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說，“就一個作家在其當世所引起的轟動而論，中國文學史上沒有誰可以和李白匹敵。李白簡直象一股狂飈、一陣雷霆，帶著驚天動地的聲威，以一種震懾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讀者。”（袁行霈：《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文學遺產》，1986年第1期）

很多人眼裡，李白是且只是一個飄逸的詩仙。但是，如果我們要對李白作一個全面評價，那麼，他起碼有三個方面的追求：“既有積極入世的功業之心，又有超凡去俗的仙隱之志，還有放蕩無拘的行樂之意”（賈茜：《李白文學思想與詩意精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頁）

這三個方面中，我們所熟知的是後兩者，很少有人注意到李白是多麼、多麼想建功立業——說到底，李白還是想身入公門的，只是他性格孤高，時運也有些不濟，一輩子都沒成為高官貴人。

如果他像白居易一樣有個進士出身，年紀輕輕就紮根官場，也許留下的詩篇就完全不一樣，也不成其為蕭散高曠的詩仙了。

（一）李白之雄心：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我們在讀李白詩歌的時候，一定不要忽視李白也是個有慾望、有現實追求的活生生的人。缺少李白功業之心的解讀，就無法真正認識到李白複雜而深刻的內心世界。

我們看看李白的有沒有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究竟如何。

在公元727年，二十多歲的李白寫下了《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吾與爾，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蔭君青松，乘君鸞鶴，駕君虯龍，一朝飛騰，為方丈、蓬萊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與卷其丹書，匣其瑤瑟，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

這段話中有一個鮮明的信號，李白在年輕之時有強烈的“兼濟天下”的理想，就看時局能不能“達”。

青年李白已經設計好自己的生活目標，這目標最後當然是追求“逍遙”，畢竟他不是蠅營狗苟庸庸碌碌一生的人，但是他的人生偶像是誰呢，是陶朱、留侯，陶朱公即范蠡，留侯是張良，這兩位都是“功成名遂身退”的成功政治家——身退前，必須要功成名遂。

范蠡像

所以李白真正想做的，是政治家而不是什麼詩人、道士啊！他想要“奮其智能”使“海縣清一”（何其遠大！）之後，“事君”、“榮親”的任務完成，然後“浮五湖，戲滄洲”，賈茜將其總結為：“成就功業是達到心歸蓬萊的必經階梯，心歸蓬萊是功成名就的最終歸宿”（賈茜：《李白文學思想與詩意精神》，第22頁）。

被大多數文學史家視為道家的李白，充滿了各種建功立業、匡扶天下的儒家抱負。從其現實性來看，這種抱負一方面來自於盛唐文人在時代強音下普遍的積極態度和進取精神，另一方面來自李白自年輕時代開始對自己學業文章、經世才能的自信乃至自負。

（二）李白的治政：尚文未必能尚實

很多人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李白有滿腹珠璣，才高八斗，那他從政就一定是棟樑之才。唐宋的詩人裡做到宰相層次的難道還少嗎？所以李白、杜甫生活潦倒，沒有成高官、享厚祿，反映出當時唐代的政權已經腐敗了。

這種理解對嗎？

在對李白浮沉政壇的經歷進行回顧之前，我們首先要指出李白本人的生活經歷對其政治覺悟的影響，以及他所處的盛唐時代環境下士人們的普遍狀態。

一般認為，李白本人出生於西域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為了紀念李白，吉爾吉斯斯坦曾發行有關李白的郵票），幼年隨家庭遷移到四川江油。這兩地都不是中原核心區域，因而相比中原文人，他多了一份狂野不羈之氣，缺少了中原士族的社會關係，恐怕更缺少官宦人家中自幼開始的對政治才能的潛移默化的薰陶。

簡單地說，相對盛唐一般士人，李白的政治閱歷並不突出，對仕途官場的瞭解不足——在“做官”上，李白並不比其他人的基礎好到哪裡去。

吉爾吉斯斯坦發行的李白郵票，網絡圖片

此外，趙昌平還指出，“高自期許，狂傲不羈的盛唐才士，在思想與政治上其實是幼稚的，他們甚至比莊孟更不切實際。這一方面因為，不同於戰國之世，經過南北朝的戰亂，學術失統，由初唐至盛唐，不是一個哲學開展的時代。盛唐才士們普遍缺乏一種深刻的思辨能力與洞察能力，卻多了一種為恢宏的開元盛世所鼓盪的輕狂之氣。另一方面又因為魏晉以來五百年左右的士族一統政治，使盛唐才俊之士，不像莊孟那樣，多少有一些由春秋以來積累的從政或處世的學派經驗。”（趙昌平：《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內涵——李白新探之一》，《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也就是說，包括李白在內的盛唐詩人，他們意氣、自信有餘，理政的才能卻很值得懷疑。

作詩可以縱橫恣肆，在公堂上可以嗎？即使從李白的詩歌來看，他的政治敏感性是薄弱的。唐初直到盛唐年間，社會上流行遊俠風氣，尊崇武力，但李白《古風·其十二》中流露出他的反戰思想。敦煌唐詩選殘卷中李白“盧桔為秦樹”一首最後兩句作“君王多樂事，何必向回中”，周勳初指出，“回中”為古代地名，位於隴右，李白責難玄宗何必拓邊。李白“一貫反對拓邊戰爭，不為儒家‘嚴夷夏之防’的古訓所束縛。與他同時的詩人，在對待石堡城之戰與徵南詔的問題上均與唐王朝持同一立場，李白則否，此亦可見李白的思想矯矯不群，不能以常情度之。”（周勳初：《李白詩原貌之考索》，《文學遺產》，2007年第1期）李白對政治事務的態度，往往不是出自冷靜的觀察和分析，而是憑感受、憑意氣，或許這是因為他身上的詩人氣質完全地勝過了他的政治家素養的原因吧。

晚唐敦煌壁畫，河西節度使張議潮出行圖，圖片來自網絡

總之，李白經國治世的思想幾乎沒有在詩歌作品中體現，在幾次入京、入幕中，也許有各種現實原因掣肘，但他沒能充分展露出可以稱之為“治政才能”的東西。李白對於民生、國務的思索，對時事的態度其實是相當簡陋而隨意的，“並不越出左思《詠史》寒士對權貴的抗爭”。趙昌平很直白地說，李白的豪氣縱橫恰好折射出他治政思想的空疏：“在開元中期到天寶時期的特定歷史時期中，李白詩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不在於這些，而恰恰在於他在思想、政治的稚嫩這一時代性的特點上‘出類拔萃’到近於天真的程度” （趙昌平：《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內涵——李白新探之一》，《文學遺產》，1999年第2期），雖然他嘲笑魯儒“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嘲魯儒》），但焉知他自己又不是對“經濟策”“茫然如煙霧”中的一員呢？

（三）李白之身家：千金散盡能復來？

李白的胡人出身、蜀中成長經歷，使他對當時政治、權力運行方式的瞭解有先天的不足。但是李白也並非沒有優勢基礎，他出身富裕人家，權與錢之間存在一條天然的通路。不過李白並沒有把這個優勢轉化出來。

李白的家庭出身，陳寅恪和郭沫若都認為他的父親是一位積累頗多的富商。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回憶自己“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可見年輕時候出蜀遊歷，他的身家是相當富裕的。

唐代韓休墓壁畫樂舞圖噴繪，拍攝於廣東省博物館

李白散金助友，體現出他在經濟上的優勢，這種經濟優勢沒有轉化為從政優勢，卻在助友過程中轉化為心理上的優勢，使他胸次更為開張，意氣更為縱逸。但是，他所遊歷的階層有這麼多“落魄公子”，固然使“鶴立雞群” 自我定位更高、對仕途的期望更大，卻偏偏對李白的仕途並無裨益。

他對錢財的灑脫態度，使他沒有捲入科舉考試中“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情故者以情託”的濁流，但相應地，豐裕的家財於仕途幾無幫助，只是被他用來救濟落魄士人。

李白生長於盛唐，但是盛唐並不是一味的光明卓越，在其光鮮的外表下同樣也埋伏著帝國的重重隱憂。由於唐代科舉制不夠完善，錄取人數極少且多被權宦子弟把持，貧寒士子向上的這條通路幾乎被堵塞。底層士人心中的不安與不平愈來愈盛，而國家政治的清明程度也逐漸地發生變化，以至於以狀元及第的王維都對現實產生懷疑，向“詩佛”發展。這些情況都嚴重影響了李白仕途之路。

四川江油市青蓮鎮李白故里的李白像

（四）李白入長安：功業終於還是夢

李白在年輕時，生活是很愜意自由的。“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二十餘歲“杖劍去國，辭親遠遊”，然後“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以有道，並不起。此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上安州裴長史書》）

四川江油市青蓮鎮李白故里的青年李白像

李白二十多歲就隱居在岷山，是為了求仙訪道嗎？恐怕不是，更像是為了博取上層的關注。終其一生，他都有一個固執的仕宦之夢，不可能在二十多歲正當年的時候去安心做什麼蕭散簡遠的道人。

既然此時廣漢太守已經願意“舉二以有道”，為什麼“並不起”、“不屈”？或許可以從“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竭記》）來解釋。李白的抱負極大，“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古風·其一》），區區一個刀筆吏式的小官，打動不了他。

李白曾分別向裴長史和韓荊州上《上安州裴長史書》《與韓荊州書》求取舉薦，未果。之後他赴長安求仕。

當前學界對李白曾幾入京師，觀點各異，有“一入”、“二入”、“三入”之說。通常認為，第一次入京的情況是，“他大約在開元二十四、二十五年前後，西入長安求仕，結果是大失所望。他在長安看到的是官場的黑暗，心中充滿憤慨和不平。”（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第三版，第219頁）。《古風·其八》《蜀道難》《樑甫吟》《行路難》都與這次入京有關。

第二次入京是在第一次入京五年之後，當時李白正在江南越中一帶隱居。天寶元年（742年），初入不惑之年的李白應詔入長安為翰林供奉。這使他極其振奮，寫下了著名的《南陵別兒童入京》，內中說道：“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之春終於到來了，他從此能夠陪侍於帝王左右，政治理想終於邁出了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唐代麟德殿復原場景，拍攝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但是他在京師的生活與其“濟蒼生”、“安黎元”、“安社稷”的理想抱負相差很大。經過傅璇琮的考證，翰林供奉不過是個非常邊緣化的沒有正式官銜的閒職，與政治幾乎絕緣，更沒有李白自己所聲稱的“既潤色於鴻業，或間草於王言”這種起草政令的重要性，“實際上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陪同宴遊的侍者”，“高力士為之脫靴、進讒言於楊貴妃等等，皆為後來傳說之辭”（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學士辨》，《文學評論》，2000年第5期）。

天寶三年，李白被“賜金放還”，鬱郁離開長安。這次離開可能是因為遭到冷落之後的迫不得已（一般認為是受讒，但究竟是誰、如何進讒言，尚未有定論），因此李白剛離開長安，就寫了《贈崔侍御》詩，希望崔侍御再薦於朝。

這次入京對李白的心理挫折極大。他苦苦等待了四十餘年，才等到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卻並沒有什麼結果——這種迫不得已的離開甚至比沒有結果更糟糕。在人均壽命並不長的古代，他已經走到了人生晚年……他還能有第二個四十多年嗎？

《中國古代文學家·李白》郵票，圖片來自網絡

（五）李白之死：一壺濁酒慰平生

玄宗末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安史之亂中，高適應肅宗召，“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資治通鑑》），李白卻並沒有高適的眼光，他當時正在廬山一帶隱居，看到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詔出兵平叛，就主動入李璘幕。他自以為建功立業之時已到，自負能一展宏圖，協助李璘蕩平敵寇，“但用東山謝安石，為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幻想著“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不料在靈武即位的唐肅宗出於疑忌，派兵將李璘消滅，李白也獲罪被流放夜郎。這成為李白人生中的又一大重挫。

宋梁楷李白吟行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網絡圖片

公盾在《李白研究》中以仕宦長安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認為:李白前期熱衷功名，後期則由魏晉文人式的放歌縱酒的生活、佛道的虛無思想，逐漸代替了前期的慷慨激昂。（詹福瑞：《20世紀李白研究述略》，《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在前期，李白的詩歌一方面表現出博大恢弘的氣魄與光亮鮮明的格調，另一方面，在其清逸的詩歌中也呈現出高遠、自由的氣息，反映出他強烈的希望與自信。在仕途受阻、尤其是安史之亂後，隨著年齒漸長，命運多舛，詩人的心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已經不是青年，安史之亂時他已經年過半百，對自己將來還能否重整仕途失去了信心，他由自信轉為憤慨，由高逸中顯出崢嶸，詩歌中包含著深重的悲苦與自傷自憐。

在李白的垂暮之年，他立功的強烈願望還沒有完全放棄。上元二年（761年），此時的李白已經年近花甲，仍打算投身太尉李光弼出鎮臨淮、追擊史朝義的大軍，卻因病折回，寫下了《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中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十九韻》一詩，感嘆說：“願雪會稽恥，將期報恩榮。半道謝病還，無因東南征。亞夫未見顧，劇孟阻先行。天奪壯士心，長吁別吳京。”

從李白的政治生活看，經歷了多年的人生挫跌，無異於一出悲劇。兩入京師均不得志，投奔李璘，卻逢李璘兵敗。在政治閱歷上，他顯得有些天真、不成熟甚至與別官格格不入。

次年，李白病逝當塗。

四川江油市青蓮鎮李白故里的李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