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盜版就像打地鼠，千年後，遊戲還在繼續'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
因印刷術尚未普及，圖書多為手抄本，無法成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幾乎沒有書店。而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和活字印刷的應用，圖書傳播從手寫時代成功步入印刷時代，圖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再加上宋商品經濟的繁榮，二者相互激盪，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而與此同時，盜版事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大行其道。
與現代的“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氣的“作家”，被盜版的現象就越嚴重。北宋“人氣作家”蘇軾便是被盜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為此，東坡先生頗為苦惱，他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版。”意思是，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恨不得將雕版追繳來銷燬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則為了對付盜版，乾脆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自辦書坊，刊印、發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後來倒閉了。
蘇軾與朱熹深受“盜版”所擾，而洪邁卻因盜版書商“出版”的《容齋隨筆》得到宋孝宗的誇讚，因此感激涕零，在《容齋隨筆》序中道“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
因印刷術尚未普及，圖書多為手抄本，無法成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幾乎沒有書店。而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和活字印刷的應用，圖書傳播從手寫時代成功步入印刷時代，圖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再加上宋商品經濟的繁榮，二者相互激盪，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而與此同時，盜版事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大行其道。
與現代的“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氣的“作家”，被盜版的現象就越嚴重。北宋“人氣作家”蘇軾便是被盜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為此，東坡先生頗為苦惱，他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版。”意思是，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恨不得將雕版追繳來銷燬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則為了對付盜版，乾脆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自辦書坊，刊印、發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後來倒閉了。
蘇軾與朱熹深受“盜版”所擾，而洪邁卻因盜版書商“出版”的《容齋隨筆》得到宋孝宗的誇讚，因此感激涕零，在《容齋隨筆》序中道“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不過，像洪邁這樣“因盜版而得福”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在手抄時代，或許還有流傳文明的價值，可到了印刷時代，盜版書弊遠遠大於利。“盜版書”的具體危害，不做贅述大家也都清清楚楚，其中一點便是盜版書質量低、錯謬百出。時評 “雕版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經集會通》有云：“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
宋朝福建建陽特產紅梨木，木質鬆軟易於刻字，所以當地的刻書業非常發達，和崇化、建甌並稱“閩刻”。他們出的書，叫建本，又因為主要來自麻沙鎮，所以又稱麻沙本。麻沙本在中國書籍史上非常著名，以價格低廉、印數量大、無版權、高利潤著稱。直到晚晴還有人吐槽：“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真的是近視眼的誕生！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
因印刷術尚未普及，圖書多為手抄本，無法成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幾乎沒有書店。而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和活字印刷的應用，圖書傳播從手寫時代成功步入印刷時代，圖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再加上宋商品經濟的繁榮，二者相互激盪，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而與此同時，盜版事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大行其道。
與現代的“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氣的“作家”，被盜版的現象就越嚴重。北宋“人氣作家”蘇軾便是被盜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為此，東坡先生頗為苦惱，他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版。”意思是，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恨不得將雕版追繳來銷燬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則為了對付盜版，乾脆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自辦書坊，刊印、發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後來倒閉了。
蘇軾與朱熹深受“盜版”所擾，而洪邁卻因盜版書商“出版”的《容齋隨筆》得到宋孝宗的誇讚，因此感激涕零，在《容齋隨筆》序中道“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不過，像洪邁這樣“因盜版而得福”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在手抄時代，或許還有流傳文明的價值，可到了印刷時代，盜版書弊遠遠大於利。“盜版書”的具體危害，不做贅述大家也都清清楚楚，其中一點便是盜版書質量低、錯謬百出。時評 “雕版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經集會通》有云：“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
宋朝福建建陽特產紅梨木，木質鬆軟易於刻字，所以當地的刻書業非常發達，和崇化、建甌並稱“閩刻”。他們出的書，叫建本，又因為主要來自麻沙鎮，所以又稱麻沙本。麻沙本在中國書籍史上非常著名，以價格低廉、印數量大、無版權、高利潤著稱。直到晚晴還有人吐槽：“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真的是近視眼的誕生！
《容齋隨筆》提及麻沙書坊
有趣的是，盜版的盛行加強了宋人的反盜版的“知識產權意識”。
清代藏書家葉德輝說：“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十八世紀出英國頒佈的《安娜法令》被視作“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而我國宋代時也已經出現了保護版權的法令，只不過政府並沒有專門訂立一部成文的版權法而已。
- 出版商：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牌記。
宋代圖書市場的競爭，促使宋代的“出版商”產生了品牌意識——他們的產品上會添加一個屬於自己的LOGO，這就是牌記。而這個牌記往往載有出版人、刻書人、出版日期、版權聲明等信息，就如同當今圖書的版權頁。如宋刻《東都事略》一書目錄後便有一牌記，上書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即如今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注：覆版、攜鐫、翻版均為古代盜版的說法。）
- 政府：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宋代，國子監兼轄全國圖書刊行，如印發書籍必須先向國子監申請許可。這大概就是我國出版單位設立實行審批制的雛形。據記載，朱熹的外祖父祝穆在編印《方輿勝覽》時，曾向政府提出了版權保護申請，並得到了版權保護令——《方輿勝覽》版權人如發現書房翻印盜版，即可向官府陳告，由政府出面“追認毀版”。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
因印刷術尚未普及，圖書多為手抄本，無法成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幾乎沒有書店。而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和活字印刷的應用，圖書傳播從手寫時代成功步入印刷時代，圖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再加上宋商品經濟的繁榮，二者相互激盪，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而與此同時，盜版事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大行其道。
與現代的“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氣的“作家”，被盜版的現象就越嚴重。北宋“人氣作家”蘇軾便是被盜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為此，東坡先生頗為苦惱，他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版。”意思是，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恨不得將雕版追繳來銷燬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則為了對付盜版，乾脆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自辦書坊，刊印、發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後來倒閉了。
蘇軾與朱熹深受“盜版”所擾，而洪邁卻因盜版書商“出版”的《容齋隨筆》得到宋孝宗的誇讚，因此感激涕零，在《容齋隨筆》序中道“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不過，像洪邁這樣“因盜版而得福”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在手抄時代，或許還有流傳文明的價值，可到了印刷時代，盜版書弊遠遠大於利。“盜版書”的具體危害，不做贅述大家也都清清楚楚，其中一點便是盜版書質量低、錯謬百出。時評 “雕版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經集會通》有云：“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
宋朝福建建陽特產紅梨木，木質鬆軟易於刻字，所以當地的刻書業非常發達，和崇化、建甌並稱“閩刻”。他們出的書，叫建本，又因為主要來自麻沙鎮，所以又稱麻沙本。麻沙本在中國書籍史上非常著名，以價格低廉、印數量大、無版權、高利潤著稱。直到晚晴還有人吐槽：“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真的是近視眼的誕生！
《容齋隨筆》提及麻沙書坊
有趣的是，盜版的盛行加強了宋人的反盜版的“知識產權意識”。
清代藏書家葉德輝說：“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十八世紀出英國頒佈的《安娜法令》被視作“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而我國宋代時也已經出現了保護版權的法令，只不過政府並沒有專門訂立一部成文的版權法而已。
- 出版商：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牌記。
宋代圖書市場的競爭，促使宋代的“出版商”產生了品牌意識——他們的產品上會添加一個屬於自己的LOGO，這就是牌記。而這個牌記往往載有出版人、刻書人、出版日期、版權聲明等信息，就如同當今圖書的版權頁。如宋刻《東都事略》一書目錄後便有一牌記，上書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即如今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注：覆版、攜鐫、翻版均為古代盜版的說法。）
- 政府：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宋代，國子監兼轄全國圖書刊行，如印發書籍必須先向國子監申請許可。這大概就是我國出版單位設立實行審批制的雛形。據記載，朱熹的外祖父祝穆在編印《方輿勝覽》時，曾向政府提出了版權保護申請，並得到了版權保護令——《方輿勝覽》版權人如發現書房翻印盜版，即可向官府陳告，由政府出面“追認毀版”。
古代捍衛知識產權第一人：李漁
而只要談到反盜版，李漁是不能不提的一個人——他是我國最早與侵權者作鬥爭、捍衛自己知識產權的文人。他是明末清初的斜槓才子，集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等桂冠於一身；他也是當時的“暢銷作家”，著述頗豐，作品雅俗共賞，他的《笠翁十種曲》被清初戲劇界公認為“本朝第一”。但是他的才學並沒有為他帶來經濟收益，而罪魁禍首便是盜版書。
作為當時的爆款，李漁的書出一部、火一部、緊接著就被盜版一部。和朱熹一樣，李漁在南京開書店，自印自賣，可是隻要他的書一面世，市面馬上就會有盜版出現、並且流傳速度極快、範圍極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漁到官府告狀，官府也很快下令禁絕，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盜版書商直接盜取李漁署名，“掛羊頭賣狗肉”，擺明了想要榨取李漁“暢銷作家”身上的所有利益。
見告狀不起作用，李漁決定從其他地方下手：首先，他給每本書都印上自己精心設計雕刻的“芥子園”印章商標。另外，在新書醒目位置，題寫維權宣言。在《閒情偶寄》中，他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佈告當事。”以此來表示對侵權書商的譴責和維權的決心。
先來看兩組數據：
- 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當天（4月26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公佈2018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其中，北京“8.08”銷售盜版少兒圖書案是近年案值最高銷售侵權盜版圖書案，查獲盜版少兒圖書360萬餘冊，涉案碼洋高達9100萬元。
- 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也不免盜版之害，據新華社報道，2018年網絡文學盜版損失近60億元，超過現有市場規模的一半。
出版業有一句傳言——“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曾經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方：盜版就像假冒偽劣產品，門檻低、有市場需求，有害食品危害的是身體，但盜版書卻是精神的毒瘤。而這“毒瘤”實在是由來已久，自古以來的“出版人”，都對“盜版”深惡痛絕，但卻似乎無計可施——因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式和手段，打盜版永遠都像打地鼠一樣——盜版書和盜版現象屢禁不止。
圖書出版行業實在是與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不得不按照印刷術的發展軌跡來看“盜版”。
印刷作業示意
有“版”之日就有盜版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以抄本的形式出現、傳播，作者也因唯恐自己的作品得不到流傳，而歡迎如今看起來像是盜版的行為——傳抄。《西晉·文苑·左思傳》記載，西晉詩人左思作《三都賦》，並請當時的著名文學家皇甫謐為其作序，“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如果可以稱“傳抄”為“盜版”，那麼此時的盜版，還是傳播文明的方式。
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了唐朝，在國家統一、政治開明、文化繁榮的社會氛圍下，人們對圖書產生了大量的需求，而規範的文字、雕刻技術和物質材料等條件早已發展成熟。於是，雕版印刷術便應運而生，並在唐朝中後期普遍使用，“盜版之害”也開始逐漸體現。
在以“重本抑末”為政策的小農經濟下，古代的歷書是農民耕種的重要參考，萬一曆書印錯，後果可想而知。唐代曆書由欽天監逐年發佈，結果，“官方正版”還未發佈，盜版曆書早已滿天飛了。朝廷下令禁燬盜版曆書、緝拿涉案人員。
唐僖宗時期，江東一帶出現大量盜版曆書，且錯謬百出。當地人發現後向“有關部門”舉報，而此時的官員卻道：“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
因印刷術尚未普及，圖書多為手抄本，無法成為普通商品，所以在宋以前，市面上幾乎沒有書店。而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推廣和活字印刷的應用，圖書傳播從手寫時代成功步入印刷時代，圖書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產業。再加上宋商品經濟的繁榮，二者相互激盪，促成了一個繁華的書業市場。而與此同時，盜版事業也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大行其道。
與現代的“書賣得好不好，就看盜版多不多”相同，越是有名氣的“作家”，被盜版的現象就越嚴重。北宋“人氣作家”蘇軾便是被盜版商盯住不放的“受害者”，為此，東坡先生頗為苦惱，他說：“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版。”意思是，書商逐利，未經蘇軾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發行，蘇軾恨不得將雕版追繳來銷燬掉。
另一位受害者朱熹則為了對付盜版，乾脆開了一間“民營出版社”，——自辦書坊，刊印、發行自己和友人的作品。只不過因為經營不善，書坊後來倒閉了。
蘇軾與朱熹深受“盜版”所擾，而洪邁卻因盜版書商“出版”的《容齋隨筆》得到宋孝宗的誇讚，因此感激涕零，在《容齋隨筆》序中道“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不過，像洪邁這樣“因盜版而得福”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在手抄時代，或許還有流傳文明的價值，可到了印刷時代，盜版書弊遠遠大於利。“盜版書”的具體危害，不做贅述大家也都清清楚楚，其中一點便是盜版書質量低、錯謬百出。時評 “雕版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經集會通》有云：“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
宋朝福建建陽特產紅梨木，木質鬆軟易於刻字，所以當地的刻書業非常發達，和崇化、建甌並稱“閩刻”。他們出的書，叫建本，又因為主要來自麻沙鎮，所以又稱麻沙本。麻沙本在中國書籍史上非常著名，以價格低廉、印數量大、無版權、高利潤著稱。直到晚晴還有人吐槽：“麻沙百過目生眩，鐵擿三絕手盡胝。”——真的是近視眼的誕生！
《容齋隨筆》提及麻沙書坊
有趣的是，盜版的盛行加強了宋人的反盜版的“知識產權意識”。
清代藏書家葉德輝說：“翻版有例禁，始於宋人。”十八世紀出英國頒佈的《安娜法令》被視作“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而我國宋代時也已經出現了保護版權的法令，只不過政府並沒有專門訂立一部成文的版權法而已。
- 出版商：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牌記。
宋代圖書市場的競爭，促使宋代的“出版商”產生了品牌意識——他們的產品上會添加一個屬於自己的LOGO，這就是牌記。而這個牌記往往載有出版人、刻書人、出版日期、版權聲明等信息，就如同當今圖書的版權頁。如宋刻《東都事略》一書目錄後便有一牌記，上書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即如今的“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注：覆版、攜鐫、翻版均為古代盜版的說法。）
- 政府：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
宋代，國子監兼轄全國圖書刊行，如印發書籍必須先向國子監申請許可。這大概就是我國出版單位設立實行審批制的雛形。據記載，朱熹的外祖父祝穆在編印《方輿勝覽》時，曾向政府提出了版權保護申請，並得到了版權保護令——《方輿勝覽》版權人如發現書房翻印盜版，即可向官府陳告，由政府出面“追認毀版”。
古代捍衛知識產權第一人：李漁
而只要談到反盜版，李漁是不能不提的一個人——他是我國最早與侵權者作鬥爭、捍衛自己知識產權的文人。他是明末清初的斜槓才子，集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等桂冠於一身；他也是當時的“暢銷作家”，著述頗豐，作品雅俗共賞，他的《笠翁十種曲》被清初戲劇界公認為“本朝第一”。但是他的才學並沒有為他帶來經濟收益，而罪魁禍首便是盜版書。
作為當時的爆款，李漁的書出一部、火一部、緊接著就被盜版一部。和朱熹一樣，李漁在南京開書店，自印自賣，可是隻要他的書一面世，市面馬上就會有盜版出現、並且流傳速度極快、範圍極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漁到官府告狀，官府也很快下令禁絕，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盜版書商直接盜取李漁署名，“掛羊頭賣狗肉”，擺明了想要榨取李漁“暢銷作家”身上的所有利益。
見告狀不起作用，李漁決定從其他地方下手：首先，他給每本書都印上自己精心設計雕刻的“芥子園”印章商標。另外，在新書醒目位置，題寫維權宣言。在《閒情偶寄》中，他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佈告當事。”以此來表示對侵權書商的譴責和維權的決心。
打盜版就如同遊戲打地鼠，我們一直在反盜版、可盜版卻一直存在。千年後，打地鼠的遊戲還在繼續。出版業發展至今，盜版之禍害已成痼疾，不僅盜版之勢愈加猛烈，形式也更加多樣，更有盜版書可以做到以假亂真。
但，與李漁的“單打獨鬥”不同的是，現在出版人在努力提升自身品牌影響力，出版單位聯合抵制“盜版”，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等機構和相關部門大力配合，協同作戰，不斷加大對出版物市場的監管力度，持續保持對各類非法出版活動的高壓打擊態勢。在每年的世界知識產權日，國家版權局和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聯合發佈年度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發佈，全國各地集中銷燬侵權盜版及非法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