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辛亥革命在武漢爆發｜大象公會

擔任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曾說：「民國成立，系孫中山和張香濤（張之洞）的合作。」此話讓人尋味。

文｜息相吹

回顧清末革命史，孫中山、黃興等人領導的同盟會，最初把起義的重點放在了華南沿海和雲南等地。革命黨人多次武裝暴動都以失敗告終，但武昌起義，卻在黃興不在國內，無同盟會領導直接指揮的情況下，一炮打響。

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為什麼在武漢，而不在更加富裕的東南沿海燃起？

孫中山和黃興固然重要，但武昌及位於武昌的湖廣總督府，未嘗不是歷史的另一條暗線：

事實上，無論是參加辛亥首義的湖北新軍，還是遙控革命的同盟會元勳，都與出任湖廣總督近二十年的晚清重臣張之洞有著緊密的關係。

· 張之洞，1837-1909

擔任張之洞幕僚的辜鴻銘曾說：「民國成立，系孫中山和張香濤（張之洞）的合作。」此話讓人尋味。

學習日本，最合國情

如果稍微留意近代革命黨的元老級人物，孫中山、黃興、宋教仁、汪精衛、陳其美、蔣介石，不難發現其共同特點：革命活動都與日本密切相關。或是曾留學日本，或是在日本搞過革命。

對近代史稍有熟悉者，早已不會對日本人大力支持孫中山、同盟會的故事感到陌生。但革命黨之所以能在日本吸收血液發展壯大，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當年的日本有著大量的中國留學生。

·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

這一切，都發源於張之洞掀起的晚清赴日留學潮。

晚清的中興名臣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都是靠兵戎起家，但張之洞是個例外。在他早期步入仕途的數十年中，先後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學官，興學育才、結交朋僚，為他日後興辦新學埋下了伏筆。

作為清末推動維新的重臣，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最知名的政績是修鐵路、辦軍工。但甲午慘敗後，張之洞意識到清兵的落後不在於武器，而在於官兵的訓練。

在戰爭中，日本人體現出的訓練有素和器械精良，給中國軍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人在打仗之前廣佈間諜，知彼知己。步兵作戰時，地圖完備，跋山涉水裝備齊整，後勤無不周全。

主持過中法戰爭的張之洞，看出了中日人員素質的差異。此時的日本為了得到滿洲的利益，也主動與中國修好。張之洞成為其重點遊說對象，陸續有伊藤博文、近衛篤麿等政界要人，親到武漢訪問張之洞。

於是，張之洞做出了兩個重要的決定：選派留學生赴日學習，尤其是政法和軍事；聘請德國教官，效仿日本，訓練新軍：因為日本的軍事訓練，就是源於德國。

· 1896年，湖北槍炮廠仿德國88式毛瑟步槍並加以改進，即著名的「漢陽造」步槍，直到抗戰時期都是中國軍隊的主要兵器。最初用於裝備湖北新軍，也是武昌起義中的主要武器

作為朝廷清流一派的領袖，張之洞此前對李鴻章對外妥協的做法曾激烈抨擊，甲午戰爭期間更是激烈主戰，甚至在議和後建言「廢約再戰」。但戰敗之後，其思想與做法都發生了相當的扭轉。

在1898年的《勸學篇》中，他說：「出洋一年，勝於讀四書五年」，對出洋留學做出了充分肯定。

而在1901年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他明確力主學習日本。他認為，作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已經改良了西方經驗；學習日本，最適合中國國情。而且日本路費便宜，文字相近。

1898年，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函請中國派200名中學生赴日本各學堂學習，並允支援經費。清廷經張之洞會商後，選派兩湖聰穎子弟：湖北100名，湖南50名；赴日本學習武備、格致、農、工、商諸學，揭開了兩湖大批派遣留日學生的序幕。

之後，留日學生日逐年增多，日益成風。各級地方政府響應清廷號召，紛紛派遣學生赴日留學；一些中產家庭，也爭相自費送子女赴日。

· 魯迅便是於1902年，得到官方贊助赴日學醫

為了鼓勵青年留日，1902年，張之洞不僅將自己的三個孫子送到日本，還促使清政府在1903年，頒佈留學歸國學生的錄用制度，授予一定官職。為當時的青年在科舉之外，開闢了新的入仕途徑。

當時有人回憶道：「家庭環境好的，出國留學（日本最多），其次就地投考學校，沒有錢的就投入新軍當兵。」這三條出路，皆出自張之洞。

如果說甲午戰爭之前，清廷向歐美派遣的第一批留學生更傾向於實業，歸國後辦工廠、做科研，那麼甲午之後的這批留日學生，則多學習政法、軍事和師範。

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希望通過學習日本的先進，從思想和軍事上改變中國的困境。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後世印象裡，留日學生更具有革命性。

· 秋瑾在給兄長的信中說：「今日世界某（謀）事，非知洋務不可；若能出洋留學數年，某（謀）事較易。」

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上奏，建議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同年9月，延續近1300多年的科舉制廢除。

科舉制廢除，對傳統讀書人影響巨大，這些士子只能另謀出路。這直接促成了1905年、1906年的留日高潮，人數分別達到了8000人和1.2萬人。費正清說，這是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

中國留學生在日本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蒸蒸日上，社會面貌一新。這批留學生踏上日本的國土後，看到日本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心理大受衝擊。

當時日本，各市各町，無不遍設學校，即使窮鄉僻壤，也有相當數量的學堂。留日學生比喻：「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鴉片煙館；其學生之眾，如我國之染煙癮者。」

· 最早建立於1875年的三重師範學校，屬於每一府縣都設立一所的普通師範學校

湖南籍留日學生周家純在一封信中說：「自入長崎以來，流連異土，百感交併，及達東京，益怦怦不能自持……昔日之師傅（指中國），不如今日之弟子。」

當時的日本也是維新派流亡分子的聚集地。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清廷祕密警察的追捕下，躲進日本使館，後登上日本軍艦，才死裡逃生。

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報紙發行量位列中國本土第一。梁啟超在報紙上談民權、論時事，介紹西方民主學說。不少青年，當時就是通過《清議報》獲得啟蒙。

· 流亡日本時期的梁啟超

除了知識文化環境，時代變局亦衝擊著留日學生們的心緒。

從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中國經歷一系列動盪。戊戌變法失敗，光緒皇帝被廢，康梁等人逃亡日本。慈禧太后還鬧出了支持義和團濫殺外國使節的鬧劇，最終招致了八國聯軍入華，皇室倉皇西逃。

庚子拳亂期間，沙俄十萬大軍趁機佔領滿洲，侵害了日本人在遼東的利益。日本人轉而拉攏英國和中國，以求對付沙俄。因此日本更為極力促成中國留學生赴日，在日的中國留學生，也逐漸被愈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燃。

· 1900年入侵東北的俄國士兵

經過中國方面的交涉，又礙於英日同盟壓力，俄國當時同意分批撤出滿洲。但是到了1903年，俄國人並沒有如期撤離。

1903年，4月28日，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披露了俄國對中國的七項撤軍要求（譬如其中一條，「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引起日本留學生界的震驚。

日本留學生群情激奮，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留學生原來的同鄉會和各種協會，紛紛組織起來抗議。

更是有留日學生組織起130多人的義勇軍，致電北洋大臣袁世凱，告其「留學生已編義勇隊，準備赴敵」。其中有個曾被張之洞推薦到兩湖學堂的學生，名叫黃興。

· 留日時期的黃興

但當時，清政府擔心革命黨從中作亂，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取締。駐日本公使蔡鈞向端芳致電說：「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200餘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

清廷的擔心並不是空穴來風。刺殺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發動起義而後就義的徐錫麟、秋瑾，參加黃花崗起義的八位留日學生等諸多人物，都是在留日期間，接受了革命思想，並投身民族革命。

革命黨人以日本為據點，編寫了大量圖書。其中，以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影響最大。

只用引用幾句陳天華的《猛回頭》，便可知道全文的主旨：

那滿人，到今日，勢消力小；全不要，懼怕他，失掉主張。那列強，縱然是，富強無敵；他為客，我為主，也自無妨。

排滿和革命的宣傳，極具鼓動性。這些小冊子很快從日本留學生的圈子，流傳到全國各地，特別是張之洞創立的兩湖學堂和新軍軍營。

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義和團運動以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改變。義和團運動讓日本的政界人士認識到，清政府已經極度弱小；日本人可以利用清政府，擴大在華利益。

當時日本政界頗具影響力的犬養毅，就認為：「在中國建立一個親日的穩定政權為第一要義」。

· 犬養毅（1855–1932），後任日本首相，在任上遇刺身亡

早在1897年5月，犬養毅就曾介紹宮崎滔天、坪山周、可兒長一三人考察中國祕密結社情況的任務。同年8月，宮崎、坪山兩人在留日學生陳少白的居所首次見到孫中山。

由此，宮崎滔天成了孫中山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貴人。隨後，他把孫介紹給犬養毅。1905年夏天，孫中山從美國來到日本。由宮崎滔天牽頭，留日學生專門召開空前盛大的歡迎大會，並向孫中山推薦了留日學生黃興。

同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加盟者400人中，留日學生佔大多數，在辛亥革命前，曾有300多位日本人追隨過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為中國革命籌集資金，甚至親自參與革命起義。

·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1901年。後排中立者即為宮崎滔天

但前面提到，日本的官方意圖只是希望培植親日勢力。

以犬養毅為例，與孫中山私交甚密。孫中山最初避難日本，日本政府礙於與清政府恢復的邦交，不願意庇護。在犬養毅對日本外相的遊說下，孫中山以平山週中文老師的名義，在東京獲得庇護。

但犬養毅始終還是從日本的利益出發，他多面下注，與清廷的諸多重臣、康梁的保皇派、孫中山的革命黨，都有廣泛接觸。在日方看來，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

1903年，犬養毅和大石正巳對中國進行了大約50天的考察，會見了慶親王奕劻、袁世凱等實權派。

1907—1908年，犬養毅再次來華。通過考察，他看到了清末新政的希望，相信康梁未來是立憲後的第一大黨，於是努力撮合孫樑合作。他對待革命黨的政策不斷調整。

但是，日人宮崎滔天、梅屋莊吉等另一派日本人則不同。他們崇尚孫中山的為人，欣賞他「天下為公」的理念，認為他能拯救中國乃至亞洲，所以義無反顧地支持其革命事業。

宮崎滔天自1897年結識孫中山，到1922年12月病逝，一直竭力援助中國革命。他幫助孫中山在日本駐足，與孫中山謀劃惠州起義，促成同盟會成立，作為日本人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後，還親自來中國參戰。

孫中山的義兄梅屋莊吉，則與孫立下盟誓：「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梅屋是日本的大商人，與政商界有深厚的關係。他一生將照相館、電影業的盈利幾乎全部投入中國革命，資金總額已是天文數字。

· 孫中山與梅屋莊吉夫婦

在日本民間，還有很多知識分子，希望幫助中國爭取獨立。留學生在這之中耳濡目染。

日本友人中島裁之，曾於1901年在日本創辦東文學社，六年間招收學生1767人。他甚至讓留學生免交學費，自己千方百計籌款辦學。他看到有留學生學習不努力，便認為是自己教管不嚴，用鞭子鞭撻自己，學生見此，自知羞辱，不敢再犯。

他們播下的種子，最終在武昌收穫了果實。

回到武昌

革命黨人最初希望在沿海依靠會黨，發動起義。但會黨成份複雜，山頭主義橫行，有的會黨一面投靠革命黨，另一面又投靠保皇派，把鬧革命看成做生意的籌碼。

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後，會員積極回國籌備，經過歷次失敗，黃興、宋教仁等人將起義的重點放在了長江中下游。用宋教仁的話說：

一、革命之時機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爭）；

二、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

三、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這所恃者（用政府軍隊）使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宋的話，似有先見之名。湖北新軍正符合宋教仁的看法。

這支新軍，同留學日本的黃興、宋教仁一樣，同樣源自張之洞。且因為張之洞的一系列舉措，成了晚清受日本影響最深、留日學生最密集的一支陸軍。

· 湖北新軍操練

甲午戰後，張之洞最初在南京訓練自強軍，回任湖北後，轉而成立新軍。新軍最初聘用德國教官，但是德國在1897年強佔中國膠州灣，張之洞開始主張聯合英日，對付俄德，於是開始聘用日本教官訓練新軍。

為了削減中國人甲午戰後對日的仇恨情緒，日本參謀本部、軍部等機構也頻頻派人來華遊說，主動邀請中國方面到日本考察軍事，且專程遊說張之洞，向湖北贈送約百種軍事書籍，其後更是積極接受中國武備學生留學。

自1898年，清政府開始派遣留日士官生起，至辛亥革命爆發止，中國共派赴日本留學的士官共九期，656人。其中湖北共有九期112人，位列全國各省之冠，湖南共有8期，66人，兩湖地區佔了很大比例。

這些留日士官生在日期間，受到啟蒙思想洗禮，回國後則加入新軍。同盟會得以輕而易舉的滲透入湖北新軍。

而張之洞亦對他們的活動網開一面，其中透露出這位清廷大員的微妙心緒。1901年，庚子拳亂爆發。張之洞痛斥主政者顢頇愚昧，領銜與多位督府組成東南互保，抗拒朝廷旨意。

就在這一年，發生了張親自挑選赴日的武備學生吳祿貞等，宣傳排滿革命的事件。為打消朝廷的懷疑，張之洞對其他革命黨人痛下殺手，對自己培養的革命留學生卻百般庇護，學成後還極力拔擢。

吳祿貞畢業後，被張之洞委以新軍要職，籠絡其為親信。吳祿貞乘機暗中傳播革命主張，鼓動有志青年加入新軍，還曾應黃興邀請謀劃起義。另一面，他的仕途一帆風順，成為士官生中的第一個八旗都統和巡撫。吳對張之洞終身感激。

· 武昌起義爆發後，吳祿貞率新軍第六鎮屯駐石家莊，密謀易幟革命，截斷攻打武昌的清軍主力的後路，而後進攻北京，但事發前夕被部下謀害

1903年，「大湖北同盟會」成立，此後多次更名、重新組織，但始終致力於在湖北新軍中宣傳革命。革命黨的中堅，此時不再是鬆散的會社，變成了同盟會和他們在新軍中發展的留日軍官。

這些留日軍官在朝廷體制內本就屬於維新派，與革命黨人接觸後，更是意氣相投。而新軍的士兵大半識字，有一定文化基礎，陳天華《猛回頭》等書籍得以在士兵間迅速傳閱。

不知不覺中，朝廷所倚重以保衛大清的新軍，就這樣轉變為了革命黨起義的核心力量，直至武昌起義的爆發。

清廷困局和未完成的革命

對於張之洞而言，送青年去日本留學，是清政府的革新自救，但留學生越是開眼看世界，便越對朝廷不滿。結果越革新，清廷權威越弱，但是不革新，清廷只能坐以待斃。

事後看來，晚清赴日留學潮培養的人才，卻是給大清的棺材釘上了無數根釘，且直接引發了推動清朝滅亡的武昌起義。

· 武昌起義革命軍攻佔後的湖廣總督署，張之洞居住辦公的舊址，化為斷壁殘垣

晚年的張之洞，對清廷的態度亦不乏動搖，其保護革命學生的動機，亦難以揣測。當時的革命黨人，如孫中山、章太炎等，對其都有較高評價，黃興甚至對其寄予厚望：

即如張之洞，亦知曉中國革命早晚不可避免，當他對現政府企圖反抗之際，即是吾等能夠實行革命之時。

辛亥革命前十年，這批留日學生在日本積極籌備革命。回國後，他們掀起了革命浪潮，沒有再給清政府留下任何改良的機會。

然而舊秩序打破後，新秩序卻無法建立起來。辛亥革命沒有開啟憲政共和時代，而日式的君主立憲，在中國演變成了袁世凱和張勳的鬧劇。袁死後，中國旋即陷入了軍閥混戰。

曾經環繞張之洞、孫中山、梁啟超等人的日本勢力，再一次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仍將對這片土地的政治局勢施加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開啟歷史進程的張之洞沒有見到大清土崩瓦解的一天，於1909年10月病死。據年譜記載，在他死前三個月，曾與清廷主政者載灃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監國（載灃）以問公（張之洞）。公曰：「不可，輿情不屬。」

（載灃）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

（張之洞）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

（載灃）曰：「有兵在。」

公退而嘆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主要參考文獻：

黎仁凱, 鍾康模 .張之洞與近代中國1999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2003

馮天瑜.張之洞評傳.1991

石嘉.清末留日教育與資產階級革命.2012

趙大超.犬養毅的對華認識與活動.2016

張隆.辛亥革命中的會黨與新軍.2007

孔祥吉.日本檔案中的張之洞與革命黨——以吳祿貞事件為中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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