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書緯/圖文（轉載請註明出處）
我們知道，大清國閉關鎖國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大清入關後，順治帝搞了一段閉關政策是為了打擊東南沿海的反清活動，到了康熙爺收復臺灣後，這一威脅不復存在，這老爺子開放了口岸貿易。但是，到了乾隆皇帝時代，這個風流皇帝雖然口口聲聲說開創了盛世，但是，自從乾隆皇帝晚年，大清的國運日下，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是很低的。這樣就加劇了人民的反抗運動。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廣州珠江《倫敦新聞畫報》
再者，當時西方工業化的的日新月異，乾隆皇帝不可能一無所知。來自於西方的近代化發展對中國傳統小農意識的衝擊，他也應該是有所察覺的。但是，他不是去積極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是以閉關鎖國為手段，來躲避這種威脅。當然，乾隆皇帝這樣做，也有另外一種原因。比如說，西方要求對華貿易吧。我們知道，自明朝以來，西方要求與中國貿易通商大多是採取強逼性質的。大清朝當時還有一種擔心，擔心國內的反清情緒得到西方勢力的支持。這些因素都決定著減少對外貿易，隔絕中外之間的交往，把貿易限定在一定區域，成為乾隆朝勢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皇帝要閉關鎖國，當然他也不是直通通地就採取閉關政策。他先是採用經濟手段希望達到不與外夷接觸的目的。他命令浙江口岸增稅一倍，希望英國人知難而退。但是，這一招並不靈，英國人也提高了商品交易價格。商船往來仍然不斷。
載著大量鴉片的東印度公司的貨車
乾隆皇帝急了。經濟手段的不能湊效，他又使用了政治手段。他嚴令“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準在赴浙省” [5]。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實際上，他這一閉關之舉，有三重考慮。其一，廣東地窄人綢，沿海百姓大多靠洋船為生；其二，虎門、黃埔在此設有官兵，同浙江等口岸相比，容易防守；其三，擔心傳統的貿易口岸發生變動，外人大量往來，會對中國“民風土俗”產生影響。
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實施，標誌著王朝與外界隔絕閉關政策的再度開始。大清王朝要閉關自守而西洋人又迫切希望打開中國市場，這樣，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發生矛盾和衝突就不可避免。
西方希望獲取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而乾隆皇帝又擔心頻繁地商貿往來會影響中國的“民風土俗”，甚至擔心洋人在中國久留不去，會支持東南沿海仍然存在的反清情緒。因而，在決定開放廣州一口的同時，他感覺這樣做還不夠有力的防範洋人，必須加強對他們的管理。
東印度公司的錢幣
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皇帝上了一個《防範外夷規條》的奏章，這個規條主要有五條，都是什麼呢？主要是外國商人不能在廣州過冬；外商到廣東經商貿易必須居住在指定的行商會館裡，由行商負責管理；中國人不得為外商做工，更不得借款給外國人，更不得幫助外商打探商業行情；外商船停泊處，派兵巡視、稽查等等。
這個規條，外國洋商看了，氣得頭大一個直觀的感覺，這哪是到中國經商啊，簡直是接受監禁改造去了。甚至有英國商人說，中國“貿易規條”太苛刻了，到中國從事貿易像坐牢！
乾隆皇帝看了卻很高興，認為這個規條很給力，切中了他希望管理、限制洋人的想法，因而要李侍堯頒佈施行。
乾隆皇帝熱衷於巡遊
既然要閉關防範外商，乾隆皇帝還讓地方官公佈了相關的公行制度和防範章程。所謂“公行”也就是“行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對外邦交和貿易實務。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國有企業”。西方人也稱其為“皇商”。
是商人都是講究商業利益的，即便是有官方背景的官商也不能免俗。當時的行商很希望壟斷對外貿易，而朝廷又很希望防範西洋商人。於是，當時的廣東行商抓住了這個機遇。1760年，在李侍堯頒佈《防範外夷規條》後不久，廣州潘振成等九家行商聯名上書廣州當局，呈請在管理海路邦交和外貿實務的基礎上，設立“公行”，“專辦夷船”，壟斷對外貿易，外國商人不得與“公行”之外的其他中國商人商貿交易。潘振成等人的呈請，李侍堯還真批准了。當然，於他來說，既有巨大的利益，又能夠體現政績，何樂而不為呢？據說，成立“公行”，他曾經接受了廣州商人不少的賄賂。
海禁政策帶來的後果是鴉片戰爭
英國人希望加大與中國的商貿往來，而乾隆皇帝的閉關政策卻與英國人的願望大相徑庭，這使他們感到很掃興。失望之餘，並不甘心，決意尋找機會，為叩開中國大門，擴展中國市場再做努力。這樣的情況下，英國人更加劇了向中國走私鴉片的步伐，幻想通過鴉片走私，麻木中國人的身心，從而從精神和肉體上控制中國人。
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在大清國閉關與英國人渴望叩關的矛盾和利益糾葛中，“公行”制度直接損害了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因而東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扮演了敲開中國大門的“敲門者”角色。，先是向中國大量走私鴉片，並最終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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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詳細內容請參看《晚清外交七十年》
[1]沈渭濱：《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頁。
[2]《通典》，卷188，《海南序略》，中華書局1984年版。
[3]宋濂等：《元史》卷10，中華書局1976版。
[4]夏燮：《中西紀事》卷一，《通番之始》影印本，第16 ，文海出版社印行。
[5]沈渭濱：《道光十九年：從禁菸到戰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