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的建構：“四大發明”如何成為國人常識與民族記憶'

最近“四大發明”的事情有點火，朱言的專業是歷史學，今天就給大家講講“四大發明”究竟是怎麼回事。

“四大發明”首先是一個概念，是一個話語，是人建構起來的，就像“四大名著”、“四大美女”一樣。當然，作為科技史中的實體，這幾個科技突破是確實存在的，科學史家對其的歸納總結就是概念的建構。

首先，我要講清一個事實。“四大發明”這個概念的提出者不是中國人，而是洋人，是去今有點遠的古洋人！

1550年的時候，意大利地區的數學家卡丹（J. Candan，1501-1576）最早說過，磁羅盤、印刷術和火藥這三項發明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

培根

後來，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The New Organon)中，提及了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三種事物”：

認識到各種發現的力量、功用和影響應該對理解問題有幫助。這很明顯地體現在三種事物上，這三種事物古代沒有，雖然它們的起源相當晚近，但它們源自何方，我們並不清楚，而且也很少有人言及其來源。這三種事物就是印刷術，火藥和航海羅盤。實際上，這三種事物在全球範圍內改變了事情的面貌和狀態。印刷術體現在文學上，火藥體現在的戰爭上，航海羅盤體現在航海上。

但是，培根在這裡並沒有說“三大發明”，而只是說“三種事物”，也沒有說它們源於何處，更沒有說起源於中國。

馬克思

再後來，偉大革命導師卡爾·馬克思在其《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一書中對於培根的觀點進了繼承和闡發，那就是在中文簡體閱讀世界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從16世紀的卡丹，到17世紀的培根，再到19世紀的馬克思，歐洲學者一直在講的都是三個事物：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彼時的中國呢？經歷了大明、大清和悲催的晚清，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做什麼呢？沉醉於農業文明的盛世與官僚體制的糜爛，科技在中國是沒有地位的！

衛禮賢

19世紀之後，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為“三大發明”（甚至加上紙的發明）都源於中國。譬如，曾經在中國生活過很多年的德國漢學家衛禮賢就說過：

在宋朝又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由於通商的結果，這些發明也像以前紙和羅盤針的發明一樣傳到西方，為谷騰堡及其他歐洲的印工所採用，而在人類歷史上創立了新紀元。

在19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在西方學術界主流中的概念仍然是“三大發明”，而且大多認為是來源於中國。這個概念一經提出，即得到中國學界和教育界的迴應。處於民族危亡與弱勢中的中國學人，更願意接受這種喚醒古老輝煌的學術觀念，這與晚清以來盛行的“西學中源”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謂指南車

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會把“四大發明”視為當然概念，則是與晚清民國至於共和國的中小學教育有密切關係，而這一切的起點則在民國教科書的編寫。

早在19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傅運森編纂的《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中就記載了“三大發明”，但對其起源的介紹多采信傳說，缺乏科學依據：

中國技術有功世界者三事：一為羅盤。黃帝周公造指南車，為羅盤所自起。唐宋之世，海上貿易極盛，置市舶司於廣杭諸州，華人航海日多，羅盤更為航海之用。二為印版術。三代文字，或刻字竹木，或寫於縑帛，漢時始有紙，然抄錄費工，得書不易，至五代而印版之術試行。三為火藥。我國古來，以弓弩炮石，為射遠之利器，宋時炮仗煙火火藥之屬始盛興，並已用於戰事。此三者旋皆輸入歐洲，遂開歐美今日之文化。

從上述文字的描述風格看，基本信息是來源於歐洲學者所歸納的“三大發明”，而技術源流之縷述則是傳統史書的大而概之風格。至於敘事心態依舊未脫“西學中源”之定式，依舊是“先前闊”的思維模式。

《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

民國初年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涉及“三大發明”的相對較多，而在1920年代，涉及的反而很少。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政權穩定之後，在民族主義教育方針指導下，官私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都頻繁出現“三大發明”的概念。

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此時期教科書編纂者並不關注知識的準確度與科學性，他們更關心的是這些知識對世界的巨大影響，進而說明這是中國的貢獻，民族主義樸素感情戰勝了科學求證的理念。”譬如，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出版於1934年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中說：

然而開發文明的利器，羅盤針、印刷術、火藥，中國人所發明的，都經大食之手，而傳入歐洲。給近世的歐洲以一個大變化。

隨著科學史研究的深入與民族主義主導的深化，到了1930年代中期以後，“四大發明”的概念也開始進入中國教科書體系，參與到國民通識的建構之中。

記載印刷術的文獻

從科技史研究的視角看，中國學者最早明確介紹“四大發明”說的是著名歷史學家向達於1930年在《中學生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印刷術的起源》的文章，在楔子部分翻譯並引用了美國學者卡德的《中國印刷術源流史》中的一段文字：

當文藝復興之初，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均這與近代的創造有很大的影響。其中如紙同印刷術則為宗教改革導其先路，而教育之能普及，這兩者也頗有功勞。此外火藥一來，蕩封建制度為灰燼，開民軍之始基。羅盤入了歐洲，於是發現美洲，歷史的舞臺也因由此歐洲一隅以轉入世界全局。這四大發明，對於近代造福無量，可是考其來源，卻大都傳自中國。

現存最早的教科書文本是1933年陳登原編寫的《陳氏高中本國史》，其中就有“四大發明”的內容：

在近代中華民族似不曾對於世界有所貢獻。然而在過去，確曾建立不少的豐功偉業，即以“四大發明”而論，中國人不知道幫助了多少全人類的忙！紙與印刷，固為近代文明所必需的物件，即軍事上用的火藥，航海時用的羅針，何嘗效力稀小？然而這四者，都是在中國史上發現得最早呢！

四大發明

國民政府的教育行政權力在這個概念推廣上也起到了作用，1940年，國民政府教育總署編審會審定出版的《高小歷史教科書》就以官方教科書的身份宣教了“四大發明”的問題：

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都是促進人類文化的重要工具。經中國首先發明，先後傳入歐洲。公元二世紀初，漢族人蔡倫發明造紙術，於五世紀末，傳入中亞。到八世紀初，中亞被阿拉伯人征服，造紙術就西經非洲的埃及和摩洛哥，傳入歐洲的西班牙，再傳給意大利和法蘭西等國。由抄寫進化到印刷，當以公元六世紀時中國隋文帝敕令雕刻經書為始。十世紀初後唐馮道印刻九經，十一世紀時，宋畢昇造活字版，中國的印刷術己很有進步。十三四世紀時，蒙族勢力西進，印刷術便傳入西方。十五世紀初，德人哥登堡創金屬活字，其後法士脫，昔佛爾加以改良，歐洲印刷事業，也日益精良。

相傳在黃帝時已有指南車的發明，但這並不可靠。發現磁石能以吸鐵，大約在戰國時候。到北宋時，看風水的人和海商，因磁針能夠指南，就用他來測定方向。元時東西大通，磁針便傳入歐洲，意大利人首先應有到航海方面去。北宋時，發明以火藥做煙火，供人娛樂。到南宋時，虞允文利用火藥做成霹靂炮，打敗金兵。元時交通大開，火藥的製法，便也傳入歐洲。歐洲人利用他的射力，打毀了封建的城堡。

李約瑟

看到上述文字，是否覺得非常熟悉？1949年之後，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在對於中國古代文明敘述上，其實很多是繼承了國民政府教育理念，“四大發明”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經過民初至於1940年代，在民族主義主導下，在教育行政當局與教科書編寫者的努力下，“四大發明”終於從一個西方人建構的學術概念變成了中國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教學概念，進而變成國民通識和民族記憶。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我們今天對於“四大發明”的認知是來源於英國人李約瑟，譬如哲學史研究學者鄧曦澤就認為是1943年李約瑟提出了“四大發明”這個概念；而江曉原先生則認為：

從三大發明變成四大發明，最初是來華的耶穌會士艾約瑟，他把造紙放了進去。最大的功勞要歸李約瑟，他大力讚美和強調這四大發明是中國人做出的貢獻。······四大發明通過李約瑟提倡之後，進入了我們的教科書。

“三大發明”變成“四大發明”是西方科技史研究的推進結果，並不能歸結為某一個西方學人；而寫入中國歷史教科書也並非是因為李約瑟的提倡，而是國民黨時期官方民族主義教育路線的推進與民國學界互動之結果。李約瑟日後聲名鵲起，與其在華經歷及政治正確有關，故而產生層累歷史效應，將這一結果歸功於他。

“四大發明”成為國民常識是一種學術與政治合力的結果，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對民眾記憶的機構。事實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習以為常，被認為是當然真理的概念何嘗都不是一種建構出來的產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