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密是清初很特別的一位人物，無論程、朱還是陸、王，凡是宋以來的理學，他一律都反對，因為他根本不承認從宋儒開始排列出的道統。對於他的學術觀念，樑超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做了專節論述，而後做出的結論是：“燕峰學術的要點大略如此。我們拿來和亭林、習齋、乾初、東原諸家之說並讀，當可發見其相同之點甚多。蓋明學反動的結果，一時學風不期然而然也。但燕峰於破壞方面，不能如習齋之徹底，於建設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健實，又沒有弟子以張其軍，遺書亦湮晦罕傳，所以這樣精悍的思想家，三百年間幾乎沒人知道。最初表彰他的，為同治間之戴子高，他的《謫麟堂集》中有《費舍人別傳》一篇，但亦語焉不詳。最近遺著出世，這位大學者漸漸復活起來了。”
梁啟超認為，費密的學說雖然很特別，但他依然跟顧炎武、顏元、陳確、戴震等人的學術觀有很多類似點，因為這些人都反對宋明理學。
相比較而言，費密的反對程度不如顏元，在構建新的學術思想方面，他也不如顧炎武，再加上費密沒有著名的弟子傳承他的學說，而他的著作也流傳甚少，致使這樣一位有著獨特思想的人物在整個清代少有人提起，僅僅在同治年間，戴望曾給費密寫過一篇別傳，但梁啟超認為那個別傳寫的太過籠統。直到了二十世紀20年代，費密的遺著被髮掘了出來，人們才對這位獨特的思想家有了較為詳細的瞭解。
《唐宮閨詩》二卷，清康熙間夢香閣刻大來堂印本，費密序一
關於費密遺稿的發現情況，《揚州文史資料》第23輯收有徐以進所撰《費密事略》一文。這位徐以進先生跟費密的後人住在同一個村莊，他在該文的起頭部分寫到：“20世紀30年代初，筆者才10多歲，常和幾個小朋友到村西去閒逛。每次都要注意一下小路南邊那座墳墓和墳前那塊一米多高、刻著‘前明居士費此度之墓’九個楷書大字（約有碗口大小）的石碑。”
看來，他在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期時就經常到費密的墳附近去玩耍，從文中的情況看，他跟費密的後人也有相識者，因此，徐以進的這篇文章就能記錄下跟費密後人相關的一些細節，比如談到費密的手稿，該文中有這樣一個段落：“當年，野田莊的費氏家譜與費密的全部手稿，總共有一大竹箱，被費姓視為傳家之寶，代代相傳，由長房長孫妥為保管，對任何人（包括其族人）都不肯輕易展示。唯有每年伏晒之時，被認為是真正放得心的至親好友，獲得主人的同意以後，方得一睹。20世紀初，該竹箱開始由費密的第九世孫費漱泉保管。費漱泉是我鄉有名的塾師併兼擅刀筆，而他的兒子費家桐卻是個裁縫，沒有什麼文化，因而對他家的這一箱寶書，也就不夠重視，甚至視之為無用之物。抗戰期間，日偽軍到處殺人放火，費漱泉這時已雙目失明，他十分擔心這一箱傳家寶書的安全，就央請本村素有信譽的公正人士周長貴、田與九二人代為保管。其後，由於偽軍在我鄉一帶頻頻掃蕩，多次縱火，周、田二人就將這隻竹箱轉移到當時認為比較安全的一戶農家的小閣子之上。不料到了黃梅時節，該草屋漏雨，加之古時候紙張質量較差，以致竹箱中的寶書黴爛結塊，毀壞無遺。野田莊的費氏家譜與費密的全部手稿，自此不復見於人世。”
《唐宮閨詩》二卷，清康熙間夢香閣刻大來堂印本，費密序二
看來，費密留下來的手稿一直到民國初年還有很大的數量，並且其後人對此保護的很好，每年都會拿出來晾晒。可惜的是，日軍侵華期間，費家後人為了能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文獻，將其藏在了一個小閣樓內，沒想到的是，這個閣樓因為年久失修而漏雨，最終將費密的這些珍貴手稿幾乎損失殆盡。
雖然如此，可能在此之前費密的手稿也被他人傳抄了出來，故徐以進在《費密事略》中又說了這樣一段話：“另據傳說，距野田莊東5裡的郭村，有一位姓徐的，20年代就讀於北京大學時，曾帶去一部《弘道書》（也是手抄本，共分10卷），向胡適教授請教，及至後來去向胡適討要該書的時候，胡適卻對他說：“這部書，恐怕你也看不懂，不如送給我做個留念吧！”終未歸還。”
看來，這部手稿最終到了胡適手中。從各種跡象看，上書傳說很可能是真事，因為胡適確實對費密有過深入的研究，為此他寫出了幾萬字的研究文章，本文原本的題目是《祭費密的學說》，該文原本登在1921年10月12日至15日和17日的《晨報副鐫》上，後來此文收入在了《胡適文存二集》中，作者本人將該篇的題目改為《費經虞與費密——清學的兩個先驅者》。
然而胡適在該文的首段說了這樣一句話：“讀費密的《弘道書》，三卷，成都唐氏怡蘭堂刻的《費氏遺書》本，民國九年刻成。”看來，胡適研究費經虞和費密的確是從費密所撰的《弘道書》下手，因為該書是費密思想的最集中體現。可是胡適在這裡卻標明瞭版本，他所見者是民國九年所刻的《費氏遺書》三卷本，這跟徐以進所說的十卷手抄本有些差異。儘管如此，我卻不能否認胡適看到過十卷本的《弘道書》，我只能說他的這篇論文則是以三卷本的刻本為論述依據者。
《唐宮閨詩》二卷，清康熙間夢香閣刻大來堂印本，費密序三
費密的這部《弘道書》，原本確實是三卷，梁啟超認為這部書很是重要，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論該書說：“驟看這部書名和目錄，很像是一部宋明道學先生們理障的著作，其實大大不然。燕峰是對於宋元學術革命的急先鋒。這部書驚心動魄之言，不在顏習齋《四存編》之下。其最不同之點，則習齋連漢唐學派一概排斥，燕峰則提倡註疏。就這點論，燕峰不能如習齋之徹底，其學風實與後此乾嘉學派頗接近。”
梁啟超覺得，從該書的書名和目錄上看，本以為這是評論宋代理學的一部書，然而細讀內容卻不是這麼回事。他認為費密的這部書讀來令人驚心動魄，其破壞性不輸顏元的《四存編》，所以他把費密稱之為“對於宋元學術革命的急先鋒”。
雖然如此，但梁啟超還是認為費密革命的徹底性不如顏元，因為顏元連漢唐以來的各個學派一律地排斥，而費密卻提倡要學習漢儒的註疏之學，因此他的學說跟後來的乾嘉學派有相近之處。可能是擔心讀者對此有誤解，梁啟超又在他的這段話後面做了一段小注：“但乾嘉學者並未受燕峰影響，不可不知。”看來，這正是梁啟超認為費密的學說雖然對歷史有破壞性，但這種破壞性並不徹底。
雖然費密主要生活在揚州地區，其實他是四川人。費密的父親費經虞原本是明崇禎十二年的舉人，他同時也是位經學家，他的學說以漢儒為宗，這種學術思想當然也影響到了他的兒子費密。在費密14歲時，農民軍造反，使他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關於他的個人經歷，胡適在《費經虞與費密》一文中用了很長一個段落引用了《新繁縣誌·人物誌·孝弟》中對費密人生簡歷的描述，比如談到費密年幼時的情形，本文有這樣一個段落：“費密，字此度，號燕峰。九歲，祖母歿，哀泣如成人。十歲，父經虞為講《通鑑》盤古氏相傳為首出御世之君（適按，《通鑑》無此文），遽問曰：‘盤古以前？’曰：‘鴻荒未闢。’又問：‘鴻荒以前？’經虞呵之，然心奇之。”看來，費密小時候對任何事情都喜歡刨根問底，以至於讓他父親都答不上來。
然而在他年輕時，為了避戰亂，他曾有一度住在了寺廟內，這個階段他學起了禪修的方式：“已乃究心《內經》、《傷寒論》、《金匱》諸書，為《長沙發揮》。後聞二程見人靜坐，便以為善學；丙申（1656），與通醉（僧名）論禪，四入靜明寺，雜僧徒靜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厲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況其大者乎？’誓不出門，半月餘乃定。嘗自言，始半月視物疑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復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嘆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學矣。”
經過一段努力的靜坐修行，某天終於讓他明白，靜坐這種方式其實是佛、道兩家的觀念，對於儒家而言，這不是個好辦法。顯然，他這句話應該是斥責陸王心學的修行方式。
然而，王章濤先生所著的《揚州學術史話》中也講到了費密跟通醉論禪之事，該文中卻說：費密拋棄佛學，專注於儒學，則是他參加了另外一場靜坐法事：“當地靜明寺僧人通醉是破山和尚海明的高足，精通禪宗，徒眾甚多。費密對禪宗也有研究，並信奉程顥、程頤的靜坐法，所以時常與通醉論禪。順治十三年（1656），費密還參加了靜明寺僧眾靜坐法事。當百日之期結束後，他體會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從此費密拋棄佛學和主靜的觀點，而專注於儒家經典，走通經致用之途。”
費密故居的門牌號
費密是四川人，他何以來到了揚州？王章濤在《史話》一書中寫到：“順治十四年，33歲的費密侍奉父母離開沔縣，南下揚州，投奔母親的伯父楊雲鶴，於次年結束流亡生涯，始居揚州，雖籍新繁，在以後40多年的歲月裡，潛心研究學術於斯地，子承孫傳，世代繁衍，已是地道的揚州人。”看來，費密是前往此地投奔親戚。
從此，他就住在了這裡，一住就是40多年，直到在此去世。那費密為什麼對這裡如此的偏好呢？徐以進先生在《費密事略》一文中引用了《費氏家譜》上的一段記載：“……一日，此度公路經野田莊，見村北有鵲蛇相爭，曰：‘此吉地也’，遂構宅家焉。”
看來，費密也相信自然界的吉瑞。他在野田莊一帶看到村北有喜鵲跟蛇在那裡爭鬥，他認為這是一件吉祥的事情，於是他就在這裡買地建房定居了下來。
雖然說費密的學術體系很獨特，然而從師承角度來看，他應當是王學的傳人，因為他在康熙十二年前往河南輝縣蘇門山去拜孫奇逢為師，那時孫已經89歲高齡，而此時的費密恰好比孫小40歲，他年方49歲。
雖然有這麼大的年齡差，然而二人在一起探討學術卻十分投機。費密在孫奇逢那裡住了一個多月，等他準備返回揚州時，孫特意給他寫了四個大字“吾道其南”，《新繁縣誌》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服闋（1673），以父遺命，往事孫徵君奇逢。一日，與論朱、陸異同，進言漢、唐諸儒有功後世，不可泯沒。徵君大以為然。又與考歷代禮制之變。逾月，辭歸；徵君題‘吾道其南’四字為贈。”
由此可見，孫奇逢對費密寄以厚望，他希望自己的學說通過費密傳播到江南地區。看來，孫奇逢的這個做法是效仿程頤：當年他的弟子楊時返回福建時，他也是題了四個字“吾道南矣”。
這個典故太有名了，孫奇逢當然知道。而楊時到了福建後，經過三傳，誕生了朱熹這樣偉大的人物，看來孫奇逢也希望費密能夠承擔起傳承學術的重任。可惜的是，費密不但沒有傳播他的學術，反而對理學進行了全面的指責。
他為什麼為有這樣強烈的批判性？後世學者的說法之一，是因為費密又受到了顏李學派的影響，但也有的學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成立。且不管這件事是否真的如此，而從經歷來看，費密確實前往保定地區去見顏元和李塨，而後費密跟李塨也有著通信交往，他們探討著學術觀點，而二人的觀點卻有相近之處，比如費密在給李塨的一封信中就說到：“‘即物窮理’，承訛既久；‘良知’譁世，又百有餘年。朱也、王也，各自為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在這封信裡，費密把朱熹和王守仁統統予以了指責。
既然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是費密批判的對象，那他認為宋代以來所建立起來的理學有什麼問題呢？潘志鋒在《費密的“道統、道脈”說》一文中總結出了三點：1、私創道脈之說，2、獨承孟軻之傳，3、性命之說非中實之道。
唐韓愈首創儒家道統之說，而後宋代理學家延續這種說法，逐漸將此認定為這是道學的正統，比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就有這樣的描述：“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自是而又再傳以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
自此之後，這個觀念越發加強，在朱熹之後，其幾代傳人也都敘述和增添道統的傳承人，可是費密卻說這個道統根本不成立：“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漢儒……亦何嘗有道統之說哉？魏晉而後，清談言道，去實就虛，……流傳至南寧，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焉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統者，五六百年矣。”（《弘道書》以下均同）
費密稱，孔子從來沒有說過道統之事。其實不僅僅是孔子，他的弟子們也沒有談到過。此後，到了孟子、荀子等大儒時，也同樣沒有談到過。他認為道統之說起於南宋，他把這種說法稱之為“私立”。從那時開始，從伏羲、神農一直到後來的堯、舜、禹、湯，原本這些人都是帝王體系中的君主，可是理學人物卻把他們全部納入自己的體系中，成為了道統的傳人，似乎道統比君王的遞傳還要重要。而這樣的說法到了費密的時代，已經通行了五、六百年。
那麼，朱熹為什麼要虛構起這樣一個道統呢？費密認為，朱熹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跟陸九淵進行門戶之爭：“獨言孟軻之傳開於唐儒韓愈，至宋蔡京，雖以王安石上下孟軻，程頤又以程顥為孟軻後一人，而尚無道統接傳之論也。南渡後，朱熹與陸九淵爭勝門戶，熹傳洛學乃倡立道統，自以為曾氏獨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軻，而程顥程頤接之，蓋楊時事二程而友羅從彥、李侗，熹所從出也。”
在這裡，費密也稱首先提出道統的人本是韓愈，到了宋代，蔡京說王安石接續了孟子的道統，而小程卻說，他哥哥才是接續孟子道統的第一人。此後，這種爭論暫停了一段。到了南宋，朱熹為了打擊陸九淵的心學，於是他把道統又重新敘述了一遍，之後又把楊時的弟子——羅從彥、李侗列入了道統，從而使得朱熹成為了這個體系中的正統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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