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活兒好又便宜」的演員都得自我推銷？'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終結者3》截圖
大明星不拍片的時候，往往也有片廠的飛機可搭，這是片廠親善的表示。格溫妮 絲·帕特洛就說過，“ 時代華納”子公司“新線”於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飛機送她和她的愛犬一起從紐約飛回洛杉磯，讓她大為受用。
她說 :“那時‘九一一’才過沒多久，要飛到那裡我實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兒帶在身邊。所以，我最愛的‘新線’老闆鮑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讓我好感動。所以，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賤諜III》裡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飛機進行了一趟單程旅行。”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終結者3》截圖
大明星不拍片的時候，往往也有片廠的飛機可搭，這是片廠親善的表示。格溫妮 絲·帕特洛就說過，“ 時代華納”子公司“新線”於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飛機送她和她的愛犬一起從紐約飛回洛杉磯，讓她大為受用。
她說 :“那時‘九一一’才過沒多久，要飛到那裡我實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兒帶在身邊。所以，我最愛的‘新線’老闆鮑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讓我好感動。所以，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賤諜III》裡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飛機進行了一趟單程旅行。”
《王牌大賤諜III》截圖
片廠高級主管當然也很快就看出來：私家飛機可以用來提升他們在明星心裡的身價。史蒂夫·羅斯拿這作為“華納兄弟”買下一支小型私家機隊的說辭。因為這樣，“華納兄弟”就有飛機可以出借給好萊塢的大咖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爾伯格、芭芭拉·史翠珊、麥當娜乘坐了。
私家飛機一旦被大明星拱成功成名就的圖騰，這一成功的象徵便在好萊塢的社群滲透開來，傳染到導演和其他人那邊去。
例如好萊塢的頂尖導演之一，巴里·索南菲爾德，於二○○三年上大衛·萊特曼的脫口秀，就提起這話題，說他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租私家飛機往來於他在紐約市東漢普頓和科羅拉多州 特柳賴德兩地的豪宅。
由於明星於當今好萊塢的階級已經佔據中樞的位置，因此，但凡是明星重視的東西、標舉的理想，皆為好萊塢社群全體擁戴。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終結者3》截圖
大明星不拍片的時候，往往也有片廠的飛機可搭，這是片廠親善的表示。格溫妮 絲·帕特洛就說過，“ 時代華納”子公司“新線”於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飛機送她和她的愛犬一起從紐約飛回洛杉磯，讓她大為受用。
她說 :“那時‘九一一’才過沒多久，要飛到那裡我實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兒帶在身邊。所以，我最愛的‘新線’老闆鮑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讓我好感動。所以，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賤諜III》裡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飛機進行了一趟單程旅行。”
《王牌大賤諜III》截圖
片廠高級主管當然也很快就看出來：私家飛機可以用來提升他們在明星心裡的身價。史蒂夫·羅斯拿這作為“華納兄弟”買下一支小型私家機隊的說辭。因為這樣，“華納兄弟”就有飛機可以出借給好萊塢的大咖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爾伯格、芭芭拉·史翠珊、麥當娜乘坐了。
私家飛機一旦被大明星拱成功成名就的圖騰，這一成功的象徵便在好萊塢的社群滲透開來，傳染到導演和其他人那邊去。
例如好萊塢的頂尖導演之一，巴里·索南菲爾德，於二○○三年上大衛·萊特曼的脫口秀，就提起這話題，說他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租私家飛機往來於他在紐約市東漢普頓和科羅拉多州 特柳賴德兩地的豪宅。
由於明星於當今好萊塢的階級已經佔據中樞的位置，因此，但凡是明星重視的東西、標舉的理想，皆為好萊塢社群全體擁戴。
【相關圖書】
製造大片：金錢、權力與好萊塢的祕密
[美]愛德華·傑·艾普斯坦 著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終結者3》截圖
大明星不拍片的時候，往往也有片廠的飛機可搭，這是片廠親善的表示。格溫妮 絲·帕特洛就說過，“ 時代華納”子公司“新線”於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飛機送她和她的愛犬一起從紐約飛回洛杉磯，讓她大為受用。
她說 :“那時‘九一一’才過沒多久，要飛到那裡我實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兒帶在身邊。所以，我最愛的‘新線’老闆鮑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讓我好感動。所以，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賤諜III》裡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飛機進行了一趟單程旅行。”
《王牌大賤諜III》截圖
片廠高級主管當然也很快就看出來：私家飛機可以用來提升他們在明星心裡的身價。史蒂夫·羅斯拿這作為“華納兄弟”買下一支小型私家機隊的說辭。因為這樣，“華納兄弟”就有飛機可以出借給好萊塢的大咖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爾伯格、芭芭拉·史翠珊、麥當娜乘坐了。
私家飛機一旦被大明星拱成功成名就的圖騰，這一成功的象徵便在好萊塢的社群滲透開來，傳染到導演和其他人那邊去。
例如好萊塢的頂尖導演之一，巴里·索南菲爾德，於二○○三年上大衛·萊特曼的脫口秀，就提起這話題，說他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租私家飛機往來於他在紐約市東漢普頓和科羅拉多州 特柳賴德兩地的豪宅。
由於明星於當今好萊塢的階級已經佔據中樞的位置，因此，但凡是明星重視的東西、標舉的理想，皆為好萊塢社群全體擁戴。
【相關圖書】
製造大片：金錢、權力與好萊塢的祕密
[美]愛德華·傑·艾普斯坦 著
點擊書封，即可購買
"上週日晚，第十三屆FIRST青年影展在西寧閉幕。值得一提的是，閉幕式上，胡歌、朱亞文和海清等演員都借這個機會，在青年導演面前進行了“花式推銷”：
“以後有好的項目，青年導演們不要忘了，這裡有一個便宜又好用的演員。”
“我是個演員，我活兒跟胡歌一樣好，我價格比他便宜。”
“我想說，我們足夠專業，我們首先完成導演定向，然後才是角色。我們一定會比胡歌便宜，也一樣好用，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機會。”
便宜、好用，成為了幾位演員推銷自己的關鍵詞。回想之前的“天價片酬”，以及近來常見的“老戲骨與流量“的搭配，兼具實力與口碑的中生代演員能夠得到的機會正在被壓縮，女性演員尤其如此。
面對這樣的情況，青年導演們能有的選擇權並不大，甚至他們也處於被選擇的狀態。主要決定權牢牢攥在市場手中，資本起到重要作用。短短几年內，流量、數據這些名詞成為重要的，甚至近乎唯一的衡量標準。
而在當今以明星為中樞的好萊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從二十世紀開始逐步成型的明星制度早已一步步爬到好萊塢社群階級體系中最高的一級，以其“萬有引力”般的牽引力聯繫著資本、導演、製作人、編劇、經紀人，以及其他好萊塢重要人士。
有所不同的是，在好萊塢，“製造一位明星”與“製造一位演員”仍有大部分重合的內容，例如“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而在國內，資本的遊戲中，能留給演員的空間太過難得。瞭解好萊塢的明星制度，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今中國影視圈所面對的問題。
1.
被一場官司製造的明星大咖，
逐漸成型的明星制度
好萊塢社群的魅力，長久以來一直以明星級演員為主。
一開始，電影產業還沒搬到陽光較多、官司較少的南加州，領銜的演員未必有所謂的“公眾形象”可言：其實，電影片頭的開場字幕還未必會打出他們的名字。
剛進二十世紀那年頭，片廠可沒想要把演員的名號烙在大眾的心裡，只想在自家的作品打上自家片廠的名號就好。
史上第一位打響名號的電影女星，弗洛倫斯·勞倫斯，在當時的新聞稿就被叫作“拜歐格女郎”——她那時是“拜歐格影業”旗下的演員。後來，她在一九○九年跳槽到卡爾·拉姆勒的“獨立電影公司”，去幫拉姆勒演電影，也就因此改當“獨立影業女郎”了。
弗洛倫斯·勞倫斯
後來，片廠之所以改幫電影明星打名號——雖然是藝名——一部分是因為片廠要應付“愛迪生托拉斯”告他們的官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對策。
由於“愛迪生托拉斯”指稱電影的價值來自愛迪生擁有專利的攝影器材，為了駁斥他們的說法，片廠辯稱電影的商業價值主要來自片中主演的演員。
為了向社會公意提出這樣的論點，片廠當然就要在電影海報、廣告、廣告牌上面主打著名演員的名字——結果，順帶就把演員捧成暴紅的名人了。
例如瑪麗·璧克馥沒多久就成了美國大眾心中的“小瑪麗”(Little Mary)，其他這類明星的綽號紛紛跟著出籠。
瑪麗·璧克馥
等到影壇大亨紛紛外移，西進到加州重啟爐灶，明星制度也已經具體成型。
循此，片廠負責塑造旗下明星的公眾形象，為明星量身打造電影角色，為明星宣傳他們在銀幕上的形象。片廠將明星打造成大眾夢想的招牌，大有助於拉抬他們自己的身價(和利潤)，因為大明星都和片廠簽有長期的合約，再紅也沒辦法毀約求去。
依這樣的做法，招牌紅星跟“米老鼠”、“布魯托”(Pluto)狗狗還有其他“迪斯尼”卡通由人畫出來的角色一樣，都是片廠的資產。
不過，真人明星和卡通明星之於片廠雖然概念類似，也有相同的法律束縛，但是，真人明星倒還至少有一樣條件，優於卡通明星：真人明星可以利用個人的名流地位，強化個人於好萊塢社群的聲勢，即使只是參加權貴如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舉辦的晚宴、 野餐會，或其他社交活動。
等再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有聲電影問世，星探挖掘明星的人才庫跟著幡然一變。默片裡的明星只需要看起來像角色就好，管他們出身是競技牛仔、特技演員、模特兒或雜耍劇團的踢踏舞者，一概無妨。
但是電影有了聲音，明星講起話來也要跟著像樣才行，而且，不論銀幕上下皆然。多了這一項條件，表示片廠要再挖掘明星人才，就要將口條納入必要條件了，進而也就表示紐約、芝加哥、倫敦等文化重鎮的正統劇場，才是明星人才的寶庫。
《雨中曲》，講述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轉型的一部影片
新技術把聲音還給演員，不必再以字幕板代，一樣又再提升了演員的地位。演員演出的銀幕角色，一般當然希望社會大眾將之和演員本人混為一談， 所以，這時演員的銀幕角色就可以機智，可以潑辣，可以妖豔，可以感人，若是劇本寫得好，甚至可以煽動政治風暴。
另外，當時至少還有兩類聲音媒體供演員展現銀幕下形象的性格特質。一是收音機——一九三○年代，收音機已經在美國大眾的夢想中攻下了牢不可破的陣地。另一是新聞片——那時，戲院觀眾多半看得如痴如醉。
儘管這類娛樂新聞都是由片廠自家的宣傳機器精心編制出來的，卻還是明星得以頻頻曝光的良機：其他如慈善活動、政治集會、社交宴會等等，一樣爭相邀訪明星出席。電影明星就此成為好萊塢的“公共代表”。
2.
被明星主宰的好萊塢，“出借名號”就能掙錢
有聲片的演員不同於出身牛仔、特技、啞劇和其他默片背景的演員。有聲片演員代之而起，佔有的地位於個人的公眾形象，比起沒有聲音的前輩，還有更大的控制權——有聲片演員挾其於公眾的聲勢，也漸漸勇於運用他們在大眾當中的發言權。
當時的片廠老闆雖然還是有權指揮旗下明星於銀幕上、於宣傳場合該說什麼話，但是，頤指氣使的態度也在明星心頭種下怨尤——他們本來就有權生氣，到了這時怒氣愈積愈高，逐漸侵蝕了彼此的親善關係。
例如曾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貝蒂·戴維斯， 一九三六年拒絕出飾片廠安排的角色，就遭片廠控告違約，告上法院，而且還由片廠打贏官司，因為傑克·華納出庭作證，指證貝蒂·戴維斯等於是片廠把她從“默默無聞”之輩，一手捧紅起來的。
戴維斯打輸了官司，別無他法，也只能回頭再去幫“華納兄弟”拍片。
只是，片廠自比“弗蘭肯斯坦醫生”隻手打造明星的說法，好萊塢的眾家明星可吞不下去。
當時明星和片廠籤的片約還有條款，明定明星若是因故未能善盡片廠交付的工作，雙方的合約即自動延長——明星對此一樣如坐鍼氈。
只是，若有明星膽敢反抗，像奧麗維亞·德·哈維蘭一度拒絕演出“華納兄弟”替她安排的片子，別家片廠卻也不敢用她，唯恐因此吃上官司，被人以教唆違約告上法院。
奧麗維亞·德·哈維蘭
但是，一九四四年，加州法院判決德·哈佛蘭勝訴，裁定片廠合約自動續約的條款 無效，理由是這樣形同“強制勞役”。法院這一判決，等於宣告好萊塢片廠將明星視作禁臠、形同“動產”的積習，就此走向了終點。
舊片廠告終，片廠大亨也由大企業集團取代，明星隨之成為好萊塢社群主宰的勢力。明星的片酬因為片廠、獨立製作人喊價競標，跟著往上飄成了天文數字。
到了二○○三年，打頭牌的明星不僅一部片子可以拿到二千萬美元以上的酬勞，外加數百萬美元的福利津貼，另還有電影票房、錄像帶、DVD、電視播出、植入性營銷、授權等等的收入，只要片子的營收超過他們片酬的部分， 明星都可以另行抽成。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阿諾德·施瓦辛格演《終結者III》， 除了領取二千九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固定片酬，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津貼，全球的總營收超過現金損益兩平點的部分，他一樣可以再領取百分之二十作分紅。
而且，這樣的合約可能要耗上好幾個月才能敲定，屆時，片子又要多出一筆法律費用，一般都會超八十萬美元。
《終結者3》截圖
二○○三年，好萊塢片酬前十的明星，平均收入大概是同一級明星在一九四八年於片廠制所領片酬的三十倍(這還是作過通質膨漲修正的計算)。
美國演員工會登記的八千名演員，固然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拿得到百萬美元的片酬，但是百萬片酬的支票在他們——還有力爭上游要向百萬片酬看齊的小明星——等於表示在好萊塢社群的階級體系，終於爬到了最高的那一級。
既然坐擁鉅額片酬，大明星便也開始自行開設個人的製作公司，一樣很像分疆劃地作采邑。例如湯姆·克魯斯自己開的製作公司，“克魯斯華格納製作”，就不僅製作了克魯斯領銜的幾部電影像是《香草天空》、《碟中諜》、《最後的武士》——連他前妻妮可·基德曼拍的幾部電影，也都是由克魯斯的公司製作，如《小島驚魂》。
《香草的天空》截圖
這類明星自家的製作公司，許多都很像是大亨時代片廠的迷你版。大亨時代的片 廠常常出借旗下明星給別的片廠，這類明星製作公司也會把明星本人出借給別家製作公司拍片。
例如阿諾德·施瓦辛格演出《終結者III》，就是由施瓦辛格擁有的“櫟木製作”將施瓦辛格出借給該片的製作單位拍片。出借施瓦辛格的“櫟木”和《終結者III》籤的合約，又將施瓦辛格的演出和宣傳的酬勞，載明付給“櫟木製作”，而非施瓦辛格本人。
依這樣的做法，“櫟木製作”若是延遲付款，施瓦辛格就可以晚一點付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個人所得稅。
好萊塢的明星一般也利用名下的公司作媒介，支付大批隨從的薪資，這些人有律師、會計師、 業務經理、劇本審稿人、個人健身教練、按摩師、保鏢、飛機駕駛、專屬廚師，等等，琳琅滿目。
至於朋友、太太、親戚也出現在公司的薪資報表上面，掛的是製作人、劇作家、顧問等等名目，也稀鬆平常。
好萊塢的明星即使不當共同製作人，依所籤的合約，對於參與電影製作的人選，往往也有權挑選或是否決。
例如施瓦辛格拍《終結者III》，就享有“預先批准”人事的權利，不僅導演(喬納森·莫斯托)和主要演員要徵得施瓦辛格首肯，連他的髮型師、化妝師、司機、替身、特技替身、影片公關、私人醫生，還有廚師一干人等，也都要事先徵得他的首肯才行。
大明星也可以出借名號給獨立製作公司，例如湯姆·漢克斯就幫《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掛名製作人，羅伯特·雷德福一樣出借他的名號，協助創立“日舞影展”，幫忙找贊助——也贏得了無數人的感謝，不知多少獨立製作的電影都會打出字幕“特別感謝” 羅伯特·雷德福，例如《他們和他們的情人》。
單是打出大明星的名號，就足以將崛起的新秀演員、導演、技術人員拉到大明星的麾下。
《我盛大的希臘婚禮》截圖
3.
明星銀幕內外形象一致，這才是獨特營銷賣點
大明星既然惠與支持，一般也會要求對方以擁護和效忠作為回報。大明星對於羽翼下的徒眾，通常要求言行務必極度審慎，尤其是大明星光環裡的傳奇可能因有事敗露而受損，更一定要三緘其口。
也因此，凡是大明星拍的電影，其麾下的製作公司或幫他們做事的人，一般一概要“封口”，也就是說，一定要簽署不得違反的保密協議，協議條文之嚴苛，直逼老片廠鼎盛時代的合約條款——以“保密”而言，說是中央調查局(CIA)也可以。
製作單位、發行單位， 甚至保險公司，同樣依約未經授權，不得徑行發佈任何消息。例如《終結者III》 的製作群，依照合約，有關片中明星，亦即阿諾德·施瓦辛格：
“相關之醫療信息或其他重大信息，一概不得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其授權代表凡知悉此等信息者，亦不得授權或導致此等數據對外發布、散播、透露、出版(包 括但不限於在報章雜誌刊登文章，或以虛構或非虛構之圖書作出版)。”
《終結者3》截圖
為了保障明星於其傳記擁有控制權，明星籤的片約一般也會載明，未經明星事先准許，任何人不得進行幕後拍攝，明星的照片凡使用於廣告或其他相關的宣傳活 動，明星也享有實際的否決權。
明星為了保護個人的公共形象，無所不用其極，原因即在於明星演技即使再精湛，什麼角色都能演，明星的吸金能力多半繫於明星於銀幕上下是否符合明星的固定形象。
例如男星伍迪·哈里森的父親，查爾斯·弗伊德·哈里森，曾因多起殺人案入獄服刑，其中一件的死者還是聯邦法官，經報紙報道之後，片廠就開始為伍迪·哈里森安排囚犯或罪犯之類的電影角色——例如《天生殺人狂》、《恐慌地帶》、《搖擺狗》、《性書大亨》、《焦頭爛額》、《銀線風暴》——但他原本是以電視劇裡的親切酒保打下名號的。
《天生殺人狂》截圖
“明星”的冠冕要戴得住，另一必要條件就是要有辦法“入戲”——不論是上電視的脫口秀，接受雜誌訪問，主持頒獎典禮或上臺領獎，舉凡出席公眾場合，都要有辦法維持一貫的形象。
“索尼”一名最高營銷主管就說：“明星於銀幕上下的形象一致，才算有營銷的獨特賣點。”
明星有這功力，一般還需要片廠的公關事先就替他們把劇本或要點準備好，讓他們依樣畫葫蘆，強化他們於電影演出的形象。
例如，明星演的若是浪漫痴情的主角，就可能需要找機會影射一下暗通的款曲，假的無妨——說不定對方的性別還不符合明星的性取向呢。
明星不僅需要按照片廠寫好的腳本，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樣，一般連真實的一面也需要遮掩起來。
所以，像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行話，例如“曖昧佳偶”，“熏衣草婚”，指的是片廠公關捏造出來的假男女關係，用來掩飾明星真實的同性戀情，就是在片廠制時代流行起來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五年因艾滋病過世的洛克·哈德森。
洛克·哈德森縱橫好萊塢影壇三十多年，為了維持他浪漫多情的形象，如《枕邊細語》、《天老地荒不了情》、《嬌鳳痴鸞》等片的角色，私生活的同性戀情縱使好萊塢社群人盡皆知，卻始終掩飾得天衣無縫。
《天老地荒不了情》截圖
洛克·哈德森即以這樣的公共假面具，保持他堅毅、寡言的浪漫英雄形象於不墜。只是，萬一遇到避也避不了的公開場合，例如被捕或是打官司，演員即使想要維持公共形象也不可能，他們的明星事業每每就此嚴重受創。
例如薇諾娜·賴德於二○○二年因為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拉上法庭，還定了罪， 牴觸原本為她塑造好的“清純”形象，以致先前她一直扮演的角色類型，此後即告無以為繼。
明星光環的第三大要件，是演員必須願意妥協，方便好萊塢推動他們的基本業務：交易。
經紀公司、獨立製作公司、片廠都是這類“交易”呼風喚雨的能手。為了談成交易，一般都會希望演員能在“報價”——這是經紀人用來指稱明星既定片酬的行話——或是劇本、導演、選角、外景地點等事情的否決權上作些許讓步。
演員若是不肯遷就，經紀公司就沒辦法把旗下的其他客戶放進“包裹”裡面去談交易，製作公司也沒辦法從片廠要到綠燈作解脫，以利進行其他的企劃案，片廠的高級主管一樣沒有辦法安排新片填滿他們的輸油管。
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就說：“明星若不懂得配合，這一行根本就做不下去。”也因此， 經紀公司對於懂得團隊合作，知道該怎樣配合讓案子推動得下去——即使這樣等於他們要吞下比較差的條件也在所不惜——的客戶都會另眼相待；死守自己 的標準固執不通，則否。
製作人和片廠高級主管拉抬“務實派”明星——這是一名片廠老總用的形容詞—— 一樣同蒙其利。有麻煩時，這類明星常常是可以求助的對象。
例如《終結者III》的預算出問題，阿諾德·施瓦辛格就自動將他自己片酬裡的三百萬美元延後，先讓片廠有重拍的費用可用。
所以，爬到超級巨星之列的演藝人員，所需的條件不僅限於演技和外貌而已：懂得擁護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才是最重要的條件。
這樣的美德，常在奧斯卡頒獎和其他典禮的頌辭裡面，用“專業素養”來形容。只要片廠還找得到明星有這樣的素養，就還不需要找“西蒙妮”一類的擬真人物來幫忙。
2002年的電影《西蒙妮》描寫現代電影製作人若要拍片順利，就需要大明星鼎力成全，只是，大明星很可能暴躁易怒，陰陽怪氣，或目中無人。所以，片中的自戀狂明星妮可拉(薇諾娜·賴德)，因為要求片廠幫她換更好的拖車，耽誤了拍攝的進度，片中的製作人兼導演維克多·特倫斯基(阿爾·帕西諾[Al Pacino，1940—])一氣之下，就把女主角掃地出門。
片中借特倫斯基之口，哀嘆以前老片廠制的年頭日子可要好過得多了：“大明星一直都有，但在以前，大明星是我們的，由我們指揮大明星該做什麼，該穿什麼，該和誰約會。他們和我們是有合約關係的。”
片廠老闆雖也知道導演講得沒錯，卻還是要求他要麼找人替代，要麼停拍。特倫斯基為了解決問題，便用計算機合成技術創造出一個“大明星”，集合了以前幾位紅星最美的五宮，如瑪琳·黛德麗、奧黛麗·赫本、勞倫·巴考爾。
特倫斯基將他用計算機做出來的美女，命名為“西蒙妮”，由計算機程序指揮，做出他要的所有演出。特倫斯基拿計算機影像取代真人女星，不僅依片廠的拍攝進度如期完工，還因此激得片廠老闆建議以後不妨都用擬真影像取代明星算了。
《西蒙妮》截圖
4.
好萊塢的“敬業倫理”與“私人飛機”：
互相影響的片場與明星
縱使明星的外貌絕對不會不重要，但這幾位演員坐得住超級巨星的寶座，不僅是靠他們的長相而已——好萊塢影史不論什麼時候，多得是演員、模特兒可以套進他們的同一形象裡去——另也因為他們對於好萊塢大家庭的價值觀， 一概欣然擁護。
好萊塢價值觀至高無上的第一條，便是謹守“無論如何都要演下去”的敬業倫理。
“超級巨星爬得到這地位，才不是因為對別人亂髮脾氣，在拍片現場裝病，或不聽導演指揮，”好萊塢最大的藝人經紀公司的最高主管說過，“儘管這類的誤解好像很流行，但這些超級巨星之所以超級，是因為他們是工作非常賣力、個人極懂得自律又十分敬業的專業人士。”
但大明星們也反過來將他們的價值觀，注入好萊塢的大家庭。例如，私家飛機於他們幾近膜拜的偶像。
湯姆·沃爾夫於《至高的權柄》一文中，曾經形容私家飛機為“象徵權力的最後一件龐然大物”，就可以貼切描述私家飛機於好萊塢巨星的用處。
湯姆·克魯斯的“灣流四號”噴氣飛機，花掉他二千八百萬美元，隔了三間客艙，還裝了一具按摩浴缸。
約翰·特拉沃塔不僅有私家噴氣客機，自己還去考了機師執照。說起他名下形同私人航空公司的機隊，特拉沃塔說：“我們開‘灣流’的時候， 一般都用三名機師——連我在內”，外加“一名航空技師和一兩名空服員。這樣的機組人員，大部分的商業航空公司都還找不到呢”。
沒有私家飛機的明星， 也常會要求電影製作單位在他們拍片期間一定要租飛機供他們專用。如施瓦辛格接《終結者III》的片約，就明文記載製作單位要“於北美洲提供G-4SP的專機交通服務，赴海外則須提供G-5專機服務”。
《終結者3》截圖
大明星不拍片的時候，往往也有片廠的飛機可搭，這是片廠親善的表示。格溫妮 絲·帕特洛就說過，“ 時代華納”子公司“新線”於二○○二年六月，出借公司的飛機送她和她的愛犬一起從紐約飛回洛杉磯，讓她大為受用。
她說 :“那時‘九一一’才過沒多久，要飛到那裡我實在不放心，就想把狗兒帶在身邊。所以，我最愛的‘新線’老闆鮑勃·沙耶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讓我好感動。所以，這就算是我在《王牌大賤諜III》裡客串的片酬吧，搭私家飛機進行了一趟單程旅行。”
《王牌大賤諜III》截圖
片廠高級主管當然也很快就看出來：私家飛機可以用來提升他們在明星心裡的身價。史蒂夫·羅斯拿這作為“華納兄弟”買下一支小型私家機隊的說辭。因為這樣，“華納兄弟”就有飛機可以出借給好萊塢的大咖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爾伯格、芭芭拉·史翠珊、麥當娜乘坐了。
私家飛機一旦被大明星拱成功成名就的圖騰，這一成功的象徵便在好萊塢的社群滲透開來，傳染到導演和其他人那邊去。
例如好萊塢的頂尖導演之一，巴里·索南菲爾德，於二○○三年上大衛·萊特曼的脫口秀，就提起這話題，說他的收入大部分都花在租私家飛機往來於他在紐約市東漢普頓和科羅拉多州 特柳賴德兩地的豪宅。
由於明星於當今好萊塢的階級已經佔據中樞的位置，因此，但凡是明星重視的東西、標舉的理想，皆為好萊塢社群全體擁戴。
【相關圖書】
製造大片：金錢、權力與好萊塢的祕密
[美]愛德華·傑·艾普斯坦 著
點擊書封，即可購買
這本書道盡了好萊塢的本質與全貌。電影幕後真正的魔法何在？在好萊塢拍電影究竟是怎麼賺錢的？誰塑造了好萊塢的神話？
好萊塢唯一看重的藝術，就是談生意的藝術。大製作要賺大錢，靠的不是片子本身的票房，而是其他形形色色的業務：電玩、原聲帶、連鎖速食的搭售商品、主題遊樂園的遊戲項目。片廠在意的或許是大導演、大明星、大製作、奧斯卡，但是，片廠的母公司爭的卻是隱形的市場：有線電視、付費電視、數碼衍生品等。
傳奇與內幕，數據與分析，光榮與夢想，奇蹟與重生……這本書將揭祕一個真實的電影現場——好萊塢。
轉載：請聯繫後臺
商業合作或投稿：rq@imaginis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