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萇：不以國名，獨傳《詩經》（上）韋力撰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然而他經過孔子的修訂之後，成為了儒家經典——《六經》之一，《論語·子罕》上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這一年，孔子69歲了，他返回了魯國，對《詩》進行了編輯整理。因為經過了大儒孔子的整理，所以這部詩歌總集就被後世稱之為“詩經”。孔子是如何整理詩的呢？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司馬遷的這段話十分重要，他說到了孔子時代，《詩》總計有三千多篇，孔子經過一番刪減，僅餘下了三百篇。一刪就減掉了十分之九，這種刪改方式在後世當然會引起較大的爭論。當然，這裡說的三百篇只是取個整數。因為流傳後世的《詩經》，實際上有305篇之多，另外還有6篇僅有題目沒有內容，即便把這6篇加上，也僅311篇而已。

孔子為什麼刪掉了這麼多詩？對於這一點，沒人能說得清楚，後世爭論的焦點，乃是司馬遷說的到底對不對——孔子是否真的刪掉了十分之九的上古詩歌？對此有人認為確實是這麼回事，也有人認為不可能，東漢的王充持贊同的態度，他在《論衡·正說篇》中稱：“《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重複，正而存三百五篇。”而東漢的班固也贊同這種說法，《漢書·藝文志》上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政也。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毛詩》二十卷，民國上海涵樓影印宋刊四部叢刊本，清康熙冊子紙印本，書牌

《毛詩》二十卷，民國上海涵樓影印宋刊四部叢刊本，清康熙冊子紙印本，卷首

除此之外，唐代的陸德明、宋代的王應麟等人，都贊同孔子刪詩說。最早提出這個懷疑者，乃是唐代孔穎達，他在《毛詩正義·詩譜序疏》中稱：“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看來，孔穎達認為孔子刪的數量太多了，所以他說司馬遷的這番話不可信。

針對孔穎達的這個說法，宋代的歐陽修明確地表示反對，《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引用了歐陽修如下的說法：“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為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又刪《詩》雲者，非止合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

歐陽修說，他經過考證，認為古代流傳下來的詩不止是三千首，而《詩經》僅收了305首，確實說明孔子刪掉了絕大部分。然而歐陽修的這個說法僅是一種推論，當然，他的態度就不能受到後世的信服，因此宋代的朱熹、葉適、清代的崔述、朱彝尊、魏源、梁啟超等，都不相信孔子刪掉了這麼多的詩。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也只能讓專家們繼續爭論下去了，至少到了今天還未看到爭論的結果。

《毛詩註疏》二十卷，明萬曆十七年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注疏本

到了秦代，秦始皇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議，實行焚書坑儒，《史記·秦始皇本紀》上稱：“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看來，除了朝廷規定的少數人之外，所有人不允許藏有《詩經》等書，必須拿出來燒掉。同時規定，即使是偶然，在言語中引用了《詩經》中的句子，也要被砍頭。這等嚴酷的法令使得《詩經》難以在市面上見到，但好在《詩經》中的篇章大多朗朗上口，雖然人們不敢公開地背詩，但私下裡總能默誦。也正因如此，經過秦火之後，儒家經典大多受到了損失，而唯有《詩經》基本完好地保留了下來，因此《漢書·藝文志》中說：“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之故也。”

好在秦朝的統治期很短，到了漢文帝時，《詩經》得以再次公開講授和流傳，當時講授《詩經》最有名者有四大家，他們分別是申培、轅固、韓嬰和毛亨、毛萇，這四家分別被稱為《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而後世將此並稱為“齊魯韓毛”。

《毛詩註疏》三十卷，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經注疏本

這樣的簡稱來源於前三者原屬的國家，比如申培是魯國人，故而稱為“魯詩”；轅固是齊國人，所以他講授的《詩經》被稱之為“齊詩”。但是韓嬰本是燕國人，但不知為何，他的講授不稱之為“燕詩”；而毛亨本是魯國人，但毛萇卻是趙國人，同樣，也沒被稱之為“趙詩”。為什麼這種命名方式不能一一而貫之？看來，自有其歷史的淵源在。

然而《齊詩》、《魯詩》、《韓詩》，原本就立於學官，因此這三家被稱之為“今文三家”，其簡稱為“三家詩”，而唯有毛詩乃屬古文經學。對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周予同在給皮錫瑞的《經學歷史》所作的序言中說：“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煩瑣。”

周予同的這段話是總括六經的說法，而單純就《詩經》而言，於新在《詩經研究概論》一書中則稱：“今文三家與古文毛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將《詩經》奉為政治經典，都是借解說《詩經》來發揮比附儒家教義來為封建統治服務。但今文三家與漢代政治結合得更加緊密，故隨漢亡而亡。毛詩雖與漢代政治關係稍遠，但卻普遍適用於任何封建朝代。”

由此可知，齊、魯、韓三家詩到了漢代的末年就基本消亡了，而唯有《毛詩》流傳到了今天，因此說，我們今天讀到的《詩經》中的篇章，其實都是來自於《毛詩》。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重刊，書牌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刻重刊，卷首

對於《毛詩》的傳承情況，夏傳才在《十三經講座》中稱：“《毛詩》由毛亨、毛萇所傳，稱大毛公、小毛公。傳說荀子《詩》學傳自子夏，毛亨承自荀子。他在西漢初年開門授徒，著《詩故訓傳》（後簡稱《毛傳》），傳於趙人毛萇。河間獻王任毛萇為博士，獻《毛詩》於朝廷，但不被立為官學，長期在民間傳授。東漢後期《毛詩》立為官學，取代了三家《詩》的地位。以後，三家《詩》衰亡，《毛詩》興盛於世。我們現在讀的《詩經》，就是《毛詩》。”

看來，《毛詩》在漢代並未受到重視。雖然《毛詩》被河間獻王貢獻給了朝廷，但朝廷卻沒有把它列為“官學”，所以《毛詩》最初是在民間傳授，直到東漢後期，《毛詩》才取得了“官學”的正統地位。夏傳才的這段話應當是本自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的所言：“《毛詩》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班固在這裡沒有點明，他只是說毛詩是毛公所傳，並且毛公說他的學問是本自孔子的弟子子夏。

關於毛公是哪國人？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又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這裡明確點出，毛公是趙國人。然而毛亨是魯國人，只有毛萇是趙國人，如此說來，《儒林傳》中所說的趙人毛公，乃是指的毛萇，可惜班固沒有點明這句話。

而後到了三國吳陸璣那裡，才點出了毛萇之名，陸璣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說：“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對於毛萇之後毛氏的遞傳情況，陸璣又在文中有如下的講述：“萇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廵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齊魯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由以上可知《詩經》的大致遞傳情況，但是今文經學家大多不承認陸璣的這個說法，比如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說：“若毛公為六國時人，著有《毛詩故訓傳》，史遷無緣不知。又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歆）班（固）；陸，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

皮錫瑞認為，陸璣是三國時的人，陸怎麼知道有著這樣的完整遞傳？對於皮錫瑞的這個懷疑，蔣伯潛也表示贊同，他在《十三經概論》中說：“按唐人陸德明之《經典釋文敘錄》，始詳記《毛詩》之傳授；但共載二說，所引徐整之言與另一說又不同。徐整亦吳人也。且徐氏以大毛公為河間人，亦與鄭、陸二氏以為魯人者異。是古文《毛詩》之來歷，未可信也。”既然這樣的遞傳不可信，那怎樣的遞傳才是正確的呢？今文經學家當然有他們的說法，但這種說法顯繫有著門戶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