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序言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序言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卷首
對於閻若璩的研究方式，此後很多學者都大為誇讚，比如段玉裁在《戴氏年譜》中說：“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的治學方式本來也是如此，而他能以此來誇讚閻若璩，可見他對閻是真心的佩服。常原生所著《閻若璩》一書中，引用了許多閻對古文獻的研究方式，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閻若璩敢於在不疑處生疑，比如他在《潛邱劄記》卷三中有著這樣一段考證：
按：朱子不甚閒地學又臆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毛傳》雲：“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雲：“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雲：“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此與堤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雲：“防，人所築以防水者。”
朱熹在解讀《詩經》上的一句話時，認為《陳風》中的某句中的“防”字是防止的意思，而閻若璩經過一番考證，認為這“防”乃是地名。
閻若璩的考證也有一些實用性。閻若璩的故鄉在太原附近的西寨村，此村離山西著名的晉祠很近，但是晉祠內有座聖母殿，以至於元朝人把晉祠直接稱為“女郎祠”，然而晉祠明明是為周初晉國唐叔虞所建的祠堂，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困惑了很多人。某天閻若璩到晉祠去遊玩，偶然在荒草之中發現了一塊宋碑，此碑名為《謝雨文》，閻若璩細讀碑文後才明白，原來晉祠內聖母殿供奉的聖母，乃是唐叔虞的母親邑姜，而這邑姜乃是姜太公的女兒。他的這個發現令當地人十分高興，太原知府周令樹專門樹碑紀念此事。
當然，閻若璩在考證上的更大名聲則來源於他對經學的研究，而最為著名的一件事則是他經過30年的考證，最終確認了千年以來流傳的《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書。
《古文尚書》是跟《今文尚書》相對而言者，原本《尚書》並不分古文與今文，在漢代原本流行的《尚書》乃是由伏生所傳，這位伏生在秦國做過博士，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也在被焚之列，伏生就偷偷地把一部《尚書》藏在了牆壁內。經過了一系列戰亂，劉邦建立了漢朝。天下穩定之後，伏生又從牆壁內找回了他所藏的《尚書》，但是他發現自己的所藏也有部分的損壞。伏生將剩餘的部分進行了整理，只剩下了二十九篇。從此之後，伏生就用這殘存的二十九篇來授徒。再經過他的弟子廣泛地傳播，這二十九篇《尚書》就成為了漢代通行的版本。
然而到了西漢末年，有人從孔子舊宅的牆壁中又發現了一部《尚書》，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說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看來，是魯共王為了擴大宮殿而拆掉了孔子的舊宅，而正是在拆房的過程中發現了《尚書》。這部書後來被大學問家孔安國得到了，而這部《尚書》乃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寫成，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尚書》是用漢學通行的隸書所書寫者，既然隸書是通行的字體，所以以此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今文尚書》，而從孔子牆壁中發現的這部用古字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古文尚書》。孔安國認為《古文尚書》當然早於《今文尚書》，所以他認為《古文尚書》最可靠，於是他就將此獻給了皇帝，希望能夠得到推廣。
然而那時人們已經習慣於誦讀《今文尚書》，所以孔安國的建議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所以《古文尚書》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到了王莽建立了新朝，劉歆利用自己跟王莽的特殊關係，終於使得《古文尚書》得到了朝廷的承認。自此之後，《古文尚書》被立於學官。但後來還是被取消了。到了後漢章帝時，《古文尚書》又再次被朝廷批准可以公開講授，然而此時的講授屬於私學。
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到了魏晉時代又失傳了，而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了一部《尚書》，梅賾說：這部《尚書》就是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部《尚書》前有孔安國的自序，其內容共分為46卷58篇，這是已知後世見到的留存卷數最多的《尚書》，它比伏生所獻的《今文尚書》多出了25篇。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序言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卷首
對於閻若璩的研究方式，此後很多學者都大為誇讚，比如段玉裁在《戴氏年譜》中說：“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的治學方式本來也是如此，而他能以此來誇讚閻若璩，可見他對閻是真心的佩服。常原生所著《閻若璩》一書中，引用了許多閻對古文獻的研究方式，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閻若璩敢於在不疑處生疑，比如他在《潛邱劄記》卷三中有著這樣一段考證：
按：朱子不甚閒地學又臆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毛傳》雲：“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雲：“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雲：“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此與堤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雲：“防，人所築以防水者。”
朱熹在解讀《詩經》上的一句話時，認為《陳風》中的某句中的“防”字是防止的意思，而閻若璩經過一番考證，認為這“防”乃是地名。
閻若璩的考證也有一些實用性。閻若璩的故鄉在太原附近的西寨村，此村離山西著名的晉祠很近，但是晉祠內有座聖母殿，以至於元朝人把晉祠直接稱為“女郎祠”，然而晉祠明明是為周初晉國唐叔虞所建的祠堂，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困惑了很多人。某天閻若璩到晉祠去遊玩，偶然在荒草之中發現了一塊宋碑，此碑名為《謝雨文》，閻若璩細讀碑文後才明白，原來晉祠內聖母殿供奉的聖母，乃是唐叔虞的母親邑姜，而這邑姜乃是姜太公的女兒。他的這個發現令當地人十分高興，太原知府周令樹專門樹碑紀念此事。
當然，閻若璩在考證上的更大名聲則來源於他對經學的研究，而最為著名的一件事則是他經過30年的考證，最終確認了千年以來流傳的《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書。
《古文尚書》是跟《今文尚書》相對而言者，原本《尚書》並不分古文與今文，在漢代原本流行的《尚書》乃是由伏生所傳，這位伏生在秦國做過博士，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也在被焚之列，伏生就偷偷地把一部《尚書》藏在了牆壁內。經過了一系列戰亂，劉邦建立了漢朝。天下穩定之後，伏生又從牆壁內找回了他所藏的《尚書》，但是他發現自己的所藏也有部分的損壞。伏生將剩餘的部分進行了整理，只剩下了二十九篇。從此之後，伏生就用這殘存的二十九篇來授徒。再經過他的弟子廣泛地傳播，這二十九篇《尚書》就成為了漢代通行的版本。
然而到了西漢末年，有人從孔子舊宅的牆壁中又發現了一部《尚書》，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說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看來，是魯共王為了擴大宮殿而拆掉了孔子的舊宅，而正是在拆房的過程中發現了《尚書》。這部書後來被大學問家孔安國得到了，而這部《尚書》乃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寫成，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尚書》是用漢學通行的隸書所書寫者，既然隸書是通行的字體，所以以此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今文尚書》，而從孔子牆壁中發現的這部用古字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古文尚書》。孔安國認為《古文尚書》當然早於《今文尚書》，所以他認為《古文尚書》最可靠，於是他就將此獻給了皇帝，希望能夠得到推廣。
然而那時人們已經習慣於誦讀《今文尚書》，所以孔安國的建議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所以《古文尚書》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到了王莽建立了新朝，劉歆利用自己跟王莽的特殊關係，終於使得《古文尚書》得到了朝廷的承認。自此之後，《古文尚書》被立於學官。但後來還是被取消了。到了後漢章帝時，《古文尚書》又再次被朝廷批准可以公開講授，然而此時的講授屬於私學。
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到了魏晉時代又失傳了，而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了一部《尚書》，梅賾說：這部《尚書》就是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部《尚書》前有孔安國的自序，其內容共分為46卷58篇，這是已知後世見到的留存卷數最多的《尚書》，它比伏生所獻的《今文尚書》多出了25篇。
閻若璩撰《四書釋地》一卷，清乾隆八年閻氏眷西堂刻本，書牌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序言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卷首
對於閻若璩的研究方式，此後很多學者都大為誇讚，比如段玉裁在《戴氏年譜》中說：“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的治學方式本來也是如此，而他能以此來誇讚閻若璩，可見他對閻是真心的佩服。常原生所著《閻若璩》一書中，引用了許多閻對古文獻的研究方式，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閻若璩敢於在不疑處生疑，比如他在《潛邱劄記》卷三中有著這樣一段考證：
按：朱子不甚閒地學又臆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毛傳》雲：“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雲：“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雲：“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此與堤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雲：“防，人所築以防水者。”
朱熹在解讀《詩經》上的一句話時，認為《陳風》中的某句中的“防”字是防止的意思，而閻若璩經過一番考證，認為這“防”乃是地名。
閻若璩的考證也有一些實用性。閻若璩的故鄉在太原附近的西寨村，此村離山西著名的晉祠很近，但是晉祠內有座聖母殿，以至於元朝人把晉祠直接稱為“女郎祠”，然而晉祠明明是為周初晉國唐叔虞所建的祠堂，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困惑了很多人。某天閻若璩到晉祠去遊玩，偶然在荒草之中發現了一塊宋碑，此碑名為《謝雨文》，閻若璩細讀碑文後才明白，原來晉祠內聖母殿供奉的聖母，乃是唐叔虞的母親邑姜，而這邑姜乃是姜太公的女兒。他的這個發現令當地人十分高興，太原知府周令樹專門樹碑紀念此事。
當然，閻若璩在考證上的更大名聲則來源於他對經學的研究，而最為著名的一件事則是他經過30年的考證，最終確認了千年以來流傳的《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書。
《古文尚書》是跟《今文尚書》相對而言者，原本《尚書》並不分古文與今文，在漢代原本流行的《尚書》乃是由伏生所傳，這位伏生在秦國做過博士，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也在被焚之列，伏生就偷偷地把一部《尚書》藏在了牆壁內。經過了一系列戰亂，劉邦建立了漢朝。天下穩定之後，伏生又從牆壁內找回了他所藏的《尚書》，但是他發現自己的所藏也有部分的損壞。伏生將剩餘的部分進行了整理，只剩下了二十九篇。從此之後，伏生就用這殘存的二十九篇來授徒。再經過他的弟子廣泛地傳播，這二十九篇《尚書》就成為了漢代通行的版本。
然而到了西漢末年，有人從孔子舊宅的牆壁中又發現了一部《尚書》，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說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看來，是魯共王為了擴大宮殿而拆掉了孔子的舊宅，而正是在拆房的過程中發現了《尚書》。這部書後來被大學問家孔安國得到了，而這部《尚書》乃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寫成，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尚書》是用漢學通行的隸書所書寫者，既然隸書是通行的字體，所以以此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今文尚書》，而從孔子牆壁中發現的這部用古字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古文尚書》。孔安國認為《古文尚書》當然早於《今文尚書》，所以他認為《古文尚書》最可靠，於是他就將此獻給了皇帝，希望能夠得到推廣。
然而那時人們已經習慣於誦讀《今文尚書》，所以孔安國的建議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所以《古文尚書》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到了王莽建立了新朝，劉歆利用自己跟王莽的特殊關係，終於使得《古文尚書》得到了朝廷的承認。自此之後，《古文尚書》被立於學官。但後來還是被取消了。到了後漢章帝時，《古文尚書》又再次被朝廷批准可以公開講授，然而此時的講授屬於私學。
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到了魏晉時代又失傳了，而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了一部《尚書》，梅賾說：這部《尚書》就是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部《尚書》前有孔安國的自序，其內容共分為46卷58篇，這是已知後世見到的留存卷數最多的《尚書》，它比伏生所獻的《今文尚書》多出了25篇。
閻若璩撰《四書釋地》一卷，清乾隆八年閻氏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四書釋地》一卷，清乾隆八年閻氏眷西堂刻本，卷首
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由此而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從此之後，這部《古文尚書》就跟伏生的《今文尚書》並立於朝官。到了唐代，大儒孔穎達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經》。對於《尚書》，孔穎達就以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為準，寫出了《尚書正義》，同時他也把伏生所傳的29篇《今文尚書》的內容融入了其中。從此之後的一千多年，社會上流傳的《尚書》就是以梅賾本為主體的《古文尚書》。
到了宋代，有位叫吳棫的學者對《古文尚書》表示了懷疑，他覺得這部書有可能不是當年孔穎達所發現的那一部。吳棫雖然提出了疑問，但他沒有做深入的研究。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也開始懷疑梅賾本，他在《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一文中稱：“漢書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朱熹首先是從文字風格上對《古文尚書》產生了懷疑，因為他覺得《今文尚書》讀來比較艱澀，而《古文尚書》讀來反而很是通順，這不合歷史規律，應該是古文難讀才對，除此之外，《古文尚書》上的孔安國序言也不像是漢代人的口吻，朱熹在《記尚書三義》中又稱：“嘗疑今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看來，他更加懷疑《古文尚書》上的序言及文中的註釋不是出自孔安國之手，他認為這是後人所偽造者。然而《尚書》乃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朱熹只說出了自己的疑惑，但他卻沒有做深層的懷疑，他希望後來者能夠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到了元代，吳澄等人也開始懷疑《古文尚書》，而明代經學家梅鸞按照這種疑古的思路，寫了本《尚書考異》，但這部書沒能徹底地推翻《古文尚書》。
按照正常的敘述，對於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問題，一般會說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然而江藩的《漢學師承記》把顧、黃列在了附錄，對於這種做法，後世研究者多有不滿，比如日本漢學家本田成之在《中國經學史》中說：“顧、黃二氏實是開漢學之門的人。顧是從朱子學出身，黃是從陽明學出身，雖不能說是純粹的漢學者，但可以說是漢學的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把這二人除外，述在附錄，其不妥當是不消說的。”
本田成之把顧、黃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門人，所以他認為江藩把這二人放在附錄當然不妥當，可是本田先生也在文中說：顧的學問出身是宋明理學，而黃則是陽明心學，所以這兩位都算不上是純粹的漢學家。那既然這樣，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把他們放在附錄還有什麼不妥當之處呢？當然，跟本田先生持同樣觀點者還有多位，而這篇小文不是為了探討乾嘉學派的開山鼻祖，我在此只想說，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是漢學陣營的一大成果，而該書內所收錄的漢學家，均為那個時代的一流人物，所以他的這本書凡是研究清代學術者，都是無法繞開的一部最重要作品。
那江藩認為誰才是清代漢學的真正鼻祖呢？他在專著中沒有用這樣的字眼，然而他的這部重要著作排在第一位的人物就是閻若璩。如此論起來，把閻若璩視之為清代漢學的開山鼻祖，似乎也沒什麼不妥，更何況梁啟超在其對清代學術的總括性專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對閻若璩有著這樣的評價——“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並且梁啟超也認為，清初純正的漢學家還是應當首推閻若璩，因為顧炎武在漢學上的研究並不純正：“說亭林是清代經學之建設者，因為他高標‘經學即理學’，這句話成為清代經學家信仰之中心。其實亭林學問絕不限於經學，而後此之經學，也不見得是直衍亭林之傳。其純以經學名家而且於後來經學家學風直接有關係者，或者要推閻百詩。”
閻若璩既然對清代學術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他在幼年之時卻並未表現出特異之處，杭世駿在《道古堂集》中記載了閻若璩幼年時的情形：“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閻若璩6歲上小學，他不但反應遲鈍，並且還有口吃的毛病，讀書千遍還是記不住。他母親可能擔心他太受勞累，竟然制止他在那裡讀書，而幼小的閻若璩不但沒有出去藉機玩耍，他反而不出聲地在那裡默默背誦。關於他少年時的這種情形，阮應紹在《筆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幾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這位阮應紹是閻若璩的同學阮晉的兒子，因此他的記錄應當比較詳實。阮晉告訴他兒子應紹說，當年自己跟閻若璩共同拜一位先生為師，而這些同學中唯有閻若璩反應最遲鈍，但反過來說，也是閻最為刻苦，他為了能夠背書，竟然把書拆成一張張的散頁，而後貼起來，背過一頁就燒一頁，以此用這種辦法來督促自己。可能是閻若璩的這種笨辦法終於起了作用：“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杭世駿《道古堂集》）
也許是工夫不負有心人，也許是由量變達到了質變，總之，在閻若璩15歲的某個冬夜，此時已經到了後半夜，閻依然坐在那裡讀書，突然之間他有了頓悟，就如同上帝突然給他打開了一扇門一樣，以往所有的屏障瞬間消失，從此他成為了一位博聞強識的聰明人。自此之後，他開始大量地讀書，恰巧他家又有著許多的藏書，張穆所撰《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引《沈儼劄記序》中的一段話：“先生（指閻若璩）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研，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樑狄公、杜於皇、李叔則、王於一、魏冰叔昆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核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看來，那時的閻若璩不僅刻苦讀書，他還結交了很多天下名流。因為閻家很有錢，所以這些文人學者凡是來到淮安，都會住到閻若璩家，有時一住就是一整年，他們跟閻若璩切磋學問，這讓閻在各個方面有了很大的長進。
可能是從小打下的好底子，也有可能是天性使然，總之，閻若璩在研究學問方面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執著，顧棟高在《萬卷樓雜記》中載有如下一段軼聞：“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宮弟子。研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閻若璩在15歲時就開始研究正經正史，並且他將兩位歷史名人所說之話做了集句題在柱子上。由這兩句話可以看出，閻若璩有著常人難以達到的執著精神，對於他的這種精神，閻若璩的兒子閻詠在《行述》中寫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撿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
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給閻若璩這樣的讀書之法，因為他特別地強調讀書要尋找源頭，他每讀一本書都會找來相關的著作互相印證，為了搞明白一個問題，他有時不吃不喝也不怕寒熱，全力以赴進行探討，直到把問題解決為止。
如此說來，他的這種執著精神跟他幼年的經歷有很大的關聯度。但是在科舉時代，學問鑽研得再深，也跟科考沒有必然的聯繫，所以閻若璩未曾取得過功名，可能也是這個原因反而讓他把許多精力用在了學問的研討方面。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序言
閻若璩撰《潛邱劄記》六卷，清乾隆十年閆學林眷西堂刻本，卷首
對於閻若璩的研究方式，此後很多學者都大為誇讚，比如段玉裁在《戴氏年譜》中說：“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的治學方式本來也是如此，而他能以此來誇讚閻若璩，可見他對閻是真心的佩服。常原生所著《閻若璩》一書中，引用了許多閻對古文獻的研究方式，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閻若璩敢於在不疑處生疑，比如他在《潛邱劄記》卷三中有著這樣一段考證：
按：朱子不甚閒地學又臆解字義，故《陳風》：“防有鵲巢。”《毛傳》雲：“防，邑也。”劉昭引《博物記》雲：“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孔穎達《疏》雲：“以鵲之為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也。此與堤防之解，絕不相蒙。而《詩集傳》乃雲：“防，人所築以防水者。”
朱熹在解讀《詩經》上的一句話時，認為《陳風》中的某句中的“防”字是防止的意思，而閻若璩經過一番考證，認為這“防”乃是地名。
閻若璩的考證也有一些實用性。閻若璩的故鄉在太原附近的西寨村，此村離山西著名的晉祠很近，但是晉祠內有座聖母殿，以至於元朝人把晉祠直接稱為“女郎祠”，然而晉祠明明是為周初晉國唐叔虞所建的祠堂，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困惑了很多人。某天閻若璩到晉祠去遊玩，偶然在荒草之中發現了一塊宋碑，此碑名為《謝雨文》，閻若璩細讀碑文後才明白，原來晉祠內聖母殿供奉的聖母，乃是唐叔虞的母親邑姜，而這邑姜乃是姜太公的女兒。他的這個發現令當地人十分高興，太原知府周令樹專門樹碑紀念此事。
當然，閻若璩在考證上的更大名聲則來源於他對經學的研究，而最為著名的一件事則是他經過30年的考證，最終確認了千年以來流傳的《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書。
《古文尚書》是跟《今文尚書》相對而言者，原本《尚書》並不分古文與今文，在漢代原本流行的《尚書》乃是由伏生所傳，這位伏生在秦國做過博士，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也在被焚之列，伏生就偷偷地把一部《尚書》藏在了牆壁內。經過了一系列戰亂，劉邦建立了漢朝。天下穩定之後，伏生又從牆壁內找回了他所藏的《尚書》，但是他發現自己的所藏也有部分的損壞。伏生將剩餘的部分進行了整理，只剩下了二十九篇。從此之後，伏生就用這殘存的二十九篇來授徒。再經過他的弟子廣泛地傳播，這二十九篇《尚書》就成為了漢代通行的版本。
然而到了西漢末年，有人從孔子舊宅的牆壁中又發現了一部《尚書》，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說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看來，是魯共王為了擴大宮殿而拆掉了孔子的舊宅，而正是在拆房的過程中發現了《尚書》。這部書後來被大學問家孔安國得到了，而這部《尚書》乃是用古代的蝌蚪文寫成，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尚書》是用漢學通行的隸書所書寫者，既然隸書是通行的字體，所以以此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今文尚書》，而從孔子牆壁中發現的這部用古字寫成的《尚書》就被稱之為《古文尚書》。孔安國認為《古文尚書》當然早於《今文尚書》，所以他認為《古文尚書》最可靠，於是他就將此獻給了皇帝，希望能夠得到推廣。
然而那時人們已經習慣於誦讀《今文尚書》，所以孔安國的建議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所以《古文尚書》就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到了王莽建立了新朝，劉歆利用自己跟王莽的特殊關係，終於使得《古文尚書》得到了朝廷的承認。自此之後，《古文尚書》被立於學官。但後來還是被取消了。到了後漢章帝時，《古文尚書》又再次被朝廷批准可以公開講授，然而此時的講授屬於私學。
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到了魏晉時代又失傳了，而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出了一部《尚書》，梅賾說：這部《尚書》就是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這部《尚書》前有孔安國的自序，其內容共分為46卷58篇，這是已知後世見到的留存卷數最多的《尚書》，它比伏生所獻的《今文尚書》多出了25篇。
閻若璩撰《四書釋地》一卷，清乾隆八年閻氏眷西堂刻本，書牌
閻若璩撰《四書釋地》一卷，清乾隆八年閻氏眷西堂刻本，卷首
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由此而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從此之後，這部《古文尚書》就跟伏生的《今文尚書》並立於朝官。到了唐代，大儒孔穎達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經》。對於《尚書》，孔穎達就以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為準，寫出了《尚書正義》，同時他也把伏生所傳的29篇《今文尚書》的內容融入了其中。從此之後的一千多年，社會上流傳的《尚書》就是以梅賾本為主體的《古文尚書》。
到了宋代，有位叫吳棫的學者對《古文尚書》表示了懷疑，他覺得這部書有可能不是當年孔穎達所發現的那一部。吳棫雖然提出了疑問，但他沒有做深入的研究。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也開始懷疑梅賾本，他在《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一文中稱：“漢書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朱熹首先是從文字風格上對《古文尚書》產生了懷疑，因為他覺得《今文尚書》讀來比較艱澀，而《古文尚書》讀來反而很是通順，這不合歷史規律，應該是古文難讀才對，除此之外，《古文尚書》上的孔安國序言也不像是漢代人的口吻，朱熹在《記尚書三義》中又稱：“嘗疑今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識其說以俟知者。”
看來，他更加懷疑《古文尚書》上的序言及文中的註釋不是出自孔安國之手，他認為這是後人所偽造者。然而《尚書》乃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朱熹只說出了自己的疑惑，但他卻沒有做深層的懷疑，他希望後來者能夠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到了元代，吳澄等人也開始懷疑《古文尚書》，而明代經學家梅鸞按照這種疑古的思路，寫了本《尚書考異》，但這部書沒能徹底地推翻《古文尚書》。
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證》八卷，清乾隆十年序眷西堂刻本
閻若璩從20歲開始就懷疑《古文尚書》是一部偽書，閻詠在《行述》中說：“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而張穆在《潛邱先生年譜》中引用錢大昕所作之傳稱：“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即疑其偽，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
閻若璩對於《古文尚書》的研究可謂下了大力氣，他竟然用了30年時間來研究這部書，最終他用了許多無可辯駁的證據說明，這部梅賾本的《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造本，為此閻若璩寫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尚書古文疏證》，他在該書中一條一條地舉出了自己所發現的問題，比如《疏證》卷二第31條的題目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純出荀子所引〈道經〉》，而對於這條的考證，閻若璩寫出瞭如下的文字：
二十五篇之《書》，起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於《伊尹》，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為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餘曰：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於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餘曰：合《荀子》前後篇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為《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出真古《道經》，而偽古文蓋襲用，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閻若璩所說的《虞廷》十六字心傳乃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16個字在宋明理學中成為了重要的立論依據，而此16字就是出自梅賾本的《古文尚書》，如今閻若璩證明了梅賾本《古文尚書》是一部偽書，那麼這16字令也就變得站不住腳。而閻若璩證明此16字乃是出自荀子所引的《道經》，這對宋明理學的打擊太大了，難怪朱子等大儒不願意徹底地揭露這是一部偽書，因為其立論依據也是本自該書。因此說，閻若璩證明梅賾本《古文尚書》乃是一部偽書這件事，在他那個時代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是真正的學者卻為閻若璩的這個發現而歡呼，比如黃宗羲在給《尚書古文疏證》所作的序中稱：
憶吾友朱康流謂餘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偽之乎？”餘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為“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
黃宗羲的朋友朱康流跟黃說：理學的淵源就是本自這16字令，若證明這16字令是偽造者，那理學豈不沒有了站腳之處？針對朋友的這個疑問，黃宗羲做了簡明扼要的解釋，而後黃接著說：“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為理學之蠹甚矣！”看來，黃宗羲也認為閻若璩的這個發現十分的重大，因為黃認為這16字令恰恰毒害了理學。為此，常原生在《閻若璩》中評價說：“閻若璩用確切的證據證明了被理學家奉為至寶的十六字心傳為偽託，非堯舜周孔聖賢所說，這無異於釜底抽薪，從而給了宋明理學一個毀滅性的打擊。無怪乎黃宗羲讀了他的書那麼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