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說“黃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發生了一起震驚陝甘寧邊區、影響波及全中國的重大案件。時任紅軍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的黃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槍殺了陝北公學學員劉茜，由一個革命的功臣墮落為殺人犯。此事發生後，在邊區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在國統區，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則將其作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擊和汙衊邊區政府“封建割據”、“無法無天”、“蹂躪人權”。這些叫囂，一時混淆了視聽，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滿。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邊區政府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召開會議，經過慎重討論，決定將黃克功處以死刑。這件事被稱為“黃克功事件”。
如今，7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一塵封的歷史案件似乎已淡出人們的記憶，關於此案的判決書、毛澤東給雷經天的信以及劉茜的死亡驗傷單早已在一些文獻集、史志和當事人回憶錄中公佈，但更為詳細的資料仍不為人所知。陝西省檔案館檔案——《毛主席、邊區高等法院關於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劉茜案的材料》（全宗15—543）中保存了關於這一案件的豐富史料。除已公開面世的外，還有公訴書、公審記錄、調查筆錄、兩人來往信件、黃克功的陳述書等重要史料。依據這些資料，本文將這一事件的始末加以勾勒，以便於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深入瞭解。
黃克功與劉茜的情感糾紛
黃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時代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經歷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徵，在長征中立過大功，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時，他已是身經百戰的紅軍旅長。他在抗大學習後留校任職，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但是，“他自恃年輕有為，立過戰功，比較驕橫”。
劉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在太原市友仁中學讀書時，思想進步，是民族解放先鋒隊負責人。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她“憤暴日侵凌，感國難嚴重”，積極響應黨的抗日號召，在黨組織的護送下，冒險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到達延安。她充滿了抗日救國的熱情，在從延安給哥哥的信中說：“我並未把自己估計多高，只不過盡力而已，吃苦受驚當然是有的，但為了國家又有什麼可說。”到延安後，劉茜先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十五隊學習。在抗大，她生氣勃勃，努力學習和工作，幾次要求上前線，被校領導譽為“年齡最小，表現最好”的學員。
劉茜到抗大第十五隊學習時，正好黃克功在第十五隊任隊長，遂與黃克功相識。兩人經過短期接觸，感情尚好，經常通信往來，漸涉戀愛。
1937年9月，陝北公學成立，抗大第十五隊全體人員撥歸陝北公學，於是，劉茜也隨隊轉入陝北公學學習。但不久，黃克功被調回抗大任第六隊隊長，劉茜仍留在陝北公學。以後兩人接觸少了，關係漸漸疏遠。黃克功見劉茜與其他男同學來往，心懷嫉妒，加之聽了一些風言風語，就覺得劉茜在陝北公學另有所愛，對他不忠誠，就去信責備劉茜並要求立即結婚。劉茜對黃克功的反覆糾纏，漸生反感，屢次勸說、批評無效後表示拒絕結婚。黃克功則認為“失戀是人生莫大的恥辱”。
黃克功和劉茜之間有過一段短暫的熱戀，但隨著兩人交往的加深，他們對愛情及婚姻家庭認識的巨大差異很快就顯現出來。那時延安年輕人多，多數尚未結婚，據說男女的比例是五比一。外來的青年都很崇拜長征幹部，把他們看成傳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對象，有所謂“走長征路線”之說。劉茜是個年輕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黃克功則是個戰功累累、身居高位的軍人，在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上，兩人多少都存在著一些不同的觀點。相處久了，他們之間便在生活情趣、習慣愛好方面表現出許多不同，先是矛盾、糾葛和不協調，後來是乏味和苦惱，最後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縫。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劉茜還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愛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戀。她在給黃克功的一封信中說道：“我希望這態度永遠下去好了！將來的問題，將來再解決，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結婚……”“我希望我的愛人變成精神上的愛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劉茜強調了愛情的共同基礎，她寫道：“愛情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而是意志認識的相同，你不應把物質來供我，這是我拒絕你送我錢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來了，你無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為。”對於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劉茜認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幫助，你認清點！！”同學董鐵鳳轉述劉茜對她說過的話，劉茜對黃克功不滿意的地方是：“她覺得他只認識一天，便要求她結婚。”
此外，兩人的觀念差異還體現在交友問題上。由於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劉茜與其他男性有較多的接觸，這使黃克功心懷妒意，以致無端猜疑，認為她“隨處濫找愛人”，而劉茜曾告訴黃克功：“我們像親兄妹一般的過著生活來到延安，但我們是同學只[之]合，而沒有和其中之一個產生什麼愛的，我們一塊遊山玩水，一塊打球，一塊討論，無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現在仍是那般的。”在後來的調查中，兩位調查者都認為劉茜與其他男同志僅有工作關係，與外面（白區）及其他人之間亦沒有信件往來。
劉茜曾使用多種方式拒絕黃克功，包括寫信暗示，送還物品（口琴），拒絕接受錢物，到最後明確拒絕。但黃克功卻深陷對劉茜的感情之中，無法自拔。這些從劉茜的回信中可以反映出來，她說：“朋友，你的理智呢？為了一個人而失眠，值得嗎？”“你簡單把戀愛看成超過一切了！”“冷靜點！冷靜點！”劉茜的同學在調查中說，大約案發前一週，劉茜已明確拒絕了黃克功。黃克功仍不甘心，連寫了三封信給劉茜，劉茜曾回信一封拒絕。黃克功仍找過劉茜幾次，但沒有找到。
劉茜的年輕和單純使其對感情的認識，尤其是在遇到問題時的處理上不夠成熟，缺乏足夠的經驗。兩位事後的調查者都說劉茜像孩子一樣。當面臨黃克功的窮追不捨時，她並未能恰當處理，即使在表示拒絕的信中仍然措辭含糊：“告你，我會愛你，而不能愛你！”“你愛我嗎？而你更應愛大眾！——這是我的點許希望。”當黃克功攜帶槍支與她單獨談話時，她也未意識到潛在的危險。黃克功陳述書中說她“眨睛無情，惡言口出”。失去理智的黃克功在這種刺激下，竟然行凶殺人。
黃克功逼婚未遂槍殺劉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黃克功身帶白朗寧手槍，偕同抗大訓練部幹事王志勇到陝北公學找劉茜。在陝北公學門前遇到劉茜與董鐵鳳等人，黃克功即約劉茜到延河邊散步。劉茜不便拒絕，遂離開同學，與黃克功、王志勇同行。這時天色已黑，王志勇即分手先行回校，黃克功與劉茜仍留在河邊沙灘上。這時，黃克功再次與劉茜談判，要求公開宣佈結婚。劉茜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在越來越尖銳的口角、爭論、頂撞與激怒中，黃克功先是持槍威脅，逼婚未遂，而後失去理智開槍。劉茜中彈倒在地上呼救，黃克功又向她頭部打了第二槍，劉茜當即斃命。
回到學校後，黃克功沒有自首，而是立即打來水洗腳，脫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槍擦拭了一遍，企圖毀滅證據。他還塗改信件，在劉茜的來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圖陷害別人，掩飾和開脫自己。
董鐵鳳等見劉茜一夜未歸，產生疑問，第二天一早即到抗大黃克功處詢問，黃克功推說不知。董鐵鳳在回校的路上猜想，或者黃克功將劉茜關了，或者將劉茜打死了，同學劉青則推想劉茜可能尋短見投河了。很快，有人在河邊發現了劉茜的屍體，報告給陝北公學。董鐵鳳又到抗大報告，抗大政治部迅速將此事報告給邊區司令部，同時派人立即前往現場勘驗。抗大、邊區高等法院及邊區保衛處等介入此案。案件現場勘驗以及調查很快有了結果，勘驗結果表明劉茜身受兩槍斃命，第二槍是致命的。邊區保安處同志深入調查了董鐵鳳、王志勇等人後，瞭解最後與劉茜接觸的人是黃克功。蕭明仁及張海如證實了黃克功是在點名後回校的（點名是在晚八點）。黃克功清洗衣物，擦拭手槍，有銷燬證據的嫌疑。抗大政治部當天下午就拘捕了黃克功。抗大領導同時委派教員王子濤檢查黃克功的手槍，司法人員對黃克功與劉茜來往信件進行了分析，最終所有的證據指向了黃克功。黃克功起先答非所問，不肯承認，繼而在一系列的證據面前，精神防線徹底崩潰，如實交代了自己行凶的經過。
毛澤東說：“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
黃克功槍殺劉茜這一惡性案件的發生無疑在邊區引起了一場地震。“一下轟動了延安城，輿論譁然，群眾反映強烈，要求嚴懲。尤其是女學員們非常氣憤，‘無不咬牙切齒，痛斥這種行為是慘無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實行槍決，以嚴肅革命綱紀’。但也有不少同志，認為黃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紀還輕，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這時，有一個外國記者代表團正在延安訪問，而國民黨反動派也藉機大肆攻擊邊區，這一案件處理得是否得當，在國內外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在延安，這種駭人聽聞的案件是絕無僅有的。一時間人們議論紛紛，先是探詢事件的細節，後是揣測將如何處理。經黨中央同意，延安各單位圍繞這一案件組織討論。大家有很多議論，概括起來，不外乎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不少人認為：黃克功身為老革命、老紅軍、老共產黨員，強迫未達婚齡的少女與其結婚，已屬違法，採取逼婚手段，更違犯了邊區婚姻自主原則。他不顧國難當頭，個人戀愛第一，達不到目的就喪心病狂地殺害革命同志，這無異幫助民族敵人，實屬革命陣營的敗類。他觸犯了邊區刑律，破壞了紅軍鐵的紀律，應處極刑，以平民憤。
第二種意見，很多人認為：黃克功犯了死罪，從理論上說應該處以死刑。不過，在這樣的國難時期，應該珍惜每一個有用的人才，讓其為國效勞。黃克功資格老，少年參加紅軍，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參加過井岡山的鬥爭，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有光榮革命歷史；他功勞大，流過血，為革命屢建戰功。當此民族危亡緊要關頭，他殺劉茜，已經損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們不能再殺黃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應該免除死刑，減輕刑罰，叫他上前線去，戴罪殺敵，將功贖罪，讓他的最後一滴血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流。
黃克功被捕認罪後，也曾幻想黨和邊區政府會因為他資格老、功勞大，對他從輕處罰。他還寫信給毛澤東。黃克功的信除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外，請求法院姑念他多年為革命事業奮鬥，留他一條生路。黃克功在第一份陳述書中說：“功乃系共產黨一份子，值茲國難日益嚴重，國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獻身抗日疆場，反而臥食監獄，誠然對黨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對黨和法庭有所懇者，須姑念餘之十年鬥爭為黨與革命效勞之功績，准予從輕治罪，實黨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陳述書中，黃克功說：“法庭須姑念我十年艱苦奮鬥一貫忠實於黨的路線，恕我犯罪一時，留我一條生命，以便將來為黨盡最後一點忠，實黨之幸，亦功之最後希望也。”
當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平時很器重黃克功，認為他出身貧苦，工作有才幹，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輕，在黃克功被關押之後，還去看過他一次。但羅瑞卿並沒有因為私情而放棄原則，在研究這個案件的會議上，他強調說：“黃克功敢於隨便開槍殺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裡，如果我們不懲辦他，不是也沒有把法律放在眼裡嗎？任何人都要服從法律，什麼功勞、地位、才幹都不能阻擋依法制裁。”羅瑞卿把抗大組織的意見和群眾的反映，原原本本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報告。據葉子龍回憶，毛澤東當時很憤怒，說：“這是什麼問題？這是什麼問題？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毛澤東很快作了批示，並於10月10日給當時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刑庭審判長的雷經天寫了一封信，嚴肅指出：“黃克功過去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鑑。”
鑑於本案案情重大，群眾看法又不一致，確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義，邊區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於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單位——陝北公學大操場，召開了數千人的大會，進行公開審判。
審判庭由審判長雷經天，抗大、陝北公學群眾選出的李培南、王惠子、週一明、沈新發等4位陪審員以及書記官袁平、任扶中組成。監察機關代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邊區保安處黃佐超及高等法院檢察官徐世奎為公訴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親臨現場。抗大和陝北公學的全體師生員工都參加了大會，其他機關、學校、部隊都派了代表，把整個操場擠得滿滿的。會場氣氛莊嚴肅穆。
審判長宣佈開庭後，起訴人和公訴人先向大會陳述了黃克功案件的全部細節。公訴書中提出：黃克功對劉茜實系求婚未遂以致槍殺革命青年，在黃克功的主觀上屬強迫求婚，自私自利無以復加。黃克功曾系共產黨員，又是抗大幹部，不顧革命利益，危害國家法令，損害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實質上無異於幫助日本漢奸破壞革命，應嚴肅革命的紀律，處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
當輪到黃克功發表個人申訴的環節時，他用從容流暢的語言，毫不隱諱地向法庭陳述了他的簡歷，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經過，並且作了扼要的檢討。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只是認為“她破壞婚約是侮辱革命軍人”。他的聲音雖然不高，整個會場卻能夠聽得清清楚楚。當審判長特意問他“都在哪些戰鬥中受過傷，掛過彩”時，他敞開了襯衣，指著從臂膀到腿部的傷疤，歷數了許多戰鬥過的地名。當審判長問他有什麼請求時，他只說了這樣一個願望，就是死刑必須執行，但希望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不死在自己人的法場上。他要求給他一挺機關槍由執法隊督陣，要死在向敵人的衝殺中。他還說如果不合刑律，就不要求了。會場上的人看到自己面前的罪犯，是對革命戰爭做出過大貢獻，而且多次負傷流血的功臣，不少人流下同情的眼淚。
接著，各單位代表發表了對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與結論性的意見。意見仍然分歧很大。
這時，審判長宣佈暫時休庭，由法官們議定最後的判決。長時間坐在場地的人們，本來可以利用這個空隙時間站起來活動活動，但大家沒有動，連低聲的議論都沒有。
當審判長與全體有關人員重新就座宣佈繼續開庭時，黃克功也被帶了上來。雷經天站起來，莊嚴地宣佈了處黃克功以死刑並立即執行的判決。判決書中指出：“劉茜今年才16歲，根據特區的婚姻法律，未達到結婚年齡。黃克功是革命幹部，要求與未達婚齡的幼女劉茜結婚，已屬違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實行槍殺洩憤，這完全是獸行不如的行為，罪無可逭。” “黃克功實行逼婚不遂殺害人命一罪，立判處死刑。”對判決結果，黃克功沒有表示任何反抗、牴觸、激動或消沉的情緒。他只是轉過身來，面向群眾，舉起雙手，高呼了幾句口號：“中華民族解放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
當一位法警自動予以制止時，黃克功只是低聲說：“為什麼不讓喊口號呢？”隨後，他跟著刑警隊，穿過坐在東北側的人群，向刑場走去。
恰在這個時候，法庭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因為信上建議要當著黃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審大會宣讀，審判長與張聞天商議後，又命令把黃克功帶回來，重新站在犯人的位置上，聽審判長宣讀毛澤東的信。
當黃克功知道毛澤東有信，要向他當面宣讀時，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當用心聽完了毛澤東的信後，他深深地低下了頭。這可能是領悟了這封信所體現的高度原則性的表示。他又高呼了那三句口號。這一次行刑隊沒有再幹涉，便帶他重新走出了會場，人們看到，黃克功是以認罪伏法的態度離去的。
李公樸評價：“它為將來的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好的法律榜樣。”
這時的會場上，沒有一點聲息，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沉寂。但漸漸地，從幾個方向傳出了低聲的啜泣。它由少而多，由低而高，是竭力壓抑的哭泣。當遠處傳來幾聲槍響時，大會主席宣佈張聞天要向大會作重要講話。
張聞天講話的題目是《民主、法制與共產主義的戀愛觀》。張聞天在講話中提到戀愛、民主與法制的關係。黃克功自恃有功，無視劉茜的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應受到法律的制裁。新社會的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隸、工具和私有財產。任何領導人、幹部、戰士與群眾，在法紀面前是平等的。張聞天的講話，使分歧消除了，思想統一了。
“黃克功案”處理後，毛澤東還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場“革命與戀愛”的講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戀愛時應遵循的“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和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他要求大家從“黃克功案”中吸取教訓，要嚴肅對待戀愛、婚姻、家庭問題，要培養無產階級的理想和情操，堅決杜絕類似事件發生。三個月後，在抗大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又提起此事，說：“這叫否定之否定。黃克功一粒子彈，否定了劉茜，違反了政策，破壞了群眾影響；我們的一粒子彈，又否定了黃克功，堅持了政策，挽回了群眾影響，而且使得群眾更擁護我們了。” 此後，毛澤東多次提到過這件事，指出作為黨的幹部，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欺壓群眾、自私自利是萬萬要不得的。
黃克功被開除出黨並依法處決後，不僅在抗大，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廣大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也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群眾異口同聲稱讚：共產黨、八路軍不委罪於人，不枉法，公正無私，紀律嚴明，真是了不起。就在處決黃克功後不久，一位來自國統區的參觀者給邊區高等法院題詞，讚揚“陝甘寧邊區司法沒有‘法制小人，禮遇君子’的惡劣態度”，充滿著“平等與正義的精神”。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先生曾這樣評價：“它為將來的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好的法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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