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何謂｜胡人塑造的都城'

大唐之所以有盛世，長安城之所以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或許源自李氏家族胡漢混雜的血統。隋唐的皇室出身於漢人豪族和鮮卑權貴共同組成的關隴集團，也正是出於這種帶有“胡風”的“混血”，讓內斂的中原漢族文化有了接納外來民族和文化的底氣。唐太宗李世民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族皆依朕如父母，”大唐帝國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最為開放與包容的國度。

作為大唐政治中心的長安，自然也成為胡人聚集的地方。以突厥人為例，當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政權崩潰後，許多歸降的突厥酋長首領便被唐太宗安排在長安城落戶，並在自己的禁衛軍中擔任將軍、中郎將級別的將領，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再加上這些突厥官員所帶來的家眷、僕從，整個長安城裡居住的突厥人達數千家之多。鮮卑人作為南北朝時期貴族的後裔，在長安城擁有更加廣泛的勢力。在唐朝的三百多個宰相中，有大約十分之一是鮮卑貴族的後裔，其中便有我們所熟悉的宇文化及、長孫無忌和狄仁傑。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鑑》作注時曾發出感嘆：“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指北魏）之子孫十居六七矣。”

在長安城中擁有雄厚勢力的胡人還有粟特人，他們雖然從來沒有建立過強大的統一國家，而只是沙漠綠洲上的幾個小政權（他們的國民以國名為姓，即“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但他們卻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幾乎壟斷了唐朝與西域國家之間的貿易。粟特人不僅販賣絲綢、香料，甚至還販賣軍用物資，唐軍所使用的“鎖子甲”就來自於康國的粟特商人。不僅如此，他們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粟特商人還是國際人口販賣網絡當中最重要的一環，既販賣崑崙奴，也販賣新羅、高麗的美貌少女。粟特商人還從事國際貨幣兌換業務，他們也是高利貸市場上的大玩家。由於長途經商路上很容易遇到劫匪，粟特商人便會僱傭中亞的柘羯騎士和突厥人充當保鏢，有時為了爭奪利益，粟特商人之間也會大打出手，甚至爆發流血衝突。粟特商人是較早進入長安城的胡人，他們最開始的首選目的地便是西市。

大唐之所以有盛世，長安城之所以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文化中心，或許源自李氏家族胡漢混雜的血統。隋唐的皇室出身於漢人豪族和鮮卑權貴共同組成的關隴集團，也正是出於這種帶有“胡風”的“混血”，讓內斂的中原漢族文化有了接納外來民族和文化的底氣。唐太宗李世民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族皆依朕如父母，”大唐帝國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最為開放與包容的國度。

作為大唐政治中心的長安，自然也成為胡人聚集的地方。以突厥人為例，當貞觀四年（630年）突厥政權崩潰後，許多歸降的突厥酋長首領便被唐太宗安排在長安城落戶，並在自己的禁衛軍中擔任將軍、中郎將級別的將領，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再加上這些突厥官員所帶來的家眷、僕從，整個長安城裡居住的突厥人達數千家之多。鮮卑人作為南北朝時期貴族的後裔，在長安城擁有更加廣泛的勢力。在唐朝的三百多個宰相中，有大約十分之一是鮮卑貴族的後裔，其中便有我們所熟悉的宇文化及、長孫無忌和狄仁傑。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鑑》作注時曾發出感嘆：“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指北魏）之子孫十居六七矣。”

在長安城中擁有雄厚勢力的胡人還有粟特人，他們雖然從來沒有建立過強大的統一國家，而只是沙漠綠洲上的幾個小政權（他們的國民以國名為姓，即“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但他們卻是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幾乎壟斷了唐朝與西域國家之間的貿易。粟特人不僅販賣絲綢、香料，甚至還販賣軍用物資，唐軍所使用的“鎖子甲”就來自於康國的粟特商人。不僅如此，他們為了謀取更多的利益，粟特商人還是國際人口販賣網絡當中最重要的一環，既販賣崑崙奴，也販賣新羅、高麗的美貌少女。粟特商人還從事國際貨幣兌換業務，他們也是高利貸市場上的大玩家。由於長途經商路上很容易遇到劫匪，粟特商人便會僱傭中亞的柘羯騎士和突厥人充當保鏢，有時為了爭奪利益，粟特商人之間也會大打出手，甚至爆發流血衝突。粟特商人是較早進入長安城的胡人，他們最開始的首選目的地便是西市。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唐代的長安城以朱雀大街為界，下轄長安、萬年兩個縣，其中長安縣管轄朱雀大街以西五十四坊和西市；萬年縣管轄朱雀大街以東的五十四坊和東市。東城中多是達官顯貴的甲第，雖然建築更加恢弘壯麗，但是卻遠不如平民百姓所聚集的西城熱鬧。西城的外城郭上的開遠門，是胡商們進入長安城的必經之地。每天早上，當更鼓敲響，城門開啟的時候，浩浩蕩蕩的粟特商人駝隊便滿載著西域的金銀器皿和印度的香料在這裡排隊等待，等辦完相關手續之後，便朝著最近的西市走去。這裡靠近老百姓的生活區，人煙稠密，擁有極大的市場。胡商在西市落腳後，便在附近街區找房子安頓下來，久而久之形成了胡人文化圈，這也吸引著其他行業的胡人來這裡定居。為了更好地管理這些胡人，朝廷統管外交事務的機構鴻臚寺也設在內城朱雀大街向北承天門街西的地方。當然，這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唐朝中葉，胡人將領安祿山和史思明動員了他們粟特同鄉的力量，幾乎顛覆了大唐的江山，史稱“安史之亂”。自此之後，朝廷和百姓對粟特人充滿了敵意，粟特商人混不下去了，西市也就逐漸衰落了。

唐代之所以有文化的繁榮，離不開外來文化的給養。唐太宗時，增訂國家雅樂為十部樂，其中包括了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和高昌樂。然而，將西域民族的本土音樂真正帶入市井生活的卻是那些長安城裡的胡商，他們在長安城裡廣設酒樓，並且僱傭能歌善舞的“胡姬”去招徠客人。當那些身穿華麗的異邦服飾，長相妖豔的胡姬伴著西域風情的音樂跳起了胡旋舞，那旖旎的身段不知要讓多少長安城的百姓垂涎。唐玄宗痴迷於胡旋舞，在他身邊最親近的人個個是胡旋舞的高手：“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迷君心”。李白也是胡姬酒肆的常客，“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賞著胡姬，喝著小酒，“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頓覺心曠神怡。此外，一大批西域樂器如箜篌、琵琶、笙、笛、簫、篳篥、銅鈸等也進入了尋常百姓家：“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在唐朝中後期，長安城的貴族裡還時興著一種從伊朗傳入的體育運動：波羅球。“波羅”是“Polo”（球）的音譯，在當時又稱為“擊鞠”，也即後來宋代馬球的前身。波羅球比賽時兩隊人（一般每隊5-10人）騎在馬上，用曲棍球杆擊球，網囊作球門，進球多者勝。唐玄宗就是一位打波羅球的高手。據《封演聞見記》記載，當李隆基還是臨淄王的時候，曾奉唐中宗之命，與幾位王公組隊，迎戰驍勇的吐蕃馬球隊，李隆基“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不負眾望地幫助大唐國家隊拿下比賽。在章懷太子墓壁畫的《馬球圖》裡，便上演了一場激烈的波羅球賽：場上五人持杆騎馬，一人坐在馬上反身擊球，香囊大小的波羅球正飛在他的馬尾後；身後四人縱馬直追……

與胡人一起來到長安城的，還有他們的宗教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都城能像唐朝的長安那樣聚集了那麼多的宗教派別。形形色色的教眾濟濟一城，風格各異的宗教神祠給長安城增添了別樣的景緻。佛教自不必說，隋唐的皇帝跟他們的漢代前任不同，他們不是土生土長的漢人，所以非常依賴外來的宗教來提升他們權力的可信度，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原以來，早已深入人心，於是唐朝的皇帝們便將佛教儀式融入了許多皇家禮儀當中，還要親自素齋宴請遠道而來的高僧，並且禮儀性地供養廟宇和寺院。在唐朝最初的兩百年間，佛教迎來前所未有的興盛，佛教寺院遍佈長安城的街巷，空氣中到處迴盪著悠揚的鐘鳴和誦經之聲。佛寺不受地域的侷限，薦福寺和小雁塔位於皇城正南的開化坊和安仁坊，大慈恩寺（大雁塔）位於城東南的晉昌坊，市民遠遠就可以看到巍峨的寶塔勾勒出的大唐舉世無雙的天際線。

除了佛教之外，還不斷有新的宗教傳入長安，其中粟特人的襖教影響最大，這得益於龐大的粟特人群。長安城中先後建成了五座襖祠，其中三座位於靠近西市的佈政坊、醴泉坊和崇化坊內。在襖祠內，不僅可以看到“襖廟燃燈”的祭祀儀式，在祭祀儀式之後，還會有襖主進行精彩絕倫的幻術表演。景教，也即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在貞觀十二年（638年）由當時的大秦國傳教士阿羅本由波斯來到長安，在靠近西市的崇化坊和義寧坊，先後建造了大秦寺和波斯胡寺。伊斯蘭教在7世紀中葉傳入我國，於天寶元年（742年）在長安建成了第一座清真寺。回鶻人所信仰的摩尼教最後一個來到長安城，於唐代宗大曆三年（768年）建成了大雲光明寺。這些從異邦傳入的宗教，因大唐的開放包容落地生根，一座座風格迥異的高塔、金頂、樓閣無一不彰顯著大唐帝國的榮耀。

除此之外，這些胡人也將習俗帶到了長安城，甚至一度出現了“胡化之風”。姚汝能在《安祿山事蹟》中說：“天寶初，貴遊士庶好衣胡服”，大家紛紛穿起了胡裝，扮上了胡妝，說起了胡語：有“就中偏稱小腰身”的回鶻裝，有“四周垂絲網”的吐谷渾的長裙帽，還有用“烏羊毛”織成頂部尖尖的蕃帽，再加上“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的胡妝打扮，成為長安城中一道亮麗的風景，連元稹都不禁感嘆：“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在日常生活中，胡瓶、胡床等生活用品，還有胡餅、胡麻、胡椒等食品也都進入了尋常百姓家。胡食當中，胡餅最受歡迎，當日本圓仁和尚來到長安時，曾見“時行胡餅，俗家皆然。”更有甚者，乾脆有板有眼地模仿起了胡人，其中便以唐太宗的廢太子李承乾為首，他在宮城裡搭起了突厥人的五狼頭纛（dào，指古代軍隊裡的大旗），五個人置一帳落，穿著突厥人的服裝，操著突厥語，還讓宮中的奴僕數百人，“椎髻綵衣作胡舞，撞擊叫嘯，聲聞於外”，他還一番豪言壯語：“一朝有天下，當帥數千騎獵於金城（古地名，即現在的蘭州）西，然後解發為突厥。”幸好李承乾最後沒能當上皇帝，不然大唐的江山恐怕更要成了“胡人”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