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位西方哲學家對中國的震撼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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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國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被迫開啟了現代化之路。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距今已經一百年，但德先生和賽先生依然是中國社會迫切渴求的兩味良藥。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五四愛國運動。圖為遊行的北京大學學生

1920年，享譽全球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訪問中國，並在北京大學講學一年。

1920年的中國，軍閥割據、列強林立、國弱民窮，而當時的北京大學，大師雲集、兼容幷蓄。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

羅素不會意識到，這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組織納粹黨會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災難；他可能也沒有注意到，這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在上海問世。

9月，羅素抵達中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前排右起：羅素、勃拉克女士、蔣百里；後排右起：孫伏園、王賡、趙元任、瞿世英

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高校教授為主的知識分子，共同關心著一個問題，一個有關中國文化存續發展的問題：

古老的中國文化如何面對現代的西方文明？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有之，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墨守成規亦有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聲音也始終沒有斷絕。

主張但有不同，以文化為核心或主軸的這一問題意識卻高度一致。

工業教育

哲學家、文學家羅素對中國的觀察，也以這個時代性的文化問題為核心。在兩年後出版的《中國問題》一書中，羅素開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優劣的問題。

在當時，能夠旗幟鮮明地提出西方文化並不比中國文化優異，摒棄西方中心論，羅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

與同樣來自英國的李約瑟博士一樣，羅素也注意到了中國文化中科學缺失的遺憾：

“中國的不幸在於，中國文化缺失科學這一面。在藝術文學、禮儀風俗方面，中國至少可以同歐洲等量齊觀。……是科學顯現出西方人的知識觀念與中國知識分子有別。”

羅素來華講學時期由語言學家、哲學家趙元任任其翻譯

羅素的《中國問題》是寫給西方看的，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羅素字裡行間真正關懷的並不是中國，而是西方：面對這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神祕大國，西方的未來怎樣？

“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全世界將受到中國時局發展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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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羅素幾乎不通中文，所以他對中國儒家、道家哲學思想的理解，對陳子昂、白居易詩歌精神的認識，都來自於部分中國人的翻譯和更多的西方漢學家的蹩腳的翻譯。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即使有林語堂、辜鴻銘等人的譯介，中國所能展示給世界的依然很少。

吸食鴉片的中國人

所以我們看到羅素筆下引用的中文材料也極其稀少。引用較多的只是今天的中國人可能聽都沒聽過的兩本書：

李文彬的《中國歷史綱要》、程錫庚的《現代中國》。絕大多數文獻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成果或對中國典籍的翻譯。

今天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可以參考的資料已經是浩如煙海，而當年這些二手、三手材料及羅素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觀察，對中國文化的描述存在著諸多隔閡是必然的。

街頭編辮子

比如和韋伯一樣，羅素也把儒家界定為宗教，並且將其與基督教相提並論，卻沒有認識到陳寅恪所說的儒家對中國真正的意義乃在於“建制化”。

但是羅素憑藉他超凡的智慧，毅然超越同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這個“少年中國”要實現文化更新，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獨立和軍事上的勝利，是國富民強。

所以他說未來中國必須建立有序的政府、發達的工業和智性的教育。而且不論相比於北洋政府還是後來的國民政府，羅素都更加明白一個事實：

中國的問題必須靠中國人自己解決。

他說：“如果給中國人自由，讓他們從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東西，拒絕不好的東西，他們就有能力從自己的傳統中獲得有機生長，綜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輝煌成就。……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國家是一道難題，外國人應該有一些耐心，讓中國自己找到解決方案。中國人瞭解自己的國家，西方人不瞭解。如果能讓中國人獨立發展，他們會最終找到適合自己品格的解決方案，而西方人絕對做不到。”

這種見識是超越了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所以羅素這本《中國問題》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京張鐵路修成時修路人員在驗道專車前的合影。左側為工程技術人員，右側是鐵路工人

他從一個外部的視角，提出了中國要實現獨立、統一、發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理論放到中國，都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歷史、經濟、社會、人文等方面的實際情況，實現完全的中國化，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中國人、造福全世界。

換言之，中國的發展實踐，與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這種特色，需要中國人自己去探索、嘗試和凝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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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回首百年中國的奮鬥史，可以清楚地印證這個簡單的道理：

中國的崛起，正是因為中國人民找到了並且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給出了中國自己的方案。

所以我們才能用短短几十年時間，就讓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在經濟上超過一百年前的強鄰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速度”——這速度與高峰時期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相比毫不遜色，在體量上卻不可同日而語。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是給與而不是掠奪的。

我們回顧世界歷史，西方國家的崛起，無一例外是靠著對亞非拉國家的剝削、掠奪和戰爭殺戮而來。但是中國文明的崛起，卻始終是和平互惠的，是與世界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而崛起的，不損害任何國家的合理利益。

相反，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全球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佳例證。

在世界政治經濟風雲突變的今天，我們重讀羅素的《中國問題》，應該感謝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這個善意的觀察，也應當超越他的觀察。

1968年，羅素和第四任夫人艾迪斯與趙元任（第二排右）合影

當前的中國，從內而言，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整體性結構性問題，有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等局部性問題；對外而言，有美國虎視眈眈，中美關係在緊張與緩和的交替中變數未定。

這些問題對中國的未來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我們應該如何推動古老的中國文化融入現代文明，使其成為普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又應當如何將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與全球的發展有機結合、互惠共利？

這些問題有待於中國人和一切對中國的發展抱有善意和關懷的人去認識和解決。

我們應該歡迎更多的現代羅素，跳出西方中心論，摒棄對中國的偏見和誤解，真正認識中國，講述現代中國，為中國的發展提出新的觀察和建議。

這也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應有之意——我相信，一百年前的羅素，正是本著人類共同體的信念，才能給中國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或許是羅素訪華對今日而言，最重要的價值。

本文選自《中國問題》序二《中國人的確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作者系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數字經濟智庫副院長

西方哲學家百年前確切預言

呼喚東方古國的崛起

21世紀全新譯文圖景版

《中國問題》

[英] 伯特蘭·羅素 著 田瑞雪 譯

定價：68.00

中國畫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8

1920年伯特蘭·羅素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講學近十個月後，羅素出版了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系統論述——《中國問題》。

在羅素的《中國問題》中，不僅有關當時中國社會之種種弊端的議論，而且有關對中國未來發展之種種可能的展望，這些都可以啟發我們解決當下面臨的種種問題；羅素研究中國的方法亦可為我們的西方研究提供啟發，讓我們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對話者，如何通過我們的努力，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有效地論證自己的主張，在國際交往中更加廣泛地傳遞自己的善意。

此版配了55張中國19世紀前後的社會人文圖片，均由當時的外國來華人士拍攝，展示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譯文由專業資深譯者重新研究翻譯，譯文在準確性、流暢性上均有很大提升。

作者簡介：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數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分析哲學的主要創始人，世界和平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羅素博聞強識，其外祖父曾任英國首相，自然而然，羅素對中國的見識看法要比西方人甚至中國普通讀者更為細膩深刻。1920年，羅素應梁啟超之邀來北京講學一年，與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學術上發生精彩的碰撞，隨後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羅素於195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他代表作品有 《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社會重建原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