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城的幾度變遷背後的故事,和郭璞有關


瑞安城的幾度變遷背後的故事,和郭璞有關


鳥瞰瑞安舊城(1975年)


瑞安城的幾度變遷背後的故事,和郭璞有關


郭璞雕像

我國古代稱縣級行政機構所在地為縣治。瑞安建羅陽縣治的時間,在今溫州市各縣(市、區)中排行第二,僅遲於永嘉縣的前身永寧縣。古代選擇縣治時,往往少不了占卜陰陽地理和稱計泥土輕重。那麼瑞安縣治是怎樣選擇?城池何時構築?縣城範圍如何不斷擴大?最終何時拆除?等等舊事,都在史料或民間口頭流傳中代代相傳著。

 瑞安縣治是郭璞卜選的嗎

清《嘉慶瑞安縣誌》的《形勝》和《建置》篇中都承襲以往縣誌的記載:“晉郭景純(璞)之遷縣治,蓋取旁有邵嶼鰲伏(像鰲魚潛伏在飛雲江水下),西則峴山龜浮(像巨龜浮在飛雲江水面),左文筆類蒼龍之角(隆山上的文筆峰像東面青龍的角),後棲隱如鳳翅之展(北面棲隱山像展翅的鳳凰)……”

郭景純是晉朝著名的文學家和陰陽卜筮師。生於西晉咸寧二年(276),先由東晉元帝召任著作佐郎,後被江州刺史、都督江、楊、荊、襄等六州軍事,擁重兵坐鎮武昌的權臣王敦聘為記室參軍。元帝死、明帝繼位不久,王敦打算謀反篡位,令郭璞為此事卜筮,璞以卦象言必敗而進行勸止。但王敦不聽,在明帝太寧二年(324)殺了郭璞,並舉兵奪位,當年失敗。

以上材料說明郭璞在被殺的前一年,曾為安固縣治遷移到邵公嶼占卜過。無獨有偶,明《弘治溫州府志·城池》也載:“府城,晉明帝太寧癸未始建,郭璞初謀城於江北(今有地名新城),取土稱之,江北土輕。乃過江,登西北一峰(今名郭公山),見數峰錯立,狀如北斗,故名斗城……”這是說溫州郡城最初也與瑞安縣治一樣,於太寧元年由郭璞卜佔、稱土後定建在甌南岸(今址)。再有南宋平陽人林景熙在《州內河記》中說:平陽縣城在“晉太康中,郭景純所定也。”明《隆慶平陽縣誌·形勝》也說平陽縣治是郭景純定於鰲江之北。此外,明《永樂樂清縣誌·形勝》載:“縣治自郭璞卜遷後,歷代皆因之……”。宋《紹熙舊譜》說:樂清縣治“俗傳郭璞初欲於白石黃塘建縣治,後以土輕,不果。”這樣看來,溫州、瑞安、平陽、樂清一郡三縣的治所卜遷都由郭璞卜佔、稱土、觀測後確定。論職位,郭璞以朝廷的著作佐郎或權臣王敦的記室參軍,又是著名占卜師的身份,為地方郡縣卜選治所是說得通的。但論時間,說他在晉太康(280-289)中到平陽卜選縣治,他只有7到13歲,就難以置信了。尤其說他於寧康二年(374)去樂清卜建縣治則已是他死後50年,則更不可能。

把一郡三縣都由郭璞卜遷治所的事聯在一起,當然會影響到郭璞來瑞安卜選縣治的真實性。讀《晉書·郭璞傳》,通篇5000多字中有八成以上是介紹他卜筮靈驗和道術高明的故事,可見,從晉到唐初,社會對陰陽學的崇尚及郭璞的威望,諸如確定郡縣治的事,總想跟這位權威掛鉤,以便證明選擇治所的正確性,這或許就是以上矛盾的原因之一吧!難怪瑞安歷來有人對郭璞卜遷瑞安縣治之說持有懷疑。

提到“稱土”,或許瑞安也有過。筆者上世紀50年代後期曾聽陶山中村一位老人說:當初瑞安選擇縣城時,除瑞安外,還有陶山和麗嶴兩個候選地,因為經過稱土後,後兩者都不如瑞安的土重,最後落選了。筆者認為此說雖為民間傳聞,也不無根據,當時陶山、麗嶴都比現在靠近飛雲江口與甌江口,又是陸路南北古道中的重要聚落,有交通的優勢。至於泥土輕,可能邵公嶼成陸時間較遲,泥土中鹽分多,所以較重。從上文溫州、樂清都有稱土的經歷看,陶山老人的話也有幾分可信。

瑞安城的幾度變遷背後的故事,和郭璞有關

瑞安城池初建的時間和規模

清《嘉慶瑞安縣誌·藝文》中有一篇蔡景達寫的《上趙州判書》。是瑞安當地士紳(疑是望族蔡敬則後裔)寫給副職州官的信。要旨是請求瑞安造城時禁止拆用民間墳墓的石頭。但文中有:“安陽為邦,負山濱海,困於盜賊,於今五年矣。然而城隍不立,民無固志,未聞有興版築之利以安之者。閣下憫生民之塗炭,毅然以保障斯民為己任。肇建大議,四境翕從,不逾月已有嶷立之勢……”的記載。

這段話至少透露了三個意思:

一、造城池的目的是解決百姓“困於盜賊”之苦,得到百姓支持,爭先恐後前來參加,不超過一月,城牆就嶷然屹立了;

二、工程量並不大,城牆四周長度較短;

三、造城時間在“安陽立邦”後五年。

那麼“安陽立邦”從哪年算起呢?如果從羅陽改安陽的寶鼎三年(268)算起,後五年應是公元273年。但此時縣治還在魯嶴,一直未見有魯嶴建造城池的史料及傳聞。如果依文人喜歡用舊稱呼的習慣看,安陽是指安固遷縣治於邵公嶼那年(323),後五年造城則應是公元328年了,估計此說較接近事實。

至於初建城池的規範,歷代縣誌均載“週一裡二百四步,高一丈二尺”。一市裡約為500米,一步約為5營造尺,合起來大約840米,城內面積約為二十分之一平方公里。近年,有人按以上數量對照古縣衙範圍和20世紀90年代前市人武部、法院、檢察院圍牆外四周的解放路、勞動巷、道院前街、衙后街的長度相近,提出了瑞安最初城池就是這四條街巷的猜想,也頗有贊成者。

到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改拓舊城,城牆增至周長九百三十七丈六尺,增加4倍,城內面積約增加15倍。元朝拓展城牆是為防禦農民起義軍的進攻,築城時間短,當局命令民工挖拆溫瑞塘河兩岸駁坎的石頭,運回造城,致使塘河留下兩岸崩塌的後患,到明朝嘉靖後才基本修復。元朝以後經明、清、民國初共9次較大規模的增高、擴展,增至周長一千一百四十三丈、高一丈七尺(城身),又比元至正後增長約1/5,增高約1/30。

瑞安城牆最後一次整修城牆時間是民國28年(1939),但第二年,當局便以“便利城內民眾躲避日本侵略軍飛機掃射、轟炸時儘速疏散”為由,兩年內動員民工拆除殆盡。千年古城牆,本應是瑞安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珍貴文物,就這樣銷聲匿跡了。

瑞安城的幾度變遷背後的故事,和郭璞有關

瑞安城池遺蹤與其他城垣

瑞安千多年的城池雖然不存了,但漫步瑞安舊城,還能依稀尋覓到她的遺蹤。

首先是城邊緊靠著原城垣的濠河,所謂“城池”的池,即指濠河。史載明時瑞安城濠河有三條,即:東濠河,今北起湖濱公園東邊,東折南向沿菜行巷,經吊橋,南至小東門。長約140丈。位於解放東路起點的吊橋,大約是城垣東門(賓陽門),東面的吊橋,是瑞城五大城門遺留的唯一一處吊橋遺址。北濠河,今起湖濱公園東邊北向西沿環城北路、環城西路至西河路。長242丈。南濠河,原長302丈,因南門飛雲江北岸逐漸南伸,河道大都堵塞,只留下海河潭這個濠河溷(hùn)的諧音地名。瑞安西邊城垣築在西山上,所以沒有濠河,這也是瑞安城池與其他地方差異之處。

瑞安縣治除南北朝至民國28年的這條古老城池外,歷史上曾分別在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清康熙十三年(1674),在縣城外造過沙城和泥城。

嘉靖三十一年,瑞安縣令劉畿為了防禦倭寇侵擾,除加高、加固原縣城城垣外,再在縣城南城垣外側沿飛雲江北岸灘塗上增築東、西兩段城垣,東段東起東山巡檢司城(今東山街道),西接大較場城垣,長1200丈,牆趾闊1丈2尺,牆面闊6尺,垛牆高3尺,中開四個寨門,東起依次為司前寨門、車頭寨門、巖前寨門和五社寨門。西段東起峴山,西至上河埭,長170丈,中開西埭寨門和上河寨門。因造城時間短促,除六個寨門左右上下用石塊外,其餘都應急臨時用江邊沙泥構築,故稱沙城,俗稱泥城,不久便慢慢塌坍消失了。但在當時抗倭戰鬥中,確實起了原縣城的第一道防禦作用。城垣雖然消失了,後來原址成了居民住所,今仍保留泥城路的老地名。

清康熙十三年,與雲南吳三桂和廣東尚可喜同時叛清的閩藩耿精忠,派其部將曾養性率叛軍10萬餘人北上圍攻瑞安縣城,城內清兵據城堅守40多天。後叛軍轉北攻陷溫州府城,再陷瑞安城。曾部入瑞安城後,搶時間動員民工在舊城外部趕築沙城(俗稱小城)以自守。後“三藩”亂平,沙城雖未拆毀,但也因未加修築,逐漸崩坍,至今遺址無存。(宋維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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