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著作，近年來，如風起，如潮湧，密匝匝地遍佈了全國各地的大小書店書攤。從已出版的曾氏著作的選題來說，更是大有竭澤而漁之概：家書，出了；家訓，出了；日記，出了；”治兵語錄”，出了；格言睿語，出了；全集，也出了。還出了什麼《冰鑑》、《挺經》之類。這些書，不論是全本、選本，正牌、雜牌，都受到了不同類型的讀者的歡迎。
但是，有一部曾國藩編纂的古文選本，卻被冷落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就是《經史百家雜鈔》。其實，《經史百家雜鈔》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晚清、民國時期，《經史百家雜鈔》因其自身獨特的價值，備受廣大讀者的青睞，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在青睞這部書的廣大讀者當中，有一位就是後來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一封信裡說過這樣一句話：“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句話，現在已成為人們所熟知的名言。“獨服曾文正”，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嗜讀曾國藩的許多著作。對於曾國藩的著作，可以說，毛澤東是遍讀了的。在這些讀過的曾氏著作(包括編纂的)中，《經史百家雜鈔》是毛澤東相當鍾情、甚為推崇的一部書。
他認為，《經史百家雜鈔》是一部囊括經、史、子、集四部精華的優秀的古文選本，是一部研習國學的入門書。
他推崇這部書的意見，集中反映在他寫給蕭子升的一封信裡。他寫道：
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早通群經。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幹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如是之書，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所謂“國學”，就是中國的傳統學問，就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系統知識，大體說來，也就是經、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學問。
毛澤東認為，要弄通國學，必須先從研習國學常識入手(“早通”，就是先弄通的意思)，而要研習國學常識，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選擇入門書。毛澤東提出了這種書的標準，即：在體式上，必須是包孕、萃集許多古籍的綜合性書籍(“孕群籍”)；在內容上，必須包括萬事萬物、方方面面(“抱萬有”)。毛澤東做了個比喻，說這樣的書，猶如支配樹枝的樹幹、統帥士卒的將領，是有著提綱挈領的功能的。
毛澤東在論述了一番擇書的重要性及擇書標準之後，便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國學入門書的名字--《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是曾國藩作為選家編纂的一部古文精華本子。毛澤東對這部書的編選功力是非常讚賞的。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所說的“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一語，就是對這部書的編選功力的精當的評語。“掄”者，選擇也，選編也。這句評語的意思是：《經史百家雜鈔》已經把從古時到清代的經、史、子、集幾方面的精華都囊括其中了。
在清代，在曾國藩之前，社會上已經流行著兩部很有名的古文選本，一部是康熙年間吳楚材、吳調侯編纂的《古文觀止》，一部是乾隆年間姚鼐編纂的《古文辭類纂》。這兩部書，各有其優長，影響也都很大。但在許多方面，卻比不上《經史百家雜鈔》。
《古文觀止》，可以說是一部相當成功的古文選本。但是，由於它是供學塾使用的讀本，故而所選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種學術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廣博。《經史百家雜鈔》則不然。《雜鈔》在網羅文獻的廣博上和選文思想的學術底蘊上，無疑都是超過了《古文觀止》的，而所選許多文章的可讀性和觀賞性，也是並不亞於《古文觀止》的。“觀止”者，觀此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經史百家雜鈔》，可以說就是曾國藩編纂的一部“古文觀止”。《經史百家雜鈔》，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觀止》。
《古文辭類纂》，也是編纂的比較成功的一部古文選本。但它的側重點，在於辭章，在於幫助讀者研讀、模習和應用古文，故而所錄文章以古文辭為限而不及經史，缺少對社會、對政治、對天下大勢的關注。《經史百家雜鈔》則補救了《古文辭類纂》的這一闕失。《雜鈔》雖然是以《類纂》為基礎編纂的，但卻如李光弼代郭子儀而軍，給人一種壁壘一新、脫胎換骨之感。
曾國藩不僅對《類纂》的分類作了重要調整，還更換、調整了許多選文，減去了一些內容空泛的應酬文字，新增了經、史、子三類文章，從而編成了自家的《經史百家雜鈔》。曾國藩最重要的創意，是在《類纂》的三目--義理、詞章、考據之外，又增加了一目--“經濟”，從而根本改變了《類纂》的狹隘眼界。此所謂“經濟”，並非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而是指“經邦濟世”、“經世濟民”，即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曾國藩的這一創意，最根本的意義，是使文章與政治結合，使讀者通過對文章的學習，瞭解歷代的治亂興衰、典章文物、學術思想和經國濟民之道。也就是說，《雜鈔》裡不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與“道”結合的一部書。比之主要是注重辭章的《類纂》來，《雜鈔》的實用價值無疑是遠超其上的。
毛澤東對《雜鈔》的這一優點評價很高，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於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毛澤東認為，國學的內容，包括“道”與“文”兩個方面，但《類纂》只包含了“文”這一方面，而《雜鈔》則二者兼之，所以《雜鈔》很可貴。可以看出，毛澤東之所以把《雜鈔》作為研習國學的入門書，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雜鈔》中包含了“道”與“文”兩個方面的文章。曾國藩與《類纂》的編者姚鼐在編書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國藩雖也著眼於文學辭章，但因他主要是個政治家，因而在編纂《雜鈔》時，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則主要用的是辭章家的眼光。毛澤東之所以看中《雜鈔》，說《雜鈔》比《類纂》好，也是因為他不僅僅著眼於辭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種政治家的眼光來評論和取捨二書。
在曾國藩的諸種著作中，《曾國藩家書》的影響極大，這已為人們所熟知。《經史百家雜鈔》出版以後，也曾在社會上產生過相當廣泛、深遠的影響，對這一點，今人則知之甚少。《雜鈔》出版以後，備受文人學子的歡迎，使許多希望得國學之門而入的讀書人有了一部精粹、實用的入門書。毛澤東就是這許許多多學子中的一個。由於《雜鈔》的部頭較大，定價較高，為了適應一般貧寒士子的閱讀要求，一些書坊還出了《雜鈔》的簡編本。曾國藩曾經手錄這部簡編本，送給友人。
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家書中的教子書部分，其中許多內容是教子讀書的，曾國藩不僅告誡子女要做讀書種子，而且精心推薦了閱讀書目或篇目。但這些閱讀書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統的，而且散見於教子書中，今人不易查找。《經史百家雜鈔》則是一部集中了許多名篇的、系統性很強的國學讀本。曾國藩在教子書中推薦的一些古書，《雜鈔》不僅選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將這些篇章系統地歸入了某一文章部類，使讀者不僅便於集中閱讀，而且能夠清晰地看出這些篇章在整個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國藩在一封給其子曾紀澤的信中提到，五經四書之外尚有十一種必讀書，其中《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最宜熟讀”。在《經史百家雜鈔》中，曾國藩便精選了這四種書中的一些名篇，並將其歸入某一文章部類。如在《史記》選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諸侯年表序》，歸入了“序跋之屬”；《漢書》中選的《封燕然山銘》、《高祖泗水亭碑銘》，歸入了“詞賦之屬”；《莊子》中選的《逍遙遊》、《馬蹄》歸入了“論著之屬”；《韓文》中選的《進士策問十三首》、《祭鱷魚文》，歸入了“詔令之屬”。
可以這樣說，《曾國藩家書》之教子書只是零散地向子女、向世人推薦了一些國學讀物，而《經史百家雜鈔》則是曾國藩向世人(也包括家人)推薦的一部有系統的國學讀本。
毛澤東的國學根底是極其深厚的，這一點，世所公認。在毛澤東一生的思想材料中，國學是一大來源。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李銳說過這樣一段中肯的話：“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限於哲學，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幾處，而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觸目皆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到詩詞曲賦、歷史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李銳又曾對“毛選”四卷裡來源於中國古書的成語典故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30條以上者有《左傳》，20至30條者有《論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類》等，其他10條左右者有《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詩經》、《晉書》、《尚書》、《老子》、《易經》、《國語》等。李銳的統計，確實證明了他下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這種思想土壤，對於毛澤東一生的功與過都發生過極為重要的影響。關於這一點，這裡不詳論。這裡只是想說明一個事實，即《經史百家雜鈔》肯定在毛澤東的國學知識結構的形成過程中發生過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毛澤東的思想土壤之來源的一個組成部分。細讀《雜鈔》，可以發現，“毛選”四卷中的那些典故，有許多就包含在《雜鈔》中。可以肯定，毛澤東之所以對那些典故極為熟悉、能夠信手拈來，無疑與他年青時熟讀過《雜鈔》有直接關係。毛澤東一生對四部之書都極為重視(1949年一進北京，就購置了一部《四部備要》)，更是甚為熟悉，而這種重視和熟悉，顯然也與他早年曾熟讀過被他評為“盡掄四部精要”的《雜鈔》分不開。
好的選家，必須首先是一個學問家、批評家。《經史百家雜鈔》之所以編選的成功，首先就是因為它的編選者曾國藩是一個學養深厚的學問家、文學家。《雜鈔》之所以流傳甚廣，為世人所青睞，固然與曾國藩是個聲名顯赫的大人物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雜鈔》本身所蘊含的學養、價值和魅力。曾國藩在學術上，是有很深的造詣的，被人們看作“一代儒宗”，有人甚至評之為“文章學問，卓絕一世”。在文學上，他是著名的桐城文派的“振衰”者，是著名的湘鄉文派的魁首。他讀書品文時的眼力，非常犀利、老到，評斷之語相當準確到位，且常常出語不凡。如在一封家書中評論詩文的趣味時說：“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詼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詭；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閒適。”他對詩文趣味的這種分類，以及對有關詩文家的評說，是極有見地的。正因為曾國藩是一位學養深厚的學問家、文學家，所以他才能編纂出《經史百家雜鈔》這樣的文選力作。《經史百家雜鈔》，實際是曾國藩的學養的一個展現。
《經史百家雜鈔》，一共選入了700多篇文章，多為古代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選擇範圍不論從作者還是從體裁來看，都相當廣泛，所選文章的內容也都很精當。這部書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既可作為研讀經史、哲學、文學等方面學問的入門讀物、基礎讀物，又可作為各種文體的示範讀物，還可以作為中國文學史的參考資料，等等。
怎樣閱讀《經史百家雜鈔》這部書，方法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毛澤東曾經從“以獲得比較完全的國學常識為目的”的角度向蕭子升介紹了讀此書的方法：
為之之法，如《呂刑》一篇出自《書》，吾讀此篇而及於《書》，乃加詳究焉出於《書》者若干篇，吾遂及於《書》全體矣。他經亦然。《伯夷列傳》一篇出於《史記》，吾讀此篇而及於《史記》，加詳究焉出於《史記》者若干篇，吾遂及於《史記》之全體矣。他史亦然。出於“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於“集”者，自一“集”至他“集”。於是而國學常識羅於胸中矣。簡單說來，這種方法就是：先讀《經史百家雜鈔》中的一篇，再讀此篇所在的原書，讀原書時要細讀若干篇，然後及於原書全體。如先讀《雜鈔》中的《伯夷列傳》，再讀《史記》中的其他若干列傳，然後及於《史記》全體。如此等等，就可以獲得比較完全的國學常識了。
關於對曾國藩的評價，百年以來，可以說是褒貶如冰炭，隔若天淵，但無論何人，都不能不承認曾國藩的學問和能力。如果以一種人歸人，文歸文的科學態度來看待和評價《經史百家雜鈔》，那麼，無疑應當承認這部書的寶貴价值，就像毛澤東對待和評價這部書的態度那樣。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批判地汲取和繼承其中的優秀部分。這是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文化遺產的科學態度，也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對待《經史百家雜鈔》，無疑應該採取這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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