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下》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公都子問孟子："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回答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為什麼說自己"好辯"是"不得已"？讓孟子"不得已"的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孟子的"不得已"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現分述如下：
1、 稟性使然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孟子的生平事蹟，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樑，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這篇列傳是孟子、荀子的合傳，中間還包括鄒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等一眾戰國學術家。關於孟子的生平及著作講述的不多，其原因主要如司馬遷所說是因為"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孟子》一書世多所傳，故而不必詳論。不過，司馬遷還是講清楚了孟子的學術淵源和學術著作。關於孟子的學術淵源，司馬遷認為其受業於子思門人，而朱熹《孟子章句序》則認為其學出於子思："孔子之理，大而能博學。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不論其學是出於子思還是出於子思門人，他都是孔門嫡傳後學，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在儒家一眾後學當中孟子最深得孔子堂奧，能夠繼往聖，續絕學。孔子死後，儒學分而為八，朱熹於眾儒之中特推孟子，以為可以軌跡孔子。他批評荀子、揚子"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朱熹《孟子章句序》），認為只有孟子之學"醇乎醇者也"，是儒學的正宗。作為孔子後身，孟子繼承了孔子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有一身"浩然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一種"配義與道"的宏大志氣，是一種"至大至剛"的正義之氣，這種"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退避的。稟性如此的孟子面對社會的昏亂無序，他不得不仗義執言，彰明仁義，辯明是非。"好辯"是一種性格使然，更是一種人格使然。
2、時勢使然
戰國之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孟子·滕文公下》）。周綱解紐，群雄並起。縱橫遊說之風甚囂塵上，"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在這樣一個大分裂、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是不講仁義禮智而重權謀譎詐的縱橫家們，他們不以仁義禮讓為己任，而以"扶危持傾"、"運亡為存"為要務，"捐禮義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視天下為可予奪之私產，視功勳富貴為唾手可漁之利，例如《戰國策·齊策五》蘇秦說齊閔王："是以聖人從事，必借於權而務興於時。夫借權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借、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這是一個只講"權借"、"時勢"，而不講仁義道德的時代。這是一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的時代。
生於這樣一個時代，孟子稟儒家之正氣，浩然欲有為於當今之世，一洗相互攻伐、不講仁義的紛亂之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於是他先後遊說齊宣王、梁惠王之門，大講其"仁政"、"民為邦本"的政治思想，想通過遊說君王，讓君王發施仁政，恢復社會穩定，改變社會風氣。但是客觀所產生的效果與主觀所做的努力相差甚遠，孟子的這種以天下為先的社會責任感並沒有得到社會認同，反而被誤解為"好辯"，對此，孟子只能無奈的嘆息一聲"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