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夾擊，企業被逼到了二次創業的拐點'

▼ 在艱難時期，企業要想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種始終面向外界的姿態。

導讀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內外兩方面的衝擊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 在艱難時期，企業要想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種始終面向外界的姿態。

導讀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內外兩方面的衝擊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企業扎堆進行架構調整

變革的年代大企業忙著調整轉變。

去年以來，巨頭們紛紛進行組織結構大調整，比如，騰訊七大事業群變六；阿里雲升級為阿里雲智能，天貓升級和裂變為大天貓；小米新設集團組織部和集團參謀部，將電視部、生態鏈部、MIUI部、互娛部四個部門重組成10個新的業務部，被稱為“小米史上最大的組織架構變革”；一直被視為“沒有邊界”的美團也明確了堅持“食品+平臺”的核心策略；京東劃分為前中後臺。

總體上，以巨頭為代表，企業紛紛進入了二次創業的新階段。

▼ 在艱難時期，企業要想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種始終面向外界的姿態。

導讀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內外兩方面的衝擊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企業扎堆進行架構調整

變革的年代大企業忙著調整轉變。

去年以來，巨頭們紛紛進行組織結構大調整，比如，騰訊七大事業群變六；阿里雲升級為阿里雲智能，天貓升級和裂變為大天貓；小米新設集團組織部和集團參謀部，將電視部、生態鏈部、MIUI部、互娛部四個部門重組成10個新的業務部，被稱為“小米史上最大的組織架構變革”；一直被視為“沒有邊界”的美團也明確了堅持“食品+平臺”的核心策略；京東劃分為前中後臺。

總體上，以巨頭為代表，企業紛紛進入了二次創業的新階段。

生存環境之變

按理說，諸如BAT等巨頭早已穩坐市場上的頭把交椅，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頻頻折騰？

究其根本，企業不約而同地開啟二次創業，實際上反映了企業正直面可持續成長的緊迫課題，畢竟，當下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宏觀層面來看，企業面臨經濟形勢“向下”與“向上”並存的格局。

向下有下行週期四大拐點疊加（去產能+環保風暴+第四次金融危機+貿易衝突）及政策波動。

國內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一面是去產能戰線長、力度大、範圍廣，煤炭、鋼鐵、化工行業“叫苦連連”；另一面是環保風暴輪番轟炸，襲遍國內諸多工業大省，更成為無數企業的“催命符”。

國外形勢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劇，這邊有第四次金融危機加劇下行壓力，一批批裸泳者被迫現出原形；那邊有貿易衝突讓諸多外向型企業直面生死存亡。

腹背受壓之外，還有政策波動在不斷攪局，如查稅補稅風波、“限娛令”等政策刺激下，影視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如此，9月6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擬規定劇集集數上限為40集，這一規定對於影視業的影響不可小覷。

就連一直火爆的遊戲產業也概莫能外。從去年3月29日開始，遊戲版號的發放全面暫停，一直到12月份才恢復，國內遊戲版號的審批也因此暫停了大半年的時間。

根據《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在整體收入上的增幅明顯放緩，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為2144.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僅為5.3%，創下近年來增速新低。

向上則是經濟結構迭代升級五大領域及外部變局。

1、新經濟。人工智能來勢凶猛、生命經濟方興未艾……新經濟正在全面登上歷史舞臺，新模式、新業務隨之湧現。

2、第二次城市化。2018年年末中國城鎮化率只有59.58%，與美國、日本、歐盟差距在10-20個百分點，從特大城市擴圍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從縣市區域聯動到特色小鎮以點帶面發展，二次城市化勢必讓經濟引擎加足馬力。

3、大交通。基建歷來是中國經濟的強心劑，僅從機場建設看，國務院規劃到2020年新建500個通航機場，2030年全國通用機場預計達2058個。交通基建浪潮之下，不僅能拉動GDP，還能夠拉動與基建項目相關的上下幾百個行業的發展。

4、大消費。2018年消費對GDP貢獻率已達到76.2%，消費升級勢不可擋，體驗式消費、智能化消費、科技型消費等多種方式蓬勃發展，與之對應的供給端也是紅海一片。

5、大通訊。5G網絡的橫空出世不僅提高數據傳輸速度，還將推動互聯網由線上線下之分進入萬物互聯時代，更可以帶動整個生態圈裂變式發展，物聯網、雲計算、AI、VR/AR等新技術和5G相結合，將催生更多新應用、新業務，革新各行各業。

五大向上力量之外，技術發展、風口迭代等外部變局也為市場帶來變數和挑戰，更造就了一批企業的非典型崛起，如短視頻“新貴”抖音挑戰騰訊等社交巨頭、拼多多從農村包圍城市等。

▼ 在艱難時期，企業要想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種始終面向外界的姿態。

導讀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內外兩方面的衝擊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企業扎堆進行架構調整

變革的年代大企業忙著調整轉變。

去年以來，巨頭們紛紛進行組織結構大調整，比如，騰訊七大事業群變六；阿里雲升級為阿里雲智能，天貓升級和裂變為大天貓；小米新設集團組織部和集團參謀部，將電視部、生態鏈部、MIUI部、互娛部四個部門重組成10個新的業務部，被稱為“小米史上最大的組織架構變革”；一直被視為“沒有邊界”的美團也明確了堅持“食品+平臺”的核心策略；京東劃分為前中後臺。

總體上，以巨頭為代表，企業紛紛進入了二次創業的新階段。

生存環境之變

按理說，諸如BAT等巨頭早已穩坐市場上的頭把交椅，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頻頻折騰？

究其根本，企業不約而同地開啟二次創業，實際上反映了企業正直面可持續成長的緊迫課題，畢竟，當下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宏觀層面來看，企業面臨經濟形勢“向下”與“向上”並存的格局。

向下有下行週期四大拐點疊加（去產能+環保風暴+第四次金融危機+貿易衝突）及政策波動。

國內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一面是去產能戰線長、力度大、範圍廣，煤炭、鋼鐵、化工行業“叫苦連連”；另一面是環保風暴輪番轟炸，襲遍國內諸多工業大省，更成為無數企業的“催命符”。

國外形勢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劇，這邊有第四次金融危機加劇下行壓力，一批批裸泳者被迫現出原形；那邊有貿易衝突讓諸多外向型企業直面生死存亡。

腹背受壓之外，還有政策波動在不斷攪局，如查稅補稅風波、“限娛令”等政策刺激下，影視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如此，9月6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擬規定劇集集數上限為40集，這一規定對於影視業的影響不可小覷。

就連一直火爆的遊戲產業也概莫能外。從去年3月29日開始，遊戲版號的發放全面暫停，一直到12月份才恢復，國內遊戲版號的審批也因此暫停了大半年的時間。

根據《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在整體收入上的增幅明顯放緩，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為2144.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僅為5.3%，創下近年來增速新低。

向上則是經濟結構迭代升級五大領域及外部變局。

1、新經濟。人工智能來勢凶猛、生命經濟方興未艾……新經濟正在全面登上歷史舞臺，新模式、新業務隨之湧現。

2、第二次城市化。2018年年末中國城鎮化率只有59.58%，與美國、日本、歐盟差距在10-20個百分點，從特大城市擴圍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從縣市區域聯動到特色小鎮以點帶面發展，二次城市化勢必讓經濟引擎加足馬力。

3、大交通。基建歷來是中國經濟的強心劑，僅從機場建設看，國務院規劃到2020年新建500個通航機場，2030年全國通用機場預計達2058個。交通基建浪潮之下，不僅能拉動GDP，還能夠拉動與基建項目相關的上下幾百個行業的發展。

4、大消費。2018年消費對GDP貢獻率已達到76.2%，消費升級勢不可擋，體驗式消費、智能化消費、科技型消費等多種方式蓬勃發展，與之對應的供給端也是紅海一片。

5、大通訊。5G網絡的橫空出世不僅提高數據傳輸速度，還將推動互聯網由線上線下之分進入萬物互聯時代，更可以帶動整個生態圈裂變式發展，物聯網、雲計算、AI、VR/AR等新技術和5G相結合，將催生更多新應用、新業務，革新各行各業。

五大向上力量之外，技術發展、風口迭代等外部變局也為市場帶來變數和挑戰，更造就了一批企業的非典型崛起，如短視頻“新貴”抖音挑戰騰訊等社交巨頭、拼多多從農村包圍城市等。

內外夾擊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跌跌撞撞之下，企業面臨著來自內外兩方面的衝擊。

從外部來看

一是政策迴歸。

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浪潮洶湧蔓延，“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大量企業通過“低買高賣”、“模仿、山寨”等方式搶佔市場，利用政策空子來積累財富。

發展至今，市場經濟不斷深化，各種規則不斷完善，鑽制度空子、打政策擦邊球的空間被全方位擠壓，企業野蠻生長的土壤幾乎不復存在。

二是成本增加。

加入WTO以來，人口、資源等紅利使中國成為成本窪地，不僅成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也造就了一批“躺著賺錢”的企業，然而隨著產業的轉型升級，環境壓力的日益凸顯，生產成本已大幅上升。

據《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顯示，以美國的製造成本為基準指數100，中國的製造成本指數已高達96。一輪又一輪的房地產膨脹、最低工資標準的飛速上揚成為諸多企業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利潤壓縮。

高成本已經讓企業“苟延殘喘”，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出口貿易等領域的稅收優惠也在減少，兩面夾擊之下，企業利薄如紙。中小企業倒閉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大企業則開始外遷，如曹德旺赴美建廠、富士康出走印度等。

四是危機連帶。

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中國以龐大的體量登上歷史舞臺，正引發巨大變化。世界駛入戰略碰撞期，國家競爭加劇，外貿摩擦、工業競賽、資本碰撞等國際競爭愈演愈烈，企業的海外發展自然被掣肘。

典型如螞蟻金服併購速匯金失敗、淘寶被列入“惡名市場”黑名單、華為被美國列入“實體名單”，其CFO在美國指使下被加拿大逮捕等，中國企業在美遭受打壓似乎已成“家常便飯”。

從內部衝擊來看

一是領導力合法性。

一次創業時,憑藉企業家的膽識、氣魄，以及對機會的準確把握，企業得以無中生有、成長壯大，可以說，企業家是一次創業的靈魂，自然具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力。

如今，企業家領導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單傳承難，後代不願接班已是普遍現象，有接班意願的二代不到兩成；聘用“空降部隊”，又遭遇職業經理人與家族企業擰不到一起的矛盾。

更糾結於管理難，企業規模的擴大讓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大批離經叛道的年輕知識分子成為企業主力又讓企業既有的管理規則和方式“岌岌可危”，領導力的衰落難以避免。

二是業務堅守。

企業進入成長期後，若只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便永遠與外面的精彩世界無緣，更何況，創業成功後的自信，利潤積累下的擴張實力等都誘發著企業急於開疆拓土的心情，然而，即便大船也能掉頭，但如何掉、往哪掉也都是問題。

典型如聯想，開啟手機、服務器等一系列新業務後，其主業PC業務的規模一度被大幅壓縮，而在小米、OPPO、vivo和華為等廠商的擠壓之下，新的手機業務市場也逐漸被蠶食，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三是競爭力迭代。

在當下這個越來越動盪和“黑天鵝漫天飛舞”的時代，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企業的興衰週期在快速變短，以前一個行業的變革週期是10年，現在則壓縮到3-5年。

尤其在新老經濟交替之時，沒有核心競爭力做錨，企業稍不留意便會被時代大浪拍死在沙灘上。

四是價值認同。

正如任正非所說：“資源是會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利用制度建立起一個基業長青的企業，是通向“世界級”企業的起點，而通過制度體系的建立而改變人，實現企業價值觀念的“代代相傳”才是終點。

中國企業發展很快，但又普遍缺“鈣”，這便導致企業大發展時，人才大進大出，企業進行調整時，人才留不住。缺乏企業價值與文化這個群體奮鬥的凝結劑，企業的優秀“DNA”談何傳承？

▼ 在艱難時期，企業要想獲得生存下去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保持一種始終面向外界的姿態。

導讀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內外兩方面的衝擊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企業扎堆進行架構調整

變革的年代大企業忙著調整轉變。

去年以來，巨頭們紛紛進行組織結構大調整，比如，騰訊七大事業群變六；阿里雲升級為阿里雲智能，天貓升級和裂變為大天貓；小米新設集團組織部和集團參謀部，將電視部、生態鏈部、MIUI部、互娛部四個部門重組成10個新的業務部，被稱為“小米史上最大的組織架構變革”；一直被視為“沒有邊界”的美團也明確了堅持“食品+平臺”的核心策略；京東劃分為前中後臺。

總體上，以巨頭為代表，企業紛紛進入了二次創業的新階段。

生存環境之變

按理說，諸如BAT等巨頭早已穩坐市場上的頭把交椅，為何還要興師動眾、頻頻折騰？

究其根本，企業不約而同地開啟二次創業，實際上反映了企業正直面可持續成長的緊迫課題，畢竟，當下的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宏觀層面來看，企業面臨經濟形勢“向下”與“向上”並存的格局。

向下有下行週期四大拐點疊加（去產能+環保風暴+第四次金融危機+貿易衝突）及政策波動。

國內經濟正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一面是去產能戰線長、力度大、範圍廣，煤炭、鋼鐵、化工行業“叫苦連連”；另一面是環保風暴輪番轟炸，襲遍國內諸多工業大省，更成為無數企業的“催命符”。

國外形勢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劇，這邊有第四次金融危機加劇下行壓力，一批批裸泳者被迫現出原形；那邊有貿易衝突讓諸多外向型企業直面生死存亡。

腹背受壓之外，還有政策波動在不斷攪局，如查稅補稅風波、“限娛令”等政策刺激下，影視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如此，9月6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擬規定劇集集數上限為40集，這一規定對於影視業的影響不可小覷。

就連一直火爆的遊戲產業也概莫能外。從去年3月29日開始，遊戲版號的發放全面暫停，一直到12月份才恢復，國內遊戲版號的審批也因此暫停了大半年的時間。

根據《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遊戲產業在整體收入上的增幅明顯放緩，中國遊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為2144.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僅為5.3%，創下近年來增速新低。

向上則是經濟結構迭代升級五大領域及外部變局。

1、新經濟。人工智能來勢凶猛、生命經濟方興未艾……新經濟正在全面登上歷史舞臺，新模式、新業務隨之湧現。

2、第二次城市化。2018年年末中國城鎮化率只有59.58%，與美國、日本、歐盟差距在10-20個百分點，從特大城市擴圍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從縣市區域聯動到特色小鎮以點帶面發展，二次城市化勢必讓經濟引擎加足馬力。

3、大交通。基建歷來是中國經濟的強心劑，僅從機場建設看，國務院規劃到2020年新建500個通航機場，2030年全國通用機場預計達2058個。交通基建浪潮之下，不僅能拉動GDP，還能夠拉動與基建項目相關的上下幾百個行業的發展。

4、大消費。2018年消費對GDP貢獻率已達到76.2%，消費升級勢不可擋，體驗式消費、智能化消費、科技型消費等多種方式蓬勃發展，與之對應的供給端也是紅海一片。

5、大通訊。5G網絡的橫空出世不僅提高數據傳輸速度，還將推動互聯網由線上線下之分進入萬物互聯時代，更可以帶動整個生態圈裂變式發展，物聯網、雲計算、AI、VR/AR等新技術和5G相結合，將催生更多新應用、新業務，革新各行各業。

五大向上力量之外，技術發展、風口迭代等外部變局也為市場帶來變數和挑戰，更造就了一批企業的非典型崛起，如短視頻“新貴”抖音挑戰騰訊等社交巨頭、拼多多從農村包圍城市等。

內外夾擊

向下與向上的力量相互交織，企業命運也隨之跌宕起伏。跌跌撞撞之下，企業面臨著來自內外兩方面的衝擊。

從外部來看

一是政策迴歸。

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經濟浪潮洶湧蔓延，“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大量企業通過“低買高賣”、“模仿、山寨”等方式搶佔市場，利用政策空子來積累財富。

發展至今，市場經濟不斷深化，各種規則不斷完善，鑽制度空子、打政策擦邊球的空間被全方位擠壓，企業野蠻生長的土壤幾乎不復存在。

二是成本增加。

加入WTO以來，人口、資源等紅利使中國成為成本窪地，不僅成就了世界工廠的地位，也造就了一批“躺著賺錢”的企業，然而隨著產業的轉型升級，環境壓力的日益凸顯，生產成本已大幅上升。

據《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顯示，以美國的製造成本為基準指數100，中國的製造成本指數已高達96。一輪又一輪的房地產膨脹、最低工資標準的飛速上揚成為諸多企業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利潤壓縮。

高成本已經讓企業“苟延殘喘”，經濟進入新常態後出口貿易等領域的稅收優惠也在減少，兩面夾擊之下，企業利薄如紙。中小企業倒閉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大企業則開始外遷，如曹德旺赴美建廠、富士康出走印度等。

四是危機連帶。

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中國以龐大的體量登上歷史舞臺，正引發巨大變化。世界駛入戰略碰撞期，國家競爭加劇，外貿摩擦、工業競賽、資本碰撞等國際競爭愈演愈烈，企業的海外發展自然被掣肘。

典型如螞蟻金服併購速匯金失敗、淘寶被列入“惡名市場”黑名單、華為被美國列入“實體名單”，其CFO在美國指使下被加拿大逮捕等，中國企業在美遭受打壓似乎已成“家常便飯”。

從內部衝擊來看

一是領導力合法性。

一次創業時,憑藉企業家的膽識、氣魄，以及對機會的準確把握，企業得以無中生有、成長壯大，可以說，企業家是一次創業的靈魂，自然具有至高無上的領導力。

如今，企業家領導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單傳承難，後代不願接班已是普遍現象，有接班意願的二代不到兩成；聘用“空降部隊”，又遭遇職業經理人與家族企業擰不到一起的矛盾。

更糾結於管理難，企業規模的擴大讓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大批離經叛道的年輕知識分子成為企業主力又讓企業既有的管理規則和方式“岌岌可危”，領導力的衰落難以避免。

二是業務堅守。

企業進入成長期後，若只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便永遠與外面的精彩世界無緣，更何況，創業成功後的自信，利潤積累下的擴張實力等都誘發著企業急於開疆拓土的心情，然而，即便大船也能掉頭，但如何掉、往哪掉也都是問題。

典型如聯想，開啟手機、服務器等一系列新業務後，其主業PC業務的規模一度被大幅壓縮，而在小米、OPPO、vivo和華為等廠商的擠壓之下，新的手機業務市場也逐漸被蠶食，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三是競爭力迭代。

在當下這個越來越動盪和“黑天鵝漫天飛舞”的時代，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強。企業的興衰週期在快速變短，以前一個行業的變革週期是10年，現在則壓縮到3-5年。

尤其在新老經濟交替之時，沒有核心競爭力做錨，企業稍不留意便會被時代大浪拍死在沙灘上。

四是價值認同。

正如任正非所說：“資源是會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利用制度建立起一個基業長青的企業，是通向“世界級”企業的起點，而通過制度體系的建立而改變人，實現企業價值觀念的“代代相傳”才是終點。

中國企業發展很快，但又普遍缺“鈣”，這便導致企業大發展時，人才大進大出，企業進行調整時，人才留不住。缺乏企業價值與文化這個群體奮鬥的凝結劑，企業的優秀“DNA”談何傳承？

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種種內外衝擊成為懸在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令其始終行走在懸崖邊緣，也倒逼所有企業站在二次創業的拐點上。

就當下形勢來看，企業的二次創業面臨兩大歷史背景。

一是信息經濟對工業經濟的再造。

目前中國的大企業多形成於工業社會，組織以金字塔式科層模式為主，久而久之，體制臃腫、制度僵化、人浮於事等詬病隨之而來。

到了信息經濟時代，互聯網分解金字塔層級，連接一切人、財、物，扁平化、平臺化、模塊化成為組織的新特徵，當隨意連接的個體成為組織的節點，組織形態也越來越多樣化，從小組織到雲組織、從生態組織到網絡組織，不一而足。

同時，信息傳遞方式不再是鏈條式，而是點對點，不僅曾經利用信息不對稱而製造投資騙局的麥道夫如今難以遁形，廣泛、高效的連接還讓眾籌、眾投等平臺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調動了全社會的冗餘資源。

二是中國經濟模式（大政府與大市場）的再造。

計劃經濟烙印下的行政干預一直是我國經濟的一大痼疾，要麼“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使得政府服務的低效率如影隨形，監管更是遠滯後於市場發展，要麼搞一刀切、運動式執法，更枉論長期以來將政治關愛奉獻給民企，經濟好處悄悄塞給國企的做法造成了國企、民企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收不住行政之手，“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自然難以兌現，企業也缺乏應有的動力和活力。

如今，政府與市場兩頭大的新格局下，政府從臺前走向幕後，專心做規則的制定者，政策的反應速度越來越快，之前那樣讓子彈飛一會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越來越少，當野蠻生長的紅利期不復存在，企業勢必要隨之調整發展戰略。

而一旦市場力量充分發揮，競爭環境只會更加激烈，在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之下，如何因勢而變、捕捉“尖尖角”也成為企業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由此來看，雙重改造之下，企業的發展邏輯也將發生根本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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