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石窟，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公元5世紀造像的高峰，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名錄。
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流傳著“雲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說法。而近日，雲岡石窟迎來新的學術高峰——雲岡人用7年時間，櫛風沐雨，用腳步丈量，用鏡頭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舉推出20卷本60萬字的煌煌大書《雲岡石窟全集》。相較於日本學者的研究，這部大書的視野更加開闊，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發現，填補了雲岡石窟研究若干歷史空白，成為“雲岡學”新的里程碑，一個有著歷史意義的民族“爭氣工程”。
對山西乃至全國來說，《雲岡石窟全集》的面世，是2019年一個文化事件。為什麼要用長達7年的時間編撰一部書？這部大書誕生的歷史背景是什麼？編撰這部全集經歷了哪些艱辛故事？山西晚報記者走進雲岡，瞭解這部大書誕生的前後過程。本期採訪的是雲岡發展和《雲岡石窟全集》出版的兩名見證者：丁銳和楊志文。
《雲岡石窟全集》的問世，不僅僅是雲岡研究的“爭氣工程”，更映射出雲岡人勵精圖治、艱苦創新的奮鬥之路。今天的兩位主人公，雖不是雲岡人，卻見證了雲岡石窟這部大書“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更是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在雲岡工作近18年的觀察者和見證者。無疑，在這套全集出爐時，他們也想把內心中最想說的話，表達給更多的人聽。
丁銳：雲岡迎來新的發展里程碑
對大同人而言，雲岡石窟是傳奇，也是一份驕傲，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記憶。從上世紀60年代起，丁銳就與雲岡石窟結下了不解之緣，親眼目睹了雲岡石窟的維修、保護、申遺、擴建等一系列變遷。如今再看雲岡，新的景觀、新的文化、新的水準，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山西晚報記者在採訪過程中，他屢屢表達驚歎之情並直言，“對於這份文化遺產，雲岡不但守住了，而且傳承發展得更好！這中間，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張焯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丁銳與張焯認識是在1988年9月。當時，大同市政府辦公廳接收了一位碩士研究生，天津師範大學畢業，專業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他就是張焯，“那時的碩士生很少，大同市級機關獨此一苗，屬於鳳毛麟角。”丁銳說。
當時的丁銳，是大同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專管人事，“在大同市政府，張焯一干就是十年，主要從事綜合文字寫作，他文章寫得非常好。2002年4月，他從大同市紀檢委調任雲岡石窟研究所當副所長，短短四年，就編撰出版了《雲岡石窟編年史》，首次理清了雲岡石窟的歷史脈絡，一鳴驚人。”
2008年春，大同市政府啟動了雲岡石窟大景區建設工程，雲岡石窟周邊環境煥然一新，景區面積達到2.3平方公里，遊覽區域較以前擴大了十倍，重現了北魏“山堂水殿”的勝景，雲岡石窟由單一景點升級為一個功能齊全的綜合性大景區。在丁銳眼裡，包括這次建設在內，雲岡在1949年後經歷了4次重要發展節點：1973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參觀雲岡時提出的三年維修，2001年雲岡石窟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進行的環境整治，以及2008年開始的雲岡大景區建設，“大景區建設中，張焯曾參與其中出謀劃策，保障開放，應對責難，是當時‘挨板子’最多的人之一。而第四個重要發展的節點，我認為，以雲岡的綠色發展和這部《雲岡石窟全集》為標誌，張焯開了個好頭。”
雲岡景區變美了，但張焯並未止步，丁銳說，“我記得張焯說過一句話，特別打動人，政府投巨資建設了一流的基礎設施，為我們蓋起了房子，難道室內裝修、庭院園藝，還要指望別人嗎？我們雲岡人如果只會坐享其成、無所作為，那就是不稱職，上愧祖先，下愧百姓，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如今，雲岡景區構建起文化研究和旅遊發展共生共融共促的多元發展新格局，過去單純參窟觀佛、遊客只逗留一個多小時的雲岡之旅已經徹底改變。其實，最讓丁銳感懷的，不僅僅是雲岡外在的變化，還有云岡石窟的“創造力”，“雲岡石窟裡，到處是綠色發展的成功事例。張焯把農村的舊石條、碾盤、碌碡石、拴馬樁，工廠煤礦的廢鋼鐵、舊枕木，古城護城河掘出的下水管，雲岡窟簷工程剩餘的廢木材等，創新制作出各式各類園林景觀小品，變廢為寶，留存記憶，處處有景，處處精彩，開創出一條與眾不同的景區建設之路。”因為把保護文物與保護環境相融合，創造了世界文化遺產領域生態環保的中國範例，張焯被評選為2016-2017綠色中國年度人物。
在不斷完善雲岡景區硬件建設的同時，張焯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文物的保護、研究方面。“尤其是《雲岡石窟全集》的出版，體現了包括張焯在內的所有云岡人，對這座千年石窟的無限摯愛和執著。這套學術著作，凝聚了張焯等雲岡人七年的心血，更實現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學者的民族爭氣之夢，終結了‘雲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百年學術之憾，標誌著雲岡學走向成熟。雲岡石窟在張焯帶領下，已經跨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丁銳說。
作為張焯一路走來的見證者，丁銳非常動情地做了總結，“許多人眼裡，張焯是一個想幹事、會幹事、能幹成事的人。對於名利，他淡漠得多，一頭扎進雲岡就是18年。他孜孜以求的是雲岡學的創建、雲岡大景區的提升，以及作為一名大同人要為大同作貢獻的良知。在任何成績面前，張焯沒有沾沾自喜，他設想的是以雲岡石窟為核心，串聯雲岡峪沿線青磁窯、魯班窯、吳官屯、焦山寺等石窟，乃至古戍堡、古窯址、舊村落和煤礦遺址等，構築中國北方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集群，推動建設與右玉西口文化、內蒙古昭君文化相銜接的邊塞歷史文化長廊。我相信，這一宏偉藍圖終有一天會成為現實！我為雲岡人喝彩！”
楊志文:把專業變事業，是最好的正業
楊志文，曾在政府部門與張焯共事多年。《雲岡石窟全集》出版後，張焯第一時間和這位亦師亦友的夥伴交流，楊志文除了高興外，更多的是感念於張焯的堅持。楊志文說：“人們常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把興趣變為愛好，把愛好變為專業，把專業變為事業，也許就是最好的正業。人的一生能做自己喜愛的事很難，張焯是幸運的。”
張焯過去在政府部門工作時，雖然負責撰寫各種材料，但在他的案頭，始終擺放著《魏書》《通鑑》之類的史書，“我只當他是學歷史的，不願丟掉專業，但當時總覺得他有不謀正業的感覺。”楊志文笑著說，他沒想到張焯“憋”著大招，直到多年後《雲岡石窟編年史》一書的出版，才明白了這位好友的毅力、艱辛和堅守。
王國維先生曾用辛棄疾的《青玉案》詞中“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來比喻做學問的第三重境界。意思就是在繁華落盡之後，背後的堅守與寂寞、苦悶與歡喜、忍耐與孤獨、失落與惆悵，是相伴的，必不可少的。即便如此，也不一定真能見到“那人”。在楊志文看來，張焯心中的“那人”，便是雲岡石窟，“他不僅在尋找，而且是幾十年來‘尋他千百度’。一旦尋得，便如尋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一樣，愛得死去活來，昏天黑地，不管不顧。
“張焯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也是一個認準的事兒九頭牛也拉不回來、不怕困難、堅韌不拔的人，這是他的性格。”正如楊志文說的那樣，張焯在雲岡工作的這些年，沿著西北絲綢之路，到新疆、敦煌、麥積山等地考察，尋找雲岡藝術的源頭；查資料、找文獻，苦苦鑽研，於是便有了具有很高的開拓價值，代表新一代雲岡人學術高度的一篇篇論文，此次《雲岡石窟全集》更是張焯的“甩帽子”工程，就是要把“雲岡石窟在中國，研究在日本”這頂沉重的帽子甩掉。
提起張焯的這七年，楊志文表示，既苦又快樂。因為心中有了“那人”，便有了壓力和動力，才能七年如一日，利用現代技術，全方位、大角度、無死角的圖像拍攝與測繪雲岡，參考古今中外多領域的專業著作，開始了雲岡總論與分論的撰寫工作；不放過一個細節，不放過一個洞窟，不放過每一張圖版，不放過每一篇文章，力求完美，做到更全面、更細緻、更具有學術水準。“今天，《雲岡石窟全集》20卷終於出版了，改變了以往黑白色、選美式的攝影方式，採用了高精度的測繪手段，增加了日本大本書遺漏的眾多中小洞窟圖片，提出了大量全新的佛教歷史與石窟藝術觀點。我想，這便是超越。我雖心疼張焯這位摯友每天忙碌不停，但更多的是為他高興，為雲岡驕傲！”
山西晚報記者 孫軼瓊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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