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考，總有關於資源分配和公平競爭的討論，早在十年前，時任總理溫家寶就曾疑問：“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農民收入逐步提高了，農村孩子上學的機會多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
這其中當然有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人口比例逐漸降低的原因，但這似乎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人們之所以尤其關注高考，是因為它不僅是一種以個人能力為本位的人才選拔制度，也是高等教育資源的重要分配機制，不僅關係到教育機會和資源的公平分配，也關係到社會階層的劃分和流動。
▌去衡水中學“拼命”怎麼了？
很多人認為，至少高考讓所有人都站在了相同的賽道上，在形式上體現出了公平競爭。
媒體人唐駁虎曾研究衡水中學的發展歷史和招生模式，發現衡水中學之所以如此“出類拔萃”，是因為它像抽水機一樣，聚集了周邊縣市甚至外省的優質學生，同時以極端軍事化的管理方式讓學生在三年裡接受高強度的高考備戰。
衡水把教育視作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產業，慢慢形成了以“衡水模式”為核心的“衡水系教育產業”。因為教育資源有限，又有眾多家長相信衡水中學會幫自己的孩子考上理想大學，於是競爭開始下沉，“無論高中還是初中，都越來越搶手，學費越來越高，壓力巨大的家長們，甚至已經把競爭延伸到了‘小升初’階段”。
對於青少年來說，高中三年高強度、灌輸式的教育已經是一種挑戰，如今還要蔓延到初中甚至小學階段。同時，在單一的選拔模式下，這種極端的教育形式和資源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競爭力，但公費生名額有限，教育越來越成為一扇隱形的牆，將資源匱乏的低收入人群阻擋在外。高考成功的前提也越來越提前，進“最好的”高中之前要先去“最好的”初中、去“最好的”小學。學生疲於備考，家庭傾注各種資源。
唐駁虎將衡水中學形容為“中產階級的私立學校”，寫道：“想進衡中上學，要麼就得頂尖聰明、考得進衡中極其有限的公費生名額，要麼就是家境寬裕、付得起高價擇校費，而顯然後者是大多數。面向頂尖聰明學生（大部分本來也就是城市中產家庭）的掐尖，面向廣大中產、次頂尖學生的收費，這就是衡水模式做大的雙輪驅動。”
▲ 與衡水一中、志臻實驗中學相鄰的“衡中公館”，“房天下”顯示目前房價為9500元每平米。2013年，在當地政府的推動下，衡水中學與當地的房地產公司達成合作協議，投建“衡水第一中學”。此後，衡水中學（本部）依然是面向衡水本地的公立高中，一中則是面向河北全省掐尖，市場化運作、自主招生的私立高中，同時全面享用衡中的教學資源。但從校長、老師、管理制度、班級編號，兩所學校是一體的。 © fang.com
關於高考，去年還出現了一塊“改變命運的屏幕”，在200多所貧困地區的中學，學生們通過網線和一塊屏幕，與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作業、考試。因為有了這種形式的網班，一些學校的升學率迅速提升，不少人考上了清華北大。
有親歷過網班的學生後來回憶，那塊“屏幕”並未出現在全校，學校專門組成了“網班”，投入最好的師資，甚至單獨為兩個網班安裝了櫃式空調，每個教室兩臺，而其他的班級則要等到一年以後才會陸續安裝。
親歷者發現，網班的成功依然在於“資源的集中”，與其他關於教育資源分配的質疑並無二致。雙倍的投入，換來了93%的一本率，但其他的理科班和文科班成績則有些令人失望。“這是意料之中的結果，因為這種做法無非是在外部教育資源傾斜的基礎上將內部教育資源傾斜，老師的配置、課程的安排、學校的重視程度無一不是如此……”
在這種應試教育的競爭下，成功者除了拼努力拼天賦，往往還得拼運氣。運氣好的，生在了付得起高價擇校費的家庭、被選進了舉全校之力打造的網班，就有更多的機會考進更好的大學。運氣不好的，生在了隔壁縣、交不起擇校費、沒進到網班，機會就少一點。可能僅一牆之隔，能獲得的教育資源就是天壤之別。更別說東部和西部、城市和鄉村這樣的差距。
▌擴招之後，更多農村學生去了非重點的地方院校
關於高考，一個最常見的困惑在於，為什麼身邊的大學生明明越來越多，依然有很多人認為高考並不公平？
溫家寶1960年從天津南開中學考入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城鎮化率僅為17.58%。到201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59.58%，鄉村常住人口降至5.6億人，較上一年減少了1260萬人。
理想狀態下，如果公辦教育的資源公平分配，大學裡的城鄉人口比例應該和全國的同類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對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學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1989-2005年間，佔總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學生獲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
改變開始於1998年底，教育部發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不僅提出了“雙創”（創建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還指出要積極推進高等學校的教學改革，培養大批高層次應用性人才。彼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9.76%（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時僅為1.56%），到2017年，這一比例已達45.7%，在校生達到3779萬人。
因為大學擴招，入學名額更多，農村學生的機會也更多，只是更多的人去了專科院校。對比四川高校的城鄉學生比例，專科院校的城鄉學生入學機會差距一直處於縮小的態勢，到2010年時幾乎實現了機會對等。早至2005年，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的一個課題組也發現，農村生源確實因為擴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佈在非重點的地方院校。
▌農業大學的農村學生也變少了？
不公平感主要來自重點高校。
2011年秋，從湖北農村到中國農業大學入學的新生小李發現，班上30多人，只有不到10個來自農村。連農業大學也把農村學生拋棄了嗎？1999-2001年間，中國農大的農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是到2011年，這一比例首次跌破三成，僅為28.26%。
在排頭的清華北大，這一比例更低。1952-2002年（除開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大學來自城市的學生比例一直處於絕對優勢，高於70%。另外有研究發現，1978-1998年間的北京大學，居住地在農村的學生還集中於20-30%之間，90年代中期以後，農村戶籍新生的比例下降並保持在10-15%之間。
對清華大學2010級的一次抽樣調查也顯示，當年該校農村生源僅佔總人數的17%。而當年高考考場裡，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至少還有一些農村學生進了重點大學，看似終於在人生的賽跑中趕上一程。
但是距離還在。對比北京大學2004-2009年1.6萬名本科生四年的成績與省份來源，整體來看，優秀學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經濟發達省份。因為經濟積累、基礎教育設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參與教育，經濟發達地區的教育成果更好，並且會將教育優勢從初等教育保持到本科教育。
▲ 學者樑晨等人曾研究1952-2002年間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片，分析得出兩高校的生源比例。其中北京大學城市學生比例一直處於絕對優勢。
紐約大學教授Michael Hout曾提出“最大限度維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的假設，指出只有當上層階層在特定教育階段的教育需求達到飽和狀態的時候，基於階層出生的優勢比才會下降，否則不平等將繼續維持和擴大。
高等教育不單稱普通高等教育，還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因為性質有異，社會各階層有各自的取向偏好：更偏向地位取向的本科教育會使優勢階層擴大他們的相對優勢，在更偏向生存取向的成人高教領域，則在大學擴招使中下層群體積累更多必要的技能。
“大學無用論”的盛行也源於此，傾全家之力再咬牙堅持四年甚至更久？習得某個傍身的職業技能儘早投入社會？都是整個家族的和年輕人之間的權衡。
▌自主招生更不公平？
2003年，經過兩年試點，教育部正式啟動自主招生改革，希望能通過自主招生的試驗來改革高考過程中的“應試教育”、“唯分數論”弊病。到2019年，全國共90所試點高校有自主招生資格。2018年，自主招生報考人數達到了83.7萬，最終通過率約為4%。
各大中央部署高校的教育經費主要來源於中央財政，在招生時理應關注區域公平，但是通過分析五所東部重點大學（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浙大），研究者發現自主招生名額在不同區域間的投放不平衡，東部地區獲得的名額多，落後的中西部地區獲得的名額少，個別省份甚至為零。
“公平”和“效率”一直伴隨著針對高考的爭議。高考更著重於在統一的試題和分數線下選拔“成績優秀”的學生，自主招生則更在乎“綜合”、“特別”，希望藉此能讓讓偏才、怪才脫穎而出。
一些高校將發表論文、文學作品、專著以及在學科競賽中獲得名次納入報名條件，但時有學生論文抄襲、造假的新聞爆出，幾所在自主招生中錄取名額較多的高中名校也“集體淪陷”，“每一個學校都存在著不止一例學生論文涉嫌造假（的情形）”。學術不端的問題向中學蔓延。
對比北京大學2005-2009年共5屆分別通過“自主招生”和“統一高考”錄取的一萬餘名本科生，研究者發現，“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中，來自農村的比例遠低於本就很低的“普通高考”這一渠道。
5年中，該校通過普通高考錄取的學生中，約有16.4%為農村戶籍，自主招生平均僅為5.4%。對比同時期農村戶籍人口比例，統一高考和自主招生都遠未達到城鄉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的失衡更為嚴峻。此外，該校自主招生中還存本地生源較多的問題，錄取比例平均比普通高考還高4%左右，達到20.4%。甚至該校管理者也意識到，自主招生的題目和考核類型對於農村學生更困難。
為什麼農村學生這麼少？因為甚至還在義務教育階段，很多人就退出了關於高考的競爭。“農村教育行動計劃”曾在貧困農村地區就學生入學問題開展了8次大規模的調查，追蹤了近2.5萬個學生。結果顯示，2013年，貧困農村地區37%的人完成高中階段的學習，而城市學生基本超過90%。
我們在高考這幾天看到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是有的人甚至沒能到達河岸邊。
▲ 農村教育行動計劃的調查發現，差距在高中之前就出現了。初一入學的時候100名學生，到初三的時候69人，其中23人沒有再上高中，讀到高三的就只剩下37人。
▌誰最不可能考上大學？
1998年底開啟的大學擴招，既趕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成果驗收期，也趕上了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子女進入高等教育的適齡階段，既帶來了輻射寬廣的各種利好，也引起了喧囂不止的爭議。
如今中國的城鎮化率正在向60%邁進，現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卻還在影響著隨遷子女的教育。直到2012年，才終於發佈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
這份由教育部、發改委、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發佈的《意見》指出，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的主要原則是堅持有利於保障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權利和升學機會，堅持有利於促進人口合理流動，統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承載能力等現實問題，積極穩妥地推進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
《意見》發出後，各省市相繼推出了具體的地方政策，其中人口輸出地和高考大省制定的條件都比較寬鬆，比如江西省對隨遷子女父母的職業、住所等都未做要求，外省籍的學生在江西省高中階段具有一年以上學習經歷，並取得學籍之後便可就地參加高考，享受與江西籍考生相同的招生錄取政策。山東則求外省籍學生具備山東省高中段學校學籍，並有完整的學習經歷。
人口流入地的條件則嚴格許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慮、穩妥推進，依然專注於治理開牆打洞等關乎民生的事務，對隨遷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極為嚴苛。
但比隨遷子女還艱難的，是依然留在農村的學生。
“農村教育行動計劃”發現，在貧困地區，父母雙方都在家的孩子，營養、智力等指標整體上最差，“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層的。”
在貧困的農村，屋舍凋敝，教育資源極其匱乏。留下來的，只有37%能在千辛萬苦之後高中畢業，對比城市那傲人的90%。
也許有人會說，“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將政策傾斜給農村學生，定額降分錄取，且不說如何繼續保證程序正義，他們和‘真刀真槍’由分數線錄取的學生都不在同一個水平，高校怎麼上課？”
是，機會、過程、結果，它們的公正與否各有側重，是保證基礎教育資源的公平合理？還是保證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還是在最後通過各種支持“計劃”來確保固定群體的錄取比例？
最好的狀態當然是既保證基礎資源的公平合理佈局，也確保錄取流程的透明公正，因為這樣，就無所謂誰“竊取”誰的教育資源、誰“侵佔”誰的錄取機會了。
我們也許什麼都做不了，還要擠破頭去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教育資源。但是在這過程中，也許得停下來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樣偏遠的地區，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如果你幸運地避開了那樣的匱乏，是否還會用一句“不夠努力”來輕鬆地為他人的失敗作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