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文苑，作者：張家康。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經歷20多年的嚴重對峙後，中、美兩國最高領導者毛澤東和尼克松權衡紛繁多變的國際局勢，高瞻遠矚，毅然決定互通和談信息，從而叩開中、美兩國互為封閉的國門。中、美兩國終於由冷戰轉為緩和，由對抗轉為對話。毛澤東和尼克松是中、美國家關係正常化的開拓者和設計者。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
尼克松：“無視中國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和臺灣海峽危機爆發後，處於政治兩極的中、美兩國互為仇敵，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十年過去了，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和蘇聯因黨際關係而影響國家關係，昔日的兄弟友情，早已是離心離德，勢若水火。美國因陷於越南戰爭的泥潭，在與蘇聯爭霸的角逐中開始處於守勢。在美、蘇、中三國戰略格局中，尼克松開始考慮改善對華關係。誠如美國著名學者麥克法考爾所說：“尼克松政府公開宣佈不參與蘇聯強壓中國的圖謀，這是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一種心照不宣但極為重要的承認。北京不可能忽視如此重大的戰略發展變化。”
此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財政開支累計可達2000億美元，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美國已經出動全國近1/2的地面部隊，1/5的空軍力量，1/4的海軍力量，動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各種現代化武器。可是，越南戰爭並沒能實現預期，相反，美國卻付出死傷幾十萬官兵的慘重代價。於是，反戰運動遍佈美國的大小城市。美國朝野開始厭惡這場戰爭，正在尋求新的方法，爭取儘快地和體面地從越南撤軍。
幾乎與此同時，蘇聯的軍事工業正在迅猛地發展，其核力量已經追上美國，各類常規武器，得到大規模的擴充。尤為警覺的是，蘇聯海軍力量的發展，早已超乎常態。它的遠洋艦時常在地中海和各大洋遊弋，公開地向美國的海上霸主地位挑戰。
1969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面對蘇聯爭霸世界的挑戰，認為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充當反對共產主義的國際憲兵，而必須採取戰略收縮政策。他說：“越南戰爭是我接任總統後必須立即處理的最緊迫的外交問題。”而要妥善處理這一問題，中國則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用尼克松的話說就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河內，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不斷挑起邊境事件，破壞邊界現狀，干擾中國邊境居民的正常生產和生活，阻撓中國邊防軍的正常巡邏活動。勃列日涅夫上臺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反華政策。中蘇邊境上的蘇聯駐軍，由10個師增加到54個師、100萬軍人，大有劍拔弩張之勢。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由蘇聯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起之多。
除開蘇聯的軍事威脅外，美國在中國的近鄰越南的戰爭仍在升級，並且還不時地侵犯中國領空，中國正處於“兩面受敵”的困境之中，經濟建設也因此受到嚴重干擾，全國的所有工作都不得不進入“時刻準備打仗”的備戰狀態。軍費預算逐年遞增，軍隊總兵力擴充到660萬。國家大型企業實行“靠山、分散、進洞”的備戰方針，半數以上的資金都已投入“大三線”的戰略後方，整個國家都處於高度緊張的備戰狀態之中。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檢討對華政策，得出這樣的結論：20年來，美國鼓吹孤立、封鎖中國，非但沒有奏效，反而在對華利益上蒙受巨大損失，美國再也不能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今天，中蘇衝突日益加劇，在美國與蘇聯爭霸的鬥爭中，中國已經成為可以借重的力量。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給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寫了一個備忘錄：“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一切鼓勵，即本屆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尼克松還檢討說，美國“無視中國這個亞洲的主要國家，是一個錯誤的政策”。他說：“蘇聯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摧毀，那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澤東委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以召開座談會的形式，研究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防戰略。4位元帥共召開了23次座談會，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許多重要的報告。他們認為，蘇聯已經給我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最大的威脅。陳毅還向周恩來彙報了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主動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立即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此前，中國俘獲兩名美國旅遊者，他們因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誤入中國領海。周恩來親自過問此事，指示立即釋放這兩名美國人。外國通訊社評述這一事件，是“中美兩國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對話”。
毛澤東期待著與尼克松的直接對話
早在1967年1月，尼克松在為《外交季刊》所寫的文章中，就提到要與中國建立關係。不久，他又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係的可能性”。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訪問法國，在和戴高樂總統談到中國時，他說：“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同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
不久，尼克松又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向中國高層傳遞信息。他對葉海亞說：“中美兩國對罵了20年，相互敵視，互不來往。我想結束這種狀況。”“美國決不會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級轉達給中國人。”他告訴齊奧塞斯庫，美國反對蘇聯提出的亞洲安全體系，在亞洲建立反對中國的小集團是錯誤的。美國的政策是同中、蘇兩國都建立良好的關係。他真誠地向齊奧塞斯庫表示：“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國同中國的關係，能否請您從中斡旋，向中國人傳遞我的意願？”
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給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拍去電報，明確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場合中，努力去接觸中國外交官。12月3日，波蘭華沙文化宮舉辦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這天晚上，幾乎所有駐波蘭的東西方外交官都來觀看展覽。
在人頭攢動的展覽廳裡，斯托塞爾終於發現兩位中國人，他們是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二等祕書和譯員。斯托塞爾徑直朝他倆走去。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沒有得到國內明確指示之前，對於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與他有絲毫的接觸。所以，當他們看見斯托塞爾朝自己走來時，便匆匆走出大廳。可是，斯托塞爾還是窮追不捨，並且邊追邊用波蘭話喊道：“中國代辦先生，我有話對您說。美國對同中國再次會談十分感興趣……”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立即批准恢復中斷兩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
1970年1月20日，美國國務卿發言人麥克洛斯基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中美大使級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幾個小時後，麥克洛斯基又奉白宮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說法，宣稱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官方發言人第一次使用這個正式名稱，而且，麥克洛斯基在講話中反覆說了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天，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來到基辛格辦公室，疑惑地問道：“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佈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基辛格聽後笑著回答：“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麼？”
尼克松的試探性信息發出已經多時了，可是，大洋彼岸仍是那麼的平靜，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國《時代》週刊的採訪，在談到中國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為此所作的努力時，他悲觀地估計自己的試探性的信息，在5至10年內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20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他還對女兒特里西婭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說：“你們將來度蜜月，我希望你們到中國去，去看看那裡的大城市，那裡的人民，那裡的一切。”
時隔不久，尼克松在為齊奧塞斯庫舉行的國宴上，又以羨慕的口吻說，羅馬尼亞既同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又同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是世界罕見的。美國現任總統在公開場合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也坦率地將之稱為：“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信號。”多勃雷寧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館後，立即給基辛格打來電話，要求對此用語作出解釋。基辛格在電話中俏皮地說，這能有什麼特殊意義呢？難道你們不是把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尼克松所作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就在他心煩意亂的時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國務祕書舒爾坦給他傳遞來信息：“尼克松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次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傳來令他振奮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後，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來訪，並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直接對話。……周恩來總理熱烈地期待著在最近的將來在中國同基辛格博士會晤。”
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軍用機場登機，祕密訪問中國，儘管他喬裝打扮，還是被英國《每日電訊報》特約記者貝格所認識，並偵知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國。他立即向報社發去一條急電，企圖最先向世界報道這一驚人的消息，可是，電訊稿傳到倫敦時，卻被值班編輯插在廢稿簽上。
毛澤東：“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美國就對中國採取敵視、封鎖和孤立的政策，相繼挑起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其主要矛頭之一是直指中國，妄圖對中國實行“遏制”。毛澤東應朝鮮和越南政府的要求，相繼作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戰略決策，挫敗美國的軍事“遏制”政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思考如何處理同美、蘇兩個大國關係的問題。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專門談到中美關係。他說：“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好。這比較有利。……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後，也就是說，要經過18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採取這個方針，是為了儘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於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100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101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
7年後，毛澤東在接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又說：“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係會正常化。”
美國的肯尼迪、約翰遜兩屆政府，也曾想為中美關係做些低姿態的工作，比如，交換新聞記者，放鬆醫生、商人、運動員等到中國旅行的限制。然而，毛澤東認為，中、美兩國國家關係正常化是個大前提，這個問題沒有取得共識，也就勿須急於去解決別的小問題。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越戰之後的亞洲》，表示：“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這篇文章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尼克松開始思考中、美兩國國家關係的問題。
毛澤東讀過這篇文章後，認為尼克松如果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對華政策可能要改變，為此，他讓周恩來等人閱讀這篇文章。這期間，毛澤東非常關注美國的總統竟選，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美國共和黨將在大選中獲勝，尼克松肯定會當選美國總統。
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真的當選為美國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談到中國時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
毛澤東對這段話十分在意，評論說：“從1949年起到現在，他們嚐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立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毛澤東還批示：“照發。尼克松的演說也應見報。”於是，美國現任總統的就職演說，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
1970年10月，天安門舉行國慶節慶祝活動。毛澤東親切接見美國記者斯諾夫婦，並且特意和他們站在一起檢閱遊行隊伍。事後，毛澤東解釋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第二天，《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發表一張新聞照片，照片上只有毛澤東和斯諾夫婦等4人。
如此重要的信息卻被尼克松和基辛格所忽略。事後，基辛格回憶：“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麼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瞭解其中的真意。”“事情過後我才終於理解到，毛是想以此為象徵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係。”
過去兩個月了，尼克松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毛澤東也著急了，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再次與斯諾長談，公開向尼克松伸出了橄欖枝。他說：“我歡迎尼克松上臺。”“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祕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
斯諾告訴毛澤東，尼克松將在1972年參加總統選舉。毛澤東預測道：“我看，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們的談話步步深入，斯諾又問：“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毛澤東肯定地回答：“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LongIsIand(長島)。”毛澤東風趣地比喻說：“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紅娘啊。”斯諾擔當的便是這樣的角色。
尼克松：“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祕密訪問中國，和周恩來等多次會談，並經毛澤東同意，通過一個雙方將在同一時間公佈的公告：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30分，尼克松乘坐的專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等親臨迎接。尼克松從舷梯走下，周恩來迎上前去，兩人熱烈握手。周恩來寓意深刻地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後來，尼克松也在文章中寫道：“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訪華前，尼克松特意請教法國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長馬爾羅，希望獲得更多更準確的毛澤東的印象。馬爾羅坦誠地告訴尼克松，不要為政治信仰所迷惑，因為，中國人“首先信仰的是中國”。“中國人的行動是他國內需要的反映。”在談到毛澤東時，馬爾羅說：“你將會晤的是一個命運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幕。……總統，你去中國跑一趟是值得的。”
尼克松抵達北京，不足3個小時，便受到毛澤東接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政治信仰兩極的領袖毛澤東和尼克松，終於在中南海毛澤東書房會面了。毛澤東風趣地說：“在你選舉時，我是投你一票的。”“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是右派，共和黨是右傾。”尼克松明白，毛澤東是在賞識新的對華政策。所以，尼克松回答說：“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國，左派只能誇誇其談，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這樣。”
考慮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原定會見時間只有15分鐘，沒想到，他們之間輕鬆活躍的談話，竟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尼克松後來說，這次會晤“是在漫不經心的一種戲謔、玩笑中進行的，輕鬆的俏皮話使人覺得這是幾個經常來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主題在毛澤東詼諧隨意的談吐之中暗示出來”。
中美雙方的最高級會談，經過反覆磋商和脣槍舌劍，終於達成最後文本--中美《聯合公報》。尼克松回國後躊躇滿志，正以積極的姿態兌現其在第二任期內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諾言。然而，“水門事件”的曝光，使尼克松很不光彩，並受到國會的彈劾，不得不辭職，中美關係也因此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1976年元旦前夜，毛澤東會見兩位美國前總統的後代--朱莉·尼克松和戴維·艾森豪威爾，與他們進行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談話。他對朱莉說：“歡迎你父親再到中國來，我會等著他的。”2月6日，新華社播發新聞公告，正式邀請尼克松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4週年之際再次訪華。2月23日，毛澤東再次會見尼克松，尼克松感到驚訝的是，這樣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竟能以堅強的毅力，與他進行了長達100分鐘的思維清晰而又睿智的談話。
毛澤東邀請美國一位不光彩的前總統訪華，並給予國家元首禮遇，立即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激起強烈的反響。英國《泰晤士報》評論說，尼克松訪華一事，“肯定超過了已被接受的國際慣例。在福特總統正式訪問北京之後沒有多久，中國人現在就給了這個失去總統職務、信譽掃地的人以這樣的榮譽”，自然“引起了美國各種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傷心的批評”。不過“中國人是可以無視這種批評的”，因為，他們“對過去兩年中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緩慢進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繼續執政，本來是會一切順遂的”。所以，尼克松訪華一事，“顯然是表明中國對華盛頓的現行政策感到不悅”。
尼克松訪華後半年多，毛澤東與世長辭。尼克松在《領導者》一書中說：“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毛澤東一直將實現中、美國家關係正常化，作為自己的最後心願，並試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引導兩國關係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1976年11月，美國舉行大選，在職總統福特本以為可以連選連任，可是，卻敗給了卡特，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毛澤東邀請下野總統尼克松訪華，間接地批評福特的對華政策。卡特上臺後立即修正福特政府的對華政策，從1978年7月12日開始，與中國進行近半年的建交談判，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通過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毛澤東的生前願望終於化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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