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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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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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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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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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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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張樂的叔開了十幾年廢品回收站，父親也給叔當幫工。去年張樂因為做早餐生意賠本兒，老婆離婚丟下兩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勸說他回來收廢品，並願意幫忙。
張樂廢品店是開起來了，但堅決不要父親過來。嘴上說著父親年紀大，思想跟不上自己，過來添亂，實際上是擔心自己再賠了，父親也跟著吃苦。
當然，親戚們思想跟不上時代，是張樂一直堅持的看法，就比如擴大廢品回收規模。
黃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區最後的民間垃圾回收者聚集地。這個位於江乾區的城中村，往南離杭州東站直線距離只有五公里，存在著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張樂和魏姐都住在這裡。
張樂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只有26歲，接觸了更新的資訊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國的拾荒大軍裡，第二代往往通過父輩的積累擺脫了拾荒的宿命，像張樂這樣走“回頭路”的很少。
張樂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剛收的塑料瓶、紙板；內屋用於居住和擺放打包分類好的廢品，彩鋼板作屋頂，剛剛安裝了煙霧報警器。張樂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揀打包回收物，每晚要關門往紙廠送一趟紙板。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張樂的叔開了十幾年廢品回收站，父親也給叔當幫工。去年張樂因為做早餐生意賠本兒，老婆離婚丟下兩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勸說他回來收廢品，並願意幫忙。
張樂廢品店是開起來了，但堅決不要父親過來。嘴上說著父親年紀大，思想跟不上自己，過來添亂，實際上是擔心自己再賠了，父親也跟著吃苦。
當然，親戚們思想跟不上時代，是張樂一直堅持的看法，就比如擴大廢品回收規模。
黃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區最後的民間垃圾回收者聚集地。這個位於江乾區的城中村，往南離杭州東站直線距離只有五公里，存在著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張樂和魏姐都住在這裡。
張樂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只有26歲，接觸了更新的資訊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國的拾荒大軍裡，第二代往往通過父輩的積累擺脫了拾荒的宿命，像張樂這樣走“回頭路”的很少。
張樂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剛收的塑料瓶、紙板；內屋用於居住和擺放打包分類好的廢品，彩鋼板作屋頂，剛剛安裝了煙霧報警器。張樂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揀打包回收物，每晚要關門往紙廠送一趟紙板。
不久前一家做紙板回收的互聯網企業找張樂合作，張樂研究了對方的運營模式後，斷定其做不長久。
這家公司通過在杭州市區小區租賃門面，每個網點僱傭七到八人，通過 App提供預約製紙板回收上門服務。張樂認為城區鉅額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導致前期投資過大，而單次回收量過少導致上門服務的成本大大增加。
“ 本來一個低成本的事情，互聯網是好，但是這個模式太不現實。”
張樂琢磨的是「 擴大規模，減少中間環節 」。一般來說民間回收從末端拾荒者，到流動廢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廠經過層層環節，各層利潤被大幅壓縮。
以廢紙板為例，末端回收價在五毛五一斤左右，紙廠回收價可能在八毛以上。張樂的貨要先「 壓包 」，也就是通過機器壓縮成一個一噸的包。之後還不會賣到廠裡，還要通過一道「 墊資 」，墊資中間人通過大量現金交易收購後再賣給紙廠，每車賺取 2000 元左右的提成。
“ 我們都是要現金結賬的，紙廠不會現結散戶的，所以人家能墊資。”
張樂認為在末端和醫院、學校、寫字樓談妥承包，郊區找場地和機器，自己壓包，利潤率可以大大提高，甚至還可以提高和廠家的議價能力。
讓張樂有點失望的是，幹了幾十年的親戚們並不認為這耗資巨大的事情能夠做成，踏踏實實的幹好自己的垃圾回收站，雖然辛苦點，但是足夠了。
“ 他們不相信你能做起來，他們沒想法，就是收垃圾，幾十年都不會變。”
話說著，又來一車廢品。張樂老練的捏了捏來人車上的紙板，斷定已經泡水，壓低了價格。
他將妻子離婚的原因歸結於自己沒錢，總結「 做什麼都要看清現實 」。因為「 同甘共苦是不可能的，沒錢只能有多遠滾多遠。」
如今趕在「 互聯網＋垃圾 」風口的企業，精明的做設備生產，技術服務，反而做垃圾回收的成了最難的事情。
企業忙著通過技術代替人力。數據顯示，在 7 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實施當月，註冊成立的垃圾分類企業達到 1004 家，上百個垃圾分類應用一夜之間上線。
很少有企業試圖整合原有民間分類回收體系，而是在政策補貼中不斷開闢「 新模式 」。實際上， 在垃圾的分揀階段仍然離不開手工，經驗豐富的拾荒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融合其中，而不因為「 零和博弈 」被替代和淘汰。
環保的垃圾回收不環保？
根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 零廢棄村落 」發起人陳立雯估計：「 廢品 」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 %，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這其中民間垃圾回收群體成為主力。僅以北京為例，2014年左右高峰期人數曾達到 30 萬人之多。如今他們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下，夾縫生存。
除了電動三輪車的「 路上囧遇 」，這些大小垃圾回收站還面臨著「 百分之九十沒證 」的尷尬，無營業執照、無資格證、無合法場地證明。
“ 沒有垃圾回收站這個選項，只有政府建垃圾分揀中心可以辦證，我們這些小的不行。” 張樂這麼說。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張樂的叔開了十幾年廢品回收站，父親也給叔當幫工。去年張樂因為做早餐生意賠本兒，老婆離婚丟下兩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勸說他回來收廢品，並願意幫忙。
張樂廢品店是開起來了，但堅決不要父親過來。嘴上說著父親年紀大，思想跟不上自己，過來添亂，實際上是擔心自己再賠了，父親也跟著吃苦。
當然，親戚們思想跟不上時代，是張樂一直堅持的看法，就比如擴大廢品回收規模。
黃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區最後的民間垃圾回收者聚集地。這個位於江乾區的城中村，往南離杭州東站直線距離只有五公里，存在著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張樂和魏姐都住在這裡。
張樂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只有26歲，接觸了更新的資訊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國的拾荒大軍裡，第二代往往通過父輩的積累擺脫了拾荒的宿命，像張樂這樣走“回頭路”的很少。
張樂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剛收的塑料瓶、紙板；內屋用於居住和擺放打包分類好的廢品，彩鋼板作屋頂，剛剛安裝了煙霧報警器。張樂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揀打包回收物，每晚要關門往紙廠送一趟紙板。
不久前一家做紙板回收的互聯網企業找張樂合作，張樂研究了對方的運營模式後，斷定其做不長久。
這家公司通過在杭州市區小區租賃門面，每個網點僱傭七到八人，通過 App提供預約製紙板回收上門服務。張樂認為城區鉅額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導致前期投資過大，而單次回收量過少導致上門服務的成本大大增加。
“ 本來一個低成本的事情，互聯網是好，但是這個模式太不現實。”
張樂琢磨的是「 擴大規模，減少中間環節 」。一般來說民間回收從末端拾荒者，到流動廢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廠經過層層環節，各層利潤被大幅壓縮。
以廢紙板為例，末端回收價在五毛五一斤左右，紙廠回收價可能在八毛以上。張樂的貨要先「 壓包 」，也就是通過機器壓縮成一個一噸的包。之後還不會賣到廠裡，還要通過一道「 墊資 」，墊資中間人通過大量現金交易收購後再賣給紙廠，每車賺取 2000 元左右的提成。
“ 我們都是要現金結賬的，紙廠不會現結散戶的，所以人家能墊資。”
張樂認為在末端和醫院、學校、寫字樓談妥承包，郊區找場地和機器，自己壓包，利潤率可以大大提高，甚至還可以提高和廠家的議價能力。
讓張樂有點失望的是，幹了幾十年的親戚們並不認為這耗資巨大的事情能夠做成，踏踏實實的幹好自己的垃圾回收站，雖然辛苦點，但是足夠了。
“ 他們不相信你能做起來，他們沒想法，就是收垃圾，幾十年都不會變。”
話說著，又來一車廢品。張樂老練的捏了捏來人車上的紙板，斷定已經泡水，壓低了價格。
他將妻子離婚的原因歸結於自己沒錢，總結「 做什麼都要看清現實 」。因為「 同甘共苦是不可能的，沒錢只能有多遠滾多遠。」
如今趕在「 互聯網＋垃圾 」風口的企業，精明的做設備生產，技術服務，反而做垃圾回收的成了最難的事情。
企業忙著通過技術代替人力。數據顯示，在 7 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實施當月，註冊成立的垃圾分類企業達到 1004 家，上百個垃圾分類應用一夜之間上線。
很少有企業試圖整合原有民間分類回收體系，而是在政策補貼中不斷開闢「 新模式 」。實際上， 在垃圾的分揀階段仍然離不開手工，經驗豐富的拾荒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融合其中，而不因為「 零和博弈 」被替代和淘汰。
環保的垃圾回收不環保？
根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 零廢棄村落 」發起人陳立雯估計：「 廢品 」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 %，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這其中民間垃圾回收群體成為主力。僅以北京為例，2014年左右高峰期人數曾達到 30 萬人之多。如今他們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下，夾縫生存。
除了電動三輪車的「 路上囧遇 」，這些大小垃圾回收站還面臨著「 百分之九十沒證 」的尷尬，無營業執照、無資格證、無合法場地證明。
“ 沒有垃圾回收站這個選項，只有政府建垃圾分揀中心可以辦證，我們這些小的不行。” 張樂這麼說。
（ 民間回收往往是髒亂差的代名詞 ）
但實際上和一般企業一樣，廢品回收站同樣需要工商登記、稅務登記，唯一區別在於，還要辦理特種行業許可證。這對於拾荒者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成本，更何況即使有了這些，還要面對經常性的「 查環保 」。
2015 年新環境保護法的實行，廢品回收站整頓成為重要的一項，「 髒亂差 」不再被容忍，同時隨意堆砌的垃圾還存在著佔道經營、安全隱患，這些都和城市發展格格不入。整頓的同時也在不斷壓縮著城市民間廢品回收的規模。
差評君走訪的經營者，大都經歷了數十次的遷徙，從市中心逐漸往城郊移動。原因除了環保要求，還有城中村的拆遷改造。
上文提到的黃家村，也因為地處城區，形成了道路一邊星棋佈羅的垃圾回收站，一邊拔地而起的高檔樓盤的景象。一道渭涇分明的分界線，攔不住城市化的道路。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張樂的叔開了十幾年廢品回收站，父親也給叔當幫工。去年張樂因為做早餐生意賠本兒，老婆離婚丟下兩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勸說他回來收廢品，並願意幫忙。
張樂廢品店是開起來了，但堅決不要父親過來。嘴上說著父親年紀大，思想跟不上自己，過來添亂，實際上是擔心自己再賠了，父親也跟著吃苦。
當然，親戚們思想跟不上時代，是張樂一直堅持的看法，就比如擴大廢品回收規模。
黃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區最後的民間垃圾回收者聚集地。這個位於江乾區的城中村，往南離杭州東站直線距離只有五公里，存在著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張樂和魏姐都住在這裡。
張樂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只有26歲，接觸了更新的資訊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國的拾荒大軍裡，第二代往往通過父輩的積累擺脫了拾荒的宿命，像張樂這樣走“回頭路”的很少。
張樂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剛收的塑料瓶、紙板；內屋用於居住和擺放打包分類好的廢品，彩鋼板作屋頂，剛剛安裝了煙霧報警器。張樂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揀打包回收物，每晚要關門往紙廠送一趟紙板。
不久前一家做紙板回收的互聯網企業找張樂合作，張樂研究了對方的運營模式後，斷定其做不長久。
這家公司通過在杭州市區小區租賃門面，每個網點僱傭七到八人，通過 App提供預約製紙板回收上門服務。張樂認為城區鉅額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導致前期投資過大，而單次回收量過少導致上門服務的成本大大增加。
“ 本來一個低成本的事情，互聯網是好，但是這個模式太不現實。”
張樂琢磨的是「 擴大規模，減少中間環節 」。一般來說民間回收從末端拾荒者，到流動廢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廠經過層層環節，各層利潤被大幅壓縮。
以廢紙板為例，末端回收價在五毛五一斤左右，紙廠回收價可能在八毛以上。張樂的貨要先「 壓包 」，也就是通過機器壓縮成一個一噸的包。之後還不會賣到廠裡，還要通過一道「 墊資 」，墊資中間人通過大量現金交易收購後再賣給紙廠，每車賺取 2000 元左右的提成。
“ 我們都是要現金結賬的，紙廠不會現結散戶的，所以人家能墊資。”
張樂認為在末端和醫院、學校、寫字樓談妥承包，郊區找場地和機器，自己壓包，利潤率可以大大提高，甚至還可以提高和廠家的議價能力。
讓張樂有點失望的是，幹了幾十年的親戚們並不認為這耗資巨大的事情能夠做成，踏踏實實的幹好自己的垃圾回收站，雖然辛苦點，但是足夠了。
“ 他們不相信你能做起來，他們沒想法，就是收垃圾，幾十年都不會變。”
話說著，又來一車廢品。張樂老練的捏了捏來人車上的紙板，斷定已經泡水，壓低了價格。
他將妻子離婚的原因歸結於自己沒錢，總結「 做什麼都要看清現實 」。因為「 同甘共苦是不可能的，沒錢只能有多遠滾多遠。」
如今趕在「 互聯網＋垃圾 」風口的企業，精明的做設備生產，技術服務，反而做垃圾回收的成了最難的事情。
企業忙著通過技術代替人力。數據顯示，在 7 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實施當月，註冊成立的垃圾分類企業達到 1004 家，上百個垃圾分類應用一夜之間上線。
很少有企業試圖整合原有民間分類回收體系，而是在政策補貼中不斷開闢「 新模式 」。實際上， 在垃圾的分揀階段仍然離不開手工，經驗豐富的拾荒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融合其中，而不因為「 零和博弈 」被替代和淘汰。
環保的垃圾回收不環保？
根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 零廢棄村落 」發起人陳立雯估計：「 廢品 」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 %，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這其中民間垃圾回收群體成為主力。僅以北京為例，2014年左右高峰期人數曾達到 30 萬人之多。如今他們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下，夾縫生存。
除了電動三輪車的「 路上囧遇 」，這些大小垃圾回收站還面臨著「 百分之九十沒證 」的尷尬，無營業執照、無資格證、無合法場地證明。
“ 沒有垃圾回收站這個選項，只有政府建垃圾分揀中心可以辦證，我們這些小的不行。” 張樂這麼說。
（ 民間回收往往是髒亂差的代名詞 ）
但實際上和一般企業一樣，廢品回收站同樣需要工商登記、稅務登記，唯一區別在於，還要辦理特種行業許可證。這對於拾荒者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成本，更何況即使有了這些，還要面對經常性的「 查環保 」。
2015 年新環境保護法的實行，廢品回收站整頓成為重要的一項，「 髒亂差 」不再被容忍，同時隨意堆砌的垃圾還存在著佔道經營、安全隱患，這些都和城市發展格格不入。整頓的同時也在不斷壓縮著城市民間廢品回收的規模。
差評君走訪的經營者，大都經歷了數十次的遷徙，從市中心逐漸往城郊移動。原因除了環保要求，還有城中村的拆遷改造。
上文提到的黃家村，也因為地處城區，形成了道路一邊星棋佈羅的垃圾回收站，一邊拔地而起的高檔樓盤的景象。一道渭涇分明的分界線，攔不住城市化的道路。
無證的中型回收站靠著「 關係 」存活。
魏姐和張樂每天會把塑料垃圾運到黃家村西南的一家回收站，這裡擁有大型粉碎機和壓縮機，塑料瓶通過履帶和人工分揀被粉碎打包，夏天旺季可以達到近 20 噸的回收量。整個場地機器聲轟鳴， 空氣中瀰漫著塑料粉碎的酸味。平時場地大門緊閉，每進一輛車才會開門並迅速合上。
這期 Debug Time 講一個邊緣群體的故事。
他們簡稱收破爛兒的。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很多市民稱他們為「 那個誰 」。
這實在稱不上一個職業，也實在上不得檯面。
當政策利好、資本集體擁抱垃圾回收的藍海市場的時候，他們還在和交警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一退再退。「 髒亂差 」是摘不掉的帽子，有關部門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人想象得出來城市沒這群人的話，垃圾還會增量到幾何。
在和差評君的聊天中，他們中有的人對於這些稱呼欣然接受，並且希望自己低到塵埃裡，在和你聊完握手的時候堅決擺手，生怕沾滿汙穢的黑手髒了「 大學生 」；有的人搖著頭申訴他們為城市環保做出了巨大貢獻，卻得不到應有的承認；還有的人點上根菸咱們就是好兄弟，
“ 撿破爛兒無非一個謀生的行當，大不了不幹，幹別的總不能餓死吧。”
某種程度上，他們處在一種失語的境地。
你撿破爛兒能把兩個孩子「 撿 」上大學嗎？
魏姐的一天是從凌晨四點開始的。
相識的人叫她「 大個子 」。身材高，虎背熊腰，能幹活，皮膚黝黑。每天早晨四點半，她都要開著三輪車到 20 公里外的市中心收垃圾。三輪車改裝過，電動馬力大，五點多到城區。
延安路是杭州市規模最大的商業街，連接了市區最大的三個商圈。每到下午，這裡都會聚集各色網紅，按時「 上班 」走著走著突然給你來個一字馬和公主抱，然後上傳到社交軟件上，獲得大量的點贊和評論。當然沒有隨隨便便的美若天仙，還有凹到天荒地老的造型。
在魏姐眼裡，延安路是塊寶地，西北有幾個規模巨大的老小區，社區開放，只要三輪車停對地方，早晨六七點就可以完美躲過交警和社區的檢查。
保潔、環衛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廢品的主力，還有早早起來遛彎兒的老業主，顫巍巍提著兩小袋塑料瓶交給魏姐，換一頓早點錢。
“ 老人們還是有勤儉節約的習慣，你別看他住著這地方几百幾千萬的房，還是願意囤東西，捨不得白扔。”
兩個月前，魏姐發現小區的垃圾桶換成了新款，鐵罩子一罩，每個小區的垃圾桶邊兒上，都有大媽戴著紅袖章，輪流站崗。魏姐覺得跟自己關係不大，她覺得早晨那垃圾桶裡基本沒什麼東西，塑料瓶、紙板這些可回收垃圾，都被保潔和環衛拿出來賣給自己了。
不過最近還有一些小區開始搞刷臉、刷牌的垃圾桶，鎖在桶裡的垃圾，外人不能再隨意揀拾。魏姐認為這樣政策對自己沒有影響，回覆差評君：
“ 大不了不收這個，我去西湖邊兒轉一圈能撿七八十斤。”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十八年前跟著男人到杭州，搞個三輪車，還有一同來的二十多個老鄉，到處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著最末端的垃圾回收。社會學上稱他們為「 拾荒者 」，城市管理叫他們「 流動人口 」。
一開始魏姐停在馬路邊兒上，通過承包周邊寫字樓、大廈產生的垃圾盈利。優勢是穩定，沒別的拾荒者爭搶，問題是必須天天到，不自由，扣除承包費也賺不到多少錢，魏姐放棄了承包的方式，開始專注老小區的垃圾回收。
平時只要魏姐安全到達社區西邊的小門，只消一兩個小時就能收五六百斤塑料瓶，放到三輪車上能有三米高。隔三差五的，社區會有衛生檢查，社區領導就會攆人，魏姐的應對之策就是起的更早，只要在八點領導上班之前搞定，就不會有差錯。
也有失算的時候，社區旁邊是一所小學，早晨接送的車輛經常聚集在小路，魏姐裝包後的「 巨型三輪 」就成了阻礙交通的源頭。被投訴了幾次後，魏姐學乖了，來的既早又快，還順帶搞一下門口的衛生。
一旦進入市區，「 魏姐們 」的經過改裝的三輪車就成了交警重點關照的對象，超載和違規進入專用車道是經常罰款的依據。最近扣車的情況少了，三十五十的罰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為看作是對他們不得已違規的默許，是對他們為城市垃圾分類、廢品回收所作的貢獻的理解。
打包的差不多的時候，魏姐就會叫自己的堂哥和老鄉幫忙裝車。饒是大個子魏姐，一個人也難以將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車上，往往要站在小板凳上，一人扶著，一層一層壘，十三四個編織袋綁著，有的還垂到擋風玻璃上。三輪車吱呀著喘粗氣，魏姐油光黒亮的胳膊冒熱氣。
十幾年魏姐在老家買了兩套房子，送兩個閨女上了大學，大女兒研究生讀了政治。魏姐從車上拿出一份材料，說是女兒參加活動帶回來的。
會議手冊上寫著：「 ‘ 大都市區建設進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 ’ 學術研討會 」 。
魏姐很自豪，為女兒，也為自己。
互聯網＋是年輕拾荒者的路子嗎？
杭州的拾荒者多數和魏姐一樣，來自安徽。早至八十年代，就有相當數量的安徽人背井離鄉，到相對富庶但不算太遠的杭州討生活。這不是偶然或者短期效應，2017 年的人口流動數據顯示，安徽全省十年人口流出 962.3 萬，全國第一。
除了安徽人，湖南籍也是杭州拾荒大軍的重要成員，並且更加拼命，「 是一天 24 小時不睡覺的幹，我們幹不過他們。」
說這話的是張樂，安徽蚌埠人，26 歲。14 歲出門打工，在浙江台州的工廠做了 10 年，因為家庭變故到杭州開了廢品回收站，剛滿一年。
“ 我叔他們說，湖南人收可樂瓶（ 塑料瓶 ），好比一塊錢一斤收，一塊錢一斤賣。你猜猜錢怎麼賺？”
“ 他們晚上不睡覺，每個瓶子擰開灌一瓶蓋水，增重，每個瓶子只加一蓋子水。因為塑料廠那個鼓風機一蓋水的瓶子正好吹的上去，再多一點就掉下來，人家就賺這個水錢，地盤兒和客戶都有了。”
彷彿在傳頌經久不衰的老故事，張樂歪著頭看一臉不可思議的眾人，好像回到了他叔講給自己聽時的場景。
張樂的叔開了十幾年廢品回收站，父親也給叔當幫工。去年張樂因為做早餐生意賠本兒，老婆離婚丟下兩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勸說他回來收廢品，並願意幫忙。
張樂廢品店是開起來了，但堅決不要父親過來。嘴上說著父親年紀大，思想跟不上自己，過來添亂，實際上是擔心自己再賠了，父親也跟著吃苦。
當然，親戚們思想跟不上時代，是張樂一直堅持的看法，就比如擴大廢品回收規模。
黃家村可能是杭州城區最後的民間垃圾回收者聚集地。這個位於江乾區的城中村，往南離杭州東站直線距離只有五公里，存在著大大小小几十家垃圾回收站，張樂和魏姐都住在這裡。
張樂和大部分垃圾回收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只有26歲，接觸了更新的資訊和理念。在杭州乃至全國的拾荒大軍裡，第二代往往通過父輩的積累擺脫了拾荒的宿命，像張樂這樣走“回頭路”的很少。
張樂的回收站有五六十平米，外屋堆放剛收的塑料瓶、紙板；內屋用於居住和擺放打包分類好的廢品，彩鋼板作屋頂，剛剛安裝了煙霧報警器。張樂每天需要一人交易、分揀打包回收物，每晚要關門往紙廠送一趟紙板。
不久前一家做紙板回收的互聯網企業找張樂合作，張樂研究了對方的運營模式後，斷定其做不長久。
這家公司通過在杭州市區小區租賃門面，每個網點僱傭七到八人，通過 App提供預約製紙板回收上門服務。張樂認為城區鉅額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導致前期投資過大，而單次回收量過少導致上門服務的成本大大增加。
“ 本來一個低成本的事情，互聯網是好，但是這個模式太不現實。”
張樂琢磨的是「 擴大規模，減少中間環節 」。一般來說民間回收從末端拾荒者，到流動廢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廠經過層層環節，各層利潤被大幅壓縮。
以廢紙板為例，末端回收價在五毛五一斤左右，紙廠回收價可能在八毛以上。張樂的貨要先「 壓包 」，也就是通過機器壓縮成一個一噸的包。之後還不會賣到廠裡，還要通過一道「 墊資 」，墊資中間人通過大量現金交易收購後再賣給紙廠，每車賺取 2000 元左右的提成。
“ 我們都是要現金結賬的，紙廠不會現結散戶的，所以人家能墊資。”
張樂認為在末端和醫院、學校、寫字樓談妥承包，郊區找場地和機器，自己壓包，利潤率可以大大提高，甚至還可以提高和廠家的議價能力。
讓張樂有點失望的是，幹了幾十年的親戚們並不認為這耗資巨大的事情能夠做成，踏踏實實的幹好自己的垃圾回收站，雖然辛苦點，但是足夠了。
“ 他們不相信你能做起來，他們沒想法，就是收垃圾，幾十年都不會變。”
話說著，又來一車廢品。張樂老練的捏了捏來人車上的紙板，斷定已經泡水，壓低了價格。
他將妻子離婚的原因歸結於自己沒錢，總結「 做什麼都要看清現實 」。因為「 同甘共苦是不可能的，沒錢只能有多遠滾多遠。」
如今趕在「 互聯網＋垃圾 」風口的企業，精明的做設備生產，技術服務，反而做垃圾回收的成了最難的事情。
企業忙著通過技術代替人力。數據顯示，在 7 月《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實施當月，註冊成立的垃圾分類企業達到 1004 家，上百個垃圾分類應用一夜之間上線。
很少有企業試圖整合原有民間分類回收體系，而是在政策補貼中不斷開闢「 新模式 」。實際上， 在垃圾的分揀階段仍然離不開手工，經驗豐富的拾荒者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融合其中，而不因為「 零和博弈 」被替代和淘汰。
環保的垃圾回收不環保？
根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 零廢棄村落 」發起人陳立雯估計：「 廢品 」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 %，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這其中民間垃圾回收群體成為主力。僅以北京為例，2014年左右高峰期人數曾達到 30 萬人之多。如今他們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下，夾縫生存。
除了電動三輪車的「 路上囧遇 」，這些大小垃圾回收站還面臨著「 百分之九十沒證 」的尷尬，無營業執照、無資格證、無合法場地證明。
“ 沒有垃圾回收站這個選項，只有政府建垃圾分揀中心可以辦證，我們這些小的不行。” 張樂這麼說。
（ 民間回收往往是髒亂差的代名詞 ）
但實際上和一般企業一樣，廢品回收站同樣需要工商登記、稅務登記，唯一區別在於，還要辦理特種行業許可證。這對於拾荒者來說，是難以想象的成本，更何況即使有了這些，還要面對經常性的「 查環保 」。
2015 年新環境保護法的實行，廢品回收站整頓成為重要的一項，「 髒亂差 」不再被容忍，同時隨意堆砌的垃圾還存在著佔道經營、安全隱患，這些都和城市發展格格不入。整頓的同時也在不斷壓縮著城市民間廢品回收的規模。
差評君走訪的經營者，大都經歷了數十次的遷徙，從市中心逐漸往城郊移動。原因除了環保要求，還有城中村的拆遷改造。
上文提到的黃家村，也因為地處城區，形成了道路一邊星棋佈羅的垃圾回收站，一邊拔地而起的高檔樓盤的景象。一道渭涇分明的分界線，攔不住城市化的道路。
無證的中型回收站靠著「 關係 」存活。
魏姐和張樂每天會把塑料垃圾運到黃家村西南的一家回收站，這裡擁有大型粉碎機和壓縮機，塑料瓶通過履帶和人工分揀被粉碎打包，夏天旺季可以達到近 20 噸的回收量。整個場地機器聲轟鳴， 空氣中瀰漫著塑料粉碎的酸味。平時場地大門緊閉，每進一輛車才會開門並迅速合上。
張樂說之前廠子還會將粉碎的塑料進行水洗分離再烘乾，因為「 查環保 」汙染水資源被叫停。老闆娘則否認了這件事。
前來交易的拾荒者對這裡老闆的身份說法不一，有人說是溫州人，有人說是本地人，因為「 硬關係 」才能生存近二十年屹立不倒。
幹了十幾二十年的經營者們煩惱的是，寸土寸金的城市租金越來越高，利潤越來越低，城中村越來越少，廢品回收的區域化和規範化卻遲遲未來。
夏天即將過去，廢品回收的旺季也將結束，嘴上說著幹這行自由的魏姐還是天天往返於延安路和黃家村，年初一場意外男人腿部受傷，她要承擔更多的工作量。
魏姐說當年一同來杭州收廢品的老鄉們都改行了，自己的哥哥弟弟，都去工地上拆房子，表弟買了大車跑運輸。魏姐想著改行，可是男人和自己身無他技，又沒駕駛證，杭州的垃圾又越來越多，每天跑這一趟能賺 500 塊，終究是捨不得。
張樂保持著開放的態度，對於這個行業他既沒有時間沉澱的依戀，也沒有技能的羈絆，一切跟著行情走。
繁華的城市有夢想，也製造無常，或許，拾荒者不再擔憂身份認同的問題，而應該是未來何去何從的新問題。
問題是，缺了他們，城市垃圾回收，真能行嗎？
“ 一個城市的文明不只看強者的高度，還有弱勢群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