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部分人喜歡看明史？或許是明朝“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氣節；或許是驅除韃虜，恢復漢制的豐功功績；或許是首次由南向北，一統華夏的光輝歲月；或許是鄭和七下西洋，鄧子龍入朝抗豐臣秀吉，戚繼光東海抗倭；亦或是東西方新的文化經濟的同步，卻又在奔跑過程中拉開了大大的距離。

——華夏王朝循環往復的生死輪迴

中國曆朝都超不過200-300年，經過幾百年的王朝，都將會最終由於制度潰爛、朝綱廢弛、皇帝荒淫昏庸、土地兼併、官員腐敗等導致的社會矛盾加重，農民起義而終止。而這裡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一個王朝開國創業的時候是恢復上一個王朝經過社會動盪而破壞的生產力，生產人口和社會關係，包括土地耕種面積的恢復、政治管理制度的恢復、人口數量的恢復、文化與經濟的恢復等。但是一旦等到社會生產力、社會關係得到恢復，人口的增加必然導致更多耕地的需求（歸根結底是對生存空間和生存的糧食的需求）。在技術水平沒有大發展的前提下，生存空間和生存的口糧就無法得到更大範圍的供給。土地資源的搶奪成為社會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現。再遇上天災人禍，直接破產的佃戶、中小地主和手工業者就會面臨生死存亡的境地。所以歷代，凡是有自然災害的地方就會有地方起義。

而在矛盾激化的時候，貴族和大地主、大官僚作為既得利益者在皇權制度上，難以就財富進行再分配來緩解社會矛盾。特別是土地作為財富的最大權重，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這個時候往往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君王或者能臣來打破既得利益的蛋糕，進行補救式改革。然而改革者不是徹底的更改，而是局部的修改，如王安石的青苗法為減輕稅賦，補貼農墾；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為衡量稅種，統一徵收。矛盾在能臣和君王過後，便被既得利益者重新洗牌。古老王朝在最後關頭就會死於內憂外患，最終被新的王朝所替代。

----1453-1587的明帝國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佔了象徵著歐洲羅王帝國最後輝煌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到如今這個原本從古希臘開始便在歐洲佔據璀璨光輝的帝都，延續了2000年後，到1543年落入了穆斯林人的手中。直到現在依然是橫框歐亞大陸的土耳其在歐洲的一個重要據點城市。隨著東羅馬帝國的崩塌，東西方聯絡的大陸橋樑受阻於土耳其帝國。歐洲人開始從海上尋求出路，於是西方的大航海殖民時代來臨。哥倫布於1492年，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在西班牙國王支持下，先後4次出海遠航(1492～1493，1493～1496，1498～1500，1502～1504）到達了西歐人認為的美洲大陸，他也因此成為名垂青史的航海家。

明王朝1368年開國，至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前後276年，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檢（崇禎皇帝）共16位明朝皇帝。1453年是明朝的天順年間，皇帝為明英宗，即位時才9歲，被宦官王振專權。1449年，瓦喇大舉南侵，王振愜英宗親征，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於1464年，時年38歲。 土木之變後，大明王朝由興轉衰。後面的憲宗好方術，溺於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國政”。明武宗好逸樂，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過度，死於1521年，時年31歲。 萬曆皇帝的爺爺，嘉靖皇帝前期頗有一些作為，誅殺宦官，節用寬民，但後期荒淫無度，政治腐敗，多次爆發農民起義。於1566年因服丹藥中毒死，時年60歲。

帝國王朝正是按照創國時期建立的制度慣性的延續著，直到下層人們的生存空間因土地兼併而喪失殆盡，生存物資因天災人禍而顆粒不存，人們揭竿而起。戰爭會使存量的人口銳減，人口的減少降低了生存空間的爭奪，也降低了生存物資的爭奪。所以農民起義在一個朝代休養生息完成之後，便持續不斷的產生著，直到某一次農民起義規模迅速擴大。

在多次的激化中，總有那麼幾位能臣站出來進行調和。主要目的是調和帝國的生命可以多延續幾年。

---萬曆年間

進入萬曆年間，明帝國經過200年的喘息，砥礪圖志的帝王不復存在了。明朝從天順年開始（1427）便有了宦官專權，皇帝荒淫，朝綱廢弛的局面。但是畢竟有開國創業階段打下的基礎，文官制度的不斷補充，使得整個大明朝無論何種內憂外患的事件發生，都有一個內閣的機構作為統治治理的中樞。這種中樞在萬曆年間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祕書廳。如果皇帝年幼，則由內閣作為輔佐的機構，對小皇帝進行教學，引導小皇帝知曉執政禮儀和文官制度。

至萬曆皇帝登位時，年僅8歲，這麼小的年紀當然不能承擔起治國重任。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以及適應文官制度上給予的治國原則。主要是知曉禮儀以及文官建立的朝綱制度。然而大明朝之前的諸多皇帝一開始還比較重視各種祭祀禮儀和上朝等朝綱制度，但是後面就各自尋求方術之法，或者沉迷女色。皇帝們都不願意在紛繁複雜，苦悶枯燥的文官治國制度下按部就班的生活著。萬曆皇帝也不例外。

除了大明朝開國創業的階段，七海臣服，萬賀來朝的壯麗景象。明史中更讓人饒有餘味的細細品嚐的便是萬曆皇帝的階段。這個從8歲開始登朝君臨天下，整整三十年沒有完完整整的管理朝政的天朝皇帝，經歷著明帝國200年後的種種枯朽。但是在這個枯朽萬分的時刻，萬曆年間的內憂外患卻又是如此的波瀾壯闊，絢麗奪目。

當時的大明內部，皇帝不理政務，文官爾虞我詐，爭權奪勢。外部朝廷對北蒙需持續用兵，東南沿海倭寇盛行，東北滿族崛起，朝鮮半島日本侵襲。新舊官僚都意識到需要一個主導者一方面作為同皇帝之間溝通的橋樑，一方面又能主導政務處理內憂外患。這個時候張居正走到歷史舞臺前面。

張居正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舉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1

567年（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樑等名將除倭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內閣的朝廷體制

明朝官員俸祿微薄，需要官員額外的副業才能餬口。而這個副業就是地方的賄賂。所以朱元璋大力懲治官員貪汙，反倒使得制度上設計加重了官員貪汙。

在人治和法治的蹺蹺板上，創國初期的帝國君王們都會加重法治來鞏固統治。一旦統治根基穩固，則人治大於法治的情況屢屢發生，以至後來人治替代法治成為社會主流。於是官官相護，蔭庇叢生。官員之間的這種裙帶關係形成了最原始的黨派，明朝的黨爭也是歷朝最嚴重的。東林黨同宦官黨之間的爭鬥就是一個直接的例子。

一個官員如果想生存下去，那麼直接的行為就是尋求蔭庇。書中寫到，同為舉人、進士等都會結成同僚，在政治上發出一致的聲音。如果沒有加入到這個群體，就會被視為利益的爭奪者而持續不斷的受到排擠。在這個體制下，會出現三種人。一種是海瑞這種在眾人眼中的奇葩官員，潔身自好，嫉惡如仇，據理力爭，不理人情；一種是申時行這種，和稀泥，和事老，同時又不乏理性解決矛盾，合理用人；第三種則是那種蔭庇權貴，不斷擴大既得利益，維護群黨權利。

當一種制度處在慣性前行的時候，海瑞這般的人是絕對的少數，甚至可能不存在；申時行這樣的人是普遍的存在，屬於為官不為，又可為；而第三種則是批量的存在。就像一個金字塔，塔頂是海瑞般的存在，塔底則是那些群黨人士。三者之間都不願與另外兩方為伍。而張居正一方面熟知內閣爾虞我詐，又熟知治國法治與人治之利弊。更兼有協調關係為我所用的博弈能力。如進入內閣時，面對是的嚴嵩和高供的競爭；治國上既可以以法治推行一條鞭改革，又以人治建立自己的幕僚（申時行，戚繼光等人也是在其位受到重用），法治上又拒絕海瑞這般清廉之人任官。更有與宦官搞好關係，得到皇帝權利的代表。

----體制外的軍事成就

對外戰爭上，人治佔據主導，文官為治國主導。文官天然的瞧不起武將。而古時武將的誕生在於比武，在於力量與打鬥技能的高低。歷史上能有文武雙全之人少之又少。戚繼光的誕生卻是一個奇蹟，在原有制度上無法進行軍事改革，建立適宜戰鬥的軍隊，同時又不影響朝廷對稅賦的壓力。他以招募志願軍的形式構建了一個近十萬人的軍隊。且創立練兵法，百戰而無一敗。戚家軍更是後來在朝鮮戰爭上，幫助朝鮮王抵抗豐臣秀吉的侵略。

但是，這樣強大的軍隊以及練兵體制，用現在的話講就是體制外的改革。因為在當時的兵役制度上，一方面無兵員，一方面無糧餉支持。明朝兵役制度是朱元璋創設的衛所制：皇帝獨攬軍事大權，全國要地設立衛所，軍丁世代相繼，給養仰賴屯田。這樣的制度主要是加強中央集權，兵士擁有土地以及世代相繼，俗稱專業軍人。但是後期，隨著土地兼併集中，由於大批屯田被豪紳、大地主侵佔,商屯亦因“開中法”遭破壞而廢弛，軍卒生活無著而大批逃亡，衛所制逐漸崩潰。

本身如無戰事，衛所軍制足夠應付突發的農民起義。但是在內憂外患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軍事及戰鬥力的不足就表現得很明顯。曾經一隊800人的倭寇橫行江浙幾千裡，甚至包圍南京，居然殘害百姓近十萬人，可見軍事廢弛久已。戚繼光就是針對這樣的現狀，不要朝廷一兵一卒，不要朝廷一分一毫。依靠地方捐贈與募兵建立戚家軍。那朝廷為什麼能同意戚繼光建立自己的軍隊？這就是張居正當朝時的改革魄力，他需要以為這樣的在體制外能夠制衡朝廷的軍事力量加強自身推進改革。戚繼光也很明白，所以同張居正往來密切，以至於張居正死後，文官體制拿他和戚繼光作為謀反的動機。

———權衡之術

權衡在於上下和內外，下級與上級的權衡是朝廷內部的關係，朝廷同社會，大明朝同外部則是內與外的關係。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內部團結，和統一戰線。但是萬曆年間，權臣同皇帝沒有權衡好關係。張居正在位時，用於獨裁權，相當於代替皇權做了權衡，使得文官上下統一，暫時抑制了官員的胡亂參合。而內外的權衡，則是利用軍事的策略，在戰爭形式下形成關係。

這樣的權衡是一種人治的權衡，法治在人治的基礎上進行關係調整。這樣的調整顯然是一種脆弱的調整，不能夠延續的調整。一旦人治的關鍵人物（人：張居正，戚繼光）不在其位，亦或者是文官集團不斷出現自我犧牲者來彈劾，關鍵人物的行為受到輿論限制，那麼權衡之術的環境就被打破。然而往往這樣的彈劾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歷史以及當前的社會總有一些人為搏名利而宣揚自己，宣揚的手段要麼是自我營銷，以及犧牲博得萬古流芳，要麼是詆譭他人、肆意彈劾以取得忠臣至美名。

而反觀當時的歐洲，英國權衡已經進入到限制王權，建立兩層議會。利用議會同王權進行上下的權衡，利用兩層議會同下層人民進行政府內外權衡。通過海外殖民擴張（包括利用海盜同他國搶奪利益）進行國內與國外的權衡。一切的行為都是變革性的，是利於本國國內財富積累的。而大明朝當時的內部則是一種自我消耗。

———以史為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