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沿海小港城躋身五口通商口岸，寧波的發展在鴉片戰爭之後大爆發'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從唐朝寧波城建立開始，直到1844年，寧波城市就是指寧波城，或者說，寧波城就是唯一的市區，江東和江北則都是郊區。但從1844年寧波開埠開始，江北很快發展為全新的市區，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樣，寧波城市實際上包括了寧波城、江北和江東三個市區。至今，人們依然將這三個市區稱為“老三區”。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轉變為“三區鼎立”，其開始的標誌是1844年寧波的開埠，而1863年新江橋的建立，則可被視為這一轉變完成的標誌。1863年之後，這三個市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到三區鼎立，這個轉變並不是人們事先規劃設計的，而是整個歷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自然結果。隨著千年府城演變為三區鼎立，民間及官方不僅逐漸意識到這種巨大的轉變，最終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轉變。在《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所謂的“城廂”就是指老三區。1911年，在劃分鄞縣自治區時，官方正式將老三區確定為“城區”。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從唐朝寧波城建立開始，直到1844年，寧波城市就是指寧波城，或者說，寧波城就是唯一的市區，江東和江北則都是郊區。但從1844年寧波開埠開始，江北很快發展為全新的市區，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樣，寧波城市實際上包括了寧波城、江北和江東三個市區。至今，人們依然將這三個市區稱為“老三區”。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轉變為“三區鼎立”，其開始的標誌是1844年寧波的開埠，而1863年新江橋的建立，則可被視為這一轉變完成的標誌。1863年之後，這三個市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到三區鼎立，這個轉變並不是人們事先規劃設計的，而是整個歷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自然結果。隨著千年府城演變為三區鼎立，民間及官方不僅逐漸意識到這種巨大的轉變，最終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轉變。在《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所謂的“城廂”就是指老三區。1911年，在劃分鄞縣自治區時，官方正式將老三區確定為“城區”。
鴉片戰爭結束後，寧波城市開始發生轉型。不僅如此，隨著西方先進技術的傳入，逐漸出現了以機器為動力的新式工業。1887年，嚴信厚在江北灣頭創辦了通久源機器軋花廠，這是“浙省國人最早興辦的新式民生工業”。1894年，嚴信厚又聯合戴瑞卿等人創辦了浙江省的第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布局。1897年，孫衡甫在寧波城區戰船街創辦了寧波電燈廠，但由於“風氣未開”，於1903年因嚴重虧損而倒閉。同時，其他類型的新式民營企業不斷問世，這包括位於江北的順記機器廠(1901年創立)，位於江東的和豐紗廠(1906年創立)，位於江北的正大火柴廠(1907年創立)。雖然這些企業數量不多，資本有限，但它們有力地推動了寧波區域社會經濟的轉型與發展。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從唐朝寧波城建立開始，直到1844年，寧波城市就是指寧波城，或者說，寧波城就是唯一的市區，江東和江北則都是郊區。但從1844年寧波開埠開始，江北很快發展為全新的市區，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樣，寧波城市實際上包括了寧波城、江北和江東三個市區。至今，人們依然將這三個市區稱為“老三區”。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轉變為“三區鼎立”，其開始的標誌是1844年寧波的開埠，而1863年新江橋的建立，則可被視為這一轉變完成的標誌。1863年之後，這三個市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到三區鼎立，這個轉變並不是人們事先規劃設計的，而是整個歷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自然結果。隨著千年府城演變為三區鼎立，民間及官方不僅逐漸意識到這種巨大的轉變，最終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轉變。在《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所謂的“城廂”就是指老三區。1911年，在劃分鄞縣自治區時，官方正式將老三區確定為“城區”。
鴉片戰爭結束後，寧波城市開始發生轉型。不僅如此，隨著西方先進技術的傳入，逐漸出現了以機器為動力的新式工業。1887年，嚴信厚在江北灣頭創辦了通久源機器軋花廠，這是“浙省國人最早興辦的新式民生工業”。1894年，嚴信厚又聯合戴瑞卿等人創辦了浙江省的第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布局。1897年，孫衡甫在寧波城區戰船街創辦了寧波電燈廠，但由於“風氣未開”，於1903年因嚴重虧損而倒閉。同時，其他類型的新式民營企業不斷問世，這包括位於江北的順記機器廠(1901年創立)，位於江東的和豐紗廠(1906年創立)，位於江北的正大火柴廠(1907年創立)。雖然這些企業數量不多，資本有限，但它們有力地推動了寧波區域社會經濟的轉型與發展。
鴉片戰爭還導致了寧波區域行政區劃的變動。自1688年，寧波府管轄著鄞縣、慈溪縣、鎮海縣、奉化縣、象山縣、定海縣六個縣。在鴉片戰爭的歲月中，由於舟山是中英爭奪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因此，1841年4月，當英軍第一次撤出舟山之後，清朝政府便將設在舟山的定海縣升格為定海直隸廳，其直接隸屬於寧紹臺道。自此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舟山不再受寧波府的管轄。由此，寧波府的屬縣只剩下鄞縣、慈溪、鎮海、奉化、象山五縣。象山縣沿海的南田島，明清時期長期被劃為禁區。1875年，清政府同意南田島開禁。1910年初，清政府在南田島設立撫民廳，由寧波府管轄。
南田撫民廳設立僅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清朝迅速走向滅亡。這年的1月5日，寧波光復。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模式徹底終結，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從唐朝寧波城建立開始，直到1844年，寧波城市就是指寧波城，或者說，寧波城就是唯一的市區，江東和江北則都是郊區。但從1844年寧波開埠開始，江北很快發展為全新的市區，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樣，寧波城市實際上包括了寧波城、江北和江東三個市區。至今，人們依然將這三個市區稱為“老三區”。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轉變為“三區鼎立”，其開始的標誌是1844年寧波的開埠，而1863年新江橋的建立，則可被視為這一轉變完成的標誌。1863年之後，這三個市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到三區鼎立，這個轉變並不是人們事先規劃設計的，而是整個歷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自然結果。隨著千年府城演變為三區鼎立，民間及官方不僅逐漸意識到這種巨大的轉變，最終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轉變。在《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所謂的“城廂”就是指老三區。1911年，在劃分鄞縣自治區時，官方正式將老三區確定為“城區”。
鴉片戰爭結束後，寧波城市開始發生轉型。不僅如此，隨著西方先進技術的傳入，逐漸出現了以機器為動力的新式工業。1887年，嚴信厚在江北灣頭創辦了通久源機器軋花廠，這是“浙省國人最早興辦的新式民生工業”。1894年，嚴信厚又聯合戴瑞卿等人創辦了浙江省的第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布局。1897年，孫衡甫在寧波城區戰船街創辦了寧波電燈廠，但由於“風氣未開”，於1903年因嚴重虧損而倒閉。同時，其他類型的新式民營企業不斷問世，這包括位於江北的順記機器廠(1901年創立)，位於江東的和豐紗廠(1906年創立)，位於江北的正大火柴廠(1907年創立)。雖然這些企業數量不多，資本有限，但它們有力地推動了寧波區域社會經濟的轉型與發展。
鴉片戰爭還導致了寧波區域行政區劃的變動。自1688年，寧波府管轄著鄞縣、慈溪縣、鎮海縣、奉化縣、象山縣、定海縣六個縣。在鴉片戰爭的歲月中，由於舟山是中英爭奪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因此，1841年4月，當英軍第一次撤出舟山之後，清朝政府便將設在舟山的定海縣升格為定海直隸廳，其直接隸屬於寧紹臺道。自此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舟山不再受寧波府的管轄。由此，寧波府的屬縣只剩下鄞縣、慈溪、鎮海、奉化、象山五縣。象山縣沿海的南田島，明清時期長期被劃為禁區。1875年，清政府同意南田島開禁。1910年初，清政府在南田島設立撫民廳，由寧波府管轄。
南田撫民廳設立僅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清朝迅速走向滅亡。這年的1月5日，寧波光復。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模式徹底終結，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寧波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1840年7月和1841年10月，英國侵略軍兩次攻佔當時屬於寧波府管轄的定海(今舟山)。1841年10月10日，英國軍隊攻佔鎮海。10月13日，英國軍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輕鬆地進入了寧波城。為了從英國人手中奪回寧波城，清朝軍隊曾於1842年3月11日發起過悲壯的浙東反擊戰，但以徹底失敗而告終。1842年5月，英軍為了集中兵力進犯長江下游地區，主動撤出寧波城。1842年8月，連遭軍事失敗的清朝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根據這份條約，清政府除了向英國割地賠款外，還同意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作為通商口岸。這樣，寧波就成了近代首批對外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英國派駐寧波的首任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經過實地考察，最後選定餘姚江北岸的李家衜頭一帶作為通商場所。當時的江北岸比較偏僻，在寧波城裡生活過的美國傳教士瑪高溫(D.J. Macgowan)曾繪過一幅寧波簡圖。從中可以看出，直到1850年江北一帶依然是幾座小村落的規模。根據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甬上盧氏敬睦堂宗譜》記載，江北岸的主要居民是盧氏家族。這裡除了盧氏的住宅、祠堂外，還有盧氏及其他宗族的大片墓地。後來西方人在江北修馬路時，甚至出現“顏渠左右剖露數百冢”的駭慘場景。正因為江北是比較荒涼的郊區，與寧波城又有餘姚江的阻隔，所以清朝官員才同意英國人在此設立通商場所。如此，清朝官員一方面可以比較容易地管理外國人，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隔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往來。
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江北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除了英國之外，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荷蘭、挪威等國相繼在江北設立領事館。來自歐美各國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土不僅聚居於江北，還在江北修建碼頭、貨棧、學校、教堂、住宅等。近代浙江最早的出版印刷機構“華花聖經書房”於1845年在江北設立，並且印刷出一大批在中國乃至日本都很有影響的書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克寧波城，寧紹臺道道臺張景渠等清朝主要官員逃往舟山，而普通民眾則逃至西方人控制下的江北避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到過江北的慈溪人柯超記載說，此時的江北“夷房接壤，窗戶洞明，教友商賈，實繁有徒”，已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市區。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之後，江北很快發展為一個全新的市區。1865年開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工作的戈鯤化(此人於1879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併成為哈佛大學的首位中文教授)曾寫詩曰：“琛贐招來海商國，甬江北岸屋相望。分明一幅西洋畫，樓閣參差映夕陽。”這首詩顯示，江北已從偏遠郊區快速地發展為繁榮城區，此正是寧波港轉型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從唐代寧波建城開始，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進出寧波港的船隻都是木帆船，港口作業核心區集中在寧波城外的餘姚江、奉化江沿岸。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火輪船頻繁進出甬江，揭開了寧波港輪船時代的序幕。1855年，寧波商人集資購得第一艘屬於中國人的輪船“寶順輪”，有力地推動了寧波港從帆船港向輪船港的轉型。1865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開通了寧波與上海之間的航線。此後，丹麥的寶隆洋行(1875年)、英國的太古公司(1879年)與怡和洋行(1890年)、法國的立興航運公司(1906年)等先後投入到寧波的航運業中。1873年，中國人所辦的輪船招商局也在寧波設立分局。由於寧波城外餘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自然條件不適於停泊大型輪船，而江北沿岸卻是大噸位輪船停靠的優良泊地，江北沿岸就成了港口作業的核心區，新式碼頭不斷出現，中外航運企業的輪船都停泊在江北。到了1873年，“輪船艘次超過在浙海關登記註冊的帆船艘次(570:376)，而且輪船運量是帆船運量的十倍以上，輪船已成為出入寧波港的主導船型”此外，這一時期江北還出現了其他外資公司，例如大美菸草公司、顧中菸草公司、美火油公司、英美菸草公司等。
隨著江北成為輪船時代寧波港的作業核心區，近代服務業應運而生。1861年，浙海新關(俗稱“洋關”)在江北設立。“1878年，浙海關書信館開始收寄中外郵件，“是為寧波郵政之始。”“1881年，《甬報》在江北問世。1890年在江北創辦的蘭馥戲院是寧波最早的戲院。清朝滅亡之前，江北還出現了不少銀行和保險公司。“寧波的標誌性建築江北天主堂在1872年建立，現在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加重要的是，江北還是“近代寧波市政建設先行區，寧波市政建設在江北岸邁開了近代化的步伐”。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江北出現了按照西方式樣及工藝建造的新式道路，道路兩旁砌石，中間鋪設瀝青或混凝土，道路下面築有下水道，路旁安裝有路燈(煤氣燈)，西方新式的市政設施被不斷引進江北。
江北與寧波城之間隔著餘姚江。歷史上，兩地之間的交通往來唯有依靠擺渡，主要渡口則是桃花渡，歷代文人因此留下了許多吟詠桃花渡的詩作。隨著江北的興起，擺渡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背景下，1863年外國商人在桃花渡建造了一座連接江北與寧波城的浮橋，浮橋共由18艘木船組成，並且向每個通行者收取過橋費，此即新江橋。寧波文人董沛在1874年所作的《江北書感》中寫道：“首畫通商界，明州此要區。市聲番鬼語，津課驗官符。”“詩中的“津課驗官符”，即指收取新江橋過橋費。1877年，鄞縣士紳陳政鑰組織各界籌集巨資，從外國商人手中買回了新江橋，並且免收過橋費。這不僅方便了過往行人，而且有力地加強了江北與寧波城之間的聯繫。戈鯤化曾為此專門寫詩曰：“從此不勞頻喚渡，喜賡紅雨綠波詩……康莊直接道途平，攘往熙來起頌聲。”
新江橋把江北與寧波城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而始建於唐朝長慶三年(823年)的靈橋(又稱東津浮橋，俗稱老江橋)則將江東與寧波城連接在一起。靈橋的建造，克服了交通上的天然障礙，使寧波城第一次實現了“東擴”。因此，早在唐代，江東已經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聚落。到了宋朝，江東不僅有政府的“稅場”、駐紮軍隊的“江東寨”和“教場”、負責治安的“尉司”等，而且還形成了市鎮。明清兩代，由於市鎮的進一步繁榮，江東的街巷日益密集。根據明末清初鄞縣人李鄴嗣的《郡東竹枝詞》記載，江東後塘街已成為興盛的魚貨市場，其竹枝詞中寫道：“千萬魚鮭迭水壓，常行怕到後塘街。腥風一市人吹慣，夾路都將水族排。”而稍晚的鄞縣人全祖望則將江東稱為“市井之區”。
清光緒元年(1875年)修成的《光緒鄞縣誌》寫道：“(寧波港)舊稱魚鹽糧食碼頭，及西國通商，百貨鹹備，銀錢市直之高下，呼吸與蘇杭、上海相通。轉運既靈，市易愈廣，濱江列屋大都皆惠肆矣。”在寧波港從“魚鹽糧食碼頭”向“百貨”碼頭轉變的過程中，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是由於，江東是海港運輸與內河運輸的中轉樞紐。來自寧波平原東部白杜、莫枝堰等地的航船，通過前塘河、中塘河、後塘河等內河，最後都彙集到江東。在清末繪製的《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就可以看到標在江東的“航船埠頭”，還有齊整的街巷。19世紀後期《申報》上的一些新聞報道，也證明了江東已發展成為人口密集的城區。例如，1873年4月28日的《寧波亢旱火災》一文寫道：“前日晚，寧郡靈橋門外江東百丈街居民不慎失火，延燒房屋百餘間，並焚死三人，見之甚慘。”一場火災焚燬百餘間房屋，正說明這裡的房屋已經是鱗次櫛比了。再如，1879年12月12日的新聞報道：為了防範匪徒，“甬東江東之各鋪戶首”籌集資金，在“所有大街小巷”的緊要之處設立柵門，“僱人專司啟閉”。”這則新聞反映了江東商業的興盛。
從唐朝寧波城建立開始，直到1844年，寧波城市就是指寧波城，或者說，寧波城就是唯一的市區，江東和江北則都是郊區。但從1844年寧波開埠開始，江北很快發展為全新的市區，江東也從傳統的市鎮轉型為新型的市區。這樣，寧波城市實際上包括了寧波城、江北和江東三個市區。至今，人們依然將這三個市區稱為“老三區”。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轉變為“三區鼎立”，其開始的標誌是1844年寧波的開埠，而1863年新江橋的建立，則可被視為這一轉變完成的標誌。1863年之後，這三個市區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寧波城市從千年府城到三區鼎立，這個轉變並不是人們事先規劃設計的，而是整個歷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自然結果。隨著千年府城演變為三區鼎立，民間及官方不僅逐漸意識到這種巨大的轉變，最終也認可並接受了這樣的轉變。在《寧波府城廂水陸輿圖》上，所謂的“城廂”就是指老三區。1911年，在劃分鄞縣自治區時，官方正式將老三區確定為“城區”。
鴉片戰爭結束後，寧波城市開始發生轉型。不僅如此，隨著西方先進技術的傳入，逐漸出現了以機器為動力的新式工業。1887年，嚴信厚在江北灣頭創辦了通久源機器軋花廠，這是“浙省國人最早興辦的新式民生工業”。1894年，嚴信厚又聯合戴瑞卿等人創辦了浙江省的第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布局。1897年，孫衡甫在寧波城區戰船街創辦了寧波電燈廠，但由於“風氣未開”，於1903年因嚴重虧損而倒閉。同時，其他類型的新式民營企業不斷問世，這包括位於江北的順記機器廠(1901年創立)，位於江東的和豐紗廠(1906年創立)，位於江北的正大火柴廠(1907年創立)。雖然這些企業數量不多，資本有限，但它們有力地推動了寧波區域社會經濟的轉型與發展。
鴉片戰爭還導致了寧波區域行政區劃的變動。自1688年，寧波府管轄著鄞縣、慈溪縣、鎮海縣、奉化縣、象山縣、定海縣六個縣。在鴉片戰爭的歲月中，由於舟山是中英爭奪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因此，1841年4月，當英軍第一次撤出舟山之後，清朝政府便將設在舟山的定海縣升格為定海直隸廳，其直接隸屬於寧紹臺道。自此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舟山不再受寧波府的管轄。由此，寧波府的屬縣只剩下鄞縣、慈溪、鎮海、奉化、象山五縣。象山縣沿海的南田島，明清時期長期被劃為禁區。1875年，清政府同意南田島開禁。1910年初，清政府在南田島設立撫民廳，由寧波府管轄。
南田撫民廳設立僅一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清朝迅速走向滅亡。這年的1月5日，寧波光復。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模式徹底終結，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