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權之：兼辦總目，核查訛誤（上）韋力撰

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稱：“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呈十本中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劉參相權之始（劉為二甲第四，實十本中第七也）。暨嘉慶乙丑，劉充殿試讀卷官，而狀元探花皆在湖南矣（狀元彭浚，探花何凌漢）。”

清中期以前，湖南不是科考大省，按照洪亮吉的說法，當地科考第一位前十名者就是劉權之，因為劉的名次二甲第四，再加上一甲三名，他的成績排在了第七。嘉慶十年，劉權之被任命為殿試讀卷官，而湖南由此出了狀元和探花。細品洪亮吉的最後這句話，似乎是說劉權之偏袒鄉賢。這究竟是巧合還是如洪亮吉所言實有其事，此事無法探究。然劉權之是否為清朝湖南籍第一位進入前十名的進士這件事，有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清平步青在《霞外攟屑》中稱：“北江詩話雲，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呈十本中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參相權之始。此條頗未核。自康熙乙丑科殿試。先擬十本進呈，恭候欽定名次。後丁丑，二甲三名邵陽車鼎晉。雍正癸丑，二甲二名湘潭張九鈞。乾隆乙丑，二甲五名衡山歐陽正煥。丁丑，二甲四名長沙劉亨地。是文恪前，湖南已有四人進呈。第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則始於是年，見《東華續錄》及《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二）。畢秋帆志銘。北江因此小誤耳。自康熙乙丑至同治壬戌。十本中。”

《紀文達公遺集》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劉權之序言1

《紀文達公遺集》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劉權之序言2

《紀文達公遺集》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劉權之序言3

即便如平步青所言，湖南籍的進士在劉權之之前還有人進過前十名，但以名氣論和官職論，劉權之的確是清代湖南進士中最具名氣的一位。因為他後來在吏部、兵部、禮部都做過尚書，同時是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到嘉慶十六年，被授為體仁閣大學士，這已是宰相之職。清昭槤在《嘯亭雜錄》中稱：“本朝邊省絕少調鼎者，四川惟張遂寧、廣西惟陳桂林二人。湖南向無閣臣，嘉慶辛未，戴文端卒，始命劉湘陰為相。”可見，劉權之是清朝第一位任宰相的湖南籍人士。

從劉權之的人生履歷看，他早年仕途並不通暢，屬於“厚積薄發”形。清陳康祺在《郎潛紀聞初筆》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尚書聯奎擢此官，召對垂問資俸，戴以實告，始奉輿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見《蔗餘偶筆》。康祺初入京，尚聞有‘一洗萬古’之謔，蓋取杜句嘲之，以見升遷遲鈍也，殆嘉慶以前舊語。又按：京官諺語，‘一洗萬古’與‘大業千秋’並稱，蓋謂司業升階，與洗馬同一濡滯，故詞臣均視為畏途。”

劉權之是乾隆二十五年的進士，改庶吉士，轉年散館授編修。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底，他方任司經局洗馬，而洗馬一職為從五品，排在侍讀、侍講之後。他在這個職位上停滯不前達16年之久，以至於被同僚們笑稱為老馬。他為什麼一直得不到提拔，想來跟他的性格有一定關係，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中稱：“劉文恪誕生，時值午夜，村人見燈火燭路，運酒者絡繹於道，俱入劉宅。跡而覘之，廳事滿矣，鹹錯愕不解。比明，傳劉氏生男矣。或登堂賀，詢運酒事，家人不知也。文恪幼即好飲，其飲最豪，能三四晝夜不輟杯。與之角飲，有一日半日遁去者，文恪呼之謂吃短命酒。”

劉權之嗜酒如命，並且酒量極大，他有時連續三四天沉湎在酒中，陪酒之人受不了紛紛逃走，而劉權之卻說這些逃席之人喝的均是短命酒。另外他的性格也很急促，《嘯亭雜錄》中稱：“公面赤皙，疏眉目，性卞急，馭下頓嚴，然不識政體，咆哮終日，人亦不畏其威。”

這些性格都令其難與同僚搞好關係，其得不到提拔，想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有一件事卻讓他改變了命運，這就是《四庫全書》的纂修。因為劉權之參與了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而他在四庫館工作時勤勤懇懇，由此而得到了提拔。從此之後，他一路高升，一直升遷到宰相之職。

《紀文達公遺集》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書牌

《紀文達公遺集》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刻本，卷首

劉權之能夠到四庫館工作，想來跟紀曉嵐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紀昀正是他的座師。嘉慶十七年，已經是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的劉權之給其師紀曉嵐的《紀文達公遺集》一書所作序言中稱：

吾師紀文達公天資超邁，目數行下，掇巍科，入翰苑，當時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後高文典冊，多為人提刀；然隨手散失並不存稿，總謂盡系古人糟粕，將來何必災梨禍棗為。及在翰林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永樂大典》，朱竹垞尋訪不獲，已雲：“李自成襯馬蹄矣；”不知埋藏灰塵中幾三百餘年也。數月中每於值宿之暇翻閱一過，已記誦大半。

劉權之大誇其師紀文達公乃是天才級的大文人，在當時就被人視之為韓昌黎、歐陽修一流的人物，可惜的是，紀昀對自己的著述並不在意，他雖然替很多名人代筆，然而都不留底稿。但紀昀卻對藏在翰林院內的《永樂大典》大感興趣，劉權之在序言中又寫道：“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勅輯《永樂大典》，並蒐羅遺書，特命吾師總纂《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故所存者惟此獨全。”

而後趕上了朱筠向皇帝奏請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失傳之書，而紀昀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劉權之也到四庫館工作，看來他對這項工作很是喜愛，為此受到了總裁的舉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中錄有“質郡王永瑢等奏劉權之協同校辦《簡明目錄》可否遇缺補用片”此片書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該片中有如下段落：

查上年《全書總目提要》全部告成，其協勘官，編修汪如藻、程晉芳、李潢及查校人員等，均經仰蒙聖恩，特旨交部議敘；其辦理《考證》之纂修王太嶽、曹錫實，亦已於本年正月內蒙恩擢授司業。惟查有原派協勘之候補洗馬劉權之一員，前後在館五年，現在協同校辦《簡明目錄》，頗為勤勉，但洗馬僅有一缺，該員需次無期，可否準其於對品侍講缺出通行補用，以示鼓勵。

此年的上半年，總目提要編纂完成，乾隆帝看後很高興，提拔了多位有功人員，但唯一未受提拔者則是劉權之。永瑢說劉權之在四庫館工作五年，並且在編纂《簡明目錄》時勤勤懇懇，但卻始終任洗馬一職，所以永瑢提出應當在有職位空缺時提拔劉權之。果然皇帝看到軍機處這件原片時，下令說：“劉權之遇有侍講缺出，準其借補。祝堃著免其散館，照例授職。餘依議。欽此。”

天倪堂

然而在四庫館工作其實也是高危行業，因為皇帝一旦發現違礙字句，就會對一些相關人員進行處罰。乾隆五十六年，文溯閣《四庫全書》查出問題，這把劉權之也嚇得夠嗆，他主動提出自費前往盛京去查閱文溯閣《四庫全書》。軍機處錄副奏摺中有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時任禮部右侍郎的劉權之主動要求自費查書的奏摺。其道德稱：“禮部右侍郎臣劉權之跪奏，為奏明請旨事。竊臣於乾隆五十五年蒙派往盛京，詳校四庫全害。臣名下曾分校過一千餘函，報竣回京時，業經奏聞在案。”

此前一年，劉權之被派往盛京去核對《四庫全書》，分配給他的任務有一千餘函之多，他審查完畢後回京覆命。但回來後他聽說其他幾閣也有錯誤在，這讓他擔心自己所審核的文溯閣書說不定也有問題，為此，他向皇帝提請：“雖各書俱系照依三閣底檔悉心更正，其餘錯誤亦隨看隨即刊改，當交總纂臣陸錫熊按條覆核。但念三閣書籍屢經翻閱，而文津閣《揚子法言》一書復經聖明指出遺漏。至文淵閣、文源閣此次臣紀昀校出揑造原闕及空白墨塗之處，又復不少。臣因思去年所校文溯閣書，誠恐校手、寫手、補匠或有疏漏，臣一時心力、目力稽查未周，實難保必無舛誤。雖現在軍機大臣議奏，奉天書籍，俟臣張燾送書歸架時，即便抽閱，如有錯誤，再令原詳校官前往。第書帙浩繁，恐非張燾一人所能遍閱。且去年同赴奉天校書之員，惟臣受恩尤重，心既未能自信，夢寐實覺難安。今情願自備資斧，另行倩覓校書熟手，率同前赴文溯閣復加詳核，並鈔錄紀昀此次所奏二閣清單，逐細查檢，斷不敢稍有迴護，辜負聖恩。”

此事受到了皇帝的批准，而後他再一次前往盛京校書。他到達此處後，協同其他四庫館臣準備展開大的校書活動，但《四庫全書》部頭太大，校書需要較大的場地，故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盛京將軍琳寧給皇帝所上奏摺中提到了劉權之到達盛京，並且琳寧給他們安排了寬敞的校書之所：“竊查校閱文溯閣全書之侍郎劉權之、副都御史陸錫熊、贊善關槐等，於本年二月十三等日已至盛京。奴才等商同在文溯閣左近尋覓寬敞房間，作為閱書公所，應需器皿並收發書籍一切事宜，悉照上次所辦妥協預備，仍派委妥員敬謹照料外，奴才琳寧仍不時親往查察，以昭慎重。”

劉權之等人在文溯閣校書並不容易，他們又趕上總纂陸錫熊病故，此時詳校官關槐還在盛京，而翁方綱之子翁樹培也來此一併校書。因為人事更迭，劉權之擔心所校之書仍有錯訛在，於是他將現有人員重新做了分工，同時責任落實到人，他將這些安排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給皇帝所上奏摺中做了詳細交待：

除總纂臣陸錫熊病故日期業經將軍臣琳寧具折報明外，竊臣於二月十三日前抵盛京，隨即開館校閱文溯閣全書。其原詳校官關槐並翁方綱之子翁樹培等，亦經陸續趕到。內有告病回籍之鄭際唐原校一分，現派先到抽閣各書之張燾代為覆核。至陸錫熊名下一分，尚有一千餘函，臣與各詳校攤勻分閱，斷不敢稍存歧視，致貽舛誤。所有帶來校手，人數眾多，誠如聖諭，必須嚴密稽查，方不至草率了事。臣每人各付一冊檔，填寫姓名，其籤改之處，並令詳載各書卷數及某頁某行，以便按籍抽核。此次文溯、文源兩閣訛缺清單，亦隨時核對繕補。如有閣出闕卷脫文應查底本各書，仍照陸錫熊原奏，交與上屆派司收發之邱庭漋照單查辦。臣現在惟有同詳校各員立定章程，悉心覆閱，務求詳慎，毋致再留沿誤，以期悉臻完善。

由這些記載均可看出，劉權之為《四庫全書》的修纂所作出的貢獻，司馬朝軍在其專著《<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中還稱：“劉權之為紀昀門生，在《總目》起草與修訂過程中發揮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聚珍版提要有四篇署其名：《猗覺寮雜記》《後山詩注》《茶山集》《文苑英華辨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