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魯迅先生說：”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蘇明玉對蘇家最大的控訴也是”你們生我，卻不好好養我。“古人也有一句話：”不念生恩念養恩“。”養“，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為父母，父母區別於動物的地方所在。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人文主義的特質就是推崇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生”只是動物性的，而“養”才是人文的。有一出傳統京劇《天雷報》說的是一個嬰兒被窮苦人家收養，後來長大後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達官顯貴，於是拋棄了養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養父母接來，孩子不願意，後來勉強同意後又嫌貧愛富，虐待養父母。後來孩子中了狀元，卻因為自己對養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滾滾，被劈死了。據說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就讓戲班子演這齣戲給光緒看，羞辱光緒的不念養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變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在普遍無秩序和混亂中同它們融為一體。”這種“偶然湊合的家庭”，正如蘇明成所說的：“時代不一樣了，家庭觀念也不一樣了。就像親兄妹也一樣。過的到一起就過，過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說的，結構性的家庭倫理沒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復存在，那麼每個演員演成什麼樣，就是一種偶然了。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義。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魯迅先生說：”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蘇明玉對蘇家最大的控訴也是”你們生我，卻不好好養我。“古人也有一句話：”不念生恩念養恩“。”養“，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為父母，父母區別於動物的地方所在。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人文主義的特質就是推崇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生”只是動物性的，而“養”才是人文的。有一出傳統京劇《天雷報》說的是一個嬰兒被窮苦人家收養，後來長大後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達官顯貴，於是拋棄了養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養父母接來，孩子不願意，後來勉強同意後又嫌貧愛富，虐待養父母。後來孩子中了狀元，卻因為自己對養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滾滾，被劈死了。據說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就讓戲班子演這齣戲給光緒看，羞辱光緒的不念養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變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在普遍無秩序和混亂中同它們融為一體。”這種“偶然湊合的家庭”，正如蘇明成所說的：“時代不一樣了，家庭觀念也不一樣了。就像親兄妹也一樣。過的到一起就過，過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說的，結構性的家庭倫理沒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復存在，那麼每個演員演成什麼樣，就是一種偶然了。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義。
就個人道德品質而言，蘇大強也確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荒唐家長極其神似。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老卡拉馬佐夫：“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從小把孩子們放到後院裡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這同樣也是蘇大強的人生信條。
《都挺好》最受現代青年詬病的，是最後蘇大強的洗白。然而雖然蘇大強有種種糟糕之處，但他的變好並非不符合邏輯，因為蘇大強的本質並不壞。清華大學歷史系彭剛先生在《西方思想史》課上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而是性本賤。”什麼是賤？物以稀為貴，物以多為賤。所謂賤就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劣根性——甚至不一定是劣根性，比如同情，它也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感，而尼采就認為同情是“賤民的道德”。“賤”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所以蘇大強這樣一個“賤人”變好了，其實也並不奇怪。在《都挺好》的一個電視訪談中，大媳婦的扮演者高露說蘇大強的特點就是“懦”，而老辣的倪大紅則說這個“懦”也可以理解為“糯米”的“糯”，就是粘人。倪大紅的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胡適的一篇黑儒家的文章《說儒》，文章認為“儒”和”懦“”糯“”糯“ ”蠕“這些需字邊的字都有同一個意思，那就是軟。倪大紅可能沒讀過這篇，但他想說的是，蘇大強的”糯“只不過是想引起子女注意罷了，並沒什麼不可原諒。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魯迅先生說：”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蘇明玉對蘇家最大的控訴也是”你們生我，卻不好好養我。“古人也有一句話：”不念生恩念養恩“。”養“，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為父母，父母區別於動物的地方所在。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人文主義的特質就是推崇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生”只是動物性的，而“養”才是人文的。有一出傳統京劇《天雷報》說的是一個嬰兒被窮苦人家收養，後來長大後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達官顯貴，於是拋棄了養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養父母接來，孩子不願意，後來勉強同意後又嫌貧愛富，虐待養父母。後來孩子中了狀元，卻因為自己對養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滾滾，被劈死了。據說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就讓戲班子演這齣戲給光緒看，羞辱光緒的不念養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變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在普遍無秩序和混亂中同它們融為一體。”這種“偶然湊合的家庭”，正如蘇明成所說的：“時代不一樣了，家庭觀念也不一樣了。就像親兄妹也一樣。過的到一起就過，過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說的，結構性的家庭倫理沒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復存在，那麼每個演員演成什麼樣，就是一種偶然了。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義。
就個人道德品質而言，蘇大強也確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荒唐家長極其神似。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老卡拉馬佐夫：“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從小把孩子們放到後院裡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這同樣也是蘇大強的人生信條。
《都挺好》最受現代青年詬病的，是最後蘇大強的洗白。然而雖然蘇大強有種種糟糕之處，但他的變好並非不符合邏輯，因為蘇大強的本質並不壞。清華大學歷史系彭剛先生在《西方思想史》課上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而是性本賤。”什麼是賤？物以稀為貴，物以多為賤。所謂賤就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劣根性——甚至不一定是劣根性，比如同情，它也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感，而尼采就認為同情是“賤民的道德”。“賤”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所以蘇大強這樣一個“賤人”變好了，其實也並不奇怪。在《都挺好》的一個電視訪談中，大媳婦的扮演者高露說蘇大強的特點就是“懦”，而老辣的倪大紅則說這個“懦”也可以理解為“糯米”的“糯”，就是粘人。倪大紅的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胡適的一篇黑儒家的文章《說儒》，文章認為“儒”和”懦“”糯“”糯“ ”蠕“這些需字邊的字都有同一個意思，那就是軟。倪大紅可能沒讀過這篇，但他想說的是，蘇大強的”糯“只不過是想引起子女注意罷了，並沒什麼不可原諒。
更重要的是，《都挺好》的結局呈現一種代際之間的相互性。如果說《都挺好》前半部分是蘇明玉的獨白，那麼後半部分則更接近兩代人互相對話的“復調”。其實，雖然前半部分主要還是以青年一代的視角敘述，但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讓蘇大強自陳——只不過並沒有得到迴應。離家出走去桑拿中心的橋段，讓人想到張楊先生導演的反映老無所依問題的電影《洗澡》。在明玉病床的控訴下一言不發埋頭撿水果的一幕，則體現了他內心深處的無比愧疚，而被保姆騙婚卻至死不悔的一出，更是體現了蘇大強老無所依的淒涼，最終不得不以阿爾茨海默病的結局，暴露了隱藏在潛意識裡的那一點怕和愛。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魯迅先生說：”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蘇明玉對蘇家最大的控訴也是”你們生我，卻不好好養我。“古人也有一句話：”不念生恩念養恩“。”養“，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為父母，父母區別於動物的地方所在。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人文主義的特質就是推崇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生”只是動物性的，而“養”才是人文的。有一出傳統京劇《天雷報》說的是一個嬰兒被窮苦人家收養，後來長大後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達官顯貴，於是拋棄了養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養父母接來，孩子不願意，後來勉強同意後又嫌貧愛富，虐待養父母。後來孩子中了狀元，卻因為自己對養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滾滾，被劈死了。據說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就讓戲班子演這齣戲給光緒看，羞辱光緒的不念養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變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在普遍無秩序和混亂中同它們融為一體。”這種“偶然湊合的家庭”，正如蘇明成所說的：“時代不一樣了，家庭觀念也不一樣了。就像親兄妹也一樣。過的到一起就過，過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說的，結構性的家庭倫理沒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復存在，那麼每個演員演成什麼樣，就是一種偶然了。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義。
就個人道德品質而言，蘇大強也確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荒唐家長極其神似。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老卡拉馬佐夫：“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從小把孩子們放到後院裡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這同樣也是蘇大強的人生信條。
《都挺好》最受現代青年詬病的，是最後蘇大強的洗白。然而雖然蘇大強有種種糟糕之處，但他的變好並非不符合邏輯，因為蘇大強的本質並不壞。清華大學歷史系彭剛先生在《西方思想史》課上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而是性本賤。”什麼是賤？物以稀為貴，物以多為賤。所謂賤就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劣根性——甚至不一定是劣根性，比如同情，它也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感，而尼采就認為同情是“賤民的道德”。“賤”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所以蘇大強這樣一個“賤人”變好了，其實也並不奇怪。在《都挺好》的一個電視訪談中，大媳婦的扮演者高露說蘇大強的特點就是“懦”，而老辣的倪大紅則說這個“懦”也可以理解為“糯米”的“糯”，就是粘人。倪大紅的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胡適的一篇黑儒家的文章《說儒》，文章認為“儒”和”懦“”糯“”糯“ ”蠕“這些需字邊的字都有同一個意思，那就是軟。倪大紅可能沒讀過這篇，但他想說的是，蘇大強的”糯“只不過是想引起子女注意罷了，並沒什麼不可原諒。
更重要的是，《都挺好》的結局呈現一種代際之間的相互性。如果說《都挺好》前半部分是蘇明玉的獨白，那麼後半部分則更接近兩代人互相對話的“復調”。其實，雖然前半部分主要還是以青年一代的視角敘述，但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讓蘇大強自陳——只不過並沒有得到迴應。離家出走去桑拿中心的橋段，讓人想到張楊先生導演的反映老無所依問題的電影《洗澡》。在明玉病床的控訴下一言不發埋頭撿水果的一幕，則體現了他內心深處的無比愧疚，而被保姆騙婚卻至死不悔的一出，更是體現了蘇大強老無所依的淒涼，最終不得不以阿爾茨海默病的結局，暴露了隱藏在潛意識裡的那一點怕和愛。
所以，與其說這是給蘇大強洗白，不如說這只是給蘇大強這一輩人一個說話的機會，這是一種反向的“Shall we talk”。畢竟，老去的父一輩在代際關係中已經不再具有主導權和主動權。如果把權力還原為power，我們就不能否認有精神的power和肉身的power。而現實則是蘇大強代表的父的一輩，他的肉身power在一天天衰朽，所以傳統社會賦予衰朽的父以更多的精神power，大概也是一種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平衡吧。蘇大強分遺產的一幕，再次讓人聯想到張楊先生的《飛越老人院》中為了向女兒道歉而費盡心思“飛越老人院”排演節目參賽拿獎，只為了到日本找到出走的女兒的一幕。正如《飛越老人院》里老人院門口的那句話：“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沒有人會一輩子啃老，也沒有人會一輩子弒父。老人與年輕人的對話，某種意義上也是和未來的自己或過去的自己的對話。從父女一個餐桌相顧無言的尷尬，到老巷上“再也得不到父親的迴應”（姚晨語）的遺憾，相互平行的兩代人最終在一個交點上“輕輕擁抱是那麼親，卻是一輩子的遠行”
文/邢哲夫
《都挺好》開播以來引起了現象級的熱度。然而電視劇特別是前半部分也引起了一些較為偏激的解讀，比如“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確實，該劇對家的複雜性的深刻把握及對家庭倫理問題的深入思考，使人們對家庭超出了傳統的認識。我們假設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有其合理之處，那麼我們就要反思，它是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是結果，那麼什麼才是原因？
傳統家庭倫理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什麼是結構性？比如一個建築，鋼筋混凝土或者木製就構成它的結構性。比如一齣戲，劇本就構成它的結構性。結構性就是某種固定不變的性質。 “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這些現象，其實是一種結果。那它的原因是什麼？恰恰就是結構性的傳統家庭倫理的瓦解，也就是說，傳統家庭倫理不再具有結構性，這就好比一齣戲劇的劇本撕了，演員不按角色的要求來表演，而是荒腔走板，自由發揮就行了。蘇大強的種種作妖，就是不再按父親的角色扮演的結果。
“父慈子孝”是傳統中國對父子的基本期待。為什麼是“父慈”而不是我們熟悉的“父嚴”？這大概是中國文化的中庸智慧的體現。因為父天性就趨向於嚴厲，所以為了避免過分的嚴厲造成的不必要的對立和傷害，古人於是有意無意地將父親的品質從天性中的“嚴”的一極往“慈”的另一極拉一拉，以期達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效果。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慈”也是對父權的一種節制。在我的講座裡，我問聽眾：蘇大強慈不慈？竟然很多觀眾回答：慈。確實，蘇大強不是一個嚴父，但他這樣的慈還不如不慈，因為他的慈只是基於他的懦弱和不負責任。
蘇大強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中國父親。不可否認，傳統中國家庭是建立在牢固的父權結構之上的。但傳統家庭中父的意義，又不僅僅是一個具有支配權的身位。在傳統家庭倫理中，父權恰恰來自魯迅先生所期許的“父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十者謂之人義”（《禮記·禮運》）、“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尚書》偽孔傳）、“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可以說，父權裡既包含實然意義的支配權力，也包含應然意義的統治德性。但蘇大強顯然不具備這樣的德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大強確實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曹禺先生《雷雨》《北京人》那些強勢的父親和沒用的兒子相反，蘇大強和子女是完全平等的，他的作妖恰恰體現了他在子女面前不必端著父親的架子，可以像個孩子一樣耍賴撒潑。然而這樣的平等是一種劣質的平等，而不是優質的平等。優質的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並且尊重自己，而劣質的平等則是放任自流、同流合汙。這樣的平等還不如不平等。 所以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進步更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的德性和智慧。
魯迅先生說：”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蘇明玉對蘇家最大的控訴也是”你們生我，卻不好好養我。“古人也有一句話：”不念生恩念養恩“。”養“，包括教，才是父母之所以為父母，父母區別於動物的地方所在。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人文主義的特質就是推崇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生”只是動物性的，而“養”才是人文的。有一出傳統京劇《天雷報》說的是一個嬰兒被窮苦人家收養，後來長大後知道自己的生父母是達官顯貴，於是拋棄了養父母去找生父母，生父母想要把孩子的養父母接來，孩子不願意，後來勉強同意後又嫌貧愛富，虐待養父母。後來孩子中了狀元，卻因為自己對養父母的不孝而天雷滾滾，被劈死了。據說光緒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就讓戲班子演這齣戲給光緒看，羞辱光緒的不念養恩。
《都挺好》中天翻地覆的荒唐之家，頗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正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批地轉變為偶然湊合的家庭，在普遍無秩序和混亂中同它們融為一體。”這種“偶然湊合的家庭”，正如蘇明成所說的：“時代不一樣了，家庭觀念也不一樣了。就像親兄妹也一樣。過的到一起就過，過不到一起就散。”正如上面所說的，結構性的家庭倫理沒有了，角色的定位也不復存在，那麼每個演員演成什麼樣，就是一種偶然了。這大概就是“偶合家庭”的意義。
就個人道德品質而言，蘇大強也確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荒唐家長極其神似。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老卡拉馬佐夫：“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從小把孩子們放到後院裡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了就行。”這同樣也是蘇大強的人生信條。
《都挺好》最受現代青年詬病的，是最後蘇大強的洗白。然而雖然蘇大強有種種糟糕之處，但他的變好並非不符合邏輯，因為蘇大強的本質並不壞。清華大學歷史系彭剛先生在《西方思想史》課上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人之初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惡，而是性本賤。”什麼是賤？物以稀為貴，物以多為賤。所謂賤就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劣根性——甚至不一定是劣根性，比如同情，它也是一種很普遍的情感，而尼采就認為同情是“賤民的道德”。“賤”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所以蘇大強這樣一個“賤人”變好了，其實也並不奇怪。在《都挺好》的一個電視訪談中，大媳婦的扮演者高露說蘇大強的特點就是“懦”，而老辣的倪大紅則說這個“懦”也可以理解為“糯米”的“糯”，就是粘人。倪大紅的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胡適的一篇黑儒家的文章《說儒》，文章認為“儒”和”懦“”糯“”糯“ ”蠕“這些需字邊的字都有同一個意思，那就是軟。倪大紅可能沒讀過這篇，但他想說的是，蘇大強的”糯“只不過是想引起子女注意罷了，並沒什麼不可原諒。
更重要的是，《都挺好》的結局呈現一種代際之間的相互性。如果說《都挺好》前半部分是蘇明玉的獨白，那麼後半部分則更接近兩代人互相對話的“復調”。其實，雖然前半部分主要還是以青年一代的視角敘述，但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讓蘇大強自陳——只不過並沒有得到迴應。離家出走去桑拿中心的橋段，讓人想到張楊先生導演的反映老無所依問題的電影《洗澡》。在明玉病床的控訴下一言不發埋頭撿水果的一幕，則體現了他內心深處的無比愧疚，而被保姆騙婚卻至死不悔的一出，更是體現了蘇大強老無所依的淒涼，最終不得不以阿爾茨海默病的結局，暴露了隱藏在潛意識裡的那一點怕和愛。
所以，與其說這是給蘇大強洗白，不如說這只是給蘇大強這一輩人一個說話的機會，這是一種反向的“Shall we talk”。畢竟，老去的父一輩在代際關係中已經不再具有主導權和主動權。如果把權力還原為power，我們就不能否認有精神的power和肉身的power。而現實則是蘇大強代表的父的一輩，他的肉身power在一天天衰朽，所以傳統社會賦予衰朽的父以更多的精神power，大概也是一種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平衡吧。蘇大強分遺產的一幕，再次讓人聯想到張楊先生的《飛越老人院》中為了向女兒道歉而費盡心思“飛越老人院”排演節目參賽拿獎，只為了到日本找到出走的女兒的一幕。正如《飛越老人院》里老人院門口的那句話：“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沒有人會一輩子啃老，也沒有人會一輩子弒父。老人與年輕人的對話，某種意義上也是和未來的自己或過去的自己的對話。從父女一個餐桌相顧無言的尷尬，到老巷上“再也得不到父親的迴應”（姚晨語）的遺憾，相互平行的兩代人最終在一個交點上“輕輕擁抱是那麼親，卻是一輩子的遠行”
石天冬講的《鄭莊公黃泉見母》的故事，是《左傳》裡開宗明義的一篇。正如石天冬說的，這可能是古人為了彰顯孝道而做的隱惡揚善，而事實可能是鄭莊公的母親在動亂中被殺死了。電視劇的編導，確實在履行這隱惡揚善的道義責任，我們應當給予理解和肯定。而且石天冬的故事省略了一個情節，而這也非常重要：鄭莊公囚禁母親後，一次和臣子潁考叔吃飯，潁考叔把剩下的菜打包，說要給母親吃，鄭莊公受到了觸動，說：”難道天下只有你有母親嗎？“於是才和母親和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和解或許沒有必然性，或許僅僅是出於一個機緣。但機緣正因為偶然，才需要我們去把握，去珍惜。
《都挺好》讓我們看到了家庭的另一面。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恐懼家庭，懷疑家庭，相反，我們應該認識到人的有限性，家庭的有限性，然後以一種從容的心態面對家庭的矛盾。那些”家是傷人的地方“”父母皆禍害“的觀點，恰恰是建立在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之上，認為家就應該是天堂，父母就應該是聖人，卻不知家也是有限之物，人也是有限之人。黑格爾說”一切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其實儒家經典的《詩經》裡就有很多抱怨父母的詩篇（當然是一種”怨而不怒“），但孔子為什麼拿它來教育弟子，正是因為只有認識到家的有限性，認識到家有可能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我們才會努力地去修身齊家。如果家本來就是一個天堂，那也就沒有齊家的必要了。
祝大家家庭幸福！祝父親們節日快樂！
（本文選自講座《從〈都挺好〉看中國家庭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