術上、經濟上。“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保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時期，儘管面對西方遭遇了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中國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學為體”，就是以儒家為體。
但日本的反應則與中國截然相反，他們搞 “明治維新”，其基本指導原則是“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響已經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為日本學術的中心，日本的學術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後，日本卻立即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投機、投降主義者，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認為是儒家思想導致了日本的落後和專制，西方文化將是日本的救世主。
於是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對儒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否定，甚至惡毒辱罵。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
1894年的甲午海戰，其影響遠遠超越軍事的範疇，而是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甲午海戰的結果，被當成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成敗的檢驗標準。中國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的完敗和明治維新的完勝。這就是意味著，中國的“中體西用”基本原則是錯誤的，而日本的“脫儒入歐”則是完全正確的。
甲午之後，中國對通過西化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出現了盲目崇拜，出現一股對日本的留學熱，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留學熱。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中國的留學熱不是從歐美開始，而是從日本開始。從此“留學”一詞在中國成為一個正面的概念，而此前，則是一個或多或少的負面概念。
等待中國留學生的，就是“脫儒入歐”的日本新文化。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學習的內容就是“脫儒入歐”。當他們學成回國之後，也就將“脫儒入歐”文化搬運到中國。用魯迅的話說是“拿來主義”式的搬運到中國。於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出現了。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我此前反覆強調這一點，中國開始全盤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並非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而是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強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而丟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發跡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脫亞入歐”新文化的影響而丟掉的。
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入侵，而且當時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學術上，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
中國的反應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本原則，進行“洋務運動”。依然堅持歷史傳統，以西方為蠻夷，認為其強僅僅強在技術上、經濟上。“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保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時期，儘管面對西方遭遇了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中國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學為體”，就是以儒家為體。
但日本的反應則與中國截然相反，他們搞 “明治維新”，其基本指導原則是“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響已經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為日本學術的中心，日本的學術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後，日本卻立即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投機、投降主義者，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認為是儒家思想導致了日本的落後和專制，西方文化將是日本的救世主。
於是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對儒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否定，甚至惡毒辱罵。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
1894年的甲午海戰，其影響遠遠超越軍事的範疇，而是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甲午海戰的結果，被當成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成敗的檢驗標準。中國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的完敗和明治維新的完勝。這就是意味著，中國的“中體西用”基本原則是錯誤的，而日本的“脫儒入歐”則是完全正確的。
甲午之後，中國對通過西化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出現了盲目崇拜，出現一股對日本的留學熱，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留學熱。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中國的留學熱不是從歐美開始，而是從日本開始。從此“留學”一詞在中國成為一個正面的概念，而此前，則是一個或多或少的負面概念。
等待中國留學生的，就是“脫儒入歐”的日本新文化。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學習的內容就是“脫儒入歐”。當他們學成回國之後，也就將“脫儒入歐”文化搬運到中國。用魯迅的話說是“拿來主義”式的搬運到中國。於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出現了。
值得追究的是，面對西方文化，日本為何對已經成為自身學術傳統之核心的儒家進行徹底否定？除日本一直將儒家看成是外來思想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學術的影響。西方現代學術就是以對希臘學術進行否定開始的。現代學術之前，西歐的傳統被認為是基督教傳統，而基督教則是在所謂的“兩希文明”的基礎發展而來，希伯來和希臘。
那麼西歐現代學術的先行者們，為何突然想到要對作為自身傳統文化之基石的希臘思想進行否定呢？這個答案很戲劇，是受中國的影響。
西方現代學術是從所謂的西方近代哲學開始的。英國的培根和法國的笛卡爾被認為是西方近代哲學創始人，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學術是從培根和笛卡爾開始的。
培根和笛卡爾的學問則是從否定作為西方傳統根基之一的希臘思想開始的，尤其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否定。培根說的更直接，他說西方社會2000年來一直幾乎沒有進步，罪魁禍首就是亞里士多德。培根和笛卡爾都認為亞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認識方法是邏輯錯誤的，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用嶄新的認識方法去代替。因此，兩人學問的核心都是提供新的方法工具。
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笛卡爾的代表作是《談談方法》，其中的“工具”、“方法”都是指認識上、思維上的。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我此前反覆強調這一點，中國開始全盤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並非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而是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強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而丟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發跡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脫亞入歐”新文化的影響而丟掉的。
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入侵，而且當時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學術上，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
中國的反應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本原則，進行“洋務運動”。依然堅持歷史傳統，以西方為蠻夷，認為其強僅僅強在技術上、經濟上。“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保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時期，儘管面對西方遭遇了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中國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學為體”，就是以儒家為體。
但日本的反應則與中國截然相反，他們搞 “明治維新”，其基本指導原則是“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響已經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為日本學術的中心，日本的學術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後，日本卻立即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投機、投降主義者，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認為是儒家思想導致了日本的落後和專制，西方文化將是日本的救世主。
於是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對儒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否定，甚至惡毒辱罵。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
1894年的甲午海戰，其影響遠遠超越軍事的範疇，而是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甲午海戰的結果，被當成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成敗的檢驗標準。中國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的完敗和明治維新的完勝。這就是意味著，中國的“中體西用”基本原則是錯誤的，而日本的“脫儒入歐”則是完全正確的。
甲午之後，中國對通過西化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出現了盲目崇拜，出現一股對日本的留學熱，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留學熱。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中國的留學熱不是從歐美開始，而是從日本開始。從此“留學”一詞在中國成為一個正面的概念，而此前，則是一個或多或少的負面概念。
等待中國留學生的，就是“脫儒入歐”的日本新文化。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學習的內容就是“脫儒入歐”。當他們學成回國之後，也就將“脫儒入歐”文化搬運到中國。用魯迅的話說是“拿來主義”式的搬運到中國。於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出現了。
值得追究的是，面對西方文化，日本為何對已經成為自身學術傳統之核心的儒家進行徹底否定？除日本一直將儒家看成是外來思想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學術的影響。西方現代學術就是以對希臘學術進行否定開始的。現代學術之前，西歐的傳統被認為是基督教傳統，而基督教則是在所謂的“兩希文明”的基礎發展而來，希伯來和希臘。
那麼西歐現代學術的先行者們，為何突然想到要對作為自身傳統文化之基石的希臘思想進行否定呢？這個答案很戲劇，是受中國的影響。
西方現代學術是從所謂的西方近代哲學開始的。英國的培根和法國的笛卡爾被認為是西方近代哲學創始人，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學術是從培根和笛卡爾開始的。
培根和笛卡爾的學問則是從否定作為西方傳統根基之一的希臘思想開始的，尤其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否定。培根說的更直接，他說西方社會2000年來一直幾乎沒有進步，罪魁禍首就是亞里士多德。培根和笛卡爾都認為亞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認識方法是邏輯錯誤的，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用嶄新的認識方法去代替。因此，兩人學問的核心都是提供新的方法工具。
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笛卡爾的代表作是《談談方法》，其中的“工具”、“方法”都是指認識上、思維上的。
那麼，培根和笛卡爾，為何在同一時期（培根稍早一些）突然開始認識到希臘哲學中的認識方法有問題？答案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培根和笛卡爾生活的年代，整治中國和西歐史上首次出現直接交流的時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發現到印度新航線的時間是1490年代，從此中國、西歐之間可以通過海路直接交流。商業和宗教的需求，促進中國的物品、技術和學術大規模流入西歐。
西方有學者提出了一個農業上的“哥倫布大交換”概念，主要是指由新航線開闢所引發的，新舊大陸之間在農產品上的相互引入。新大陸是美洲，舊大陸是亞非歐。新的農作物由美洲傳播到亞非歐，大大提升了其食品供給能力和食物的豐富程度，包括馬鈴薯、玉米、辣椒、西紅柿等。其實，新航線所帶來的最大的“大交換”不是在農業上，而是在文化上。文化上的大交換不是在新舊大陸之間，而是中國和西方之間。
其實文化上的“哥倫布大交換”是不平衡的，在文化上，西歐拿不出多少東西與中國交換，因此，更是一種文化上的單向輸入，中國向西歐輸入。其結果就是引發西歐出現學術上革命，引發西歐出現思想變革，進而導致社會變革。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國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認為儒家是導致中國歷史幾千年停滯不前和保持專制的根源，也是中國進行工業化、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開始徹底否定儒家，徹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脫儒入西”。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和主流學術觀點，把“脫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產生，歸功於當時那些偉大思想家的偉大創造，這些思想家們現在也被稱為“民國大師”，以陳獨秀、魯迅為代表。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內核，與中國文化同時出現，並一直在支撐著中國文化的維持和延續。從遠古的伏羲時代，經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唐宋明元明清，連綿不絕，存在了萬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來，對於真正的中國人而言，在正常情況下，是沒有人念頭和勇氣去徹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中，也的確曾經發生了幾次對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戰國諸子百家時期，法家、墨家、道家對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晉隋唐時期，佛教對儒家的否定，但是，與佛教一樣，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強烈的外傳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傳的，這一點自不必說。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顯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墨家則又受到法家的影響，包含著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學式的道的概念，則與印度婆羅門教的梵、希臘哲學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終都成功抵禦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壞，而是現實了復興。混亂的戰國時代結束不久，在西漢的漢武帝時期，就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進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達到鼎盛之後，到了宋明時期則開始被邊緣化，因為以復興儒家為中心的宋明理學強勢崛起。
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宋明時期的新儒學，其實質都是儒家的復興，都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同時也是對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的外來思想的否定。“罷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對儒家對中國文化進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輕或重地混雜著外來因素。宋明儒學的重要任務就是“闢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實就是當時的“百家”。也就是說，宋明理學其實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再次出現的對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同樣，這種所謂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也是外來的，來自哪裡，並非直接來自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日本。
我此前反覆強調這一點，中國開始全盤否定儒家，否定中國文化，並非是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而是從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中國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強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而丟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發跡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脫亞入歐”新文化的影響而丟掉的。
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強的入侵，而且當時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學術上，都是以儒學為核心，但是兩國的反應截然不同。
中國的反應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本原則，進行“洋務運動”。依然堅持歷史傳統，以西方為蠻夷，認為其強僅僅強在技術上、經濟上。“洋務運動”的目的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保衛中國的文化。也就是說，“洋務運動”時期，儘管面對西方遭遇了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中國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學為體”，就是以儒家為體。
但日本的反應則與中國截然相反，他們搞 “明治維新”，其基本指導原則是“脫亞入歐”。“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脫中入歐”、“脫儒入歐”。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響已經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為日本學術的中心，日本的學術就是儒家傳統。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後，日本卻立即成為一個文化上的投機、投降主義者，開始徹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認為是儒家思想導致了日本的落後和專制，西方文化將是日本的救世主。
於是明治時期，日本開始對儒家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否定，甚至惡毒辱罵。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認為是近代日本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
1894年的甲午海戰，其影響遠遠超越軍事的範疇，而是深深影響了當時中國人的心理和精神，影響了中國的文化。甲午海戰的結果，被當成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成敗的檢驗標準。中國慘敗被認為是，洋務運動的完敗和明治維新的完勝。這就是意味著，中國的“中體西用”基本原則是錯誤的，而日本的“脫儒入歐”則是完全正確的。
甲午之後，中國對通過西化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出現了盲目崇拜，出現一股對日本的留學熱，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留學熱。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中國的留學熱不是從歐美開始，而是從日本開始。從此“留學”一詞在中國成為一個正面的概念，而此前，則是一個或多或少的負面概念。
等待中國留學生的，就是“脫儒入歐”的日本新文化。這些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學習的內容就是“脫儒入歐”。當他們學成回國之後，也就將“脫儒入歐”文化搬運到中國。用魯迅的話說是“拿來主義”式的搬運到中國。於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就出現了。
值得追究的是，面對西方文化，日本為何對已經成為自身學術傳統之核心的儒家進行徹底否定？除日本一直將儒家看成是外來思想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學術的影響。西方現代學術就是以對希臘學術進行否定開始的。現代學術之前，西歐的傳統被認為是基督教傳統，而基督教則是在所謂的“兩希文明”的基礎發展而來，希伯來和希臘。
那麼西歐現代學術的先行者們，為何突然想到要對作為自身傳統文化之基石的希臘思想進行否定呢？這個答案很戲劇，是受中國的影響。
西方現代學術是從所謂的西方近代哲學開始的。英國的培根和法國的笛卡爾被認為是西方近代哲學創始人，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學術是從培根和笛卡爾開始的。
培根和笛卡爾的學問則是從否定作為西方傳統根基之一的希臘思想開始的，尤其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否定。培根說的更直接，他說西方社會2000年來一直幾乎沒有進步，罪魁禍首就是亞里士多德。培根和笛卡爾都認為亞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認識方法是邏輯錯誤的，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用嶄新的認識方法去代替。因此，兩人學問的核心都是提供新的方法工具。
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笛卡爾的代表作是《談談方法》，其中的“工具”、“方法”都是指認識上、思維上的。
那麼，培根和笛卡爾，為何在同一時期（培根稍早一些）突然開始認識到希臘哲學中的認識方法有問題？答案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培根和笛卡爾生活的年代，整治中國和西歐史上首次出現直接交流的時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發現到印度新航線的時間是1490年代，從此中國、西歐之間可以通過海路直接交流。商業和宗教的需求，促進中國的物品、技術和學術大規模流入西歐。
西方有學者提出了一個農業上的“哥倫布大交換”概念，主要是指由新航線開闢所引發的，新舊大陸之間在農產品上的相互引入。新大陸是美洲，舊大陸是亞非歐。新的農作物由美洲傳播到亞非歐，大大提升了其食品供給能力和食物的豐富程度，包括馬鈴薯、玉米、辣椒、西紅柿等。其實，新航線所帶來的最大的“大交換”不是在農業上，而是在文化上。文化上的大交換不是在新舊大陸之間，而是中國和西方之間。
其實文化上的“哥倫布大交換”是不平衡的，在文化上，西歐拿不出多少東西與中國交換，因此，更是一種文化上的單向輸入，中國向西歐輸入。其結果就是引發西歐出現學術上革命，引發西歐出現思想變革，進而導致社會變革。
培根和笛卡爾之所以認識到希臘哲學的錯誤，是因為看到一種更合理的嶄新思考認識方法，就是來自中國的儒家的方法。這種方法，較之於亞里士多德，有兩大特點。一是，以經驗為基礎；二是，以人心為基礎、心性為基礎。只是培根更注意到了經驗，而笛卡爾更注意到了人心、心性。實質這是一種盲人摸象。
當培根痛斥西方社會因受亞里士多德誤導而兩千年沒有進步的時候，他一定是有一個新的參照物的，西方社會是相對於這個參照物而落後。那麼這個參照物就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
當然，那時的西歐人所看到的都是通過從中國遠道而來的物品和書籍、思想，所瞭解的都是這些物品、書籍和思想本身，並無一個完整和清晰的中國概念。
培根的名言是：知識就是力量。但是，可能為接大多數人所不知的是，這裡的“知識”，其實就是來自中國的知識。更準確地說，是培根所觀察到的，包含在來自中國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些新產品新技術中的知識。他說西方社會2000年來一直停滯不前，也是相對於這些新技術而言。
因此，中國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儒家的徹底否定，其思想的完整鏈條是這樣的：第一、儒家文化西傳，讓西歐開始否定自身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否定希臘哲學，否定亞里士多德。其代表人物是培根和笛卡爾；第二、日本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影響下，也開始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否定儒家，而羨慕西方文化；第三、中國在日本的影響下，也開始否定儒家，主張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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