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青\'的歷史地位'

穿青”的歷史地位

以且河 今天

“穿青”的歷史地位

王景才 王家法

根據貴州省民族識別工作隊穿青識別組提供的大量資料，貴州省的穿青人主要分佈在西部的畢節、安順、六盤水市和黔西南、黔南五個地州市所屬的二十多個縣(特區)，1954年普選登記有二十四萬八千多人，1984年統計有六十多萬。其中半數以上聚居在織金、納雍兩縣，每縣均超過十七萬人；水城特區六萬多人，大方四萬多人。其餘各縣分別住有數百人至一、二萬人不等。此外，雲南省的鎮雄縣亦有三千多人。

從居住狀況來看，穿青與各民族處於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況。但在一些主要聚居區，如織金、納雍等，穿青人居住的村連綿百餘里。其餘各縣，“雜村不雜戶”的穿青村寨比比皆是。這些大大小小的穿青村寨，多數處於邊遠的山區地帶，少數處於平壩地區。解放前居住街坊的基本沒有。

穿青人原先使用的一種漢語方言“老輩子話”(這種方言現仍流行在貴州的黔南和黔東南地區)已多不使用。但大多數地區還保持著這種方言的痕跡，如“f”變“h”，“ian”變“ie”等，說話就知道是穿青人。由於穿青先民較早接受漢文化的影響，母語消失，語言已分辨不清。現在都普遍使用貴州通行的官話。表面文化特徵——服飾在大部份地區雖然已近於消失，但在些邊遠偏僻地區明顯可見。對於信仰的五顯壇至今還普遍地牢固地保持著。節日、婚姻、喪葬等方面的習俗與周圍各民族仍有諸多不同之處，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十分強烈。

據史志記載，穿青人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後期叫“穿青”。所以稱為“土人”，是因為“居土日久”，是貴州的土著居民。這是以居住的歷史狀況來稱呼的；所以稱為“里民子”，是因為先民與早期“里人”(亦泛稱“僚”)有關，這是就其歷史源流來稱呼的；所以稱為“穿青”，是從“衣尚青”而得名，這是以服色特點來稱呼的。這幾種稱呼先是他稱，進而自已接受了，成了自稱。

“穿青”這個名稱最早見於乾隆《威寧州志》，繼後又見於光緒《平遠州續志》和民國《大定縣誌》《鎮寧縣誌》《平壩縣誌》。《平遠州續志》和《大定縣誌》是在記述同治初年農民起義時提到的。《鎮寧縣誌》則把“穿青”作為該縣的第四種民族載入史冊。此外，清康熙三年吳三桂平水西之後流傳於民間的木刻唱本《水西傳)也記有“穿青”，把他與水西境內的彝、苗、仡佬、依、蔡、羿、白、仲家等八個民族並列，統稱“九種夷蠻”。由此可知“穿青”這個名稱，清代前就有了。

與穿青鄰近的少數民族對穿青人也有專門的稱呼。剪髮仡佬稱它為“褒沙”，披袍仡佬稱之為“沙越”。苗族稱它為“撒格婁”，彝族稱它為“沙婁米”或“撒土”，布衣族稱它為“戛敖”。

此外，漢族還辱稱穿青為“通背猴”。這種辱稱是從穿青人的信仰而起。穿青先民居於南方，古時崇拜山魈為神，以猴為自已民族的圖騰，自稱是“山魈人馬”，歲首要“迎山魈”，故被稱為“通背猴”。

據調查，穿青的先民是貴州的土著民族——“土人”，光緒《平遠州續志・改修大麥橋碑序》載:“考原橋始自康熙初年，土人暢純、張士濠、王國統所建”。文中所提的三個“土人”均是穿青人揚、張、王三姓的祖先。又據萬曆郭子章《黔記》、康熙田雯《黔書》以及《貴州通志》等等史志都把“土人”作為一個民族的專稱。“土人”即包括“穿青”的先民。

據有關史志記載，“土人”早期的居地是在黔東南的黎平、鎮遠、施乗、黃平一帶，即史稱“五溪”的西南部，稍後在黔中，即貴定、龍裡、貴陽、惠水一帶。明以後部份才到黔西。在黔東居住的歷史，絕非起於明初，而是早在宋、元以前。依據首先是“土人”稱“思、播流裔”。思、播兩州是唐代以來的建置，宋代三穗、鎮遠一帶的邛水縣，屬思州安撫司。元代黎平、錦屏、三穗、鎮遠、施秉等地均屬思州宣慰司。迤西黃平等地屬播州宣慰司。明初思州土司已被革，稱“土人”為“思、播流裔”，說明穿青的先民是宋、元以來思、播土司所管的土民之一。其次是，穿青的先民是明初進入黔西的，“老輩子話”是現今仍流行於湖南的會同、靖縣和貴州的黎平、天柱、錦屏、三穗、鎮遠、施秉一帶的漢語方言。穿青彭姓家譜就載有其祖先明以前居住過鎮遠。三是貴州的有關史志記載土人“卓有楚風”、“歲首迎三魈”，乾隆《黔陽縣誌》載“楚俗多奉霄……即三魈之訛也”。說明穿青的楚風楚俗蓋源於此。四是穿青安姓的家譜有“家鄉定遠”的記載，定遠府是元代的建置，其地在今貴定、惠水、羅甸之間，龍姓家譜中亦有“先至黃平州居住，又遷居龍裡城數年，又移黔省龍井巷”的記載。今黃平、貴定、惠水一帶的方言與穿青的老輩子話也相同，說明穿青的先民元明之際大部份已居住在今貴陽周圍一帶。因此，在黔東居住的時間至遲是宋代以前。

按照“土人”早期的居住地域和後來有“里民子”的稱謂與“里民子即土老”的記載，以及穿青的一些遺俗，“土人”最早的基本成份應是“駱越”的後裔“里人”(亦泛稱“僚”）的部份發展來的，屬於統稱的“五溪蠻”中的一部份。

宋元以來隨著歷代王朝對貴州的開發，先後有不少外籍人進入貴州，“土人”中也融入了一些外籍人，故穿青人中傳說祖先是江西來的。同時由於歷代王朝對貴州實行軍事征服等原因，迫使部份“土人”逐步向西流徙，元代已有相當部份分居於今貴陽及其周圍的龍裡、貴定、惠水一帶。朱姓家譜序言記載說“落藉鳥當羅彎，後或遷居，或世守羅彎，因而流徙四方，或為土，或為漢，其始素夷狄行乎?夷狄又相傳謂當日我”。明初以後由於明軍的進迫，居於貴陽附近的一部份“土人”又逐步向西流徙，發展為今天的“穿青”。留居貴陽及貴陽以東的那部份“土人”，明清以來則逐步漢化或融入其他少數民族。

穿青人的家譜記載和傳說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祖先是明洪武“調北征南”隨軍入黔的。據省民族識別隊穿青組的調查，這種傳說和記載是附會的。主要根據是:

1江西民間並無所謂“調北征南”移民到貴州的傳說；

2.江西地方史志更無此記載；

3.穿青人的家譜與江西吉安相同姓氏的家譜聯不上宗；

4.穿青人的文化持徵與吉安地區群眾的文化特徵並無特殊相同之處。

對於穿青人進入水西和在水西的發展，主要是明初由於大批明軍和漢人進人貴陽一帶，在那裡“修舉屯田”，“好田好土惟屯軍所據”，穿青的先民才被迫進入水西土司的水外六目地即今清鎮、平壩西部靠鴨池河東岸居住，依附土司謀生。並有部份相繼進入水西腹地的織金、納雍、黔西、大方、水城等地。明末水西土司安邦彥反明失敗，水外六目地被削歸朝廷設置衛所，明軍“旁河屯田二千頃”，穿青的先民再次被迫大量進入水西腹地，同樣依附士司。康熙三年吳三桂平水西后，水西人口損失很大，原居水外的部份穿青先民為尋地謀生又先後進入水西腹地。至此，“穿青”在鴨池河上游到三岔河、六圭河流域以納雍、織金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廣大的聚居區。

從明初到清初“改土歸流”之前，朝廷對水西土司實行羈糜政策。居於水西的穿青先民政治上完全依附於土司，得到土司的庇護，因此在水西土司與明清政權的鬥爭中，他們都完全站在水西一邊，萬曆年間明廷廢除貴築、平伐二司立新貴縣，水西土司安疆臣極力反對。穿青的一些頭面人物張良珠等積極為安出謀劃策、組織力量，奔走效勞。當時的貴州巡撫江東之在《黔中疏草・附錄》中載:“詎意聞報，愈肆暴橫，縱漢把李甫、叛民張良珠、周國寵、馬廷楊、胡世國、朱仲登、陳嘉謨等統兵加派里民煙火、御木、扯手等項銀兩，若有不從，財畜盡掃。殺縣民王州、冉雲洞、劉學、公差曾政、周怪等，屍橫遍野，人心洶洶，境內惶懼。”水西土司被迫就範後，江東之在奏疏中又說:“近據畢節道取過舊民張良珠等，安插執結到臣，則復業輸差，漸如舊矣。”天啟年間，安邦彥叛明時，穿青繼續站在水西一邊。當時的貴州巡撫傅宗龍條上屯守策說:“蓋安酋土地半在水外，革僚、儂、仲、蔡、苗諸雜種緩急相與助，賊有外蕃，我無邊蔽，黔兵所以分而力詘”。安邦彥失敗之後，穿青先民被視為賊的“外藩”，朝廷“割逆賊故壤而以衛所之法代之。”他們無法立足，因而大批逃入水西腹地。清康熙三年吳三桂平水西，穿青先民仍然站在水西一邊，與各少數民族一起，奮力抗擊吳兵，遭到吳兵的殺戮，康熙年間流傳於民間的大量汙衊少數民族的木刻唱本《水西傳》反映的情況，如:“放火燒死依家子，倮羅仡佬多少人，加灣燒了八十戶，以那燒了幾十家，穿青燒了無其數，苗子仲家總滅門”，“你看漢人心腸毒，儂仲倮女遭他瘟，蔡、仡、穿青都搶去，苗家也搶好些人”。“倮兒女、蔡家女並行搶來，仡佬女、仲家女一掃煙塵，黑種女、穿青女拿來做伴，償你們一個兵一個婦人”。“依家女子哈哈笑，蔡家女子會唱歌，仡佬女子晒月亮，仲家女子勤快多，苗家姑娘挑花朵，羿女會唱好山歌，羅兒女子多勤快，黑種白種會事多，穿青女子起得早，九種夷蠻一摸合，營兵一個領一個，哲刻之間散完成”。說明穿青並沒有得到漢官的庇護。

在經濟上，當時水西正處在封建初期的領土階段，外來投靠土司的穿青先民有的在土司指定的區域開墾荒地，成為“私莊百姓”，雖然一般不交賦稅，但逢年過節要向土司交“年利”，土司有紅白喜事要向土司上“扯手”，土司的勞役田多由這種私莊百姓耕種，經常為土司家庭服各種勞役，毎年要向土司交納一定的“煙火錢”、“頭錢”。有的耕種土司分給的田地，稱為“糧莊百姓”，他們除向土司交納糧賦外，還要承擔土司的“印田”或“把式田”的無償勞動。有的甚至專種土司的“印田”或“勞役田”。所以與土司有著很深的人身依附關係，長期束縛在土地上，不能隨意離開，戰時還要為土司打仗。正如後來家譜所記“買土居住、耕山挖箐、梨藿未飽，以後盡被安家(安家一一指彝族土司)折磨，每年要收磕頭錢，煙火錢，做伕”，明確反映了當時穿青的社會經濟地位。清初“改土歸流”以後，雖然土司取消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土目”仍然是這一地區的土地所有者，原先與土司有著很深的人身依附關係的穿青人成為土目的佃客，與土目仍然有著很深的人身依附關係，穿青大量居住的地區，如織金的紅巖、八步、以那架，三塘，納雍的絕大部份地區以及相鄰的六技、水城等地，多是土目的“官莊”，一直到民國時期，很多穿青人仍是土目的細客。清代中期以後，隨著這一地區地主經濟的發展，穿青人中極少數人才開始在這一地區發展地主經濟。

在居住地域上，從明初到明末安邦彥反明失敗以前，穿青聚居的水外六目地——清鎮、平壩緊靠鴨池河東岸一帶正好是水西的邊蔽地帶，處於屯軍對水西的包圍圈內。當時這一帶的居民是苗、布衣、仡佬、依家、蔡家、穿青等少數民族，漢族基本沒有，就是明軍衛所管轄的地方，漢族人口也不多。據《廣志繹・西南諸省》記載:“故衛所所治皆中國人，民即苗也，土無他民，止苗夷。”明末到清乾隆時期，穿青聚居的水西腹地織金、納雍、大方等地，漢人也不多。據乾隆《平遠州志》所載:“平遠之民漢一而苗九”，“戶口原額二千三百五十九戶，新增戶九百七十八戶，俱系依仲蠻夷”。道光《大定府志》亦載:“大有(裡)、悅服(裡)客民甚少，而嘉禾裡視大，悅二里又不及其半，有客民之寨僅二十，場市亦兔狗二場而已”。大有悅服、嘉禾三裡即今織金西北部、大方西南部和納雍大部，都是穿青人的聚居區。

以上情況說明，從明初直到乾隆以前，在長達四百餘年的時間裡，穿青與漢人是隔絕的。漢人的勢力每向前推進一步，他們就跟著水西勢力後退一步，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使其不能再繼續漢化。同時水西彝族土司也沒有要求各少數民族按照彝族的習俗來生活。加之明代中期以後穿青人把五顯神從廟祭變為家壇的形式來供奉，他們之間更有了緊密聯繫的精神紐帶。因而隨著人口的發展壯大，穿青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清代後期，大量的漢族人民進入這一地區，特別是民國時期，穿青一方面出於受岐視的原因，另一方面迫於國民黨當局的強迫同化政策，有逐步漢化的趨勢，極少數人甚至企圖隱瞞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穿青自覺是一個民族的意識仍十分強烈，以致民國二十六年納雍選舉國大代表時，以穿青和“穿蘭”(當地漢族)為界線，爭選各自的族人為國大代表。解放初，在黨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穿青人一致報稱自己的民族為“穿青”或“青族”。

1990年7月26日

選自《納雍文史資料(第三輯)》(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