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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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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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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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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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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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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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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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紅頂墓碑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紅頂墓碑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范陽堂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紅頂墓碑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范陽堂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景

拍照過程中,盧鳳仙在招呼我進祠堂。祠堂在墓園的入口處,牌匾寫著“范陽堂”,裡面的陳列方式跟傳統的祠堂不同,中間沒有擺放著盧植像,牆壁上掛著“范陽盧氏遠族世系”的介紹牌,介紹牌是用貼膜所制,看上去已變得皺皺巴巴,然而盧鳳仙仍然耐心地跟我講解著這個世系中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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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紅頂墓碑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范陽堂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景

拍照過程中,盧鳳仙在招呼我進祠堂。祠堂在墓園的入口處,牌匾寫著“范陽堂”,裡面的陳列方式跟傳統的祠堂不同,中間沒有擺放著盧植像,牆壁上掛著“范陽盧氏遠族世系”的介紹牌,介紹牌是用貼膜所制,看上去已變得皺皺巴巴,然而盧鳳仙仍然耐心地跟我講解著這個世系中的重要人物。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密密麻麻的名人


其中六祖慧能竟然是範氏第四十七世祖,因為慧能其父盧行瑫曾在涿州為官,後遭貶遷居嶺南,遂落戶廣東新州,慧能竟然跟盧植有關係,我聽著很是新鮮,因為此前我未做過這樣的聯想。盧鳳仙又告訴我以前韓國總統盧泰愚也是盧家的後人,並且他指給我看在世系牌中的位置,介紹牌上說:

據韓國《盧氏三陵壇志》記載,韓國盧氏是唐吏部侍郎盧從願、後唐宰相盧文紀之後。盧鴻表任徐州刺史,其子盧震順任兗州刺史,震順子盧穗(原名惠)翰林學士、官上護軍(比正三品),盧穗子盧垓為翰林學士。唐末,“國無善政,禍機潛發”。於是,盧穗由范陽率其九子及家眷,偕7名大學士,“翻然航海而東”。當時,正值新羅國第五十二代王孝恭王即位。國王在東京(今慶州)以國賓禮遇盧穗。盧穗及其九子“盡忠王室,自有攘斥之功”,為擊退百濟與渤海國的進攻做出貢獻,“分封九邑”,盧氏遂分佈於光州、交河、安康、平壤等地。據統計,盧氏在朝鮮半島繁衍發展總人數30多萬人(其中在韓國有20多萬人,在各姓氏排名中居第46位)。


"

關於盧植修《禮記》之事,歷史的記載大多將他與馬融並提,侯康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稱:

《釋文敘錄》引陳邵雲:“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作《月令》一篇、《名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案,《隋志》所云,似因陳邵之說而傅會之,其實馬融注《禮記》,但有解釋,並無去取,邵言微誤。《隋志》謂融增入三篇,尤誤。劉向《別錄》已稱《禮記》四十九篇,橋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見《橋玄傳》),皆在前漢時,不待融足三篇也。融《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李賢《注》曰:“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

按照陳邵的說法,後漢的馬融和盧植參考了各家不同的觀念,經過一番精簡,寫出了《禮記》一書,這就是後世的通行本。而《隋書·經籍志》則僅提到馬融傳《小戴禮記》,而後加入了三篇其他的文章,成為了後世的《禮記》。

侯康認為,《隋書·經籍志》上的這段話其實就是化用了陳邵的所言。侯康說,馬融所著《禮記》只是做了一些必要的解釋,並沒有做刪減,所以陳邵的所言略有失誤,而《隋書·經籍志》上則說馬融加了其他三篇文章,這更是個錯誤。之後侯康又引用了馬融在《廣成頌》中的所言以及後世的註釋,他以此來說明馬融跟鄭玄在解釋字意時有著一定的差異。但盧植是什麼意見?文中卻沒有講述。

按照《隋書·經籍志》上所載:“《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撰。”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稱該書為二十卷。但無論十卷本、二十卷本,該書都失傳了,今日所見盧植所著《禮記》一書,大多是後人的輯本。對於這些輯本,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列明如下:

王謨輯有其《小戴禮記注》一卷,收入《漢魏遺書鈔·經翼》第二冊。臧庸輯有其《盧氏禮記解詁》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序,後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臧庸輯本收入《拜經堂叢書》和《鄦齋叢書》。馬國翰輯有其《禮記盧氏注》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經編禮記類》。黃奭輯有其《禮記解詁》一卷,是本以臧本、馬本互校,所輯悉與臧本同而與馬本異,收入《黃氏逸書考·漢學堂經解》。

前面提到,盧植作有《三禮解詁》,但侯康認為盧植不可能寫過這樣一部書,他在《補後漢書藝文志》卷一中說:

《唐書·儒學傳》元澹《釋疑》曰:“《小戴禮》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經義雜記》雲:“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尚可得其略。”……康案,《本傳》稱植作《三禮解詁》,非也。植未嘗兼注《三禮》,今從《三國志·盧毓傳》注引《續漢書》。王謨、臧庸堂俱有輯本。

然而盧植對《禮記》的研究卻沒有疑問。雖然他的著作失傳了,但他的有些觀點卻被他書所引用,故而其研究成果零星地得以保存。對於他的研究體例,王鍔在《〈禮記〉成書考》中總結為四點。一是解釋字義,二是闡釋禮義。比如《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盧植對這句話的註釋則為: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附、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雲:“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雲:“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盧植註解《禮記》的第三點則是記作者和時代,第四點則為講解禮制。比如《仲尼燕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孔子為子張、子貢、子由講禮,孔子先告訴他們禮的重要性,而又說禮有九方面的內容。但這九方面的具體是什麼呢?孔子沒說,於是盧植解釋道:

大饗有九者: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懸興,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其實,盧植不僅註釋過《禮記》,他對《儀禮》也有研究,金德建所撰《金德建古文字學論文集》有一篇題目的文章即是“論東漢古文本《儀禮》出於盧植”,題目就代表了觀點。

關於盧植為什麼要校正《儀禮》?金德建在其文中首先說:“鄭玄註解《儀禮》,經文就混合兼採,今古並見,難以一律。因此東漢末年發生了盧植起來想校正文字,產生古文本的《儀禮》。”

接下來,金德建在文中引用了《後漢書·盧植傳》中關於盧植的自言家中沒錢僱抄寫之人的那段話,而後金德建在其文中列出了三方面的“可以注意”之處:

盧植講的指文字上的問題。立熹平《石經》在於“正定文字”。《後漢書·儒林傳》說:“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傳》也說:“正定五經文字。”現在盧植的“考《禮記》失得”,目的也在於要“刊正碑文”。(二)熹平《石經》採用今文本,熹平《石經》建立後,盧植再要“刊正”《石經》“碑文”,可以知道盧植必定是用古文來刊正石碑上的今文。(三)盧植說“從馬融古學,頗知今之《禮》,特多回冗。”注:“回冗,猶紆曲也。”李賢注,意義未顯。《後漢書·仲長統傳論》說:“回泬於曩時。”注:“回泬,不齊一也。”盧植所說“回冗”,應當解釋作不齊一為妥;不齊一就是文字不能一律純粹。盧植從古學上而知道不一律,這種“回冗”想必就指違反古學,中間夾雜今文了。因而可知盧植企圖從事,應該就是運用古文來刊正《禮記》裡的今文了。

而後金德建做出瞭如下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明瞭盧植說:“從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又說:“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這一建議概括起來,就是想把傳《禮》諸家所行用的,文字上並不整齊的今文本《儀禮》,校定成為文字上古文本的《儀禮》。”

但盧植的提議究竟有沒有結果呢?該文中引用了清臧琳在《經義雜記》中的所言:

《後漢書·盧植傳》雲:“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刊正碑文。”下雲:“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盧江太守。”下雲:“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據本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為盧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粃謬處。盧氏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為事所阻,千古恨事。

看來,好的建議定能得到當權者的認可,而盧植也就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盧植墓位於保定地區涿州市清涼寺辦事處盧家場村盧氏宗祠內。此程的尋訪是以北京為起點,而後在河北中部地區兜了一個大圓圈。此為第一次自駕車探訪,幾天的行程走下來,能夠深切地體會到自駕車的利與弊。

因為正趕上假日,高速公路上的車比往常密集了許多,好在我對這一帶的路徑較為熟悉,東拐西繞之後,還是能夠一一到達目的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在牆上看到了“盧氏源流”

沿京石高速北上,從涿州市出口下道,進入涿州市,在盧家場村盧穗大街的牆上即看到了“盧氏源流”的介紹文字。看來,盧植直到今日還受到當地人們的關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找到了祠堂

從村中穿過,來到村北的空地上,找到了盧氏祠堂所在。祠堂佔地面積約有十幾畝地,從外觀看有點像一個寺院,然祠堂的大門緊鎖,我向旁邊剝玉米皮的婦女打聽,如何能進入祠堂。她告訴我,盧鳳仙拿著鑰匙。我請她幫助我找到這個盧鳳仙,她說自己沒有盧的電話,又告訴我說祠堂牆上寫著的電話就是盧鳳仙的。我跑到門房的牆前,果真看到有人用粉筆在紅牆上寫著來人打“1359….75”的字樣,可惜其中的幾個數碼不知被何人有意地蹭掉了。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大門上著鎖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牆上的電話被人蹭掉了


我把這種情況轉告給了剝玉米的婦女,她說自己也確實不知道盧的電話。無奈,我只好沿著祠堂的圍牆四周轉悠,試圖爬上牆拍照裡面的情形,但圍牆太高,幾次攀躍都未成功。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剝玉米的婦女

我的舉措被那幾位剝玉米的婦女都看在了眼裡,也許我的執著讓這個婦女受了小感動,她說:“你別費力氣了,我通過關係幫你找。”於是其中一位掏出手機給村裡人打電話,我聽到她在問誰知道盧鳳仙的電話。兩個電話後,她告訴我,已經通過其他的人轉告了盧鳳仙,一會兒就到。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鳳仙先生

我向這位婦女真誠地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而後就耐心地等在門口。不一會兒,見到一位騎自行車的大爺徑直走到門口,掏鑰匙就打開了祠堂的大門。以我的理解,盧鳳仙想當然是一位女士,我不確定眼前來的這位大爺是不是趕巧也來到了這裡。我問剝玉米的婦女:“不是盧鳳仙拿鑰匙來嗎?”婦女笑著告訴我:“他就是盧鳳仙。”

既然如此,我立即跑上前去跟那位大爺說:就是我通過村民請他來開門的。大爺聽後很客氣地跟我說了句“請進”。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的甬道

祠堂院內面積不小,呈現窄而長的一種格局。進入院內,則是筆直向前的甬道,前行三、四十米,甬道的盡頭即是盧植墓,墓前十米的地方有石刻的牌坊,橫寫四個大字——“千古人龍”,牌坊兩邊的立柱上刻著“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墓廬面積佔地約二百平米,高約六米上下,墓碑高約一米多,用小篆刻著“盧植墓”,然而此墓頂頗為奇特因為其頂端是紅色的,這可能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在。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千古人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紅頂墓碑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范陽堂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祠堂內景

拍照過程中,盧鳳仙在招呼我進祠堂。祠堂在墓園的入口處,牌匾寫著“范陽堂”,裡面的陳列方式跟傳統的祠堂不同,中間沒有擺放著盧植像,牆壁上掛著“范陽盧氏遠族世系”的介紹牌,介紹牌是用貼膜所制,看上去已變得皺皺巴巴,然而盧鳳仙仍然耐心地跟我講解著這個世系中的重要人物。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密密麻麻的名人


其中六祖慧能竟然是範氏第四十七世祖,因為慧能其父盧行瑫曾在涿州為官,後遭貶遷居嶺南,遂落戶廣東新州,慧能竟然跟盧植有關係,我聽著很是新鮮,因為此前我未做過這樣的聯想。盧鳳仙又告訴我以前韓國總統盧泰愚也是盧家的後人,並且他指給我看在世系牌中的位置,介紹牌上說:

據韓國《盧氏三陵壇志》記載,韓國盧氏是唐吏部侍郎盧從願、後唐宰相盧文紀之後。盧鴻表任徐州刺史,其子盧震順任兗州刺史,震順子盧穗(原名惠)翰林學士、官上護軍(比正三品),盧穗子盧垓為翰林學士。唐末,“國無善政,禍機潛發”。於是,盧穗由范陽率其九子及家眷,偕7名大學士,“翻然航海而東”。當時,正值新羅國第五十二代王孝恭王即位。國王在東京(今慶州)以國賓禮遇盧穗。盧穗及其九子“盡忠王室,自有攘斥之功”,為擊退百濟與渤海國的進攻做出貢獻,“分封九邑”,盧氏遂分佈於光州、交河、安康、平壤等地。據統計,盧氏在朝鮮半島繁衍發展總人數30多萬人(其中在韓國有20多萬人,在各姓氏排名中居第46位)。


盧植:文武兼備,尤重《禮記》(下)韋力撰


盧氏在韓國的介紹

這些記載真令人驚歎。後來我讀到了鄭新芳的《盧植與范陽盧氏》一文,該文中稱:

范陽盧氏望族,自盧植這後,詩禮傳家,德才並重,有功於國,世代簪纓。漢魏以來,范陽盧氏無論播遷海內外何處的,都將宗祠奉為“范陽堂”,自認范陽盧氏的後裔。范陽盧氏俊彥,燦若星河,代代英才輩出。從魏晉到唐代,正史記載的盧姓名人就達八百餘位。其中,有宰相、尚書、刺史、太守、郡守等百餘人。魏晉南北朝至南宋期間,計有盧氏宰相23人。其中盧氏“八相佐唐”更被傳為歷史佳話。

其實,盧植的後人也有很多的大才子,鄭新芳在其文中又寫道:“盧氏詩人著名的有‘初唐四傑’之一盧照鄰(盧植十五世孫)、‘大曆十才子’之一盧綸(盧植十九世孫),以及盧殷、盧仝、盧真、盧藏用、盧貞等等。”

我看著這些展板,讚歎著盧植的偉大,突然想到給我開門的盧鳳仙老人也姓盧,於是我問他是否為盧植的後人,他只是衝我一笑,似乎在回答我:“這還用說嗎?”而後盧鳳仙告訴我,明天有很多盧氏後人來此祭拜盧植,並且有很多外地來的領導,希望我能來參加。我告訴他,自己要繼續走下程尋訪之路,實在趕不上這次盛會了,但仍然謝謝他對我的盛情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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