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乃國之棟樑，中流砥柱；李鴻章是精於弄權之臣，平凡國相。所謂帝國裱糊匠是李鴻章敗戰之臣不反省自己卻給自己開脫。我想以中國足球國家隊作比喻比較恰當，左宗棠就像職業生涯後期的郝海東，雖然隊友不給力，照樣一個人盤活前場，李鴻章就像李毅，隊伍實力不行不是你不進球的理由，也不用沒事意淫一下自己的護球像亨利。
左宗棠
曾國藩的左宗棠的評價是：“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說李鴻章則是：“李少荃拼命做官”。
李鴻章
左宗棠在缺兵、缺糧、缺餉的情況下可說以一人之力收復新疆這等壯舉，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左的軍事才能，英雄氣概，戰略眼光顯露無遺。而這日後中國版圖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左，至少現在新疆不會是我們的。而當時一旦讓俄國得到新疆，長城以北都是保不住的。而李鴻章在新疆問題上顯示出了無下限的戰略眼光，為了讓自己沒錯背後給左宗棠找了不少麻煩：
李鴻章不僅在收復新疆前夕調走了銘軍，還將另外一支他認為戰鬥力較強的由宋慶統領的毅軍也通過他的私下活動調往內地。光緒元年正月初七（1875年2月12日），李鴻章在給河南巡撫錢鼎銘的信中說：“西域糧運過艱，金、張、額三軍已恐接濟不及，宋軍徘徊隴上，久成贅疣。若由尊處審度局勢，抗疏直陳，以省毅軍裹帶供諸軍飽騰為詞，諒可仰邀俞允。鴻章前於議復海防疏內，曾力陳關外只宜屯墾緩進，不宜添兵大舉，致令飢潰。……乘機進言，無論準行與否，而事理所在，疆吏當迤迤持之，且豫庫竭蹶，如此豈能分供兩軍之遠役？”儘管當時毅軍已有一千人已經出關到達哈密，但其餘部隊仍然被調回了河南。甲午戰爭中，李鴻章一人敵一國的說法，廣為流傳，而光緒初年，既然新疆即將大戰，理應中國最精銳的部隊源源西去才合理，可實際上不僅沒有任何部隊前往支援，相反倒有數萬“精銳”從西部紛紛東撤，做逆向運動，以這種事實跟所謂一人敵一國的說法作個對照，某些人拼命以這種理論為李鴻章叫屈，是否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另一個體現區別的，收復新疆這麼大的事，左宗棠只報銷了兩千六百萬兩軍餉，而李鴻章體系停在甘陝抗命不前劉銘傳部隊，居然以“淮軍西征”的名義分三次總共報銷一千三百九十多萬兩。
實際上新疆問題不是單一的事，包括籌糧籌餉，包括部隊長途跋涉，包括和英國俄國的交涉，再包括最後直面俄國拿回伊犁，左宗棠居功至偉。李鴻章卻是步步料空，戰略眼光跌破下限：
李鴻章對新疆問題，從一開始的中國沒有收復新疆的人才，打不贏這場戰爭；沒有到新疆的鐵路去完成軍糧的轉運，無法進行這樣的戰爭；阿古柏雄桀能軍，左宗棠將會打敗仗；進入南疆以後，一定會旋復旋失出現反覆；喀酋和白彥虎逃入俄境，後患無窮，無法應付；一直到伊犁交涉期間，一旦以強硬姿態對付俄國，後果將不堪設想等等，所有的預言全部都落空了。
有人說收復新疆導致了李鴻章的海防資金不足，導致後來的甲午兵敗，更是笑話，收復新疆跟甲午戰爭相聚20多年，而且說重視海防，實際上李鴻章一點情報工作都沒做，一點備戰都沒有，卻是做著太平夢：
光緒十七年五月五日，這時，距離甲午戰爭只有短短三年，應該屬於臨戰時期了，李鴻章在《巡閱海軍竣事折》裡這樣說；“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陸路各軍勤苦工操，歷久不懈。新築臺壘，鑿山填海，興作萬難，悉資兵力。旅順、威海添設學堂，諸生造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葯、粟色藥、後膛炮、連珠炮、各種大小子彈，計敷各艦操習之需，實為前此中國所未有。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軍。臣鴻章職任北洋，尤責無旁貸。”李鴻章志得意滿的表情，已經躍然紙上，在這裡，他不僅把海軍，還把陸軍、岸防工事、學堂和兵工廠，都做了十分美妙的描述。這個職任北洋的海軍掌門人，信心十足地對大家說，渤海門戶，已經深固不搖，可以高枕無憂。清廷那些帝后和王公大臣們，聽了這番報告之後，當然個個心花怒放，誰還會去為海軍的實力擔心，為海軍的經費發愁呢？
這份報告，實際上成了慈禧享樂工程的催化劑，成了中國文武官員盲目樂觀的迷魂湯，後來翁同和反對購買槍炮和炮彈，也很難說沒有受到這份報告的影響，大戰降臨，中國方面竟然是這種狀況，這份報告的危害之大，當然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就在這份報告出籠的第二年，日本卻已經完成了戰爭準備，就等著開戰了。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時，北洋艦隊有七艘兩千噸以上的軍艦，總排水量兩萬七千噸，而日本只有兩千噸以上的軍艦五艘，總排水量只有一萬七千噸。可是，到了光緒十八年，日本海軍已經有了七萬二千噸的總排水量，超過了在此期間盲目自大、一艦不購的北洋海軍。日本陸軍也大大加強，有了六萬三千人的常備部隊，預備部隊更多達二十三萬人，的確，這場戰爭終於到了不用打，中國就註定要失敗的時候了。戰後，有些人罵李鴻章是賣國賊，蓄意賣國，這些是過激之言；至於那些說李鴻章在日本有多少股份，不願和日本開戰的說法，更加不值一提。可是，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前，完全沒有對於這場戰爭備戰方面的緊迫感，，沒有大戰即將爆發時的警惕性，專心致志地當著他的太平宰相，終於使中國失去了本應全力備戰的寶貴時間，成為註定要失敗的一方，作為一個晚清第一人，他當然是戰爭失敗的主要責任者，這樣的評價，恐怕不冤枉吧？
李鴻章傭兵自肥，善於做官，排擠他人的品性其實太平天國期間早體現出來了：
李鴻章攻克蘇州以後，清廷命令他立刻西去和曾國荃一起會攻金陵，結束那裡的戰事。李鴻章是江蘇巡撫，金陵是江蘇的地盤，這樣的安排本來是天經地義的。然而，李鴻章卻有自己的想法：曾國荃是曾國藩的弟弟，他花了兩年時間包圍金陵，自己此去是和曾國荃爭功，肯定會引起不快，進而為此得罪曾國藩，所以一直按兵不動。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屢奉寄諭，飭派敝軍會剿金陵。敝意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近禁臠而窺臥榻。”然而，清廷不斷催促，李鴻章不能總是按兵不動，想來想去，只有對浙江的左宗棠傾擠一下，於是，一下子揮兵進了浙江，攻克了平湖、乍浦、澉浦、海鹽、嘉善、嘉興等地。
左宗棠當然不能和曾國荃比，他沒有什麼“禁臠”，但是，他認為，從全局出發，此時江蘇的溧陽、句容和安徽的廣德都在太平軍手中，將來大股太平軍必然由此路跳出包圍圈，因此曾三次致函曾國藩，要他注意上述問題，並特別強調要他注意廣德。但這些呼籲沒有任何作用，李鴻章回避了“禁臠”，一下子衝進浙江忙活起來，最後，大批太平軍餘部果然由廣德逃出，使戰爭結束的時間大大延長。
如果僅僅是以上這些，也就罷了，讓左宗棠不可忍耐的，是李鴻章在浙江的許多做法。他曾經向曾國藩抱怨說：“西塘之役，縱火大掠，聞因其六弟不能禁戢士卒所致。少荃（李鴻章，筆者注）因此遷怒嘉善湯令成烈而撤之。實則湯令之署嘉善，亦少荃所委，諮弟下扎者。湖絲鹽利皆浙所應有者，則盡佔之。嘉、杭富戶及土匪地棍之曾充（太平軍，筆者注）鄉官者，則誘致而收其罰捐。浙之遺民多以此為言者。又湖北協浙之餉，每月萬兩，官言奏撥江海關洋稅為抵，已奉明旨，少荃亦置不顧。滬餉不欠一月，浙餉已欠一年，尚復專謀挹注如此！豈浙亡而滬可獨存耶？亦可哂矣！”
隨著太平天國的覆滅，曾國藩左宗棠裁撤了湘軍和楚軍，唯有李鴻章以剿捻的名義保留了淮軍，這都不被慈禧猜忌，倒也體現出了李鴻章的會做官，隨後淮軍集團團結在李鴻章周圍越發壯大，個個加大業大，反觀左宗棠，不結黨，不貪財，臨終時的家產僅為兩萬五千兩：
李鴻章的淮軍，是由他本人一手打造的，軍中所有骨幹全部由李氏親信擔任，是一支只聽命於李鴻章一人的子弟兵。李鴻章的僚屬，在朝中擔任尚書、侍郎和在地方擔任總督、巡撫的一、二品文官，有38人，而擔任提督、總兵等一、二品武官的，則多達1300餘人。李鴻章“絕世時有私財四千萬兩”，他手下的人也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劉銘傳、潘鼎新、盛宣懷等等，都是身家以百萬為計算單位的鉅富。這些條件足以讓李鴻章在中國官場中呼風喚雨，無所不能，他和他的淮軍，也的的確確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李鴻章外戰外行，內鬥卻是內行，左旗下的有功之臣他報復起來不遺餘力，大家熟知的胡雪巖就是被他坑了：
中法戰爭中，統率恪靖定邊軍的王德榜，在馮子才受到法軍攻擊時，率部猛攻法軍的側後，和老將馮子才一起，前後夾擊，將法軍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著名的鎮南關大捷，但是，當時的廣西巡撫潘鼎新是李鴻章的心腹，隱瞞王德榜的戰功不報，還打算對他進行陷害。左宗棠的另一個部屬臺灣道劉璈就更慘了，雖然他在滬尾之戰中取得勝利，把來犯的法國人趕下了海，但卻被劉銘傳羅織罪名充軍發配，最後死在寧古塔。就連商人胡雪巖也未能倖免，因為幫助左宗棠收復新疆而遭到報復，當時，胡雪巖壟斷了江南的蠶絲收購，準備和洋商一較高下，手頭的流動資金都變成了蠶絲積壓在倉庫裡，可是上海的江海關此時故意將到期的中國在收復新疆時借的洋債拖延不付，胡雪巖是這筆債務的擔保人，只好從非常緊張的資金中拿出錢來墊付這筆洋債，就在胡的銀根被全面抽緊之後，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擠兌風暴從北京刮向全國，胡雪巖如日中天的生意頃刻間土崩瓦解，這位商人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再看中法戰爭，海戰同甲午一樣，李鴻章下令不主動進攻，縮在缸裡坐以待斃，於是法軍突襲，半小時全軍覆沒，造成對方十人受傷。有了李鴻章，我覺得就是慈禧把造園子的錢全用來買軍艦，李鴻章也能敗光了。值得注意的是：
時任日本“天城”艦艦長的東鄉平八郎率艦隨遠東艦隊觀察戰局；後來法軍攻打臺灣時，東鄉亦隨行觀察。
我想後來日本敢跟中國打海戰，也是摸清了老李的底細吧。
淮軍不給力，福建水師被敗光了，慈禧就又想起左宗棠了，1884年9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於是有了左保舉馮子才，有了鎮南關大捷，奪取了諒山，臺灣等地也頂住了法軍的進攻。這才是國之棟樑。
從中法戰爭結束的光緒十一年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光緒二十年，中間有九年時間，這九年，風平浪靜，長期的戰亂終於結束，幾十年的洋務運動，也漸漸顯示出成果，是整個晚清最繁榮的時間，九年間，無論是國內的情況還是國際的形勢，對中國都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中國能夠抓住這段時間積極備戰，擴充海軍，完全可以把年財政收入總共只有八千萬日元的日本遠遠甩在後面，讓它永遠不敢對中國產生任何非分之想。因此，筆者認為，把這九年稱為中國晚清的黃金時期，是毫不過分的。可是，中國在這段黃金時期裡，沒有買進一條軍艦，到戰爭爆發之前的兩三年，甚至連槍炮和彈藥都不買了，黃海大戰中，中國主力定遠和鎮遠艦上威力巨大的火炮，兩艘軍艦加起來總共只有三發炮彈，讓這樣的軍艦去和日本作戰——請注意，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實戰，而不是小孩子過家家的遊戲！可這樣的情況，不是兒戲又是什麼呢？
今天的中國人都知道是由於慈禧把建設海軍的錢拿去修建頤和園了，才會出現以上這種情況，問題是，作為中國海軍的實際掌門人，李鴻章對慈禧修園持什麼態度，在中日海軍差距如此巨大的情況下，對於慈禧揮霍鉅款，他積極進行阻攔了嗎？
李鴻章不僅沒有對慈禧的頤和園工程進行阻攔，相反，還鼓動一些想走門路的官員，打著報效海軍的旗號，去給慈禧的頤和園工程送錢，當海軍總兵劉步蟾和其他艦長們實在看不下去，終於義憤填膺，聯名上書，要求增加海軍經費，要求購買新艦，要求更新火炮裝備的時候，李鴻章壓下了這份請願書，連個上報的舉動都沒有。
其他大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慈禧呢，一切有李鴻章把關，既然李鴻章沒有強調海軍經費存在嚴重問題，那麼，慈禧當然樂得用大把大把的銀子去搞自己的享樂工程了。
再回過頭說洋務運動，左宗棠辦的馬尾造船廠，李鴻章辦的天津製造局。但理念可不一樣。李鴻章走引進模式，省錢見效快，左宗棠走的是引進吸收後自己建造模式。大家都知道哪個好，後面甲午戰爭很大程度上北洋艦隊是輸在了炮彈上，北洋的重炮鐵甲艦，對日本的速射炮快航速，本來各有千秋，不過重炮也就每搜有幾顆買的時候自帶的開花炸彈，剩下都是實心彈，對手日本人用的可都是自主生產的開花彈。咱老李的天津製造局既不引進，自己也不會造，坑苦了海軍將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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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實力其實不差，只可惜當國家需要凱末爾這樣人物的時候，在位的是弄權的李鴻章，李鴻章這樣的人放在歷史上其他年代，也算是平常將相，但生在那個時代，處在那個位置，就必然承擔苛責。說實話，李鴻章比起堅持抗戰的蔣委員長差多了，蔣尚且敢在上海對日發起主動進攻，李從來都不敢有硬氣的時候，更如何比得上在新疆面對英國俄國在外交上保持強硬的左宗棠。
如果假設是李在中法戰爭後故去而剩下左，北洋艦隊不會發展的那麼差，甲午戰爭至少不會敗，情報做的很好的日本人都不一定會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