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邪不壓正》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當主人公李天然闊別北京從海外回來時，驚訝地發現北京城裡的皇城牆沒了。他的養父亨得利大夫說：“有人買就有人賣，有人賣就有人拆！”這段對話，雖然漫不經心，一閃而過，但熟知民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這裡所說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京師拆賣城垣案。

1927年9月24日前已拆、未拆之皇牆分段還原圖。虛線部分為已全拆或部分拆毀的皇牆。

北京城原有紫禁城、皇城、內城、外城四重城垣。1921年至1927年，經歷6年大規模的拆除，13公里長的皇城牆只剩下不足3公里。雖然當時的最高當局曾展開調查，但終因牽涉面太廣而不了了之……

東安門被毀

1912年2月12日，迫於南方革命黨與袁世凱的雙重壓力，隆裕太后頒下《清帝退位詔書》表示：“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而她與小皇帝溥儀將“退處寬閒，優遊歲月，”享受民國給予的“優待條件”。自此，中國綿延兩千年的帝制劃上了句號。

一次如此巨大的社會政治轉型，以這樣小的代價完成，不能不說是國人之幸。不過，能達成這樣的局面，背後是一系列的妥協。

清帝退位後，按照約定孫中山將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但他提出，臨時政府必須設在南京，新任臨時大總統必須去南京就職。

所有政治勢力都在北京的袁世凱，怎會同意到革命黨的大本營去就職？他當即覆電表示，北方危機四伏，不便南下。

為了催袁世凱儘快來南京，孫中山派出以蔡元培為團長的5人專使團，專程到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

沒想到，專使團抵達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就傳來隆隆的炮聲。緊接著大街上人喊馬嘶，亂作一團。當時的《順天時報》報道：“是夜七鍾時有多數亂兵毀朝陽門，進入內城任意掠奪從此分道進發。一隊由崇文門並正陽門出城劫掠前門外金銀珠玉各鋪，所有前門大街、大柵欄、廊房頭條、打磨廠、琉璃廠各地方受害最巨，然尚不及東單東四牌樓搶掠之慘烈無狀……”

第二天，人們才弄清楚，原來是曹錕治下的北洋第三鎮發生了兵變。曹錕的部隊本來駐紮在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從朝陽門衝進城，一路搶劫放火。一些土匪也趁火打劫，不少錢莊、店鋪遭到洗劫。

家住東單附近的齊如山，目睹了兵變的全過程。他發現，作亂的士兵雖然來勢洶洶，但是頗為兒戲。士兵們見他一身西裝革履，對他很客氣，搶到東西后還讓他幫忙“掌眼”。一會兒，一個兵拿著搶來的壽衣問他是不是綢子的；一會兒，幾個人搶了一堆化銀子用的小碗，問他是什麼東西；一會兒，幾個大兵搶了一堆紙條，當齊如山告訴他們是輓聯時，他們大呼晦氣……

這次兵變充滿了鬧劇氣氛，專挑富家巨室搶劫，更蹊蹺的是掌管警政的趙秉鈞，當晚下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崗，不得干涉，以至於不少巡警自己也跟著亂兵哄搶起來。

歷來史學家都認為，這場史稱“壬子兵變”的鬧劇是袁世凱一手策劃的。經過這麼一折騰，他之前聲稱的北方危機四伏被坐實了。實力本就處於下風的南方革命黨人，更沒有理由堅持讓袁南下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如願在北京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成為“壬子兵變”最大的受益人，可北京皇城東門——東安門卻在這場人禍中被燒為灰燼。

▲1912年，東安門毀於“壬子兵變”。北平心提供

據1912年3月3日的《順天時報》報道：“三鎮兵猝然譁變，從晚六旬半肆出焚掠，猛攻東安門，幸為禁衛軍擊退，變兵遷恨於東安門，取左近煤油莊多桶澆於門柱火而焚之。於是燒搶各鋪，彼時煙焰蔽空月色陡變赤。”

如今說起東安門，人們多半會想起位於北京王府井附近的東安門大街和不遠處的東安市場，這些地點都是因東安門而得名的。可是，即便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也沒幾個能說得清楚東安門的具體位置，知道它是什麼式樣的就更少了。

東安門位於今南、北河沿大街東側，與東華門大街交會處。早年間，人們愛用“內九外七皇城四”來概括老北京的城門，即內城有9座城門，外城有7座城門，皇城有4座城門，東安門就是皇城東門。

由於東安門毀得早，存世照片罕見，許多人都把俗稱“三座門”的東安里門誤認為是東安門。其實，東安門的式樣與地安門和西安門一樣，是一座單簷歇山頂黃琉璃瓦建築。

東安門內玉河上原有一座石拱橋。因太監入選後，皆由東安門進宮，所以這座橋俗稱皇恩橋。皇恩橋上砌有障牆，將東安門和東安里門連成一體。橋上原來還建有一座真武廟，名為“皇恩橋玄真觀”，形成了獨特的“橋上有廟，廟裡有橋”的景觀。

東安門被毀後不久，皇城東牆被拆除，皇恩橋改為道路。東安里門雖然一度被北洋政府改建，但最終還是難逃一拆。東安門一帶的樣貌，終於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東安門是最早被毀的皇城城門，同時也拉開了拆除皇城牆的序幕。

▶1901年,皇城東垣東安門以北的皇城牆外側。陶然野佬提供

陌生的“小圈圈”開豁口

“在那北京城內，大圈圈裡頭有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頭有個黃圈圈。我就住在那黃圈圈裡面”。京劇《游龍戲鳳》中，正德皇帝對李鳳姐說的這句戲詞成為人們對北京城最直觀的描述。“大圈圈”指的是內城，“小圈圈”指的是皇城，“黃圈圈”則是紫禁城。

如今，紫禁城早已改為故宮博物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徵；內城城牆雖然已拆除多年，人們依然時時懷念它當年的風采；只有皇城城牆漸漸被人們所淡忘。

明永樂年間紫禁城修建完畢，北京城形成了宮城、皇城、大城的三重城垣格局。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兵攻到京城近郊，嘉靖皇帝為了加強北京城防，在北京的城牆外又加築了一道城牆，從此原來的城牆被稱為“內城”，而新加築的城牆被稱為“外城”。原計劃外城要包圍內城四周，可是建了一半朝廷就沒錢了，外城成了爛尾工程，未成“四周之制”，只好在內城東南角和西南角匆匆合圍，全長只有二十八里。即便如此，北京城也形成了四重城垣的格局。

據《大清會典》記載，皇城南起天安門，北到地安門，東起東安門，西到西安門。也就是今天南起長安街，北到平安大街，東起南、北河沿（今皇城根遺址公園），西達西黃城根一線的廣大區域。

皇城牆紅牆黃瓦，由明代大城磚砌成。它不像內外城牆那樣高大，而是更像一堵高大的院牆。《大清會典》載：“皇城廣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廣六尺，上廣五尺二寸”。如今只有自貴賓樓飯店至府右街南口一段，仍然留有1770米的皇城城牆。

皇城的主要功能是護衛皇宮大內。據《燕都叢考》記載：“皇城以內，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內，朝官不得入，奉事者至午門而止。”

帝制時代，普通人不準進入皇城。如果有人要從鼓樓去一趟前門，需要繞開皇城奔西四、西單，南出宣武門，再順著護城河往東到前門，路上就要大半天的時間。

雖然清末制度廢弛，皇城門禁不像以前那麼嚴格，普通人也可以從西安門溜進皇城，但是京城四重城垣的設置，城市內部缺乏一以貫通的大馬路，很多道路都被層層疊疊的城牆打斷，數量有限的城門交通壓力依然巨大。於是，開皇城豁口的呼聲日益高漲。

1912年，民國成立剛第二年，北洋政府內務部就開始著手開闢皇城豁口。據當時的《順天時報》報道：“京師總議事會曾請內務部將東、西長安門至東、西安門即地安門等皇牆當中地方另行開闢門戶以利交通一節，當經該部已允所請，故於連日派員勘察拆缺之地方，聞系查照庚子年所拆之處稍為更移數武，茲於昨已飭工程隊先由灰廠即西長安街外實行拆卸以便開放交通雲。”

“灰廠街”位於今府右街北段，大概是修繕中南海內部建築時曾在此處加工存放石灰、石料，所以得名“灰廠街”。1913年以後，“灰廠街”和南段的“郵傳部後身”統稱為府右街。民國初年，皇城城牆就從此處率先打開。

此後不久，為了使城區交通更為順暢，內務部又先後在長安左門、長安右門、東安門、西安門、地安門等處的皇城牆上開了豁口。於是，這些地點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熟知的地名——南池子、南長街、廠橋等。

▲1920年代的南池子門洞。

民國肇始，隨著皇權的衰落和平民社會的興起，以拱衛皇室為設計初衷的北京，城市功能和城市定位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北京不再是一個以紫禁城為中心，一切均為皇權服務的帝都，而逐漸變為一個全體市民共同生活的城市。為了方便市民出行，在皇城上開豁口是在所難免的。

不過，當時的主政者——內務部長朱啟鈐還是非常注意保護古都風貌的。開皇城豁口時，他決定仿照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的樣式，把幾個新開的豁口改建為圓角方券門磚石琉璃門樓。如今的南池子、南長街的門樓就是那時候建造的，如果不特意說明，人們甚至以為它們從皇城初建時就是那個樣子。

改變功能的同時，還保持了古都的風貌，南池子和南長街門樓的設計，至今仍堪稱典範。朱啟鈐這個從未讀過洋學堂的傳統文人，怎麼會有這麼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呢？這與他年輕時的從政經歷密不可分。

中國自古以來沒有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風東漸，清政府設立了巡警部。當時警察負責的事務特別繁雜，既管城市治安，又管清掃街道；既管通洩溝渠，又管衛生防疫，既管食品安全，又管公共工程建設。可以說，清末的警察局承擔了後來市政府的許多功能。朱啟鈐就曾做過北京內外城巡警廳的廳丞。

當年朱啟鈐在大柵欄推行單行道，肅王善耆的福晉違反規則，他罰了福晉銀元十元。事後肅王聽了也心服口服，這才使單行道在京城順利實施。朱啟鈐的事蹟，後來成為京城的一段佳話。民國成立以後，朱啟鈐前後出任交通部長和內務總長，北京的市政建設正是他的分內之事。

禁御改除成為通衢

民國成立後，紫禁城乾清門以南均劃歸民國政府所有。武英殿、文華殿被闢為古物陳列所；中南海成為民國政府辦公地；北海交由民國政府管理；荒廢已久的社稷壇也正在進行整修，準備開闢為公園向遊人開放……這些大動作的背後都離不開朱啟鈐的統籌擘畫。此時，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擺在他面前——北京缺乏一個專門的市政管理機構。

前清時期，京師地區的戶籍、衛生、治安、交通分屬於不同部門管理。市內由步兵統領衙門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馬司掌管，遠郊地區由順天府率大興、宛平二縣掌管。帝制時代，北京的主要職能是拱衛皇室，安定畿輔。這樣的機構設置，充分體現了當時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隨著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會的興起，老舊衙門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1906年，京師設置內外城巡警總廳，北京地面上的治安、衛生、消防、徵稅、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腦兒都交給了巡警總廳。

民國建立後，曾經出任過內外城巡警廳廳丞的朱啟鈐深感，警察不可能承擔全部市政管理職責，於是他向大總統袁世凱建議，應該建立一個地方市政管理機構。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朱啟鈐任首任督辦。

1928年北平特別市政府成立前，京都市政公所和京師警察廳共同承擔著管理北京市政的工作。市政公所下轄四個部，部下又設處。各處負責的工作包括審核賬目、制訂預算、製作地圖、設計城市街道、建築道路橋樑、對外宣傳等。除此之外，京都市政公所下轄的機構還有：工巡捐局、測繪專科、京都市仁民醫院、京都市營造局、城南公園事務所、京都工商業改進會事務所等。

從這些機構不難看出，京都市政公所不但肩負著規劃、建設、修繕北京城的責任，還負責籌措經費、發行債券、興辦慈善事業和管理醫院等許多職能。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王亞男認為，京都市政公所已經具備了市政府的雛形。

如前所述，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之前，皇城已經開闢了南池子、南長街、翠花衚衕、府右街豁口、廠橋等好幾處豁口。1915年，京都市政公所在其辦的刊物《京都市政要覽》上寫道：“皇城地處宮禁，前清時僅東、西華門及地安門許人通行，而東西遼遠，城闕阻隔，殊感不便。”同年，一個旨在打通東、西城交通的工程上馬了。

舊時，天安門前並不是廣場，而是一個“丁字形”的封閉空間。天安門與正陽門之間還有大清門，位於現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民國後，大清門改稱中華門。天安門與中華門之間，由東西各144間廊房連接。這組廊房被稱為“千步廊”。千步廊兩側分佈著許多衙門，六部、宗人府、欽天監……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部門，都在這裡辦公。

千步廊在天安門前折向東、西兩側，與太廟前的長安左門和社稷壇前的長安右門相連。長安左、右門（也稱東西長安門）以前是文武百官上朝時的必經之路，無論爵位多高、官多大，到了這裡都要文官下轎、武官下馬。

皇城城牆自長安左、右門一路向南，包裹著千步廊，最終與大清門相連，在天安門前形成一個“丁字形”區域。

為了方便皇家禁地開放，內務部決定“拆撤皇牆”。據《順天時報》報道，內務部本來想把中華門至長安左、右門一帶的皇牆全部拆除，可是這裡皇牆內的倉房中堆著許多木料，內務部想利用這些木料蓋商場，於是決定等木料清出以後再拆除這裡的皇牆。後來，這段皇牆一直保留著，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改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才被徹底拆除。

天安門前的皇牆拆除後，長安左、右門和東西三座門成了孤立的城門，原有的封閉空間被打開了，這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長安街。長安街貫通後，500多年來，來往東、西城要繞行中華門前棋盤街的歷史結束了。一時間，市民好評如潮。

《燕都叢考》中寫道，“禁御既除，熙攘彌往……昔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俱成為通衢。”

當時報紙上刊登的《新北京竹枝詞》中雲：“都城一洗帝王尊，出入居然任腳跟。”北京市民面對城市新變化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

不過，朱啟鈐修改皇城的大膽行為，也招致了一些遺老遺少的抨擊。清末曾任翰林院侍講的惲毓鼎聽說天安門前的皇牆打通為道路後，悲憤不已。他在詩中寫道：“扃街靜閶闔，車馬今交馳。對越肅冕裘，士女今群嬉。過宮麥苗秀，陟庭天淚垂。”詩文中不難看出一種明珠暗投之感。

時過境遷，後世對朱啟鈐改造北京城的一系列舉措，大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學博士史明正認為，宮苑開放及皇城要地街道的鋪設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它意味著以嚴格的社會等級秩序為基礎的帝京開始向“市民城市”轉變。

拆皇城城磚修大明濠

雖然為了改善市內交通，皇城牆被扒出好幾道豁口，但總的來說，前期的皇牆豁口工程，還是比較有節制的。即便是朱啟鈐因支持袁世凱稱帝而被罷官之後，市政公所主持的皇牆豁口工程，仍然比較注意保護古都風貌。

以1919年祥順木廠承包的“漢花園皇城豁子工程”為例。祥順木廠呈送給市政公所的設計是皇牆豁口寬度6丈4尺，中間3丈為馬路，兩旁人行道各寬9尺，兩側各建8尺寬的柱子，上覆琉璃瓦，做出城門的效果。此後的五龍亭、石板房、南鑼鼓巷、大甜水井等豁口，也都採用了類似的方案。

隨著豁口不斷增多，小“城門”也越來越多，皇牆越來越不連貫，個別地段的皇牆開始被小規模地拆除，特別是當齊耀珊出任內務總長兼市政公所督辦後，皇牆被拆的速度就更快了。

用“你方唱罷我登場”來形容民初政壇最貼切不過。有人統計，北洋政府短短16年間換過7任大總統、29個國務總理。每一次政府更替，必然導致人員大換血。朱啟鈐卸任後，京都市政公所也經歷了好幾位督辦。所謂人亡政息，頻繁更換主政者必然會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

1921年，齊耀珊任內務部總長後，提出了拆東、西皇城牆舊磚修繕大明濠的想法，拆除皇牆似乎找到了合理的藉口。

始建於明永樂年間的北京排汙系統，曾經被譽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排汙工程”。明清時期，北京內城有兩條專用排放汙水的明溝。一條是從什剎海，流經今天南、北河沿大街，匯入內城南護城河的玉河；另一條是由西直門內橫橋起，沿白塔寺東街，流至象房橋，最後注入南護城河的大明濠。外城的排汙幹道，則是大名鼎鼎的龍鬚溝。

明清時期，每年陰曆二三月間政府都要組織專人來淘溝，間隔若干年還要進行一次“大修”。可清末內憂外患，制度廢弛，承辦修理溝渠的官員敷衍了事。清中期以降，北京溝渠淤塞嚴重，幾乎完全喪失了排汙功能。

據《光緒東華錄》記載，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京師“大雨淋漓，前三門外水無歸宿，人家一有積水，房屋即有塌倒。至二十九日後，大雨如注，緊四晝夜尚未稍息，家家存水，牆倒屋塌，道路因以阻滯小民無所棲止……推其原故，皆由溝渠阻塞，水無所洩，關係殊非牽鮮。”

一方面，政府疏於管理；另一方面，百姓公德意識淡漠。早年間，北京居民家中沒有廁所，人們每天早晨直接將恭桶倒入明溝中。城裡幾條排汙溝渠藏汙納垢，臭不可聞。據說，每年春季淘溝時臭氣四溢，過往行人不得不佩戴大黃、蒼朮等藥材，才不被臭氣薰暈。

民國以後，地溝淤積的狀況並沒有絲毫好轉。據《市政公報》記載：“（大明濠）兩岸居民比櫛，為熱鬧之街市，因年久失修，積穢蒸騰，為北京全市之最大汙點”。由於，兩岸居民常年向大明濠中傾倒垃圾穢物，“溝內填塞已平，兩岸更堆積如阜，陰雨則積水成澤，天晴則穢氣逼人，在此人煙稠密之區，時有痢疾發生之患。”

鑑於這種情況，市政公所剛成立時，朱啟鈐就讓規劃處對北京市內的溝渠進行全面調查。經過調查，技術人員認為只有將大明濠上面鋪設馬路，改為地下排水溝，才能解決其臭氣逼人，汙染環境的現狀。

與開放禁苑和建設道路相比，修繕溝渠所需的資金和技術都更高。據估算，大明濠改造工程耗資在15萬元以上。內務部承諾承擔三分之二的工程費用，另外三分之一的費用需要市政公所自己籌集。

如此多的經費靠市政公所來籌集，顯然如同緣木求魚。1921年，市政公所打起了皇城牆磚的主意。

據估算，如果用皇城牆磚代替混凝土，可以節省一大筆費用。於是市政公所在第六段招標書中，首次提出“該段需用舊城磚，由灰廠至西華門御河橋至東華門兩段皇城拆用，並歸包攬大明濠暗溝廠商自行拆用及拉運。”

1921年6月，大明濠工程開工後，中標的協成公司大張旗鼓地拆除了西安門以南的皇城牆，10月東安門以南的皇城牆也被拆除了。

大明濠工程修到一半，市政公所突然接到“禁拆皇城垣”的命令。發佈這條命令的是國務總理顏惠慶。

顏惠慶早年留學美國，1909年出任清政府外交部部長。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為北洋政府外交次長。1919年，他擔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顧問。從履歷可以看出，顏惠慶是民國時代外交界的風雲人物。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顏惠慶是那個時期中國少有的幾個有文物保護觀念的政治人物。

北洋時期，國務總理像走馬燈一樣頻繁更換，顏惠慶只在1922年和1924年斷斷續續當過幾個月的總理。雖然任期極短，顏惠慶還是先後兩次否決了拆除皇城城垣的建議，並且申明皇城“係數百年古物，亟宜保存，不可毀去”。

然而當年能有顏惠慶這種認識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並不把皇牆當做古蹟，在北京市民眼中，它只不過是聳立在城市中心的一個巨大的交通障礙物罷了。

開闢和平門

當時，企圖利用皇城磚的工程不止大明濠一個，幾度上馬又停工的和平門也打起皇城城磚的主意。

清末民初，八旗子弟家道中落，許多不肖子孫靠賣家裡古玩為生。一時間，南城古玩一條街琉璃廠生意異常火爆，尤其是春節廠甸廟會一開，更是人山人海。可當時南、北新華街之間被內城南城垣隔開，內城人要去琉璃廠買古玩，或去廠甸逛廟會，只能繞行宣武門，或正陽門，非常不方便。

民國初年，袁世凱剛剛當上大總統，就有人跟他建議，不如在宣武門和正陽門中間再開個城門。這樣，逛廠甸和琉璃廠的人，不是一騙腿兒就過去了嗎？

袁世凱還沒決定，反對的人就找上來了。最不樂意開這道城門的是正陽門附近的商人。如果在琉璃廠附近開一道城門，那以後逛前門的人不就少了嗎？

前門一帶的商人最是財大氣粗，很快他們就在袁世凱身邊找到了代言人。有人對袁世凱說，大總統住在中南海，新開一座城門正對著中南海，於風水不利。中國人最講究風水，特別是像袁世凱這樣身居高位者，更加迷信。於是，第一次提出要在宣武門、前門之間開城門的想法就這麼擱淺了。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上臺的大總統曹錕，自己當了北京城的家。此時，又有人重提開新城門的動議。

馮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將軍”。他一腦子的新思想，早就把城牆看做是封建皇權的象徵。在他看來，為方便市民出行而拆除皇城牆是天經地義的事兒。

據1924年11月20日《北京日報》報道：“北京城牆重圍大礙交通，當局現為整頓市政起見，除將正陽、宣武兩門之間開一新門外，並擬定將皇城垣東北西三面完全拆毀，以便京都市交通，益增便利……”

從現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和平門城門不像原有的內城城門那樣城樓、箭樓具備，而只是在城牆上開了兩個圓洞方便車輛、行人通行。

有了馮玉祥的支持，內務部立即安排具體拆除工作。挖掘、搬運皇牆城磚事宜由馮玉祥駐京部隊工兵負責，修建新城門工程由中標的建築公司負責。由於馮玉祥的部隊承擔了大部分工作，節省了大筆工資。剩下的經費，市政公所則通過拆賣皇城磚的方式解決了。

馮玉祥將拆皇城，建新城門的工作指派給了手下干將鹿鍾麟。那時候施工沒有任何機械設備，全靠人力。鹿鍾麟時常親臨現場指揮，親自揮鎬拆城。據說，當時有記者認出是鹿鍾麟本人，立刻用照相機對準拍照。鹿鍾麟一抬頭看見照相機，馬上背過身去。記者窮追不捨，轉到他面前繼續拍，他氣得扔鎬就走。

後來，這處新開的城門被命名為“和平門”。

▶1917年，被拆毀的皇城牆。甘博攝 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提供

京師拆賣城垣案

1925年初，市政公所上書內務部，要求拆除寬街至西安門一帶殘存的皇城牆，繼續完成大明濠改造工程。市政公所在公函中寫道：“該溝工程尚有一千零二十丈，需用大磚不下百萬，殊非現在財力所能擔負；而改用他種磚料，亦嫌彼此兩歧，未易銜接。”從此，市政公所開始按照長度明碼標價地倒賣皇城城磚。

據檔案記載，1927年年初榮昶木廠以12150元的價格，買走了地安門西至什剎海西河沿共計480米的皇城城牆；合盛木廠以21967元的價格，買走了地安門以東至皇城東北角一段共計892米的皇城城牆。據柏林自由大學博士賈長玉估計，這兩段皇牆加起來幾乎是皇城北垣的一半。

東安門、西安門、地安門一帶的皇牆拆完後，大明濠和和平門工程仍未完成。市政公所又將寬街一帶的皇牆拆除。至此，皇城西牆已經被拆除殆盡，只剩下西安門門樓矗立在原處。

按理說，改造大明濠和開和平門都是方便市民生活的德政，但是市政公所打著為工程籌集資金的旗號，公然拆賣皇城磚的行為，引來許多北京市民的不滿。

雖然，90多年前的北京人還沒有多少文保意識，但看到皇牆被肆意拆除，滿地狼藉，不由得感到痛心。一些北京市民提出，在皇牆上開豁口，已經可以解決交通出行問題，為何要大面積拆除皇城牆呢？其中，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結，倒賣皇城牆牟利的腐敗行為呢？

1927年，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為了平息物議，上任僅一個月的軍政府總理潘復，向市政公所督辦沈瑞麟發出諮文，質問拆賣皇城一事。諮文寫道：“查京師內外城垣規模宏壯，為中外觀瞻所繫屬，應由地方官廳切實保護，以存古蹟。往年為便利交通起見，曾開數處豁口，均經鄭重審議，方始興工。乃近時內外牆垣拆毀多處，泥灰瓦礫狼藉遍地，見者刺目，行者避途。既非交通所必需，何以任意毀壞，毫不顧惜？”

潘復要求派專員赴內務部、市政公所、警察廳調集卷宗，並傳詢各經手人員，務必要調查出：“究竟此項拆賣城垣事實自何機關開始？因何理由？何人創意？何人主辦？售於何處？有無計畫圖冊？先後共有几案？拆毀幾段？每段若干丈尺？應有磚瓦廢料若干？得價若干？作何用途？其間有無營私圖利情事？”

幾天後，查辦京師拆賣城垣辦事處正式成立，開始調查拆賣皇城案。

不查不知道，一查何人拆皇城，何人買城磚一目瞭然。原來，“便利交通”“改建大明濠”都是幌子，花錢買皇城城磚的許多都是政府要員。

一件檔案記載：“民國十五年（1926年）撥給祕書長、齊總長、紅羅長學校、京西滴水崖等處磚瓦，早經按數撥交，並收到齊總長磚價一千元在案。茲將齊總長收條一紙，又來信一件，隨文補送核查。”

原來，購買皇牆城磚的人當中，就有首先提出“拆東、西皇城舊磚修繕大明濠”的時任內務總長齊耀珊。

從檔案中看，購買皇牆城磚的人五花八門，既有公司，也有個人，既有市政工程，也有機關單位。除了前面提到的撥給和平門、大明濠工程的城磚外，市政公所內建影壁用磚一千六百五十塊，鎮威上將軍行轅修外影壁撥磚四千五百塊，第四中學撥磚五十九方九尺一寸，北海公園修路用磚二百五十五方四尺三寸，撥給京師警察廳牆磚二百塊……

除了賣磚，市政公所還賣瓦。歐美同學會購買琉璃瓦三萬三千零八十件，中央公園購買五千五百件，楊總參議購買三萬二千零五十八件，紅羅廠學校購買三萬零七十件……

由此可見，皇城的磚磚瓦瓦被散落於京城各個私宅和機關單位中。在這些交易中有的標明瞭售價，有的則沒有任何賬目、收條。

查辦京師拆賣城垣辦事處向京都市政公所發出的一封詢問公函寫道：“民國十五年，由貴公所撥給紅羅廠學校城磚四萬四千塊，本年二月撥給任祕書長城磚兩萬塊，四月撥給齊總長城磚兩萬塊，六月撥給京西滴水崖關帝廟琉璃瓦三萬二千餘塊，以上四宗磚瓦曾否收價？又任祕書長、齊總長兩處均無原信或收據，能否設法證明？”

可見，市政公所倒賣城磚本就是一筆糊塗賬，有的作價售賣，遇到上司政要和關係戶則免費贈送。

除了賣磚賬目不清，市政公所主持的大明濠工程招標也存在舞弊。調查人員查出，民國十年四月，5家大明濠工程投標者中，協成建築公司因報價最低而中標。可是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協成公司又要求追加2萬多現洋投資。調查人員責問市政公所，既然當時尚未開工，為何不另行招商投標？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必然有營私舞弊的行為。

那麼，此時皇城城牆到底還剩下多少呢？國務院委派的專員馬鑄源、劉學謙、孫敬等會同市政公所工程處技術人員對未拆和已拆的皇牆進行了分段丈量。經過調查發現，截至1927年9月，除皇城西南角的灰廠（今府右街南段）夾道，西北角至西不壓橋，東南角至堂子北牆尚有部分皇牆殘存外，皇城的東、北、西三面皇牆基本被拆光。

調查持續了一個多月。1927年10月1日，張作霖安國軍政府發佈“大元帥指令”通告了此次拆賣皇城案的處理結果：“所有承辦人員，除田潛業經身故、免予置議外，前副處長沈成式、僉事祥壽、技士張樹桂、王廷華等，雖據查無情弊，究屬辦理不善，致滋物議，著交內務部分別嚴行議處，呈候核奪。”

拆賣皇牆的始作俑者、經手者、獲利者均未受到絲毫處罰，板子最終只打到了具體的辦事人員身上。這樣的處理結果，無論如何不能服眾。其實，只要細看那些購買皇城城磚建宅邸的名單就可以想見，調查只能是不了了之。購買人中，除了曾任內務總長、首先提出“拆賣皇牆”的齊耀珊外，“任祕書長”即張作霖大元帥府祕書長任毓麟，“鎮威上將軍”正是張作霖自己。如此想來，拆賣皇城一案有那樣避重就輕的處理結果，也就在預料之中了。

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首都遷往南京，北京更名為北平。此時，京都市政公所被北平特別市政府取代，北平終於有了自己的市政府。

此時，皇城城牆零零星星只剩下不到3公里。當有人重提拆除皇牆時，被首任北平市長何其鞏否決了。可是，何其鞏只當了不到一年北平市長就卸任了。他一離職，殘存於地安門西邊的一公里皇城牆又火速被拆了。

至此，13公里的皇城城牆，只剩下天安門兩側不到兩公里的皇城牆殘存。

“嫩綠的柳條把長寬的馬路夾成一條綠衚衕，東面中央公園的紅牆，牆頭上露出蒼綠的松枝，好像老鬆們看膩了公園而要看看牆外的景物似的。”

這是老舍先生的小說《趙子曰》中對中山公園外紅牆的描寫，如今人們也只能通過南長街、南池子的紅牆來領略昔日皇城牆的風采了。

提到皇城拆除這段歷史，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長郭京寧感到十分遺憾，民國時期的皇城拆除行為，雖然本意是改善交通，但過程中軍閥與奸商相互勾結，利用城磚牟利，使得皇牆漸次被拆，北京昔日皇城面目永遠消失。現在，甚至連許多土生土長的老北京都不知道，北京原來還有一圈皇城。

▲雪后皇城根遺址公園。本報特約攝影 張傳東

2001年，南起長安街、北至平安大道的皇城根遺址公園建成開放。這座建在東皇城根遺址上的開放式街心公園，雖然只復建了短短一小段皇城城牆，但早已遠去的皇城似乎以這樣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北京人的視線中。

參考資料：《百年城跡》《民國前期北京皇城城牆拆毀研究》《1927年國務院調查拆賣皇城城磚史料》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記者 黃加佳

編輯：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