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歷史上是十三朝古都，但1970年代後慢慢開始“掉隊”。
大西安：最“悶”城市的逆襲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蔡如鵬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30日總第819期《中國新聞週刊》
8月中旬的一個週末，數百位企業家齊聚古城西安。他們中既有馮侖、張朝陽這樣土生土長的西安人，也有柳傳志、周鴻禕這些曾在西安求學的外鄉人，更有像馬雲那樣在西安一擲千金的財神爺。
作為首屆世界西商大會的代表，這些腰纏萬貫的企業家，不論與西安有何淵源，此刻都被賦予了同一個身份：西商。
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辭說，歷史上的西安，孕育傳承了影響世界的商業文明，是中國商業文明的“元典城市”。他希望，廣大企業家能心繫西安，積極參與西安的發展，與西安共同成長。
這場盛會也確如王永康所願，給西安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據西安市會後公佈的數據，大會促成了160多項合作協議，總投資額高達6400億元。其中，僅阿里巴巴集團一家企業就與西安市簽訂了包含智慧物流、製造業轉型升級等12個方面內容的戰略合作協議，投資額約1000億元。
事實上，就在兩個月前，2017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暨第21屆中國東西部合作與投資貿易洽談會剛剛在西安市落下帷幕。那場由國家發改委等部委與陝西省共同主辦的會議，同樣也為這座古都帶來了不菲的投資。
不久前，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普華永道發佈的投資環境評估報告稱，如今西安很多優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已不再只是西部的翹楚，它正在重回世界舞臺。近期紛至沓來的投資大單，就是一個最好的印證。
“最近身邊的企業家朋友談西安的特別多。”馬雲在西商大會上說，“大家覺得西安在發生一種變化，從細節裡面看到西安正在變成一個不一樣的西安。”
最“悶”的城市
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來，由於地處內陸，西安經濟一直髮展緩慢，被認為是中國最“悶”的城市，很少受到輿論的關注。但近一段時間，有關西安的話題卻逐漸多了起來。
今年3月，《西安日報》刊發了一則因環境髒亂差而處理幹部的通知，上至市城管局長、區長，下到街道工作人員，多達23人被問責，其中一個區的城管局長還被免職。
事情的起因是3月14日西安當地一檔名為《每日聚焦》的電視節目，曝光了二環南路拐角區域環境衛生髒亂差的情況。畫面顯示，在緊鄰市區東二環與南二環交界處的一堵圍牆後，垃圾堆積成山，隔著熒屏似乎都能聞到散發出來的異味。
節目播出當晚，負責該區域的碑林區領導連夜召集相關人員瞭解情況，部署整改工作。但對過失的彌補，並沒有讓他們免受問責。
此後，在西安市委主要領導的直接過問下，包括西安市城管局局長（被調整職務和通報問責）和碑林區區長（被誡勉談話和通報問責）兩名副廳級幹部在內的23名幹部受到處分。其中，碑林區城管局局長和太乙路街道辦主任被免職。
僅僅因為一起在很多地方看來都習以為常的衛生問題，區城管局長和街道辦主任就丟了烏紗帽。這引起了國內不少媒體的興趣，爭相對此進行報道，西安也隨之賺足了眼球。
有關西安的話題，不只是這些看似“八卦”的小事，也有與國家戰略有關的大事。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西安在多座競爭城市中脫穎而出，將被納入國家中心城市的消息，使得它當仁不讓地當了一回輿論的主角。
3月9日，李克強總理到陝西代表團，與代表共同審議報告。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在發言時提出，目前國家明確了8個國家中心城市，沒有一個位於佔國土面積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區，建議國家將西安列入國家中心城市，帶動引領西北的發展。
對此，李克強迴應說，“陝西是過去西北局的所在地，大秦帝國也是從關中起來的。你們研究一下，可以考慮，如果銜接好，給國務院專門寫報告，儘可能給予支持。把西安作為西北的龍頭，揚起來。”
總理的這一表態，對西安爭取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可謂是一針強心劑。據報道，當天下午，國家發改委由一位副祕書長帶隊，17個司局的相關領導就來到陝西代表團召開對接會，現場收集建議清單，徵求代表意見。
在對接會上，國家發改委迴應說，西安已經具備條件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目前正在編制關中城市群規劃，其中對西安的城市定位作了描述，批覆後會把西安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
國家中心城市處於城鎮體系的最高層級，也被稱為塔尖城市。有了這個稱號，意味著西安將與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成都、武漢等城市站在一起，位於中國城市的最頂端。
在西安話題逐漸增多的背後，隱藏著的是這座沉寂已久的古都正在全力追趕，希望重回舞臺中央的雄心。
位於關中平原的西安，南依秦嶺，北望北山，渭河穿城而過。歷史上，有十三個朝代在此定都，它曾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西安都一直是國內經濟最發達的幾個大城市之一。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這座古都逐漸掉了隊。
2016年，西安GDP為6480億元，僅排在全國所有城市的第26名。不僅遠遠落後於沿海發達地區的上海（26688億元）、深圳（19300億元），甚至也被同樣位於中西部的武漢（11756億元）、成都（11721億元）、鄭州（7920億元）甩到了身後。
經濟掉隊折射出的是觀念的落伍、理念的滯後。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鳳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改革開放後，西安由於理念滯後多次錯失發展良機。
比如，1999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座談會上，首次提出要“抓住世紀之交歷史機遇，加快西部地區開發步伐”。當時，座談會就是在西安召開的。但後來的發展表明，西安並沒有把握住機會，反倒是成都抓住“西部大開發”這一國家戰略，實現了飛躍。
“西部大開發”之初，成都與西安的GDP還難分仲伯，但如今前者的GDP已經是後者的兩倍。
西安市發改委主任陳長春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種差距給了西安很大的壓力。尤其是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陝西后提出“追趕超越”的要求，西安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
2015年春節前夕，習近平來到陝西。在這次行程中，他不僅回訪了曾插隊的延川縣樑家河，更實地考察調研了延安新區、銅川照金、西安古城牆、光機所、二零五所社區等多處。
經過實地考察後，2月15日，習近平聽取了陝西省發展情況的彙報，明確提出“陝西正處在追趕超越階段”，要求陝西要找準定位，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大格局。
“陝西是西北地區的重要省份，是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節點。”習近平說，“陝西發展得怎麼樣，不僅關乎三秦大地父老鄉親福祉，而且對西部大開發戰略、對‘一帶一路’戰略、對西北地區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8月20日，首屆世界西商大會在陝西省西安市開幕。攝影｜《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張遠
落子“大西安”
對西安來說，“追趕超越”既是壓力，也是目標。“我們現在前有標兵，後有追兵。”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說：“如果不自加壓力，追趕超越就很難完成。”為了落實總書記的要求，西安喊出了各項經濟指標全面對標成都的口號。
為什麼要提出對標成都？陝西省社科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寶通認為，這是因為兩座城市有相似之處，儘管重慶和杭州的經濟總量高於西安，但一個是直轄市，一個位於東部，並不在一個層次上。而西安和成都同處西部，皆是副省級城市，具備可比性。
長安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王聖學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則表示，西安在經濟發展上面臨人才流失、工業滯後、民營經濟落後等短板，向成都學習，可以從中找到彌補短板的可行路徑。
成都在2016年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後，為了加快發展，提出了“一五七”的總體發展思路，即發展目標是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一個目標），發展支撐是建設西部經濟中心、科技中心、文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五大支撐），發展任務是從城市空間、城市動力、城市經濟、城市文化、城市生態、城市民生、城市治理等七個方面發力（七大任務）。
對此，西安也將發展思路定格為“三六九”，即發展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GDP過萬億、建好國家中心城市（三個目標）；發展支撐是建設西部經濟中心、絲路科創中心、對外交往中心、絲路文化高地、內陸開放高地和國家綜合交通樞紐（六大支撐）；發展任務是在經濟實力、創新活力、開放水平等9個方面實現明顯提升（九大任務）。
這種依葫蘆畫瓢的做法，在西安主政者看來明瞭、實用。為此，市委領導要求西安每個月、每個季度都要和成都的指標比一比、賽一賽，並派出年輕的幹部到成都去掛職，去取經，儘快實現西安的追趕超越。
在對標成都的過程中，西安城市空間狹小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張寶通認為，最近二十年來，成都在經濟總量上逐漸超越西安的原因之一，是推行大成都戰略。如成都利用“市管縣”優勢，合併原有的溫江縣為溫江區，不斷做大做強縣域經濟，同時使得成都有更大的腹地來吸納產業和發展經濟。
相比而言，過去幾十年西安的城市體量始終沒有大的突破，尤其是在推進西鹹一體化的過程中一直舉步維艱。
直線距離僅為25公里的西安和咸陽，是陝西省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城市。早在2002年，雙方就簽訂了經濟一體化的協議，但直到2016年年底都鮮有實質性的進展。十多年來，唯一的突破就是2006年兩市的電話走完“長途”，實現了區號的統一。
長安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王聖學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西安的城市化進程。他認為，西鹹一體化之所以成為“萬年梗”，最重要的障礙就是行政壁壘。
王聖學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西安雖然現在是陝西的省會，但在過去100多年中，曾多次由中央直轄，不論是北洋政府、民國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後。“因此，與其他地區相比，省市矛盾比較突出。”
再加上西安所在的關中，一直都是陝西最富足的地區，究竟該如何發展，陝西曆來就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一種認為應該從西安這樣的富裕地區，儘量拿出一些錢補貼陝南、陝北，促使全省共同發展；另一種則建議讓西安等地多留一些，以便擴大再生產，像滾雪球一樣先滾起來，走“中心開花，遍地結果”的路子。
從四川、湖北這些年的發展經驗來看，後一種看法無疑更有遠見。今天，這兩個省份因為省會城市的做大做強，全省都已開始收益。省會強則全省強，如今已成為省域經濟發展方面很多人的共識。
不過，在陝西，近幾十年來前一種意見一直佔據上風。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1983年西安被列為國家14個計劃單列市之一以後，仍無法享有財政的獨立，是其中僅有的兩個財政不單列的城市之一。
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鳳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從經濟發展規律看，一個城市的GDP只有達到1萬億元，才能顯現溢出效應，使周邊地區受益。在此之前，應該集中力量促其發展，而不是分散資源，限制它的發展。
西鹹新區位置圖。來源｜西鹹新區官網
但遺憾的是，由於尖銳的省市矛盾，之前陝西省對西安市的發展一直有所保留。西鹹一體化也因此多年來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本該協同發展的兩市，反而在很多時候表現出的是競爭關係。
2010年，為了協調兩市的關係，陝西省開始推進西鹹新區的建設。該新區位於西安市區和咸陽市區之間，包括西安、咸陽兩市所轄7縣（區）23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規劃面積882平方公里。2014年初，在陝西省的爭取下，西鹹新區被國務院正式批覆為第七個國家級新區。
陝西原本希望通過推進西鹹新區的建設，一方面打破西鹹一體化多年形成的僵局，另一方面使其成為全省經濟發展的新發動機。因此，有些人一開始就對西鹹新區寄予厚望，不僅讓省委領導兼任新區管委會主任，而且還由省裡對其進行直管。
但遺憾的是，經過六七年的發展，西鹹新區不但沒能起到引領作用，反而連自身的發展也陷入了困境。
王聖學說，過去5年，對西鹹新區的投資累計高達6000多億元，新區負債近2500億元，但2016年西鹹新區的GDP還不到500億元。另一方面，新區的人口也沒有大的突破，5年中只從90萬增加到96萬，基本上屬於自然增長，人才淨流入率幾乎為零。
他認為，西鹹新區之所以發展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體制上的約束。他說，新區800多平方公里，其中大約有300平方公里屬於西安市，其他的則是咸陽市的地盤。對於新區如何發展，雙方一直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省直管的行政體制，使新區很難獲得西安、咸陽兩地政府的真心支持。
陝西省委書記婁勤儉把這種“各掃門前雪”的本位思想稱之為“城牆思維”。2016年1月，時任陝西省長的他在參加省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西安代表團審議時說，“西安一定要跳出‘城牆思維’，不要侷限地把城牆裡看成是中心，要擴大視野，將渭河視作大西安的城中河，開放發展理念和視野。”
2016年11月，在聽取有關大西安規劃設計的專題會議後，婁勤儉再次強調“要跳出城牆看西安，從全國、全省發展大局出發，運用系統性思維搞好大西安規劃”。
王聖學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大西安的提法由來已久，2009年國務院在批覆的《關中－天水經濟區規劃》（簡稱《關天規劃》）中就提出：推進西鹹一體化，建設大西安。
“大西安和大巴黎、大倫敦地區一樣，是一個區域的概念，包括西安市周邊的十多個縣市，大致相當於現在關中中部地區。”王聖學說，歷史上，這些地區就和西安市連在一起，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經濟整體。
但由於各方利益的糾葛，尤其是西鹹一體化長期陷入僵局，以至在《關天規劃》出臺8年後的今天，連一個各方都認同的大西安規劃都拿不出來。
在王聖學看來，陝西省委領導這次重提大西安，實際上就是在為西鹹一體化破局。2017年初，陝西省委作出決定，將西鹹新區整體交由西安代管。王聖學說，“這是自2002年實施西鹹一體化以來，最具實質性的一步。”
在這關鍵的一步中，有一位領導幹部尤其受到關注，他就是新任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
8月26日下午，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帶領市級相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參觀瞭解2017中國國際通用航空大會展覽情況。在捷克航空公司展位，王永康登上鯊魚輕型運動飛機，體驗模擬駕駛。圖｜CFP
新書記王永康
今年1月22日，剛剛擔任市委書記才一個多月的王永康，在西安市第十三次黨代會上喊出了“振興大西安”的口號。
“省委支持大西安建設，將西鹹新區劃歸西安管理，使西安自改革開放以來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大西安的格局和體量。”他說，“全力推進大西安建設，是今後五年西安的戰略核心之一。”
按照王永康報告的規劃，將打通西安、西鹹新區、咸陽城市功能，推動城際鐵路、軌道交通向咸陽市區延伸，支持咸陽主城區加密城市路網和西安、西鹹公交無縫對接，強化大西安輻射引領作用，帶動關中城市群發展。這些也正是十幾年前實施西鹹一體化的具體目標和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王永康是在陝西省正式宣佈西安代管西鹹新區之前，率先公佈這一消息的。王聖學認為，這在以前是無法想象的。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由於長期存在的省市矛盾，“大西安”的提法在陝西一直屬於禁區，尤其是西安本地的幹部對此更是諱莫如深。
2005年，王聖學曾就如何推進西鹹一體化，出版過一本論文集，原本計劃取名為《大西安都市圈發展研究》。但資助這項研究的西安市發改委認為“大西安”太敏感，要求書名改為《西安大都市圈發展研究》，否則不予出版。
即便是2009年國務院在《關天規劃》中正式提出“建設大西安”後，西安幹部對“大西安”的提法仍非常謹慎，擔心與省裡的口徑不一致。
剛上任不久的王永康這次大張旗鼓地舉起“大西安”的旗幟，王聖學認為，除了這屆省委領導的大力支持外，也和他來自外省，少了很多本地幹部的束縛有很大關係。
54歲的王永康，此前曾長期在浙江省任職。1999年，時年36歲的王永康才正式步入仕途，出任寧波市科委主任；兩年後，被任命為寧波市副祕書長。
從2004年起，王永康開始主政一方，先是在中國百強縣之一的餘姚市擔任市長，接著在一年半後，擢升為該市市委書記。2011年在短暫地調往重慶，後來又回到浙江，出任有“中國生態第一市”之稱的麗水市市長，並於2013年起擔任麗水市委書記。
在2016年12月調往西安任職前，王永康已經躋身副部級幹部之列，官至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長。
外界分析認為，15年的沿海工作經驗，是王永康最大的從政優勢。西安市民也都期待著這位“我從海上來”的新書記，用開放的城市治理理念，給古都帶來新變化。
有報道稱，無論是在餘姚還是在麗水，王永康都表現出了較高的執政水平。作為一個縣級市，餘姚在王永康主政期間，一直保持著近15％的經濟增速，在全國縣域經濟中名列前茅。而在麗水的5年，王永康也搞得有聲有色。
麗水位於浙江南部的山區，發展經濟的基礎並不是很好，很容易走上一邊發展一邊汙染的老路。但王永康堅持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作為麗水發展的指導思想，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不但讓麗水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而且使這裡的生態環境狀況指數連續十多年位居全國前列。
西安市發改委主任陳長春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新書記的執政思路非常清晰，視野也很開闊，“尤其是在發展經濟方面，既有辦法又講節奏，很有一套。”
不過與這些相比，陳長春印象最深的還是新書記在日常工作中表現出來的緊迫感和務實作風。“永康書記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事不過夜’。”陳長春說，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永康一到西安，就著手建了一個微信工作群，把各區縣、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都拉到裡面，不少工作就直接在裡面佈置、督促。
如今一些原來習慣於祕書包辦行政事務的“一把手”，也開始每天定期關注這個微信群，生怕耽誤了工作受到書記的批評。
長安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王聖學對王永康的務實作風也深有體會。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今年3月的一個週六，他接到了一位自稱是西安市委副祕書長的人的電話。對方說，王教授，永康書記看了您關於大西安建設的文章很受啟發，想和您見一面。
王聖學感到很納悶，市委書記日理萬機，自己與他又素未謀面，怎麼會看我的文章呢？後來王聖學猜測，王永康很可能是讀了2014年他給時任西安市委領導寫的一封信。信中，王聖學建議西鹹新區升級為國家級新區後，應加快推進大西安建設。讓王聖學沒想到的是，那封在當時沒有任何反饋的信，三年後卻引起了新市委書記的重視。
今年7月11日，王聖學和其他幾位學者一起，被邀請到市委參加大西安建設座談會，王永康帶著整個市委班子的領導出席。座談會開了整整一天，結束后王永康還專門請專家們吃了頓飯。遺憾的是，王聖學至今也沒有搞清新書記到底是怎麼看到自己的文章的。
雖然從政經驗豐富，曾管理過多座城市，但這次主政一個副省級的省會城市，王永康還是第一次。尤其是西安還面臨著追趕超越的重任，對他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不過，在王永康的治理下，西安這大半年確實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有人說，西安這鍋早該被燒開的水終於沸騰了！
2016年12月24日，剛上任半個月的新書記王永康，用3個多小時在西安古城牆上繞了一圈，戴著口罩，撿了27個菸頭。
治吏與重商
西安市民對這位新書記的最初印象，可能很難讓人相信，既不是響亮的政治口號，也不是宏大的城市規劃，而是城牆上那些不起眼的菸頭。
2016年12月24日，不少正準備歡度平安夜的西安人，被一條撿菸頭的新聞刷了屏。新聞上說，當天下午，剛上任半個月的新書記王永康，用3個多小時在西安古城牆上繞了一圈，戴著口罩，撿了27個菸頭。消息傳出後，大家都很納悶，這麼大的官兒去撿菸頭，是做秀嗎？
如今可能很少再有西安人這麼看了。這半年，在王永康的推動下，西安全市上下掀起了一場“菸頭革命”。通過不懈的努力，今天的西安市區秩序井然、乾淨整潔，“菸頭不落地、西安更美麗”的標語隨處可見，市區環境有了明顯的變化。王永康也因此多了一個“撿菸頭書記”的稱號。
“菸頭革命”之後，王永康又接連發起了“廁所革命”“行政效能革命”。在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崔玉鳳看來，這三場革命猶如三顆石子，在西安官場中激起了層層漣漪。
“這三場革命針對的均是官員，而不是普通百姓，是典型的擾官不擾民。”崔玉鳳說，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幹部工作作風的轉變。
崔玉鳳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歷史上，西安就是一個官本位意識很濃厚的地區，重官輕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行政效率低、部門間相互扯皮的事情時有發生。
事實上，就在今年1月，一篇反映西安市政府機關官僚作風的文章《在西安，去工商局辦個小事有多難》，還在市民中廣為流傳。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西安開了家廣告公司的小老闆。去年夏天變更營業執照，沒想到新的營業執照上，廣告卻變成了“許可經營項目”，需要獲得專門的許可證才能經營。於是，他走上了漫長的修正之路。
然而，無論市工商局、省工商局怎麼承認這個許可證早已撤銷，高新區政務大廳的工商窗口也沒能給修正過來，因為政策流程是個死循環。
今年初，這個老闆把自己的遭遇發在網上，立刻引來了很多人的共鳴。一位網友留言說：去政府部門辦個事，時刻都在提醒著你，你是啥地位，啥身份，不去時感覺良好，去完了瞬間讓你迴歸現實。
這件事也引起了王永康的注意。他臨時改變全市領導幹部大會議程，決定在會前先讓與會領導幹部觀看相關新聞報道。
看完後，他說：“這個小小的事件反映出我們政府工作作風的大問題。我們抓‘菸頭革命’‘廁所革命’‘行政服務效能革命’，就要認真剖析這個典型案例，舉一反三，警示教育全市各級各部門！再有這種行為，輕則要問責、重則要掉帽子！”
西安市發改委主任陳長春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隨著“三大革命”的深入，西安市的行政效能已有明顯的改觀。一個例證是，上半年全市新增各類市場主體12.59萬戶，同比增長94％，其中私營企業4.11萬戶，同比增長60.6％，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
在陳長春看來，王永康推動“三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目的，正是為了改善西安的投資環境，“打掃乾淨屋子好請客”。他告訴記者，王永康到西安後不久，就把招商引資明確為全市的“一號工程”。
“招商引資是一場大仗，也是一場硬仗。”王永康對西安的幹部說，“無論是武漢、杭州還是成都，都把招商引資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各大城市間的競爭已經呈現白熱化。招商引資在西安，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為了落實這項“一號工程”，王永康要求西安市各區縣、各開發區的“一把手”親自抓，每週一都要開專題會，研究各自招商引資的進展。
同時，把原來分散在市招商局等部門的招商力量進行整合，成立西安市投資合作委員會，統一負責全市的招商工作。
另外，還從各個職能部門抽調了100名精兵強將，組建了20個專業的招商分局，專門承擔各部門的招商引資任務。比如，市發改委下設央企招商一分局，市財政局下設央企招商二分局，充分挖掘各職能部門的招商潛能。
在這個過程中，王永康尤其重視對民營資本的引進。民營經濟是西安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短板。在全國工商聯剛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陝西省只有4家入圍，僅是排名第一的浙江省的三十分之一。
來自浙江的王永康深知，沒有民營企業的支撐，一個地區的經濟很難做大做強。為此，他提出了“民營經濟倍增計劃”，希望通過做大一批骨幹民營企業，引進一批特色突出的民營企業，培育一批“千軍萬馬”的中小企業，使西安的民營經濟數量和民間投資總量在5年內翻一番。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王永康利用他曾在浙江當過省委統戰部長的優勢，親自上陣。據悉，上半年，先後到西安考察投資的浙商團隊不下幾十批。
對於來考察的浙商，王永康要求西安市各級部門要做到“三個一”，一是每一家企業都要有市領導帶隊專門對接；二是負責對接的市領導，要儘早率團去浙江回訪，既是學習取經，也是深入交流；三是要和來考察的浙商建立一個長效機制，做好跟蹤服務，進一步拓寬合作領域。
在王永康的強力推動下，西安上半年引進內資1790.56億元，同比增長81.9％，相繼與蘇寧、華潤、京東、海康威視、華僑城等企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促成了海航現代物流、京東物流總部、宋城演藝“千古情”、萬達文旅城、華僑城文化旅遊系列等一批項目簽約落戶。
大企業相繼落戶西安，對中小企業有很強的示範效應。成都航宇超合金技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該公司的董事長張政同時也是陝西煉石有色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這是一家陝西的上市企業。
2013年，因為被成都市熱情的人才和金融服務所打動，張政決定將自己的業務中心——極具發展前景的稀有金屬產業放在成都發展，同時遷往成都的還有從海外引進的12名科技人才。
參加完首屆西商大會後，張政又萌發了重回西安發展的念頭。他說，開會時他注意到一個細節，坐在會場第一排的都是嘉賓，而包括王永康在內的官員都坐在第二排，這讓他很感動。作為一名西安人，他覺得“自己的機會來了，西安的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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