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然而，沒有容易的改革。改革還沒啟動，不少試點就遇到了阻力。“部分村幹部思想有顧慮，擔心難、擔心煩、擔心亂、擔心失權、擔心炒作、擔心失手；還有的認為村級資產量小，改革沒有實際意義。”
接著，試點地區要面對的就是清產核資，這是最基礎的工作。可一家一戶的小賬好算，對於橫跨幾十年，涉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用於經營的房屋等經營性資產以及用於公共服務的教科文衛等非經營性資產的三大類資產，要想摸清家底、測量清楚“蛋糕”，並非易事。
作為最重要的工作，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即確定把“蛋糕”分給誰，更是複雜。比如像廣東佛山南海區農村，居住著10大類、70多小類的歷史遺留問題人群，標準怎麼制定？又如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宜良縣，存在當地部分村民與周邊國家公民通婚、但又未辦理戶口遷入手續的問題，“外籍媳婦”能否認定為集體成員身份？
一系列難題擺在面前……
改革試點就是要在探索中“排雷”和破解“難點”。4年多來，各試點單位積極穩慎推進著各項改革。記者從各試點開展的改革情況看到，各地都建立了三級領導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工作專項機制等組織機制保障，制定了改革路徑和實施步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有規律可循的改革舉措，形成了豐厚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法論。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然而，沒有容易的改革。改革還沒啟動，不少試點就遇到了阻力。“部分村幹部思想有顧慮，擔心難、擔心煩、擔心亂、擔心失權、擔心炒作、擔心失手；還有的認為村級資產量小，改革沒有實際意義。”
接著，試點地區要面對的就是清產核資，這是最基礎的工作。可一家一戶的小賬好算，對於橫跨幾十年，涉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用於經營的房屋等經營性資產以及用於公共服務的教科文衛等非經營性資產的三大類資產，要想摸清家底、測量清楚“蛋糕”，並非易事。
作為最重要的工作，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即確定把“蛋糕”分給誰，更是複雜。比如像廣東佛山南海區農村，居住著10大類、70多小類的歷史遺留問題人群，標準怎麼制定？又如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宜良縣，存在當地部分村民與周邊國家公民通婚、但又未辦理戶口遷入手續的問題，“外籍媳婦”能否認定為集體成員身份？
一系列難題擺在面前……
改革試點就是要在探索中“排雷”和破解“難點”。4年多來，各試點單位積極穩慎推進著各項改革。記者從各試點開展的改革情況看到，各地都建立了三級領導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工作專項機制等組織機制保障，制定了改革路徑和實施步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有規律可循的改革舉措，形成了豐厚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法論。
為了集聚改革共識，讓各方尤其是基層群眾真正參與到改革中，充分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管理權，各試點地區各顯神通。有的針對參與改革人員開展業務要點、操作流程等專項培訓，講清“為什麼改、怎麼改”；有的將疑難問題統一解答、裝訂成冊；有的繪製“可視化”宣傳漫畫、錄製專題廣播；有的編排說唱節目，把文件規定和政策精神用易於接受的形式送到群眾手中，這些舉措有效剔除了人們認識上的困惑，為改革掃清了思想障礙。
在清產核資中，雲南宜良縣專門開展了私開亂挖集體土地、不規範合同、問題和矛盾化解三個專項整治活動，既解決了一批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為順利推進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縣共收回私開亂挖集體土地4.39萬畝，每年直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220餘萬元，處理不規範合同354份，排查並化解產權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糾紛264個。
在確定成員身份上，天津濱海新區各村基本採取確認成員同時明確成員份額的方式，將外嫁女、上學轉非、政策轉非等群體以獲取部分份額的方式，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得到了廣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肯定和擁護。同時將各村集體成員信息錄入數據庫，準確篩查人員信息，避免了成員確認中的“兩頭空”“兩頭佔”現象，確保了每一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唯一性。
而作為上海城鎮化過程最快、城鎮化率已達98.4%的閔行區，則為各地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改革提供了示範性經驗，為開展地方立法提供實踐範例。閔行區農村集體資產總額達1353億元，約佔全市的23%，其改革經驗已被《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吸收採納，標誌著閔行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走上法制化軌道。
針對普遍關注的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問題，趙陽說：“成員股和集體股的比例要交由村民大會決定，各級政府不要以文件形式規定股份比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村施策，一村一策。股權提倡實行靜態管理，也就是說，生不增、死不減，保持穩定。從現在已經開展的改革和已經進行的試點來看，多數地方或者說多數老百姓是選擇靜態管理模式的。”
餘葵介紹說，這幾年來，舉辦新聞發佈會、召開全國試點工作推進會、舉辦培訓班，開了不下十幾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題的會議，反覆強調改革精神和政策要求，為改革保質保量、行穩致遠推進打牢了基礎。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然而，沒有容易的改革。改革還沒啟動，不少試點就遇到了阻力。“部分村幹部思想有顧慮，擔心難、擔心煩、擔心亂、擔心失權、擔心炒作、擔心失手；還有的認為村級資產量小，改革沒有實際意義。”
接著，試點地區要面對的就是清產核資，這是最基礎的工作。可一家一戶的小賬好算，對於橫跨幾十年，涉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用於經營的房屋等經營性資產以及用於公共服務的教科文衛等非經營性資產的三大類資產，要想摸清家底、測量清楚“蛋糕”，並非易事。
作為最重要的工作，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即確定把“蛋糕”分給誰，更是複雜。比如像廣東佛山南海區農村，居住著10大類、70多小類的歷史遺留問題人群，標準怎麼制定？又如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宜良縣，存在當地部分村民與周邊國家公民通婚、但又未辦理戶口遷入手續的問題，“外籍媳婦”能否認定為集體成員身份？
一系列難題擺在面前……
改革試點就是要在探索中“排雷”和破解“難點”。4年多來，各試點單位積極穩慎推進著各項改革。記者從各試點開展的改革情況看到，各地都建立了三級領導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工作專項機制等組織機制保障，制定了改革路徑和實施步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有規律可循的改革舉措，形成了豐厚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法論。
為了集聚改革共識，讓各方尤其是基層群眾真正參與到改革中，充分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管理權，各試點地區各顯神通。有的針對參與改革人員開展業務要點、操作流程等專項培訓，講清“為什麼改、怎麼改”；有的將疑難問題統一解答、裝訂成冊；有的繪製“可視化”宣傳漫畫、錄製專題廣播；有的編排說唱節目，把文件規定和政策精神用易於接受的形式送到群眾手中，這些舉措有效剔除了人們認識上的困惑，為改革掃清了思想障礙。
在清產核資中，雲南宜良縣專門開展了私開亂挖集體土地、不規範合同、問題和矛盾化解三個專項整治活動，既解決了一批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為順利推進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縣共收回私開亂挖集體土地4.39萬畝，每年直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220餘萬元，處理不規範合同354份，排查並化解產權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糾紛264個。
在確定成員身份上，天津濱海新區各村基本採取確認成員同時明確成員份額的方式，將外嫁女、上學轉非、政策轉非等群體以獲取部分份額的方式，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得到了廣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肯定和擁護。同時將各村集體成員信息錄入數據庫，準確篩查人員信息，避免了成員確認中的“兩頭空”“兩頭佔”現象，確保了每一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唯一性。
而作為上海城鎮化過程最快、城鎮化率已達98.4%的閔行區，則為各地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改革提供了示範性經驗，為開展地方立法提供實踐範例。閔行區農村集體資產總額達1353億元，約佔全市的23%，其改革經驗已被《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吸收採納，標誌著閔行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走上法制化軌道。
針對普遍關注的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問題，趙陽說：“成員股和集體股的比例要交由村民大會決定，各級政府不要以文件形式規定股份比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村施策，一村一策。股權提倡實行靜態管理，也就是說，生不增、死不減，保持穩定。從現在已經開展的改革和已經進行的試點來看，多數地方或者說多數老百姓是選擇靜態管理模式的。”
餘葵介紹說，這幾年來，舉辦新聞發佈會、召開全國試點工作推進會、舉辦培訓班，開了不下十幾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題的會議，反覆強調改革精神和政策要求，為改革保質保量、行穩致遠推進打牢了基礎。
改革試點取得了哪些成效？
——村民還是那些村民，村集體還是那個村集體，一切都沒有變，但一切好像又都變了樣：農民成股民，腰包鼓了；資源變資產，村集體富了；集體的事，農民主人翁意識更強了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然而，沒有容易的改革。改革還沒啟動，不少試點就遇到了阻力。“部分村幹部思想有顧慮，擔心難、擔心煩、擔心亂、擔心失權、擔心炒作、擔心失手；還有的認為村級資產量小，改革沒有實際意義。”
接著，試點地區要面對的就是清產核資，這是最基礎的工作。可一家一戶的小賬好算，對於橫跨幾十年，涉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用於經營的房屋等經營性資產以及用於公共服務的教科文衛等非經營性資產的三大類資產，要想摸清家底、測量清楚“蛋糕”，並非易事。
作為最重要的工作，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即確定把“蛋糕”分給誰，更是複雜。比如像廣東佛山南海區農村，居住著10大類、70多小類的歷史遺留問題人群，標準怎麼制定？又如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宜良縣，存在當地部分村民與周邊國家公民通婚、但又未辦理戶口遷入手續的問題，“外籍媳婦”能否認定為集體成員身份？
一系列難題擺在面前……
改革試點就是要在探索中“排雷”和破解“難點”。4年多來，各試點單位積極穩慎推進著各項改革。記者從各試點開展的改革情況看到，各地都建立了三級領導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工作專項機制等組織機制保障，制定了改革路徑和實施步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有規律可循的改革舉措，形成了豐厚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法論。
為了集聚改革共識，讓各方尤其是基層群眾真正參與到改革中，充分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管理權，各試點地區各顯神通。有的針對參與改革人員開展業務要點、操作流程等專項培訓，講清“為什麼改、怎麼改”；有的將疑難問題統一解答、裝訂成冊；有的繪製“可視化”宣傳漫畫、錄製專題廣播；有的編排說唱節目，把文件規定和政策精神用易於接受的形式送到群眾手中，這些舉措有效剔除了人們認識上的困惑，為改革掃清了思想障礙。
在清產核資中，雲南宜良縣專門開展了私開亂挖集體土地、不規範合同、問題和矛盾化解三個專項整治活動，既解決了一批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為順利推進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縣共收回私開亂挖集體土地4.39萬畝，每年直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220餘萬元，處理不規範合同354份，排查並化解產權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糾紛264個。
在確定成員身份上，天津濱海新區各村基本採取確認成員同時明確成員份額的方式，將外嫁女、上學轉非、政策轉非等群體以獲取部分份額的方式，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得到了廣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肯定和擁護。同時將各村集體成員信息錄入數據庫，準確篩查人員信息，避免了成員確認中的“兩頭空”“兩頭佔”現象，確保了每一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唯一性。
而作為上海城鎮化過程最快、城鎮化率已達98.4%的閔行區，則為各地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改革提供了示範性經驗，為開展地方立法提供實踐範例。閔行區農村集體資產總額達1353億元，約佔全市的23%，其改革經驗已被《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吸收採納，標誌著閔行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走上法制化軌道。
針對普遍關注的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問題，趙陽說：“成員股和集體股的比例要交由村民大會決定，各級政府不要以文件形式規定股份比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村施策，一村一策。股權提倡實行靜態管理，也就是說，生不增、死不減，保持穩定。從現在已經開展的改革和已經進行的試點來看，多數地方或者說多數老百姓是選擇靜態管理模式的。”
餘葵介紹說，這幾年來，舉辦新聞發佈會、召開全國試點工作推進會、舉辦培訓班，開了不下十幾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題的會議，反覆強調改革精神和政策要求，為改革保質保量、行穩致遠推進打牢了基礎。
改革試點取得了哪些成效？
——村民還是那些村民，村集體還是那個村集體，一切都沒有變，但一切好像又都變了樣：農民成股民，腰包鼓了；資源變資產，村集體富了；集體的事，農民主人翁意識更強了
松花江畔的黑土地上，黑龍江省方正縣建國村。65歲的王治銘對兩年前存摺裡多出的1104.47元錢記憶猶新，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包好的股權證，笑著說：“活了大半輩子，我可是第一次拿到村集體分紅。錢不算多，但意義重大。”
天府之國四川成都，溫江區天鄉路社區。“原來不是在家種地，就是丟下一家老小出去打工，一年下來也只能維持生計，改革後，我在社區找到了工作，除了工資，還有土地入股分紅、鋪面租金分紅，一年輕輕鬆鬆掙十幾萬元。”54歲的何平這幾年過上了蜜一樣的生活。
在閩南金三角核心，福建晉江金井鎮圍頭村。“謝謝改革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解了燃眉之急。”一年多前，晉江市在村裡發放全省首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質押融資貸款，村經聯社10名股民以股權質押的形式，得到銀行175萬元貸款。
在享有“魚米之鄉”美譽的安徽天長市，光華村黨總支書記任寶貴回憶起2017年1月14日那個令村民們難忘的日子，“分紅大會召開那天，大家特別激動。股改剛啟動時，沒人當回事，通知領錢了，家家戶戶才翻箱倒櫃找股權證。過去村裡開群眾會有時要花錢請，現在不用請，一通知就來了。作為村幹部也更有壓力了，集體經濟沒有發展，一年不分紅可以，兩年不分紅自己臉就紅了，三年不分紅村級事務就難辦了。”
而在甘肅高臺縣，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鄉村旅遊、民俗文化等途徑，形成了多種集體經濟發展模式，試點村都走出了符合自身實際的“產權制度改革+”路子，有力促進了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使農村閒置的“死”資源變成了助推農民增收、壯大集體經濟的“活”資產。
改革後民心更齊、錢包更鼓、生活更美的河南新縣，縣長夏明夫總結道：“通過改革，新縣‘確權到人、權跟人走、權錢合一’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體系，讓‘死產’變‘活權’、‘活權’生‘活錢’，全縣集體資產增加到12.8億元，是改革前的9.85倍。現在，村村都有‘明白賬’、社社都有‘身份證’、戶戶都有‘致富經’、人人都有‘分紅領’。”
有的老百姓說，“不清不知道，一清嚇一跳。咱村還有這麼多資產。”有村黨支部書記感慨，“當了幾十年村支書，村裡究竟有多少資產、歸誰所有，誰也說不清。通過這次改革，終於知道村裡有多少錢、多少地、多少房子了。”還有的試點地區總結道：通過改革，集體資產既實現了從過去農民群眾“看得到、算不清、管不了”到“既當家、又監管、還分紅”的轉變，也實現了群眾對集體資產分股合心、聯股聯心。
中央農辦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部署推進會上指出：“這個新型集體經濟，新就新在不是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而是集體成員邊界清晰、集體產權關係明確的股份合作經濟。”
從2015年國家佈局首批試點，到今年5月份第四批試點名單公佈，目前試點範圍已覆蓋到全國80%左右的縣；從清產核資到用集體資產股權抵押貸款，從南國沿海經濟發達村到中西部窮村，試點單位既大步快走，又穩字當頭……4年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賦民權、順民心，取得了各方滿意的驕人成果。
這其間，改革成功的奧妙是什麼？讓我們一起走近改革試點，近距離去觀察它的進程、邏輯、成效及內在機理——
對改革試點工作如何頂層設計？
——有些地方30多年前就已開始探索，有的地方卻連家底都沒摸清楚；有的發達村集體資產數十億元，有的村賬上卻沒什麼錢，不可能“齊步走”“一刀切”、一套方案包打天下
這是一個長長的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名單。從2015年首批試點在29個縣（市、區）開展；到2017年又選擇在100個縣擴大試點；再到2018年繼續擴大試點覆蓋面，推出3個整省試點、50個整地市試點、150個整縣試點；及至今年5月第四批試點公佈，包括12個省份、39個地市和163個縣（市、區），至此，改革試點已覆蓋全國2000多個縣（市、區）。
如果能用動圖直觀呈現，人們將看到從星星點點，到成燎原之勢，改革試點旗幟插遍全國的歷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司長趙陽介紹說：“4年來，從先行試點、再由點及面展開，從整縣試點、到整地市試點、再到整省試點，聚焦清產核資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兩項硬任務，改革試點工作經歷了壓茬推進、梯次展開、逐步深化的過程。目前，各地清產核資數據已經報到部裡，按照規定的時間表，今年年底前可保質保量‘交賬’。”
如果能夠覆盤各試點細微的改革情況，那麼人們不僅能夠看到東中西部地域帶上的不同特點，還能發現不同地區改革內容上所存在的時間差。當部分發達地區，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探索二十餘年，改革重點落在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完善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從未搞過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
這是一場牽涉到3.6萬個鄉鎮、58萬個行政村、490萬個村民小組以及2億多農戶、8億多農民的重大制度創新，前無古人、旁無借鑑、情況複雜、影響面廣。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每個村莊都有不同的歷史和經濟基礎，個體情況千差萬別，該如何推進改革試點工作？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於這份綱領性文件，相關部門單是起草就花了3年多時間。這份凝聚了各方理論智慧、各地實踐經驗的頂層制度設計，明確了基本原則、主攻方向和前行路徑。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種類多、情況雜，《意見》指出：“分類有序推進改革。根據集體資產的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條件確定改革任務，堅持分類實施、穩慎開展、有序推進，堅持先行試點、先易後難，不搞齊步走、不搞一刀切。”
時隔十幾天後，2017年1月10日，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會議，全國共開設2500多個分會場，13萬人通過電視視頻收聽收看。會議再次強調，作為開年第一場硬仗，由於集體資產存量和集體經濟管理水平各不相同，農民群眾意願訴求多種多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很難用一套方案包打天下，必須因地制宜，分類實施。
“改革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模式，我們鼓勵不同試點根據不同狀況進行探索，各試點同樣可以按先試點再推開的改革路徑，分步驟實施。”面對記者，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集體資產處處長餘葵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好比‘高年級’和‘低年級’同步改革，‘多步並走’，既因材施教又相互借鑑。”
為什麼要開展改革試點工作？
——一方面是農村集體產權虛置導致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等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地方自發開展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必要也有條件從國家層面啟動改革
調查顯示，我國農村集體資產總量規模龐大，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等資源性資產66.9億畝、各類賬面資產總額4.24萬億元，其中東部地區佔72%。
然而，作為這筆巨大且寶貴的資源資產的管理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卻一直缺位。在接受採訪時，雲南省宜良縣縣委書記談到，長期以來，農戶家庭“分”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而村集體“統”的功能發揮還不夠，集體資產長期由村委會、村小組代管，致使集體產權虛置、賬目不清、分配不公開、管理不透明，集體資產資源被挪用、侵吞、貪佔等現象突出，比如，租地合同隨便籤訂，而且時間都是幾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永久性合同”；一些農村集體資產資源長期被村幹部和村幹部的親戚朋友把持、侵佔，尤其是森林資源，農民群眾對此反映十分強烈。
“大量的集體資產，如果不盤活整合，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果不盡早確權到戶，就存在流失或者被侵佔的危險。”韓長賦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利於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有利於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有利於增添農業農村發展的新動能。
中央農辦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曾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如果村集體沒有實力，集體經濟沒有活力，農村基層組織就很難有凝聚力和戰鬥力。集體手裡一把米都沒有，村裡很多事兒都辦不了。”“壯大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抓手。”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就已悄然開始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將集體資產折股量化到每個村民，村民變股民。此後，北京、江蘇、浙江、上海等地也陸續開展改革和探索。
一方面是現實的驅動，一方面地方實踐有跡可循，而同時，作為農村改革中具有“四樑八柱”性質的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早改早主動，晚改就被動，村集體過去幾十年的陳年老賬再不說清楚，將徹底失去在歷史遺留問題上“定分止爭”的最佳時機。此種情況下，從國家層面啟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
那麼如何推行？先試點再推廣，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總結出的成功做法。“作為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涉及億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佈局試點，通過試點探索路子和方法。”趙陽再次重申，“試點單位必須堅持改革底線，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既要防止少數人侵佔多數人權利問題，也要避免多數人侵佔少數人權利問題，比如在一些推行撤鄉並村的地方，尤其要防止後一種情形的發生。”
由此，在“農村集體經濟”的概念提出60年後，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拉開大幕。
改革試點如何邁好步探好路？
——既要分“蛋糕”，更要做大“蛋糕”；既不能像過去那樣“人人有、人人無份”，更不能“一分了之”“吃光分淨”；集體有多少家底？哪些人算集體成員？股權該如何設置？都要搞清楚、制定規則
賦予農民更充分的財產權利，也就是說把村裡的集體資產由少數人說了算，變成大傢伙共同說了算，這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鍵點。而核心是把村集體的資產折股量化，落實到每一個村民身上，最終使每一個村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股份享受分紅、或在村內流轉、繼承等，真正實行“資產變股權、農民當股東”。
然而，沒有容易的改革。改革還沒啟動，不少試點就遇到了阻力。“部分村幹部思想有顧慮，擔心難、擔心煩、擔心亂、擔心失權、擔心炒作、擔心失手；還有的認為村級資產量小，改革沒有實際意義。”
接著，試點地區要面對的就是清產核資，這是最基礎的工作。可一家一戶的小賬好算，對於橫跨幾十年，涉及土地等資源性資產、用於經營的房屋等經營性資產以及用於公共服務的教科文衛等非經營性資產的三大類資產，要想摸清家底、測量清楚“蛋糕”，並非易事。
作為最重要的工作，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即確定把“蛋糕”分給誰，更是複雜。比如像廣東佛山南海區農村，居住著10大類、70多小類的歷史遺留問題人群，標準怎麼制定？又如地處我國西南邊疆的雲南省宜良縣，存在當地部分村民與周邊國家公民通婚、但又未辦理戶口遷入手續的問題，“外籍媳婦”能否認定為集體成員身份？
一系列難題擺在面前……
改革試點就是要在探索中“排雷”和破解“難點”。4年多來，各試點單位積極穩慎推進著各項改革。記者從各試點開展的改革情況看到，各地都建立了三級領導機制、責任落實機制、工作專項機制等組織機制保障，制定了改革路徑和實施步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有規律可循的改革舉措，形成了豐厚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法論。
為了集聚改革共識，讓各方尤其是基層群眾真正參與到改革中，充分保障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管理權，各試點地區各顯神通。有的針對參與改革人員開展業務要點、操作流程等專項培訓，講清“為什麼改、怎麼改”；有的將疑難問題統一解答、裝訂成冊；有的繪製“可視化”宣傳漫畫、錄製專題廣播；有的編排說唱節目，把文件規定和政策精神用易於接受的形式送到群眾手中，這些舉措有效剔除了人們認識上的困惑，為改革掃清了思想障礙。
在清產核資中，雲南宜良縣專門開展了私開亂挖集體土地、不規範合同、問題和矛盾化解三個專項整治活動，既解決了一批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為順利推進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縣共收回私開亂挖集體土地4.39萬畝，每年直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220餘萬元，處理不規範合同354份，排查並化解產權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糾紛264個。
在確定成員身份上，天津濱海新區各村基本採取確認成員同時明確成員份額的方式，將外嫁女、上學轉非、政策轉非等群體以獲取部分份額的方式，成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得到了廣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肯定和擁護。同時將各村集體成員信息錄入數據庫，準確篩查人員信息，避免了成員確認中的“兩頭空”“兩頭佔”現象，確保了每一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唯一性。
而作為上海城鎮化過程最快、城鎮化率已達98.4%的閔行區，則為各地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六項權能改革提供了示範性經驗，為開展地方立法提供實踐範例。閔行區農村集體資產總額達1353億元，約佔全市的23%，其改革經驗已被《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吸收採納，標誌著閔行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走上法制化軌道。
針對普遍關注的股權設置和股權管理問題，趙陽說：“成員股和集體股的比例要交由村民大會決定，各級政府不要以文件形式規定股份比例，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村施策，一村一策。股權提倡實行靜態管理，也就是說，生不增、死不減，保持穩定。從現在已經開展的改革和已經進行的試點來看，多數地方或者說多數老百姓是選擇靜態管理模式的。”
餘葵介紹說，這幾年來，舉辦新聞發佈會、召開全國試點工作推進會、舉辦培訓班，開了不下十幾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主題的會議，反覆強調改革精神和政策要求，為改革保質保量、行穩致遠推進打牢了基礎。
改革試點取得了哪些成效？
——村民還是那些村民，村集體還是那個村集體，一切都沒有變，但一切好像又都變了樣：農民成股民，腰包鼓了；資源變資產，村集體富了；集體的事，農民主人翁意識更強了
松花江畔的黑土地上，黑龍江省方正縣建國村。65歲的王治銘對兩年前存摺裡多出的1104.47元錢記憶猶新，他小心翼翼地拿出包好的股權證，笑著說：“活了大半輩子，我可是第一次拿到村集體分紅。錢不算多，但意義重大。”
天府之國四川成都，溫江區天鄉路社區。“原來不是在家種地，就是丟下一家老小出去打工，一年下來也只能維持生計，改革後，我在社區找到了工作，除了工資，還有土地入股分紅、鋪面租金分紅，一年輕輕鬆鬆掙十幾萬元。”54歲的何平這幾年過上了蜜一樣的生活。
在閩南金三角核心，福建晉江金井鎮圍頭村。“謝謝改革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幫助，解了燃眉之急。”一年多前，晉江市在村裡發放全省首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質押融資貸款，村經聯社10名股民以股權質押的形式，得到銀行175萬元貸款。
在享有“魚米之鄉”美譽的安徽天長市，光華村黨總支書記任寶貴回憶起2017年1月14日那個令村民們難忘的日子，“分紅大會召開那天，大家特別激動。股改剛啟動時，沒人當回事，通知領錢了，家家戶戶才翻箱倒櫃找股權證。過去村裡開群眾會有時要花錢請，現在不用請，一通知就來了。作為村幹部也更有壓力了，集體經濟沒有發展，一年不分紅可以，兩年不分紅自己臉就紅了，三年不分紅村級事務就難辦了。”
而在甘肅高臺縣，通過發展特色產業、鄉村旅遊、民俗文化等途徑，形成了多種集體經濟發展模式，試點村都走出了符合自身實際的“產權制度改革+”路子，有力促進了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使農村閒置的“死”資源變成了助推農民增收、壯大集體經濟的“活”資產。
改革後民心更齊、錢包更鼓、生活更美的河南新縣，縣長夏明夫總結道：“通過改革，新縣‘確權到人、權跟人走、權錢合一’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體系，讓‘死產’變‘活權’、‘活權’生‘活錢’，全縣集體資產增加到12.8億元，是改革前的9.85倍。現在，村村都有‘明白賬’、社社都有‘身份證’、戶戶都有‘致富經’、人人都有‘分紅領’。”
村民還是那些村民，村集體還是那個村集體。一切都沒有變，但一切好像又都變了樣：農民成股民，腰包鼓了；資源變資產，村集體富了；集體的事，農民主人翁意識更強了。類似的“化學反應”比比皆是，在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縣普遍發生著。
餘葵告訴記者：“改革試點工作啟動幾年來，各地都沒有發生由改革引起的群體性事件，這項改革得到了群眾的廣泛擁護。”
她分析，這是因為在試點工作中嚴格遵循了改革的原則，那就是尊重農民群眾意願，把選擇權交給農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集體資產所有權屬於成員集體，最終由資產的主人說了算，政府只能規範，而不是說了算。政府要將大的導向、大的政策給老百姓講透。如果講透之後還是想不通，那就要保持歷史的耐心，不要急於推改革。”
當前，儘管改革進程已過半，接下來仍有許多艱鉅的任務要完成。今年年底前全國清產核資工作要基本完成，目前正對各地提交的數據進行彙總；要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開展立法調研；第四批試點工作要持續推動、做好動員部署……
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重大制度創新，已經開展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為下半段的改革打下了堅實基礎，對於維護農民合法權益、鞏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鄉村振興戰略正在提供重要制度支撐。可以預見，最終的改革成果也必將為農村繪就一幅“統”和“分”都充滿活力的壯美畫卷。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白鋒哲 見習記者 鞏淑雲
圖片：百度圖片、新浪網
監製：杜蘭萍；編輯：崔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