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應屆畢業的碩士生、研究生穿著博士服、戴上方頂的“牛津帽”，紛紛與老師一起合影留念。視覺中國供圖（資料圖片）
□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端市場，對國內博士數量管制的後果只能是被髮達國家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
□建議擴大博士教育的候選人數量，通過寬進嚴出、建立淘汰機制、提高培養質量，防止低劣產品流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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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才的質量和規模直接決定一國的發展水平、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國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大國，但並非強國，一個主要原因是高校專任教師隊伍還不強，學歷層次整體上不高；博士的數量和質量與美國等國家差距顯著。
高等教育的質量提高首先依賴於經過嚴格學術訓練和教學訓練的高質量師資。因此，筆者認為，擴大博士培養規模，提高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比例，是我國現階段教育內涵發展、提高質量的內在要求、基本要求。如果發展慢了，就會嚴重滯後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
兩低一慢差距大發展空間大
筆者對目前我國博士培養現狀的基本分析如下：
首先，總量不足。2016年，我國人口中獲得博士學位者約為65萬人，美國18歲以上人口中獲得博士學位者為698.8萬人。美國博士數量是我國的10.75倍，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是我國的43.6倍。
其次，教師結構層次偏低。2015年，我國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比例僅佔21.56%，碩士比例佔46.84%，本科及以下比例仍佔31.60%。在發達國家，博士是大學教師的入職門檻。2003年，美國高校教師隊伍中博士比例已經達到59.6%。這就是我國與教育強國的最顯著差別。
第三，增速慢。2004年～2014年間，我國高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歷者的增長比例僅為12.3%，年均1.23%。2015年，我國博士畢業生數量約為5.38萬人，其中2.53萬人擔任高校專任教師，佔新增專任教師3.81萬人的65.62%。而2015～2016學年，美國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是17.9萬人，其中學術型博士55006人。按照現在的增速計算，到2020年，我國高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歷的比例僅為26%。按照我國博士畢業生的規模測算，到2021年，我國擁有的博士人才僅是美國的10%左右。這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相比，數量明顯不足。
最後，國內差距大。2015年，教育部直屬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10.13萬人，比例為67%；而非教育部直屬高校中，博士23.8萬人，比例為16.7%。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差距巨大，北京高校專任教師中博士的比例為56.8%，上海為47.8%，天津為31.6%，全國達到平均值21.56%以上的地區僅有10個，欠發達地區平均不到10%。這種博士資源分佈格局與發展層級差異，反映了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仍有很大的發展和增長空間，需要加大投入，採取有力措施，積極發展。
綜上所述，筆者得出的結論是：“兩低一慢差距大發展空間大”，即我國博士人才佔總人口比例低，高校專任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低，增長慢，國內國際差距大，未來發展空間大。
對博士擴招的三種模糊認識
當前，對於擴大博士培養規模，社會上和教育行業內部存在一些不同認識，反對的聲音很大，主要有三種模糊認識。
第一種認識是我國博士生的培養規模已經世界第一，許多博士面臨找不到“合適工作崗位”，存在人力資源浪費問題。
但事實是，首先，我國博士培養規模不是世界第一，而且存量很少、增速很慢，根本不能滿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需要。
其次，我國專任教師隊伍建設與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差距還表現在任職資格上。我國現行的《高等教育法》中規定：“高等學校實行教師資格制度。具備研究生或者大學本科畢業學歷，有相應的教育教學能力，經認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學校教師資格。”而發達國家大學專任教師的任職資格是博士即博士後。這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制度差別。
第三，我國本科院校設置、院校評估中對師資的要求還很低，合格標準只要求研究生達到30%。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快速向普及化邁進，現在的本科和研究生畢業後從事高等教育教學，存在學術訓練不夠、力有不逮問題，同時學生對教師的學術要求、職業水準要求越來越高，這也要求全面提升大學教師的任職資格。
此外，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優秀博士畢業生因國內學術勞動力市場定價過低而出現逆向淘汰的問題。對於部分博士畢業找不到工作和大材小用的問題，一方面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反映了博士素質的參差不齊，通過市場選擇呈現出的自然結果。我們在美國、英國能看到很多名校博士畢業後從事夜大學教育、中學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等多種非大學教師和研究工作的就業形式。這說明博士培養規模的擴大，提升了夜大學、中學教育和行政管理等領域的水準，對於提升國家整體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可能是一個正向的溢出。
第二種認識認為目前博士培養質量堪憂，如果再擴大博士培養規模，博士培養質量必然會顯著下滑。實際情況是，我國高等教育，包括博士教育，過去一直存在嚴進寬出的現象，所以造成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我國人才培養質量不高、良莠不齊。這個問題要動態看待。近幾年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改進，人才市場也提出倒逼提高質量的要求，儘管效果還看起來不明顯。但解決問題的思路，絕不能是原地停步，而是要加快完善“寬進嚴出”的教育培養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博士淘汰和分流制度，通過“引育並舉”建設高水平導師隊伍，來正面解決。
第三種認識是現有教師隊伍存量改革難以推進，“一個蘿蔔一個坑”，學校對博士的需求其實十分有限。面對這種認識，我們需要對教育改革做綜合研判。供給側改革也應該是教育領域的工作主線，提高質量的核心舉措主要是“調存量、優增量、補短板”。核心是補高水平師資短缺這個短板，主要舉措就是靶向施策、精準發力。一方面放開數量管制，擴大優質供給，同時提高院校設置與評估的師資隊伍要求；另一方面通過激勵機制和政策引導，通過改革高校教師人事管理制度，通過繼續學習深造，比如攻讀博士學位，提升一批、培訓轉崗一批等多種手段，加快改變存量專任教師的低學歷、低水平現狀。這個政府和學校都在做，但是步伐太慢，力度太小。
放開數量管制，強化質量控制
為實現上述目標，筆者建議：
一、放開博士生招生的數量管制，擴大博士生培養規模，強化質量控制
我國已經全面參與到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世界市場競爭之中。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高端市場，對國內博士數量管制的後果只能是被髮達國家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只有擴大博士生教育的規模，增加博士供給數量，才能為不斷優化我國高校師資結構提供基本條件。因此，未來的政策導向應該是放開數量管制。首先，可以放開研究型大學或高水平大學博士招生的數量管制。這些大學都已經具備擴大博士招生的條件。其次，通過競爭機制提高質量是普遍法則。建議擴大博士教育的候選人數量，通過寬進嚴出，建立淘汰機制，提高培養質量，防止低劣產品流向市場；同時，建立健全學術勞動力市場公平競爭環境，通過與國外大學博士畢業生的開放競爭中穩步提升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進而擴大我國的博士培養數量和市場佔有率。
二、加大經費與政策支持，加快調整存量結構，提高教師職業吸引力
博士研究生教育經費的投入狀況直接制約了博士教育規模的發展。當前，我國每年的教育支出佔GDP總數的4%，因此，可以考慮利用政府與企業、社會與市場等多方面的資金渠道，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支持博士研究生教育發展。建議出臺高校專任教師專門扶持政策，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學科分類施策，精準發力，提高存量師資學歷結構，提高高校教師職業吸引力，使更多的博士生畢業後在高校就業。
三、適時提高高校專任教師資格標準
建議儘快修改高校教師資格制度，對專任教師資格標準適時進行調整。如到2020年提高到100%碩士學歷、30%的博士學歷，2030年提高到50%的博士學歷，2050年提高到80%的博士學歷。
四、提高高校設置和評估的師資標準
按照“做優增量”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主線，建議提高新建院校、合併升格院校、院校評估等的師資標準，按照高起點、高規格的要求，結合不同類型學校的辦學目標，合理劃定不同類型新建院校和升格院校博士學歷教師佔比的最低標準，推進增量做優。建議把本科院校設置和評估的師資合格標準從30%的研究生提高到100%研究生，其中博士不少於50%。
總之，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力資源強國戰略等，都需要高素質的師資隊伍作為“工作母機”，帶動整個社會質量向更高水平發展。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
編者：我們希望這裡是真正的圓桌會議，儘量接近理性，儘量遠離口水，儘量富於建設性，談論那些從胎教開始就爭論不休的教育問題。為此， 我們拉出一張“教育圓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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