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開始健忘。陸天軍說，老伴以前是一個腦子特別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歲時還被企業返聘。
2009年的時候，周玲被診斷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去給她父親掃墓，路上她堅持說墓碑上有照片，還和我爭。到了一看沒有，她就站在哪裡，沮喪了很久，說自己大概記錯了。”
那次之後，陸爺爺帶老伴去了浙醫二院，找最好的專家，但是這個病沒法治，只能照顧。
剛開始，陸天軍覺得沒什麼，年紀大了，也正常，還有心情調侃老伴：“我開玩笑說，你怎麼現在變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沒多久，他覺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過請保姆，但是，“找到合適的太難，還隔三差五要漲價。”後來，周玲不會自己熱飯。陸天軍出門前，會寫張小紙條：怎麼開電源，怎麼熱飯，一步步寫下步驟，讓周玲照著來。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開始健忘。陸天軍說，老伴以前是一個腦子特別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歲時還被企業返聘。
2009年的時候，周玲被診斷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去給她父親掃墓，路上她堅持說墓碑上有照片，還和我爭。到了一看沒有，她就站在哪裡，沮喪了很久，說自己大概記錯了。”
那次之後，陸爺爺帶老伴去了浙醫二院，找最好的專家，但是這個病沒法治，只能照顧。
剛開始，陸天軍覺得沒什麼，年紀大了，也正常，還有心情調侃老伴：“我開玩笑說，你怎麼現在變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沒多久，他覺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過請保姆，但是，“找到合適的太難，還隔三差五要漲價。”後來，周玲不會自己熱飯。陸天軍出門前，會寫張小紙條：怎麼開電源，怎麼熱飯，一步步寫下步驟，讓周玲照著來。
“到後面，她紙條也不會看了。很多次，她給我打電話，質問我，為什麼不給她做飯。”
此後，陸天軍在家照顧老伴近一年，在兒女的要求下，周玲被送到了福利中心。“她後來忘事得厲害，一刻也離不開人，我買個菜都要把她帶在身邊，孩子們說長期下去，我會被拖垮。”
2010年，周玲還是住進了福利中心，一開始，陸天軍很難過。之後，他就開始了自己去福利中心“上班”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收拾完，吃完早飯，趕6點的第一班公交車，乘車40分鐘到達福利中心，下午兩點半後，再回家。
他至今還記得，周玲被送進來的第一年，每天一大早，就站到房間的走廊上，隔著窗戶眼巴巴地看著大門，等他來，“看著她這樣，那個心酸，那麼好的一個人，感覺就這樣被關起來了。”
到他去年住進福利中心時，8年的時間，風雨無阻。“比上班還要勤，上班還有雙休日呢，我這個沒有。”
陸天軍這麼做，是為了陪伴老伴。
“她剛住進來的時候，除了人會糊塗，忘事，其他都好好的，能走路，能聊天，把她一個人放在這裡太可憐。”那個時候，陸天軍每天過來，有時陪著老伴在福利中心裡面轉轉，多數時候，他會帶她出去，逛西湖、拍拍照，吃個飯，“我們一週去西湖兩三次。”後來，周玲大小便失禁，他不能再帶她出去，只能在房間裡陪伴，“我上午帶飯到這裡，陪她聊天，說說話。”
在病房裡，周玲坐在房間的靠背椅上咿哩哇啦地說著什麼。“吃飯了，我們今天吃點肉好不好。” 陸天軍拿起飯盒，挑了一塊燒爛的紅燒肉，用勺子從中間壓斷、分開，然後試圖喂她。這是老兩口的交流方式，雖然有時根本不懂彼此在說什麼，但陸爺爺堅持聊天對老伴很重要，他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延緩老伴的病情。
3年前，記者認識陸大伯時，他的老伴還能走動，今年再見時，老人已經臥床不起。而去年開始，陸大伯的心臟也出現問題，“每天來回奔波吃不消了，索性就住進來，這樣照顧她也方便。”
如果不是老伴生病，陸天軍的身體會更好，他們本來約好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旅遊，但是一切的計劃，都被老伴的失智改變。
如今，周玲已經誰都不認識，只有老伴叫她的名字時，她會轉動眼珠。而陸天軍依舊每天一早開始，陪上一天。
“以前，我還偶爾去參加單位的活動，去年開始，一次都沒出去過，就在這裡陪著她。”幾年前，陸天軍就意識到，情況不會好轉，只會越來越糟，但也只能做下去，“一起一輩子，現在她病了，我肯定不能丟下她。”
鄧文麗坐公交時，看那些比自己母親還年長的老人，獨自乘車、買菜，她就很羨慕，“我真希望，我媽也能這樣。”
9年前，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此後病情加劇，性情大變。這些年，她自己則經歷了失眠、崩潰、抑鬱，“很多時候，我想大聲尖叫，想自己打自己。”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把鄧文麗們稱為“隱形的病人”。
週一上午，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失智區的病房內，鄧文麗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的桌子上放著一個保鮮盒，裡面裝著她從家帶來的油爆河蝦，這是她給媽媽的加餐。
她86歲的媽媽背窗坐在一把藤椅裡，很安靜。
61歲的鄧文麗燙著捲髮，收拾得乾淨得體。兩年前，母親送到福利中心後，她才從重壓下慢慢走出，回想照料母親的那幾年，很多細節都忘了，只記得自己“整個人快瘋了”。
2010年，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當時，鄧文麗剛從企業辦理退休，她對退休生活有計劃和憧憬：和小姐妹一起旅遊、去老年大學學琴……
她馬上去網上搜這個病，“越看越恐懼，巨大的恐懼。”
她和哥哥輪流照顧獨居的母親，即便有人分擔，但長期的照顧依舊讓她崩潰。“她的病是一點點加重的，一開始，我們給她準備好一日三餐，她還知道自己吃。後來，連吃飯也不知道了。”有大半年的時間，兄妹倆請了一位鐘點工，專門陪媽媽吃午飯。
那時，母親基本還能自理，鄧文麗一週陪她兩三天。後來她才知道，這是最輕鬆的階段。“先是不能自己洗澡，我要幫她洗。她像木頭人一樣，站著不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能抱，她還會掙扎。洗一次累個半死。”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她對著桌子亂吐，吐到飯菜裡，其他人都沒辦法吃，只能在她面前豎個紙板。”
母親病後，鄧文麗再也沒和朋友出去旅遊，“朋友圈裡，看到她們出去玩拍的照片，真是羨慕。”前兩年，兒子結婚生子，她又要照顧孫輩，兩頭奔波。鄧文麗時常陷焦慮：“我覺得對不起我媽，但又身心俱疲，心裡有火，又沒地方發洩。”
她一次次感嘆：“人老了，得這個病最可怕。照料的人也受折磨，我有時覺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失智老人約有46萬人，杭州超過7萬人。這是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統計推算出的數字。
鄧文麗86歲的母親就是這7萬人中的一員，9年前，當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多數家屬最初都感到無助。”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照顧，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求助。”
朱秋香接觸過的失智者家庭，都有過相同的經歷：頻繁換保姆。“最頻繁的，大半年內換了4個。有些是保姆不願做了，太辛苦，有些是保姆根本管不了，因為照料失智者和照料其他老人是不一樣的。”
對失智老人的照料，需要專業技能。
李興碧是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護理員，她已在這裡工作10多年，多數時間照料的都是失智老人。護理員和老人們住在同一個房間，晚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必須起床，白天只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和老人們相處，很多時候要跟著他們的思維。”李興碧舉例，“比如有些老人，會把抽紙當作錢，我就說：好的好的，你把錢給我，我去買東西；再比如，有些老人抗拒吃飯，那喂她吃飯時，我就和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她不經意就會把飯吃了。”
除此之外，還包括很多技巧，比如怎樣抱老人，用勁最小，對腰背的損傷更小，以及如何給老人洗澡等。
這些技巧，是李興碧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摸索出來的，“一般家屬不知道，所以照顧起來非常辛苦。”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開始健忘。陸天軍說，老伴以前是一個腦子特別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歲時還被企業返聘。
2009年的時候，周玲被診斷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去給她父親掃墓，路上她堅持說墓碑上有照片，還和我爭。到了一看沒有，她就站在哪裡，沮喪了很久，說自己大概記錯了。”
那次之後，陸爺爺帶老伴去了浙醫二院，找最好的專家，但是這個病沒法治，只能照顧。
剛開始，陸天軍覺得沒什麼，年紀大了，也正常，還有心情調侃老伴：“我開玩笑說，你怎麼現在變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沒多久，他覺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過請保姆，但是，“找到合適的太難，還隔三差五要漲價。”後來，周玲不會自己熱飯。陸天軍出門前，會寫張小紙條：怎麼開電源，怎麼熱飯，一步步寫下步驟，讓周玲照著來。
“到後面，她紙條也不會看了。很多次，她給我打電話，質問我，為什麼不給她做飯。”
此後，陸天軍在家照顧老伴近一年，在兒女的要求下，周玲被送到了福利中心。“她後來忘事得厲害，一刻也離不開人，我買個菜都要把她帶在身邊，孩子們說長期下去，我會被拖垮。”
2010年，周玲還是住進了福利中心，一開始，陸天軍很難過。之後，他就開始了自己去福利中心“上班”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收拾完，吃完早飯，趕6點的第一班公交車，乘車40分鐘到達福利中心，下午兩點半後，再回家。
他至今還記得，周玲被送進來的第一年，每天一大早，就站到房間的走廊上，隔著窗戶眼巴巴地看著大門，等他來，“看著她這樣，那個心酸，那麼好的一個人，感覺就這樣被關起來了。”
到他去年住進福利中心時，8年的時間，風雨無阻。“比上班還要勤，上班還有雙休日呢，我這個沒有。”
陸天軍這麼做，是為了陪伴老伴。
“她剛住進來的時候，除了人會糊塗，忘事，其他都好好的，能走路，能聊天，把她一個人放在這裡太可憐。”那個時候，陸天軍每天過來，有時陪著老伴在福利中心裡面轉轉，多數時候，他會帶她出去，逛西湖、拍拍照，吃個飯，“我們一週去西湖兩三次。”後來，周玲大小便失禁，他不能再帶她出去，只能在房間裡陪伴，“我上午帶飯到這裡，陪她聊天，說說話。”
在病房裡，周玲坐在房間的靠背椅上咿哩哇啦地說著什麼。“吃飯了，我們今天吃點肉好不好。” 陸天軍拿起飯盒，挑了一塊燒爛的紅燒肉，用勺子從中間壓斷、分開，然後試圖喂她。這是老兩口的交流方式，雖然有時根本不懂彼此在說什麼，但陸爺爺堅持聊天對老伴很重要，他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延緩老伴的病情。
3年前，記者認識陸大伯時，他的老伴還能走動，今年再見時，老人已經臥床不起。而去年開始，陸大伯的心臟也出現問題，“每天來回奔波吃不消了，索性就住進來，這樣照顧她也方便。”
如果不是老伴生病，陸天軍的身體會更好，他們本來約好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旅遊，但是一切的計劃，都被老伴的失智改變。
如今，周玲已經誰都不認識，只有老伴叫她的名字時，她會轉動眼珠。而陸天軍依舊每天一早開始，陪上一天。
“以前，我還偶爾去參加單位的活動，去年開始，一次都沒出去過，就在這裡陪著她。”幾年前，陸天軍就意識到，情況不會好轉，只會越來越糟，但也只能做下去，“一起一輩子，現在她病了，我肯定不能丟下她。”
鄧文麗坐公交時，看那些比自己母親還年長的老人，獨自乘車、買菜，她就很羨慕，“我真希望，我媽也能這樣。”
9年前，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此後病情加劇，性情大變。這些年，她自己則經歷了失眠、崩潰、抑鬱，“很多時候，我想大聲尖叫，想自己打自己。”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把鄧文麗們稱為“隱形的病人”。
週一上午，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失智區的病房內，鄧文麗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的桌子上放著一個保鮮盒，裡面裝著她從家帶來的油爆河蝦，這是她給媽媽的加餐。
她86歲的媽媽背窗坐在一把藤椅裡，很安靜。
61歲的鄧文麗燙著捲髮，收拾得乾淨得體。兩年前，母親送到福利中心後，她才從重壓下慢慢走出，回想照料母親的那幾年，很多細節都忘了，只記得自己“整個人快瘋了”。
2010年，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當時，鄧文麗剛從企業辦理退休，她對退休生活有計劃和憧憬：和小姐妹一起旅遊、去老年大學學琴……
她馬上去網上搜這個病，“越看越恐懼，巨大的恐懼。”
她和哥哥輪流照顧獨居的母親，即便有人分擔，但長期的照顧依舊讓她崩潰。“她的病是一點點加重的，一開始，我們給她準備好一日三餐，她還知道自己吃。後來，連吃飯也不知道了。”有大半年的時間，兄妹倆請了一位鐘點工，專門陪媽媽吃午飯。
那時，母親基本還能自理，鄧文麗一週陪她兩三天。後來她才知道，這是最輕鬆的階段。“先是不能自己洗澡，我要幫她洗。她像木頭人一樣，站著不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能抱，她還會掙扎。洗一次累個半死。”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她對著桌子亂吐，吐到飯菜裡，其他人都沒辦法吃，只能在她面前豎個紙板。”
母親病後，鄧文麗再也沒和朋友出去旅遊，“朋友圈裡，看到她們出去玩拍的照片，真是羨慕。”前兩年，兒子結婚生子，她又要照顧孫輩，兩頭奔波。鄧文麗時常陷焦慮：“我覺得對不起我媽，但又身心俱疲，心裡有火，又沒地方發洩。”
她一次次感嘆：“人老了，得這個病最可怕。照料的人也受折磨，我有時覺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失智老人約有46萬人，杭州超過7萬人。這是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統計推算出的數字。
鄧文麗86歲的母親就是這7萬人中的一員，9年前，當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多數家屬最初都感到無助。”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照顧，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求助。”
朱秋香接觸過的失智者家庭，都有過相同的經歷：頻繁換保姆。“最頻繁的，大半年內換了4個。有些是保姆不願做了，太辛苦，有些是保姆根本管不了，因為照料失智者和照料其他老人是不一樣的。”
對失智老人的照料，需要專業技能。
李興碧是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護理員，她已在這裡工作10多年，多數時間照料的都是失智老人。護理員和老人們住在同一個房間，晚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必須起床，白天只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和老人們相處，很多時候要跟著他們的思維。”李興碧舉例，“比如有些老人，會把抽紙當作錢，我就說：好的好的，你把錢給我，我去買東西；再比如，有些老人抗拒吃飯，那喂她吃飯時，我就和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她不經意就會把飯吃了。”
除此之外，還包括很多技巧，比如怎樣抱老人，用勁最小，對腰背的損傷更小，以及如何給老人洗澡等。
這些技巧，是李興碧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摸索出來的，“一般家屬不知道，所以照顧起來非常辛苦。”
朱秋香所在的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從2012年開始專注失智失能老人的關愛服務，在長期的服務推進中，他們瞭解到，家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處理病人的情緒。
“很多照料者覺得和老人無法溝通，導致身心俱疲。”
鄧文麗的母親現在入住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失智區，在此之前，因為沉重的照管壓力，她和哥哥曾多處尋找適合母親的託管機構。“我們去過一家民辦的養老院，一個月收費近6000元，條件看起來也很好，賓館式的，兩人一間。”但住進去一個月後，鄧文麗就把母親接了出來，“護理員太不專業，我媽在裡面被其他老人欺負，也沒人管。我媽早上喜歡多睡，護理員一定要她6點起來做操，初衷可能是好的，想讓老人多動動，但做法很粗暴。我媽很生氣，又不會說，只能啊啊地大叫，情緒變得很糟。”
社會老年學者、北京協力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賈雲竹說，很多人會說，如果家裡有人失智了，可以送到專業養老機構，“但現實是，這樣的機構少，而如果能提供專業化服務的，費用又很昂貴，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缺少專業護理人員，非常缺。”
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主任趙胡明介紹，中心的失智區有100多位老人，護理員目前有30多位，“人手嚴重不足，我們長年招人。”
費用高、床位少、專業性缺乏，各種原因交錯在一起，更多的失智老人都是靠家人照料。賈雲竹在公開演講中曾講到一個例子：一位50多歲的大學教授，科研做得非常好，卻提前退休，就是因為她的媽媽得了老年痴呆，找不到好的機構，只能自己照料。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開始健忘。陸天軍說，老伴以前是一個腦子特別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歲時還被企業返聘。
2009年的時候，周玲被診斷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去給她父親掃墓，路上她堅持說墓碑上有照片，還和我爭。到了一看沒有，她就站在哪裡，沮喪了很久，說自己大概記錯了。”
那次之後，陸爺爺帶老伴去了浙醫二院，找最好的專家，但是這個病沒法治，只能照顧。
剛開始，陸天軍覺得沒什麼，年紀大了，也正常，還有心情調侃老伴：“我開玩笑說，你怎麼現在變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沒多久，他覺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過請保姆，但是，“找到合適的太難，還隔三差五要漲價。”後來，周玲不會自己熱飯。陸天軍出門前，會寫張小紙條：怎麼開電源，怎麼熱飯，一步步寫下步驟，讓周玲照著來。
“到後面，她紙條也不會看了。很多次，她給我打電話，質問我，為什麼不給她做飯。”
此後，陸天軍在家照顧老伴近一年，在兒女的要求下，周玲被送到了福利中心。“她後來忘事得厲害，一刻也離不開人，我買個菜都要把她帶在身邊，孩子們說長期下去，我會被拖垮。”
2010年，周玲還是住進了福利中心，一開始，陸天軍很難過。之後，他就開始了自己去福利中心“上班”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收拾完，吃完早飯，趕6點的第一班公交車，乘車40分鐘到達福利中心，下午兩點半後，再回家。
他至今還記得，周玲被送進來的第一年，每天一大早，就站到房間的走廊上，隔著窗戶眼巴巴地看著大門，等他來，“看著她這樣，那個心酸，那麼好的一個人，感覺就這樣被關起來了。”
到他去年住進福利中心時，8年的時間，風雨無阻。“比上班還要勤，上班還有雙休日呢，我這個沒有。”
陸天軍這麼做，是為了陪伴老伴。
“她剛住進來的時候，除了人會糊塗，忘事，其他都好好的，能走路，能聊天，把她一個人放在這裡太可憐。”那個時候，陸天軍每天過來，有時陪著老伴在福利中心裡面轉轉，多數時候，他會帶她出去，逛西湖、拍拍照，吃個飯，“我們一週去西湖兩三次。”後來，周玲大小便失禁，他不能再帶她出去，只能在房間裡陪伴，“我上午帶飯到這裡，陪她聊天，說說話。”
在病房裡，周玲坐在房間的靠背椅上咿哩哇啦地說著什麼。“吃飯了，我們今天吃點肉好不好。” 陸天軍拿起飯盒，挑了一塊燒爛的紅燒肉，用勺子從中間壓斷、分開，然後試圖喂她。這是老兩口的交流方式，雖然有時根本不懂彼此在說什麼，但陸爺爺堅持聊天對老伴很重要，他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延緩老伴的病情。
3年前，記者認識陸大伯時，他的老伴還能走動，今年再見時，老人已經臥床不起。而去年開始，陸大伯的心臟也出現問題，“每天來回奔波吃不消了，索性就住進來，這樣照顧她也方便。”
如果不是老伴生病，陸天軍的身體會更好，他們本來約好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旅遊，但是一切的計劃，都被老伴的失智改變。
如今，周玲已經誰都不認識，只有老伴叫她的名字時，她會轉動眼珠。而陸天軍依舊每天一早開始，陪上一天。
“以前，我還偶爾去參加單位的活動，去年開始，一次都沒出去過，就在這裡陪著她。”幾年前，陸天軍就意識到，情況不會好轉，只會越來越糟，但也只能做下去，“一起一輩子，現在她病了，我肯定不能丟下她。”
鄧文麗坐公交時，看那些比自己母親還年長的老人，獨自乘車、買菜，她就很羨慕，“我真希望，我媽也能這樣。”
9年前，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此後病情加劇，性情大變。這些年，她自己則經歷了失眠、崩潰、抑鬱，“很多時候，我想大聲尖叫，想自己打自己。”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把鄧文麗們稱為“隱形的病人”。
週一上午，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失智區的病房內，鄧文麗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的桌子上放著一個保鮮盒，裡面裝著她從家帶來的油爆河蝦，這是她給媽媽的加餐。
她86歲的媽媽背窗坐在一把藤椅裡，很安靜。
61歲的鄧文麗燙著捲髮，收拾得乾淨得體。兩年前，母親送到福利中心後，她才從重壓下慢慢走出，回想照料母親的那幾年，很多細節都忘了，只記得自己“整個人快瘋了”。
2010年，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當時，鄧文麗剛從企業辦理退休，她對退休生活有計劃和憧憬：和小姐妹一起旅遊、去老年大學學琴……
她馬上去網上搜這個病，“越看越恐懼，巨大的恐懼。”
她和哥哥輪流照顧獨居的母親，即便有人分擔，但長期的照顧依舊讓她崩潰。“她的病是一點點加重的，一開始，我們給她準備好一日三餐，她還知道自己吃。後來，連吃飯也不知道了。”有大半年的時間，兄妹倆請了一位鐘點工，專門陪媽媽吃午飯。
那時，母親基本還能自理，鄧文麗一週陪她兩三天。後來她才知道，這是最輕鬆的階段。“先是不能自己洗澡，我要幫她洗。她像木頭人一樣，站著不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能抱，她還會掙扎。洗一次累個半死。”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她對著桌子亂吐，吐到飯菜裡，其他人都沒辦法吃，只能在她面前豎個紙板。”
母親病後，鄧文麗再也沒和朋友出去旅遊，“朋友圈裡，看到她們出去玩拍的照片，真是羨慕。”前兩年，兒子結婚生子，她又要照顧孫輩，兩頭奔波。鄧文麗時常陷焦慮：“我覺得對不起我媽，但又身心俱疲，心裡有火，又沒地方發洩。”
她一次次感嘆：“人老了，得這個病最可怕。照料的人也受折磨，我有時覺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失智老人約有46萬人，杭州超過7萬人。這是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統計推算出的數字。
鄧文麗86歲的母親就是這7萬人中的一員，9年前，當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多數家屬最初都感到無助。”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照顧，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求助。”
朱秋香接觸過的失智者家庭，都有過相同的經歷：頻繁換保姆。“最頻繁的，大半年內換了4個。有些是保姆不願做了，太辛苦，有些是保姆根本管不了，因為照料失智者和照料其他老人是不一樣的。”
對失智老人的照料，需要專業技能。
李興碧是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護理員，她已在這裡工作10多年，多數時間照料的都是失智老人。護理員和老人們住在同一個房間，晚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必須起床，白天只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和老人們相處，很多時候要跟著他們的思維。”李興碧舉例，“比如有些老人，會把抽紙當作錢，我就說：好的好的，你把錢給我，我去買東西；再比如，有些老人抗拒吃飯，那喂她吃飯時，我就和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她不經意就會把飯吃了。”
除此之外，還包括很多技巧，比如怎樣抱老人，用勁最小，對腰背的損傷更小，以及如何給老人洗澡等。
這些技巧，是李興碧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摸索出來的，“一般家屬不知道，所以照顧起來非常辛苦。”
朱秋香所在的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從2012年開始專注失智失能老人的關愛服務，在長期的服務推進中，他們瞭解到，家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處理病人的情緒。
“很多照料者覺得和老人無法溝通，導致身心俱疲。”
鄧文麗的母親現在入住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失智區，在此之前，因為沉重的照管壓力，她和哥哥曾多處尋找適合母親的託管機構。“我們去過一家民辦的養老院，一個月收費近6000元，條件看起來也很好，賓館式的，兩人一間。”但住進去一個月後，鄧文麗就把母親接了出來，“護理員太不專業，我媽在裡面被其他老人欺負，也沒人管。我媽早上喜歡多睡，護理員一定要她6點起來做操，初衷可能是好的，想讓老人多動動，但做法很粗暴。我媽很生氣，又不會說，只能啊啊地大叫，情緒變得很糟。”
社會老年學者、北京協力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賈雲竹說，很多人會說，如果家裡有人失智了，可以送到專業養老機構，“但現實是，這樣的機構少，而如果能提供專業化服務的，費用又很昂貴，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缺少專業護理人員，非常缺。”
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主任趙胡明介紹，中心的失智區有100多位老人，護理員目前有30多位，“人手嚴重不足，我們長年招人。”
費用高、床位少、專業性缺乏，各種原因交錯在一起，更多的失智老人都是靠家人照料。賈雲竹在公開演講中曾講到一個例子：一位50多歲的大學教授，科研做得非常好，卻提前退休，就是因為她的媽媽得了老年痴呆，找不到好的機構，只能自己照料。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曾做過一個“家庭長期照顧者社會支持系統”項目，包括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心理疏導、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就像是隱形的病人。我們看過一項研究，據不完全統計，家庭照顧者群體中，20%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朱秋香說家庭照料者們一般會面臨這些壓力：長期的經濟壓力、自身情緒困擾和精神壓力等。
在家庭照顧者社會支持項目中，其中一項是喘息服務：照顧者們可以從繁瑣的照料中脫身出來，獲得短暫的休息。
喘息服務也是賈雲竹一直在倡導的支持性服務。
“你可以把家裡需要長期照顧的老人，短時間內送到一個專業機構，一週或者半個月，照料者稍微抽身出來，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緩解壓力。”但目前來看，國內的專業組織還是偏少。“如果有這樣的日託，家屬可以在上班時把老人送來，下班再接走，延緩送入養老機構的時間。”朱秋香說。
賈雲竹長期關注鄧文麗這樣的群體，“我們接觸的一些家庭照料者，很多會陷入抑鬱，不少甚至要靠藥物從抑鬱的狀態中走出來。”
“我有位朋友，在別人眼裡，是非常優秀的人才，父母也都是知識分子，但父親失智後，性格大變，原本文雅的老人，時常暴怒，有一次，只因為她打的洗腳水太熱，就把女兒的頭摁在水裡面。”在賈雲竹看來，長期面對這樣的家人，照料者精神上的創傷可想而知。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對失智老人家屬進行培訓，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撐，包括如何在家庭中進行照顧，如何進行非藥物的干預等。”賈雲竹認為，對照料者來說，這樣的組織和服務意義重大。
“我認識的一位研究院的老師，她的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後，她特別懵。整個家裡都陷入恐慌，不知道該如何為媽媽提供更好的安排，直到找到了相關的專業團隊，接受了靠譜的知識後，才慢慢鎮定下來，一步步治療、干預。”
“在北歐、日本，為什麼提到阿爾茨海默症，人們沒有那麼恐慌。一是因為認知，對這個的宣傳和認識比較到位，二是有比較完善的社會支持服務體系。照料者不會覺得天塌了。”賈雲竹覺得，未來，應對阿爾茨海默症，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對這個病症，社會有基本的認識，早期症狀出來後，進行篩查，知道前期能去哪兒尋求幫助；到了中後期，又有哪些機構可以提供支撐，照料者們能一步步看到路線圖。但是，這的確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該項目背後，是我國已達2.49億的老人和其中日漸增多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即阿爾茨海默症）。
資料顯示，近年來阿爾茨海默症發病率明顯上升，我國每年平均有30萬新發病例，預計到2050年，我國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數將達2700萬。
大連藍天救援隊每年救助走失老人近千人左右，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老人逐年增加。
每增加一位患者，就意味著家人也被捲入旋渦。
84歲的陸天軍去年住進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最大的原因是他86歲的老伴周玲。
10年前，周玲開始健忘。陸天軍說，老伴以前是一個腦子特別清楚的人，做事清爽，70多歲時還被企業返聘。
2009年的時候，周玲被診斷為老年痴呆。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們去給她父親掃墓，路上她堅持說墓碑上有照片，還和我爭。到了一看沒有，她就站在哪裡，沮喪了很久，說自己大概記錯了。”
那次之後，陸爺爺帶老伴去了浙醫二院，找最好的專家，但是這個病沒法治，只能照顧。
剛開始，陸天軍覺得沒什麼，年紀大了，也正常，還有心情調侃老伴：“我開玩笑說，你怎麼現在變成傻瓜了？”
但是，他很快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了。沒多久，他覺得自己吃不消了，他也想過請保姆，但是，“找到合適的太難，還隔三差五要漲價。”後來，周玲不會自己熱飯。陸天軍出門前，會寫張小紙條：怎麼開電源，怎麼熱飯，一步步寫下步驟，讓周玲照著來。
“到後面，她紙條也不會看了。很多次，她給我打電話，質問我，為什麼不給她做飯。”
此後，陸天軍在家照顧老伴近一年，在兒女的要求下，周玲被送到了福利中心。“她後來忘事得厲害，一刻也離不開人，我買個菜都要把她帶在身邊，孩子們說長期下去，我會被拖垮。”
2010年，周玲還是住進了福利中心，一開始，陸天軍很難過。之後，他就開始了自己去福利中心“上班”的日子：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收拾完，吃完早飯，趕6點的第一班公交車，乘車40分鐘到達福利中心，下午兩點半後，再回家。
他至今還記得，周玲被送進來的第一年，每天一大早，就站到房間的走廊上，隔著窗戶眼巴巴地看著大門，等他來，“看著她這樣，那個心酸，那麼好的一個人，感覺就這樣被關起來了。”
到他去年住進福利中心時，8年的時間，風雨無阻。“比上班還要勤，上班還有雙休日呢，我這個沒有。”
陸天軍這麼做，是為了陪伴老伴。
“她剛住進來的時候，除了人會糊塗，忘事，其他都好好的，能走路，能聊天，把她一個人放在這裡太可憐。”那個時候，陸天軍每天過來，有時陪著老伴在福利中心裡面轉轉，多數時候，他會帶她出去，逛西湖、拍拍照，吃個飯，“我們一週去西湖兩三次。”後來，周玲大小便失禁，他不能再帶她出去，只能在房間裡陪伴，“我上午帶飯到這裡，陪她聊天，說說話。”
在病房裡，周玲坐在房間的靠背椅上咿哩哇啦地說著什麼。“吃飯了，我們今天吃點肉好不好。” 陸天軍拿起飯盒，挑了一塊燒爛的紅燒肉，用勺子從中間壓斷、分開，然後試圖喂她。這是老兩口的交流方式，雖然有時根本不懂彼此在說什麼，但陸爺爺堅持聊天對老伴很重要，他希望自己的陪伴能延緩老伴的病情。
3年前，記者認識陸大伯時，他的老伴還能走動，今年再見時，老人已經臥床不起。而去年開始，陸大伯的心臟也出現問題，“每天來回奔波吃不消了，索性就住進來，這樣照顧她也方便。”
如果不是老伴生病，陸天軍的身體會更好，他們本來約好不做事了就一起去旅遊，但是一切的計劃，都被老伴的失智改變。
如今，周玲已經誰都不認識，只有老伴叫她的名字時，她會轉動眼珠。而陸天軍依舊每天一早開始，陪上一天。
“以前，我還偶爾去參加單位的活動，去年開始，一次都沒出去過，就在這裡陪著她。”幾年前，陸天軍就意識到，情況不會好轉，只會越來越糟，但也只能做下去，“一起一輩子，現在她病了，我肯定不能丟下她。”
鄧文麗坐公交時，看那些比自己母親還年長的老人，獨自乘車、買菜，她就很羨慕，“我真希望，我媽也能這樣。”
9年前，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此後病情加劇，性情大變。這些年，她自己則經歷了失眠、崩潰、抑鬱，“很多時候，我想大聲尖叫，想自己打自己。”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把鄧文麗們稱為“隱形的病人”。
週一上午，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失智區的病房內，鄧文麗坐在小凳子上，一旁的桌子上放著一個保鮮盒，裡面裝著她從家帶來的油爆河蝦，這是她給媽媽的加餐。
她86歲的媽媽背窗坐在一把藤椅裡，很安靜。
61歲的鄧文麗燙著捲髮，收拾得乾淨得體。兩年前，母親送到福利中心後，她才從重壓下慢慢走出，回想照料母親的那幾年，很多細節都忘了，只記得自己“整個人快瘋了”。
2010年，鄧文麗的母親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當時，鄧文麗剛從企業辦理退休，她對退休生活有計劃和憧憬：和小姐妹一起旅遊、去老年大學學琴……
她馬上去網上搜這個病，“越看越恐懼，巨大的恐懼。”
她和哥哥輪流照顧獨居的母親，即便有人分擔，但長期的照顧依舊讓她崩潰。“她的病是一點點加重的，一開始，我們給她準備好一日三餐，她還知道自己吃。後來，連吃飯也不知道了。”有大半年的時間，兄妹倆請了一位鐘點工，專門陪媽媽吃午飯。
那時，母親基本還能自理，鄧文麗一週陪她兩三天。後來她才知道，這是最輕鬆的階段。“先是不能自己洗澡，我要幫她洗。她像木頭人一樣，站著不動，她又不是小孩子，不能抱，她還會掙扎。洗一次累個半死。”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飯，她對著桌子亂吐，吐到飯菜裡，其他人都沒辦法吃，只能在她面前豎個紙板。”
母親病後，鄧文麗再也沒和朋友出去旅遊，“朋友圈裡，看到她們出去玩拍的照片，真是羨慕。”前兩年，兒子結婚生子，她又要照顧孫輩，兩頭奔波。鄧文麗時常陷焦慮：“我覺得對不起我媽，但又身心俱疲，心裡有火，又沒地方發洩。”
她一次次感嘆：“人老了，得這個病最可怕。照料的人也受折磨，我有時覺得，自己比病人更痛苦。”
？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失智老人約有46萬人，杭州超過7萬人。這是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統計推算出的數字。
鄧文麗86歲的母親就是這7萬人中的一員，9年前，當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時，她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多數家屬最初都感到無助。”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理事朱秋香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照顧，也不知道該去哪裡求助。”
朱秋香接觸過的失智者家庭，都有過相同的經歷：頻繁換保姆。“最頻繁的，大半年內換了4個。有些是保姆不願做了，太辛苦，有些是保姆根本管不了，因為照料失智者和照料其他老人是不一樣的。”
對失智老人的照料，需要專業技能。
李興碧是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護理員，她已在這裡工作10多年，多數時間照料的都是失智老人。護理員和老人們住在同一個房間，晚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必須起床，白天只有兩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和老人們相處，很多時候要跟著他們的思維。”李興碧舉例，“比如有些老人，會把抽紙當作錢，我就說：好的好的，你把錢給我，我去買東西；再比如，有些老人抗拒吃飯，那喂她吃飯時，我就和她聊天，轉移她的注意力，她不經意就會把飯吃了。”
除此之外，還包括很多技巧，比如怎樣抱老人，用勁最小，對腰背的損傷更小，以及如何給老人洗澡等。
這些技巧，是李興碧在十多年的工作中摸索出來的，“一般家屬不知道，所以照顧起來非常辛苦。”
朱秋香所在的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從2012年開始專注失智失能老人的關愛服務，在長期的服務推進中，他們瞭解到，家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處理病人的情緒。
“很多照料者覺得和老人無法溝通，導致身心俱疲。”
鄧文麗的母親現在入住了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的失智區，在此之前，因為沉重的照管壓力，她和哥哥曾多處尋找適合母親的託管機構。“我們去過一家民辦的養老院，一個月收費近6000元，條件看起來也很好，賓館式的，兩人一間。”但住進去一個月後，鄧文麗就把母親接了出來，“護理員太不專業，我媽在裡面被其他老人欺負，也沒人管。我媽早上喜歡多睡，護理員一定要她6點起來做操，初衷可能是好的，想讓老人多動動，但做法很粗暴。我媽很生氣，又不會說，只能啊啊地大叫，情緒變得很糟。”
社會老年學者、北京協力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賈雲竹說，很多人會說，如果家裡有人失智了，可以送到專業養老機構，“但現實是，這樣的機構少，而如果能提供專業化服務的，費用又很昂貴，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是，我們缺少專業護理人員，非常缺。”
杭州市社會福利中心主任趙胡明介紹，中心的失智區有100多位老人，護理員目前有30多位，“人手嚴重不足，我們長年招人。”
費用高、床位少、專業性缺乏，各種原因交錯在一起，更多的失智老人都是靠家人照料。賈雲竹在公開演講中曾講到一個例子：一位50多歲的大學教授，科研做得非常好，卻提前退休，就是因為她的媽媽得了老年痴呆，找不到好的機構，只能自己照料。
浙江省大愛老年事務中心曾做過一個“家庭長期照顧者社會支持系統”項目，包括為家庭照顧者提供心理疏導、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就像是隱形的病人。我們看過一項研究，據不完全統計，家庭照顧者群體中，20%罹患憂鬱症，65%有憂鬱傾向。”朱秋香說家庭照料者們一般會面臨這些壓力：長期的經濟壓力、自身情緒困擾和精神壓力等。
在家庭照顧者社會支持項目中，其中一項是喘息服務：照顧者們可以從繁瑣的照料中脫身出來，獲得短暫的休息。
喘息服務也是賈雲竹一直在倡導的支持性服務。
“你可以把家裡需要長期照顧的老人，短時間內送到一個專業機構，一週或者半個月，照料者稍微抽身出來，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緩解壓力。”但目前來看，國內的專業組織還是偏少。“如果有這樣的日託，家屬可以在上班時把老人送來，下班再接走，延緩送入養老機構的時間。”朱秋香說。
賈雲竹長期關注鄧文麗這樣的群體，“我們接觸的一些家庭照料者，很多會陷入抑鬱，不少甚至要靠藥物從抑鬱的狀態中走出來。”
“我有位朋友，在別人眼裡，是非常優秀的人才，父母也都是知識分子，但父親失智後，性格大變，原本文雅的老人，時常暴怒，有一次，只因為她打的洗腳水太熱，就把女兒的頭摁在水裡面。”在賈雲竹看來，長期面對這樣的家人，照料者精神上的創傷可想而知。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對失智老人家屬進行培訓，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術支撐，包括如何在家庭中進行照顧，如何進行非藥物的干預等。”賈雲竹認為，對照料者來說，這樣的組織和服務意義重大。
“我認識的一位研究院的老師，她的母親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症後，她特別懵。整個家裡都陷入恐慌，不知道該如何為媽媽提供更好的安排，直到找到了相關的專業團隊，接受了靠譜的知識後，才慢慢鎮定下來，一步步治療、干預。”
“在北歐、日本，為什麼提到阿爾茨海默症，人們沒有那麼恐慌。一是因為認知，對這個的宣傳和認識比較到位，二是有比較完善的社會支持服務體系。照料者不會覺得天塌了。”賈雲竹覺得，未來，應對阿爾茨海默症，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對這個病症，社會有基本的認識，早期症狀出來後，進行篩查，知道前期能去哪兒尋求幫助；到了中後期，又有哪些機構可以提供支撐，照料者們能一步步看到路線圖。但是，這的確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
錢江晚報/浙江24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