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舊事：周作人的不辨而辨

文/毛天哲

周作人

魯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個人一但處在需要為自己辯解的時候，他的地位就已經非常屈辱。"這句話雖然並非是針對周作人而說，但現在看起來簡直是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悽楚一生所度身訂做的預言。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比魯迅小四歲，生於1885年，他比魯迅多活了三十年，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熾時在北京辭世。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柵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緩，自號起孟、啟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周遐壽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30年代提倡閒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此時直至40年代所寫的散文，格調"一變而為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影響日益縮小。

日本留學期間的周作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1945年以叛國罪被判刑入獄，1949年出獄，後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

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周作人與魯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從此"動若如參商"，再也沒有見面。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沒有一個可以讓人信服的解釋。看魯迅的舊詩，有幾篇《懷諸弟》真情畢現，是他那些投槍匕首風格以外少見的婉約之作。周作人對兄弟反目，"至死不悔"。魯迅生前，他數緘其口。直到晚年寫的《知堂回想錄》裡，才隱約有點傷逝之情。

周氏三兄弟,從左到右是周建人,周樹人(魯迅原名),周作人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為中心，有一幫京派文人，形成了與魯迅為中心的進步海派文人相對壘的局面。不過，真正能和魯迅極盡陽剛之氣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澀回甘，外柔內剛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爐火純青，蒼老遒勁的地步。西有長庚，東有啟明。在中國現在文學史上，會稽周氏兄弟是兩顆最璀璨的明星。他們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無疑是一個極有才氣的人，語言天賦超人，未正經進過什麼專門語言學校，他卻先後學會了英語、古希臘語、梵文，而日語幾乎和母語一樣熟練，並以上面幾種語言翻譯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時，周氏兄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魯迅筆譯完成的。

他自小讀書極多，博聞強記，對科舉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縣考成績把魯迅遠遠拋在後面。但給人感覺，他與魯迅相比，創造性思維卻要差很多，真知卓見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徵、引經據典，而他自己的主張要透過字縫去找。這是考試性人才的通病，其實現在也是如此。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

魯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國介紹的當時中國著名作家中，第一個就是周作人，他臨去世時，枕邊還放著周的書。反目後，魯迅在公開場合指責過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說過他"昏"。這個評價真是一語中的。

周作人卻常攻汗魯迅。劉半農去世後他那篇懷念文章中打油詩"漫雲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皮裡陽秋，直指魯迅。《老人的胡鬧》那樣的尖酸刻薄也是對魯迅而發。可笑的是，解放後為了稻粱謀，他寫了大量回憶和闡釋魯迅的作品的文章。讓人既覺得鄙夷也心酸。

看周作人這個文學史上的巨大存在，怎麼也繞不過去他變節附逆的那段歷史。一個有那樣學養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大義面前耽於個人享受而落水，實在讓人不解和扼腕。淪陷期間，郭沫若提到他時說過百身莫贖的話，可見當時他在士林裡是何等地位，"世窮節乃現"，他沒有過好這一關。讓人氣憤的是，直到死，他也沒有真正後悔和懺悔過。在抗戰即將勝利時，汪偽分子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他竟能寫考證宋太祖強幸小周後那樣的文字，真是匪夷所思！

苦茶庵主人周作人

周作人在晚年曾經寫過一部是自述傳：《知堂回想錄》。它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連載的方式，首發於《南洋商報》，幾年後，在香港全書付印，而在國內出版則是九十年代的事了。這本《知堂回想錄》是周作人在七十七歲高齡時寫下的，作為新文學的史料來看，這本書還是有重要的價值。它雖然羅嗦，但很細緻，可信度很高。幾乎完全沒有六十年代大陸文人回憶錄中，憑空編造、無限拔高的毛病。它對周氏兄弟的家族、童年、求學、留日、五四新文化運動、兄弟失和、以及著者自己出任偽職、譯書生涯等，都有詳細的敘述。

前些年我曾看過周作人的《知堂雜詩抄》，周作人為這些詩先後寫過兩篇序，又有好些題記和自注，反覆聲明，一再解釋，唯恐讀者不能理解，這是有點不合此公寫作之常態的。這些詩和解說性文字加起來只能給人一個深刻印象：他自知大節有虧，難以做人，於是千方百計來表明心跡，以求人們的同情和諒解。當過漢奸是他的一大心病，口頭上說不願解釋，其實頗亟亟於此。《知堂雜詩抄》是如此，後來我所看到的這部《知堂回想錄》也是如此。

而這本書最被人炒做的是"兄弟失和"與"出任偽職"的部分，現在那些別有用心的文史學者，拿魯迅祭旗的文壇新銳，無不以此大做文章。對"兄弟失和"這件事，眾人揣測紛紛，出現了多種說法，但兄弟二人在世時始終緘口不言，此後他們就沒再怎麼接觸過。這樣一來，後世研究者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推斷，比如"失敬"說、"調戲說"和"聽窗"說。其實都是些屬於信口雌黃，撲風捉影的猜測。

北京八道灣衚衕11號是1919年底，周氏兄弟合資買下的一套四合院，兄弟失和後成了周作人的苦茶庵

1991年，千家駒先生在海外更是發佈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論斷：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經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則日記。原文是："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家駒解釋說："羽太"即羽太信子，魯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千家駒：《魯迅與羽太信子的關係及其它》，1991年《明報月刊》第1期）有人據此解釋"魯迅"這個筆名中的"魯"字取其母魯瑞的姓，而"迅"與"信"在南方是諧音字，係指羽太信子，所以"魯迅"這個筆名反映了魯迅內心深處母愛與性愛的衝突。真佩服這些人的想象能力。

事實是：魯迅一直不但照顧周作人夫婦的生活，還照顧羽太信子在日本的家庭，經常給她家寄錢，而那日記中記載的信和錢，不是寄給羽太信子的，而是寄給她家的，因為那時候，羽太信子根本不在日本，而在浙江。"羽太家信"，不應該理解成"給羽太信子的家信"，而應該理解成"給羽太家的信"。千家狗這哥們，別看他是大作家，文化水平的確一般。人說望文生義不好，千家駒這驢駒連望文生義都不會，甚至還沒學會斷句。

其實在事後，很多與魯迅、周作人有密切關係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通過存留下的資料我們能看到一些真實：

周老太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裡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說：正好當年5月14日他離京赴滬未能目擊這場家庭糾紛，事後魯迅也未跟他談過，但他認為，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

日偽時期的周作人與他人的合影

朱安夫人曾"很氣憤地"向人說過："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細心地糊塗，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衚衕，從此兩人不和成為陌路，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在我看來，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所說近於事實。周作人是聽信了妻子的一面之詞導致了兄弟失和。信子由於不滿意魯迅反對周作人提出的把信子父母接來住，就對周作人說魯迅常在他們的窗下偷聽，這是做兄長的不檢點。周作人信以為真，致使他為這事向兄長遞交了絕交書，魯迅無從辯解，以搬出大宅院了事。

到了1924年初夏，魯迅最後一次回到八道灣，他要取回一些東西，沒想到他遭到周作人夫婦無情的痛罵，周作人還隨手抄起一尺高的獅子銅香爐朝魯迅頭上砸去，幸好被門客奪下，魯迅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隻陶瓦枕。至此，大家庭宣告完全破裂。其實，作為普通人，兄弟的失和本是很平常的，不必探究過於細節性的問題。

這次失和，對於魯迅和周作人或許都是一個一生都難以癒合的傷口。魯迅的小說《弟兄》，是在兄弟之情破裂後寫的。在文中，他卻分明地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他想告訴周作人，一旦發生什麼事情，他這個做大哥的還會像往日那樣提供援助。

解放後的周作人

1934年周作人做《五十自壽詩》，一時激起軒然大波，各方面批評都很多，他還被進步青年們罵為"殭屍"、"自甘涼血"。魯迅對此持論卻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遂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若非深知周作人，不能說出這番話。

魯迅更加知道周作人討厭喊口號而喜歡實際之事功的作風，但兄弟之情拳拳，總希望他不要太任著性子來，以防不測，所以於周作人拒絕在救國宣言上具名一事，魯迅認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退後。據說，魯迅在世的最後幾天，還在讀周作人的書……

反觀周作人對此事的回憶及其充當漢奸一事，卻充滿了不辨而辨的況味。在《知堂回想錄》中針對此事他寫了兩節——"不辯解說"（上、下）。標題雖然說的是不辯解，其實一如他在《知堂雜詩抄》中的行文。口頭上說不願解釋，其實頗亟亟於此。

文中上節是些東拉西扯的東西，從蘇格拉底之死、嵇康與山濤絕交書，到倪雲林的"一說便俗"，再到林沖在野豬林哀求免死時，差人董超的"說什麼閒話，救你不得"，總的意思是辯解無用，一說便俗。

下節則說此事魯迅生前無一字發表，以此稱頌魯迅的偉大。但又似乎不經意地表明，魯迅平素主張以直報怨的，並且還進一步，不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此次對"兄弟失和"卻無一字發表，真屬意外了，其隱約的含義是魯迅理虧了，故默然以對。

他的另一句話則更是常被人引用——"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只有人的力量"，這話的指向是極其曖味的。

在"出任偽職"的部分，則是解釋了北平失陷時，因家口大，故未聽勸告，逃離北平，但身兼護校的公職。對遇刺一事，還是堅持日特所為的老話，以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跳入火坑的。對出任偽職後的敘述，則是重點描寫了自己弘揚民族文化，暗貶大東亞共榮的壯舉，並以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作家批判為證，甚至說在日本投降後，日本特務頭子曾問他是否接到新的任命，以此來暗示自己的曲線救國之實。

周作人對"詩與真實"這個命題很感興趣，在文章裡總是不斷提及。通常，在別人的說法與他自己的不同時，他就要出來嘮叨一通。自然，自己的永遠是"真實"，別人的就成了"詩"。但有心人會發現，周作人的"真實"也要加工、剪裁，比如：在"兄弟失和"中，他剪去七月十七日記的十餘字，並且有意將此事宣揚出來；而在"出任偽職"前，北大南撤的1937年，竟然遺失了全年的日記。由此可見，有些"真實"還是不能見人的。而這部《知堂回想錄》的"真實"又是經過了怎樣的剪裁，人們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看來，"兄弟失和"顯系家事所為，魯迅除了用過一個"宴之敖"的筆名，確實再未提到此事。但指魯迅理虧了，恐怕也有點想當然。魯迅對家事歷來很少提及，他與朱安的不幸婚姻，誰還看到他發表過幾個字來？現在某些人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實，誰也沒在那個日本娘們的澡盆邊呆著，連周作人自己也是聽信一面之辭而已。

羽太信子這個日本娘們雌威著實了得，據說，晚年的周作人被她整治得長吁短嘆，痛不欲生。更可笑的是，周作人以"不辯解"自炫，卻嘮嘮叨叨地寫了兩節，春秋筆法，語含機鋒，誠不知是真痴還是假愚。但如此一來，那個日本娘們的澡盆疑案就更加迷霧重重，成為中國文壇永遠的熱點話題。這個好兄弟就這樣報答了從小照顧他、關心他的長兄。

而"出任偽職"的事更無須辯解了，史料已經證明，"元旦刺客"並不是什麼日特，而是幾個抗日青年，在風聞他將就任偽職後的一次行動。抗戰時期中國文化界的大漢奸，以北周南胡（胡蘭成）著稱，這是無法篡改的歷史。

就是對"曲線救國"態度曖味的國民黨當局，在抗戰勝利後，也是毫不猶豫地將其投入監獄。據說，當時有人曾向周作人的老朋友胡適求情幫忙，但被胡適一口回絕。另外，在大節有虧的前提下，那些對日本稍有微詞的文章，其實不提也罷。鐵桿漢奸與麻桿漢奸又能差多少？

由此看來，有些歷史的真實經過歲月的久遠總會變得迷霧重重，要還原歷史的真實不是不可能，只是會變得很吃力。在周作人晚年的這部《知堂回想錄》，除了在"兄弟失和"上玩了一把春秋筆法，在"出任偽職"上搞了點雲蓋霧罩外，其餘部分寫得還是誠實的，其史料的詳細就絕非一般文人所能，它的文史價值是極其珍貴的。

但是作為被魯迅關愛一生的二弟，在"兄弟失和"這件歷史疑案上，在魯迅生前沉默不說，死後又岌岌於此。說是不自辯，其實是不辨而辨。魯迅已死，無從自辯，實乃陷兄長於尷尬之地，可謂不夠厚道！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