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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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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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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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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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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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
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
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
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指導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
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
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
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指導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
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裡，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髮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
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
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就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
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
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
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指導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
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裡，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髮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
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
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就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
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
一些學生進入二流學校是因為他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麼強的動力。
但還有些人來到那裡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
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無法在每堂課上拼盡全力；
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
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和有利於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
或者只是坐在房間裡看很多書或者寫寫文章。
這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後，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他們思考的是大學畢業時要帶著的問題，而不是帶著求職簡歷。
叄 · 孤獨的喪失
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於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的小說《海浪》。小說描繪了一群人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
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很想跟另一個男孩做朋友，他想：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呢？一個也沒有。這裡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遊戲、傳統的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人們感到孤獨。”
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
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麼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著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說：
“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裡完成的。”
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於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彙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
我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麼，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
“請等一下，首先你為什麼需要孤獨？你一個人要做什麼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孤獨能力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
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
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
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指導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
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裡，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髮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
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
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就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
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
一些學生進入二流學校是因為他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麼強的動力。
但還有些人來到那裡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
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無法在每堂課上拼盡全力；
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
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和有利於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
或者只是坐在房間裡看很多書或者寫寫文章。
這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後，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他們思考的是大學畢業時要帶著的問題，而不是帶著求職簡歷。
叄 · 孤獨的喪失
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於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的小說《海浪》。小說描繪了一群人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
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很想跟另一個男孩做朋友，他想：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呢？一個也沒有。這裡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遊戲、傳統的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人們感到孤獨。”
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
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麼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著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說：
“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裡完成的。”
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於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彙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
我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麼，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
“請等一下，首先你為什麼需要孤獨？你一個人要做什麼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孤獨能力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
最近常常有人討論隱私的喪失，但是同樣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結果——孤獨的喪失。
從前指的是你不能總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這麼做；現在是學生能隨時隨地通過電子手段聯繫，要找到對方沒有一點兒困難。但他們的強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讓他們產生深刻的友誼。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我的學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間裡寫論文，卻無法產生心與心的交流。
她可能沒有時間，實際上其他學生告訴我，他們發現同伴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培養親密關係。
當繁忙和社交佔據了孤獨的所有空間後會發生什麼呢？我那天向學生指出，具備反思和回顧的能力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獨。
他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接著有學生似乎有點自我認識的意識，他說：
“你認為我們都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一種人?”
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確實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有時是獨自一人的：孤獨的、懷疑一切的、且堅韌的。
"本文轉自：DE國際商學院
作者 | 威廉·德雷謝維奇
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Deresiewicz）在“Excellent Sheep”中提出了一個有關如何從青春期步入成年的觀點。
他認為，每個人生來都有一副頭腦，但只有通過內省、觀察，把理智與情感結合起來，從經驗中探尋意義，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目標，才能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自我。
他說，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大學時期，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時光，既沒有家庭負擔，也沒有事業上的牽絆。
在這段時間，年輕人可以不顧後果、無拘無束地接觸他人，並向他們學習。這些人包括寫下偉大作品的作家；教人嚴謹治學的教授；還有能夠分享有益成果的同學。
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爾拉（Mark Lilla）的話說，通過這個過程，一名學生能夠發現，“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
但德雷謝維奇稱，在如今的精英學府，多數學生並沒有過這種經歷。他說，大學已經被商業精神同化。它非但沒有成為人生的自由時段，卻變成了加速階段。
學生們忙著跨過履歷競賽的一個個障礙，沒時間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麼。
他們是如此瘋狂地嘗試著一切，卻錯過了能改變人生的際遇。他們唯恐失去任何選項。他們被反覆灌輸的，是對名望的渴望，以及對從事可能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事情的恐懼。
這個體系迫使他們變得優秀，只不過是優秀的綿羊。
哈佛大學傑出的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文章中對德雷謝維奇的觀點做了最全面的迴應。
認為大學的使命是認知上的。年輕人應該知道如何清楚地寫作和用數據進行推理。他們應該習得具體的知識：地球的歷史、人體的工作原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等等。
“選拔學生進入精英學府的過程，並不是對申請者的靈魂的神祕審視，”平克接著說。對學生的選拔應該基於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就是SAT的成績。如果大學錄取了分數最高的孩子，企業錄用了分數最高的應聘者，平克寫道，“當前制度的許多反常之處就會迅速消失。”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大學教育的三個不同目的：
商業目的（為職業發展做準備）
平克所說的認知目的（獲得信息並學會思考）
德雷謝維奇的道德目的（塑造完整的自我）
精英學府十分擅長完成它們的商業使命。它們也相當擅長髮展認知上的使命。
至於塑造完整的自我的那種成長，德雷謝維奇說，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
“常春藤錯位”
我到35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鬍，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
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幹活前，連和他閒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14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裡，笨拙不堪，尷尬不已。
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裡的人說兩句話。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麼問題？
精英教育的優勢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後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係，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
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氾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後、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麼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後你到底能得到什麼，我們整體能得到什麼。
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誇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於種族和民族的範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於這些學校傾向於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
他們願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
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於什麼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麼優秀，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麼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裡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於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並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麼喜歡誇耀新生班級裡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於分析的人。
雖然對於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
人們喜歡誇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並無明顯優勢。
“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於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
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
所以，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徵。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裡，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精英教育的平庸的誘惑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於名牌大學都取決於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後，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
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的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裡、思想的傾向裡，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裡、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裡、每次院長的演講裡。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
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後，才開始明白。
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後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
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後的工作方式。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於官僚機構中的底層。
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後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於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
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係網的自我保護。
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
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麼好，但已經足夠好了。這就很容易讓學生打入平庸的誘惑。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壹 ·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他們為什麼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
但是它關閉了什麼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麼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於貧困邊緣或者喪失尊嚴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得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
我怎麼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麼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麼？我的朋友們該怎麼看待我呢？二十年後同學再相聚，我怎麼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麼？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並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於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後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裡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幹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
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貳 ·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
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裡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麼稀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
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
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
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
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於思考、富於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範圍內的顏色。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聖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當精英大學誇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
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麼指導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湧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
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裡，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髮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於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
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於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
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就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麼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麼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麼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
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
一些學生進入二流學校是因為他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麼強的動力。
但還有些人來到那裡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
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無法在每堂課上拼盡全力；
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
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和有利於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
或者只是坐在房間裡看很多書或者寫寫文章。
這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後，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他們思考的是大學畢業時要帶著的問題，而不是帶著求職簡歷。
叄 · 孤獨的喪失
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於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的小說《海浪》。小說描繪了一群人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
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很想跟另一個男孩做朋友，他想：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呢？一個也沒有。這裡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遊戲、傳統的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人們感到孤獨。”
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
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麼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著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說：
“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裡，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裡完成的。”
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於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彙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
我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麼，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
“請等一下，首先你為什麼需要孤獨？你一個人要做什麼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孤獨能力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
最近常常有人討論隱私的喪失，但是同樣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結果——孤獨的喪失。
從前指的是你不能總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這麼做；現在是學生能隨時隨地通過電子手段聯繫，要找到對方沒有一點兒困難。但他們的強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讓他們產生深刻的友誼。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我的學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間裡寫論文，卻無法產生心與心的交流。
她可能沒有時間，實際上其他學生告訴我，他們發現同伴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培養親密關係。
當繁忙和社交佔據了孤獨的所有空間後會發生什麼呢？我那天向學生指出，具備反思和回顧的能力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獨。
他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接著有學生似乎有點自我認識的意識，他說：
“你認為我們都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一種人?”
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確實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有時是獨自一人的：孤獨的、懷疑一切的、且堅韌的。
產生了約翰·克里和喬治·布什的世界，正在為我們培養下一代領導人。
那些在高中就進修大學課程的學生；大學同時修著雙學位還編輯著3種校園出版物的學生；每個大學或法學院都想要的學生；那些忙得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更不要說思考了的學生……他們將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個機構、甚至一個政府。
他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經驗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眼界很小。
他們需要學會在精英機構裡面，培養孤獨，學會思考，塑造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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