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群人被縛在一個山洞裡，洞中生著一把火。人們通過火光看到了洞外事物的影子，於是就誤認為事物的影子便是事物的本來面目。直到某一天，有一個人掙脫繩索走出了山洞，看到外面的世界。於是他又折回來告訴那些可憐的同伴說洞裡的影子是虛假的，外面才是真實的世界。但是沒有人相信他——這些可憐人因為缺乏走出洞穴的自由和勇氣，從而無法認識真正的世界。

在柏拉圖看來，理念才是真實的世界，理念是共相、是最普遍的東西。對於人來說，要想認識理念，就得學會運用自己的理智、思維。思維之於哲學就如顯微鏡之於生物學一樣，是最基本的工具。只有懂得運用思維，才能進行哲學思考。從柏拉圖開始，大部分哲學家都認為只有通過思維，我們才能夠超越經驗的束縛，透過現象去發現世界的本質內核，認識到有一個形而上的本體世界存在著。就像通過顯微鏡我們才能看見細胞一樣，只有通過思維才能引領我們走出洞穴。

柏拉圖的“洞穴之喻”

但是，從歷史來看，思維把哲學引入謬誤的歧途絲毫不比經驗少，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用三段論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宇宙的起源、靈魂的不滅等問題。這些問題沒法在生活中得到檢驗，孰是孰非，難以分辨，最後全都流入清談。哲學史上充斥著太多這類問題，因此在20世紀初開始流行一種“分析哲學”理論，試圖對哲學的內容進行一次“清理”，證明所謂的“本體世界”只是舊思維方式的弊端而已。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說：

“這本書將為思維劃定一條界線，或者不如說不是為思維，而是為思維的表達劃定一條界線。”

研究哲學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就說：“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舊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

古代哲學家對“體系”都有一種迷戀，希望在頭腦中建立起一個獨立於現實世界的形而上本體世界。自從黑格爾的體系瓦解之後，人們越來越發覺“體系”的思想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了，因為科學逐漸佔領了神祕的領地，形而上學的地盤在不斷收縮。

古代自然哲學就是一種形而上體系，但是自從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誕生後，它的內容就全部被自然科學所瓜分；隨著越來越多具體科學的興起，心理學取代了靈魂學、天文學取代了本體論、法哲學變成法理學等等，各門科學各司其責又彼此交叉聯繫，這使得哲學所特有的內容變得越來越少。在新時期，哲學家們需要做的是走在時代的前面，為人們提供新的邏輯範疇和思維方式，而不是走在科學的後面，只是進行歸納與概括。因此，哲學的重心應當轉移到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上來，哲學的成果就是思維的革新，而不能只是對古人哲學思想的研究。

恩格斯的遠見在當時沒有引起響應，人們依然在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等各種折中主義的殘羹剩汁玩弄思辨。過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分析哲學”的思潮才開始出現。

哲學的使命是革新思維，而不是建立綜合古人思想的“體系”

意義之爭並不是哲學的重點

分析哲學的先驅是弗雷格、索緒爾等語言學家，他們引發了後人對邏輯的思考。熟悉邏輯學的人都知道，a=a和a=b不是同一個意義，例如“啟明星是啟明星”不同於“啟明星是長庚星”。雖然“啟明星”和“長庚星”都是同一個金星，但是“啟明”和“長庚”的概念意義完全相反。“啟明星是長庚星”這個命題同時又含有“啟明星不是長庚星”的意義在裡面，這就是一種概念的矛盾。命題之所以有這種矛盾，原因在於概念有意義和意謂之分。

1. “啟明”和“長庚”是意義，意思相反；
2. “啟明星”和“長庚星”是意謂，代指同一個金星。

哲學裡有很多概念和範疇，他們的意義和意謂並不一樣，哲學家們經常糾纏於意義之爭而忽視了意謂的存在。由於意義之爭缺乏客觀的標準，所以許多爭論最終都陷入清談裡；而意謂之爭就要經受對象的檢驗。因此，哲學應當從意義之爭中走出來，把重點放在意謂上。

例如朱熹和陸九淵對“太極”的意義發生了爭辯，二人都繁瑣的引證典籍來支持自己的說法。可是“太極”這個範疇並沒有一個真實的對象，因而根本就沒法檢驗誰對“太極”的理解更為正確。反覆辯論下來，我們只是看到了朱陸在思維方式上的不同，對於真理的認識卻沒有更進一步。

如果我們討論哲學，整天在“靈魂”、“理念”和“自在之物”上爭辯不休，那麼我們並沒有提供多少有益的發明，只是在靜坐空談而已。因此，維特根斯坦說：

“凡是可以說的，就能明白地說，凡是不可以說的，對它必須沉默。”

維特根斯坦（1889年—1951年）

哲學的本質其實是邏輯學？

差不多同一個時候，維特根斯坦的老師伯特蘭·羅素受到他的啟發，也對邏輯進行了考察。在《邏輯是哲學的本質》中，羅素說：“每個哲學問題，當經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時，就可以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學問題。”要清理哲學，就得先研究邏輯。

邏輯從亞里士多德以來，經歷的第一次大擴展就是培根與伽利略使用的“歸納法”。歸納的範圍和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試以“太陽明天會升起麼？”這個問題為例，我們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問我們怎麼確定太陽明天會繼續升起時，所給出的依據就值得懷疑了。我們根據經驗，從以往多次日出中歸納出了這個結論，也就是通過枚舉法來證明了“太陽明天會繼續升起”。但是我們通過反思，就會發現這個論據極不牢靠，我們無法百分之百的相信“因為以前都是這樣，所以下次也會這樣”的論證方式。

要藉助已經觀察過的東西來推論未觀察過的東西，還需要有一箇中項——那就是它們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恰好生活在地球毀滅的前一天，那麼根據枚舉法，我們照樣可以推論出“太陽明天會繼續升起”，但現實是它再也升不起來的。

黑格爾發現了經驗主義的歸納法不可靠，所以他在《邏輯學》中建立了一套唯心辯證法。他的辯證思維方式革新了邏輯，但是他的唯心主義出發點卻使哲學陷入了泥潭。羅素一針見血地說：

“（黑格爾的）邏輯實際上等於形而上學”。

“他所謂‘邏輯’的東西，乃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之下研究宇宙的本性，即：這個宇宙的本性僅僅從邏輯的原則中就可以推了出來，至於宇宙就其結構來說，在邏輯上是自身一致的。”

在黑格爾看來，邏輯裡的概念就是現實世界背後的本質世界。“蘋果”的概念外化成了蘋果這種果實，“葡萄”的概念也外化成了葡萄，有多少種概念就可以外化成多少種事物。這又是退回了經院哲學和柏拉圖的思辨遊戲裡，不是先考察“意謂”，而是先考察“意義”。

羅素早年受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後來才他才發現黑格爾的哲學只是“邏輯之應用於現實世界。”並不存在什麼真實的形而上世界，那不過是舊邏輯的產物而已。要改革邏輯，不能沿著黑格爾的方向，而要朝分析哲學的方向來改變。

羅素（1872年-1970年）

邏輯原子論：沒有洞穴外的世界

羅素察覺到新黑格爾主義的神祕方面，因此他便藉助萊布尼茲的數理邏輯來建立新的邏輯學。

如果我們說：

1. “蘇格拉底是有死的”；
2. “瓊斯是惱怒的”；
3. “考勒里斯是喝過毒藥的”。

那麼在這三個命題裡它們的形式是一樣的，都是“xx是xx”，不同的只是成分而已。如果我們調換成分，那麼即使形式不變，命題卻已完全走樣的了，如

1. “蘇格拉底是喝過毒藥的”；
2. “瓊斯是有死的”；
3. “考勒里斯是憤怒的”。

因此，我們應當明白，在邏輯中，形式不是單獨的東西，它只是各成分的結合關係而已。

柏拉圖說“大”和“小”都是單獨的形式，而是形式就是洞穴外的真實世界。但是數理邏輯認為“大”和“小”只是不同事物間的關係而已。當我說“籃球大於足球”時，“大於”並不是一個單獨的東西，而是“籃球”和“足球”的關係。黑格爾的邏輯則更有欺騙性，他把“質”“量”“尺度”“同一”“差異”等形式、關係都當作了單獨的成分。在柏拉圖與黑格爾的哲學裡，現實世界之上還存在一個“大小”“質量”“尺度”等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就好像古希臘神話中，有愛情之神、飲食之神、海神和酒神一樣，現實世界中有多少種事物、多少種關係，就有多少種神。這本質上就是神祕主義的邏輯。

為了對抗神祕主義，羅素提出邏輯要基於原子事實，要依據經驗來提出“這是紅的”、“那是綠的”等原子事實。然後再把這些原子事實組成分子命題。這樣，一個原理就昭然若揭了——邏輯最終是來自於現實生活的。

柏拉圖與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邏輯

哲學與邏輯都來自於現實生活

邏輯不是天生，概念也不是我們從孃胎裡帶來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就揭示了邏輯來自於生活的原理。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和黑格爾的邏輯時說：“他認為現實關係只是一些原理和範疇的化身......這些原理和範疇過去曾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邏輯裡的概念、範疇只是人們生活中各種社會關係、現實關係的產物而已。

馬克思說：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例如《德意志意識形態》說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其實只是世界市場在哲學中的扭曲反應而已。封建社會時期，人們不可能知道“股份制”、“資本”、“計算機”和“網絡”這些範疇是什麼意思，也發明不出這些它們來。當我們跟柏拉圖講“人工智能”時，可能還要廢老大的勁。

這說明生活在不同時期的人，具有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生活每天都在給我們提供新的範疇和原理，當代的哲學家要充分利用這些新成果去創造出符合時代的新思維方式，而不是在故紙堆裡研究古人的那些陳舊思維。哲學的核心就是邏輯，而哲學的創新就是思維方式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